如果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元明二朝的台阁文学创作，它们之间的确存有内在一致之处，起码它们均以理学作为其价值观念的核心，以雍容平和作为其体貌特征，以教化实用作为其创作目的。但这显然是在忽略了元明易代之际的复杂情况后，所做出的一种简单化处理。如果仅仅将台阁文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进行概括的话，如此做法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出发，对于各历史阶段的文学观念进行过程性与立体化观照的话，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就元明台阁文学思想的实际情况看，有两点必须拈出重新加以讨论。一是元代与明代前期的文坛对于台阁文学的价值判断并不完全一致。元代文坛无论是台阁作家还是山林作家，都没有对山林文学与台阁文学做出完全肯定或否定性的评价，一般都是台阁与山林兼顾的，也就是说呈现了一种台阁与山林共存的文学观念形态。只有在入明之后，价值判断的天平才向着台阁文学一端倾斜，山林文学遂成为一种被轻视贬低的批评对象。二是元明之际的台阁文学观念与永乐之后台阁体的内涵与特征并不完全相同。元明之际的台阁文学以“鸣盛”为核心，追求昂扬盛大的体貌是其共同目标，永乐、宣德时期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则是以“教化”为核心，以雍容平和的体貌为其审美理想。关于这两点，以前的文学史研究或语焉而不详，或存在种种的误解偏差，因而在此需要重新加以讨论并揭示其复杂的历史原因。
一
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台阁与山林是涵盖相当广泛的一对概念，明代的台阁体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段落而已。从其生成时期看，只有与山林相对应，台阁的特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否则不足以显示其完整的意义。宋代吴处厚明确提出了山林与台阁两分的提法：“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1］由此可知，正式提出山林与台阁之文并进行了体貌描述的是在宋代，而且是与士人的仕隐状态联系在一起予以表述的。换言之，山林与台阁无论是论人还是论文，都是在两两对应的语境中展开的，而明代前期所流行的台阁体仅偏于台阁一方的倾斜状态并不是其理想表达。
就元代文坛的实际情况看，公然否定山林或台阁文学的言论几乎很少见到，哪怕是那些典型的台阁文臣，只要谈及诗文创作，一般也都是台阁与山林兼顾。黄溍作为台阁重臣，他在《云蓬集序》中如此评论台阁与山林之文：“予闻昔人论文，有朝廷台阁、山林草野之分，所处不同，则所施亦异。夫二者，岂有优劣哉？今四方学者第见尊官显人摛章缋句婉美丰缛，遂悉意慕效之，故形于言者，类多有其文而无其实。君既高蹈物表，不蕲当世之誉，凡有托以见其志者，非身之所历，则耳目之所接，未尝侈大其说而求以为奇。君之于文，可谓有其实者也。”［2］黄溍承认山林与台阁文学是有差异的，但却不认为存在优劣之分。其判断的标准乃是是否为身之所历而“有其实”。他认为如果山林文学能够写“身之所历”与“耳目之所接”，比那些“有其文而无其实”的假台阁文学更有价值。
黄溍以此标准论山林文学，也同样以此标准论台阁文学，其《致用斋诗集序》论周伯琦之诗作：“见其摹写之工，人情物理难状之景，历历如指诸掌，言皆有实而非徒作也。”伯温为周伯琦的字，他曾在元末任翰林直学士兼经筵官。作者认为他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原因就是其既有早年广事游历的丰富经历与身处朝廷的实际经验，所以才能做到：“凡形于言者，无非身之所履，境与神会，而讬于咏歌，以发其胸中之趣。是故不待巧为刻饰，而文采自然可观。彼屑屑焉掇拾于零编碎简之中，而张为虚辞者，未易以语此也。”［3］黄溍在此依然强调的是阅历与写实，与此种写实之诗相对立的并非山林之作，而是“掇拾于零编碎简之中，而张为虚辞”的假台阁之文。因此，台阁之文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写作的，倘若缺乏此种经历而勉强为之，必然会造成“张为虚辞”的结果。其《金台集题词》说：“今之言诗者，大抵祖玉溪而宗杨、刘。殊不思杨、刘诸公皆侍从近臣，凡所以铺张太平之盛者，直写其所见云尔。江湖之士置身风月寂寥之乡，而欲于暗中摸索以追逐之，用心亦良苦矣。”［4］由于该文是为廼贤诗集所作题跋，所以他没有直接否定江湖之士作台阁之诗的权利，只用了“用心亦良苦矣”的含蓄说法。他的意思是，廼贤尽管没有为官台阁之经验，却有如此之经历：“久留京师，出入于英俊之林，而习闻于朝廷之典礼，台阁之仪章，至于众大之区，纷华侈靡、宏丽可喜之观，亦有以开阔其心目。”所以才能做到：“故其形于咏歌，言必发乎情，辞必称乎事，不规规焉务为刻雕藻饰，以追逐乎前人，而自不能不与之合也。”假如没有廼贤这样的京师经历而始终处于“风月寂寥之乡”，那么勉强去作台阁之诗，则无疑只能用“刻雕藻饰”的方式去追逐前人，也就失去了其“言必发乎情，辞必称于事”的写实效果。从黄溍的论述里，不难发现其台阁文学观的内涵。除了义理之正，文辞得体这些共同性之外，他尤其强调阅历与创作的关系，强调合乎事实的写实倾向，这种写实包括了抒发情感之真与反映事物之实两个方面。这不仅是黄溍一人的主张，也体现了元代台阁文学讲究实用的共同倾向，由此与明代前中期所流行的台阁体观念明确区分开来。
黄溍在此强调台阁经历的目的在于说明现实经验对于创作的必要性，而并非对山林文学的轻视与否定。在其眼中，山林与台阁之文不分优劣却各有特点，山林之作自有其内涵。其《得静斋诗集序》曰：
天台许具瞻，以其先君子得静先生诗集若干卷示予，求序于篇首。夫诗固不待序而传，先生之高怀雅致，出于言语文字之外者，可无传乎？先生学成行修，世莫能知而用之，于是浩然长往，穷居独游，而啸歌偃息于云林之下，安常处顺，乐圣贤之道，以忘其老，而优游以卒岁，襟怀之夷旷，概可想见。故其为言，清高而不失乎迂，平实而不近乎俚，大篇短章，无非寓其胸中之真趣。惟不与世接，而外物不能撄其心，是以言皆发乎情，而无所苟也。世之言诗者，方务追时好以取名誉，矫情饰貌而夸其肥皮厚肉，谓非山林枯槁之所及，其不能知先生，何足怪乎？［5］
许具瞻为何许人今已不可得知，《得静斋诗集》也难以再知其具体内容，但黄溍序文对山林诗所表达的认识与判断依然清晰可见。山林诗最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胸襟之开阔与境界之高尚，也就是序文中所言得静先生之“安常处顺，以乐圣贤之道”。只要拥有了如此的人格境界，那么自然地写出其“胸中之真趣”，便可做到“清高而不失乎迂，平实而不近乎俚”，在此，“清高”指其诗境，“平实”指其体貌。山林之士的长处在于“外物不能撄其心”，从而保持了自我人格之独立与审美趣味之纯粹；山林之诗的长处在于能够做到“皆发乎情”而无所苟且，从而展现其浩然不群之品格与“襟怀夷旷”之真趣。这便是山林诗的特征，也是其与台阁诗的差异所在。因为从行道与守道的关系看，行道不免要与官场世俗打交道，也就很难保持人格的独立，只有远离官场而与山水为友，才能保持自我之独立与心底之纯净。赵孟頫曾经在《罪出》诗中对此做出过形象的表述：“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一旦踏入官场，则“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6］。任何人只要踏入官场，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为礼法所拘束，而且元代文人还必须面对元蒙贵族的歧视与挤压，则人格之扭曲与心灵之委屈即在所难免。
黄溍作为在官场台阁混迹多年的江南文人，对此当然深有会心。他在《山中集序》中对隐居高士胡师古的品格风度与诗歌成就深表赞叹，言其诗“思致高绝，步骤深稳”，然后转而自我检讨：“顾予方随俗浮沉，强出其芜陋以应时人之须，不能无违绳墨，舍规矩而狥其所欲。回睨师古夐焉独立万物之表，不知相去尚隔几尘！”［7］胡师古乃是其乡中前辈，序中对其表示仰慕之情或许有客套成分，自贬之词当然也有自谦之意。但他在《跋袁静春杂诗》一文中，则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赞美之意：“先生落拓不羁，放情物表，肆笔成章，皆直写其胸中之奇。春江静波，秋山峻峰，不足为喻也。吾侪碌碌，从俗浮沉，与先生相去远甚，而欲强加品评，正如盲人说象，知其鼻谓象如杵，知其牙谓象如芦菔根，一语不契，便成聚讼，岂不发先生泉下一哂也哉！”［8］如此笔法，很符合题跋体貌，言简意赅，余韵悠长，同时也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
从以上黄溍的相关论述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他对山林之诗的特点是有深入体认并有赞美之意的，二是山林之诗是有超出台阁之诗之处的。正如当时另一位台阁文人欧阳玄在《月楼上人诗序》中所指出的：“士大夫非无能赋之才，进有叹老嗟卑之心，退有啼饥号寒之累，其不尔，又有怀禄固宠之思，忧谗畏讥之虑，昏浊其神志，凋落其精华，求其嗜欲浅而天机深，与山间林下之高士角一日之长，则亦难矣。”［9］当然，无论是黄溍还是欧阳玄，都丝毫没有肯定山林诗而否定台阁诗的意思，欧阳玄所说的所谓“士大夫”乃是官场中的俗士，而并非那些坚守义理而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之士。他们的理想也许就像黄溍在《隆山牟先生文集序》中称赞其所欣赏的前辈文人牟应龙的那样：“昔之善为品评者，谓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先生盖兼之矣。”［10］如果能够台阁与山林兼而有之，那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不能二者兼善，那也应该各自遵守其创作法则与体貌。总之，在元代的主流文学批评话语中，对于台阁与山林文学不加轩轾乃是其基本观念，此一点与明代台阁体的独霸文坛是完全不同的。
二
元代文坛之所以形成台阁与山林共尊的文学观念，是与其作者群体的构成状况紧密相关的。在元代文人出仕以行道与归隐以守道的人生模式中，二者常常是很难分开的。首先是元代文人的人生遭遇尽管复杂而多样，但最终归隐山林的文人依然占据了绝大多数，构成了元代文人的主体，他们的教授乡里、漫游山水、雅集吟诗、鉴赏书画等等，乃是元代文人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使得那些身居朝廷台阁的文人无法不与之发生关联，更无法不受到其文学观念与艺术趣味的影响。其次是许多文人都有漫游大都以求出仕而最终归隐的经历，这使得他们经常徘徊于台阁与山林之间，从而同时接触到山林与台阁的两种生活内容与文学方式，也就构建其山林与台阁共尊的文学观念。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元代那些著名的台阁文人在朝廷供职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的挫折与烦恼，从而时时萌生归隐山林的强烈愿望，而且就其实际生活与创作看，也的确大多具有山林隐逸的经历与内容，如此则他们当然无法对山林文学采取拒斥的态度。上述三点又与元代的南北观念融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元代文学的整体语境。
元明之际的文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说：“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致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见于伪诏之所云也。”［11］叶子奇本来与宋濂、刘基一样都是元末明初的著名文人，但因命运不幸而在明初被朝廷下狱，该书即作于狱中。叶子奇的话当然不能代替历史的全面研究与判断，但他引用了所谓“伪诏”（实则为红巾军反元之口号）中“贫极江南，富称塞北”作为证据，还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因为如果不是当时江南多数文人之共识，元末的暴动武装不可能借此制造舆论以鼓动人心。无独有偶，孔齐在《至正直记》中也记载说：“豫章揭翰林曼硕题雁图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12］叶子奇与孔齐均为元明之际的文人，他们即使不能代表当时所有文人的感受，起码也体现当时多数人的历史认知。在此更为重要的是，将此二人的叙述内容可以概括为一种有关于台阁与山林的关系称谓，即台阁与江南的两分。因为元代中后期的台阁重臣如袁桷、虞集、揭奚斯、黄溍、柳贯、危素等人，均系东南一带的文人，也就是通常所指之江南地域。这些文人当然都是受到朝廷重视而跻身台阁翰林的幸运者，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江南家乡才是其最终归依之处与心灵向往之地，而朝廷只不过是他们供职的场所与求取功名的机构。一旦他们遭受挫折与委屈，首先想到的便是归隐江南。因而，江南情结成为这些人的共同心态。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虞集，他曾写下了那首广为传诵的《风入松》词作：“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试朝衫。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银字泥缄? 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13］每当虞集做官不如意或者身体欠佳时，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回到那朝思暮想的“杏花春雨江南”，以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江南意象。据有人统计：“在虞集的 1563 首诗歌中，包括诗题、诗序中的‘江南’一词出现了 37 次，江南的同义词‘泽国’、‘南国’、‘江国’等词出现了 12 次。”［14］如此高密度的词语呈现，称其为江南情结或江南意象当不为过；而隐含在江南情结背后的，则显然是归隐意识与山林情怀。
不仅虞集有如此情结，其他台阁文人也有相同的表述。袁桷《舟中得功远琼花露戏成三绝》曰：“琼花瑞露十分清，客里相看眼倍明。自是江南春色好，错教骑马到京城。”［15］赵孟頫《和黄景杜雪中即事》曰：“君说江南苦未归，香橙新酒蟹螯肥。何当与子扁舟去，共挽清溪浣客衣。”［16］揭奚斯《晓出顺承门有怀太虚》亦曰：“步出城南门，怅望江南路。前日风雨中，故人从此去。”［17］如果翻检元代台阁文人的别集，当会发现更多的咏怀江南之诗作，以上所引只不过是略举数例而已，但也足以说明这些台阁重臣浓厚的江南情结，而这江南情结正体现了他们的山林观念与隐逸情怀。当然，元代的南北关系中不仅体现着差异与对峙，同时也体现着交往与融合，为此有人专门撰写了有关“北人作南风”和“南人作北风”的具体考察文字［18］。然而，在这些文人的心灵深处，始终萦绕着挥之不去的江南情结也确为历史事实。比如台阁文人柳贯，他也曾跟随朝廷北行并写作上京纪行诗，但其真实心理却并非全是见到北国风光时的惊奇与赞叹。其《题北还诸诗卷后》曰：
贯念归既切，方次前诗卷轴间，留为山中故实。属被命考试进士上京，抵冒寒冱，千里驿行，风凌雪厉，志念艰窘。回想旧游，盖不啻鼎鱼之思沫而蓼虫之语甘也。间谂之翰林修撰杨君廷镇，以为苏、李后，上下数千年诗人赋客未必能以此时深涉此土，今吾徒驱驰使事，单操寸管，以分刌铢黍于经术词艺之间，非皇灵广被，文轨混同，亦安能自与于斯哉？故鞭疲曳之余，窃为诗一二以赋物写景，然抒吾怀之耿耿而闵吾生之孑孑，情在其中矣。传曰：“声成文，谓之音。”若声与文，则吾不知之矣。泰定元年正月十一日，自题。［19］
柳贯的这篇自跋情感相当复杂。在去上京主持科举考试的途中，他照例也写了许多文人都曾创作过的上京诗，他面对严寒艰辛的旅途，可谓悲喜之情兼具。一方面他感受到“抵冒寒冱，千里驿行，风凌雪厉，志念艰窘”的旅途劳顿，自然想起昔日江南的惬意漫游，从而有了“鼎鱼之思沫而蓼虫之语甘”的无限向往之情。另一方面，他又用翰林修撰杨廷镇的体会来安慰自己，自从汉代的苏武、李陵具有深入漠北的经历后，再也没有诗人赋客抵达过此地。如今元朝一统天下，“文轨混同”，终于有了上京主持科考的机会，也实在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念及于此，便在旅途疲惫之余动笔写诗抒怀。诗中所记当然少不了引起他奇异感受的北方景色风物，但烦躁的心情与孤独的感觉也会情不自禁地流露于诗作之中。这种诗作到底算是格调奇异的“南人作北音”呢，还是南方文人江南情结的不自觉显现呢?其实，连柳贯本人也说不清楚，先儒说“声成文，谓之音”，可是自己的诗算是何种音呢，“吾不知之矣”，从中不难感受到他迷茫而复杂的思绪。其实，这不应该仅仅是柳贯一人之感受，亦当为与其相类似江南台阁文人之共同心理情结。
当柳贯离开朝廷之后，其心情顿时开朗起来，连诗歌情调亦为之一变。其《自题钟陵稿后》曰：“余寄钟陵三年，无吏议之恇怯，有拙者之逍遥，每情至景会，往往讬之吟讽，以自识其窃禄之幸。随其所得，辄亦次之稿卷，揆诸风人之优柔，赋客之微婉，岂能希其千一哉！”从文中语气看，《钟陵稿》应是柳贯在江西儒学提举卸任后，寄寓江西钟陵时所作诗歌的结集。尽管序文中也有“自识其窃禄之幸”的门面话，但其诗作应该是接近于山林诗体貌的，因为文中提及另一位台阁作家危素前来向其请教，要将《钟陵稿》抄录回去以供摹习，柳贯自己概括其诗作特点说：“余之诗，出于余心，宣于余口，无隽味以悦人，无鸿声以惊俗，上不足以启乎古，下不足以贻诸今，不过如嵇康之听锻，阮孚之著屐，以足吾之所好而已。”［20］“出于余心，宣于余口”，这自然没有违背台阁作家“写其实”的创作原则。然而，就其“嵇康之听锻，阮孚之著屐”的自然适意之创作目的看，此种“足吾之所好”的特点已经全然是山林诗人的习性了。正如其文章结尾所言：“余山中人，旦夕受代东归，以是诗置诸山中，则其林猿野鹤其将有以亮之矣。”从柳贯、黄溍的创作实际看，其古文多台阁实用之作，而少数题跋序记也颇富悠长隽永之味；其诗作虽有一些应酬颂美之篇，但多为咏怀写景之作，代表了元代台阁作家诗文体貌的典型特征。
台阁文人危素则更具代表性，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的诗与文始终是分开编辑的，文集称《说学斋稿》（又名《危太朴文集》），诗集则名《云林集》，从中不难看出其台阁与山林两分的创作观念。柳贯有《自赞画像》，恰好概括了江南文人壮而台阁、老归山林的创作特征：“好学而莫或致之，望道而未之见也。壮而漫仕，初何与乎尊荣；老而归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贫贱也？若乃企卒岁之优游，服终身之静俭，则拄笏而看山，饮水而著书，尚庶几可以傲兀夫无穷之世变也。”［21］他的确曾出仕为官，也一生问道好学，但又始终抱有那份山水情怀，“拄笏而看山，饮水而著书”，是他最为得意、也最为鲜明地展示了其台阁而兼山林的身份与形象。贡师泰也在《黄学士文集序》中论黄溍之创作曰：“先生之文章，刮劘澡雪，如明珠白璧，藉之缫绮，读者但见其光莹而含蓄，华缛而粹温，令人爱玩叹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用心之苦也。故其见诸朝廷简册之记载，山林泉石之咏歌，无不各得其体而极其趣，以自成一家之言。”［22］在贡师泰眼中，黄溍诗文最大的好处便是：“见诸朝廷简册之记载，山林泉石之咏歌，无不各得其体而极其趣。”也就是朝廷台阁之文与山林泉石之文都能够各合乎其体貌而体现其志趣，从而成为屹立文坛的著名作家。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元代的台阁体何以始终会与山林并行，元代文人何以会没有尊台阁而贬山林的文学观念。在一个山林之士遍地而台阁文人又始终脱离不了山林之想的时代，台阁文学的观念永远不可能形成一统天下的独霸文坛局面。
三
论及元明之际台阁文学与山林文学的转换，就不仅需要明了元代文坛山林与台阁的共尊意识，更要考察台阁与山林文学之间的互动状况。在元明易代之后，许多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由山林走向新朝的台阁或各级政府衙门，他们如何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又需要怎样的知识储备，这些都是必须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在此一过程中，难免有很多文人学非所用，被朝廷安排在自己并不熟悉甚至极不适应的官位上，从而造成形劳心疲的不堪境地，并因此获罪或遭贬。但也有许多重要文人能够迅速转换角色而进入朝廷的核心位置，不仅做事得心应手，而且成为新朝的台阁重臣。其中有些文人属于元蒙旧臣而入新朝者，如危素、张以宁等，他们的角色并未改变，从事新朝的台阁文学创作自然是驾轻就熟。但从历史事实看，他们并未处于新朝台阁文学的领袖地位。反倒是像陶安、宋濂、王袆、胡翰、刘基等原来身处山林草野的文人成为新朝的台阁核心人物。其实，这些山林之士之所以能够迅速转换自己的角色绝非偶然，因为他们在元代早已进行了相关知识储备与文学训练，从而为新朝的建立做了充分准备。比如宋濂，在元末已经得到许多台阁重臣的充分肯定，欧阳玄在《潜溪后集序》中说：“予在翰林也久，海内之文无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鲜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岂不能黼黻一代乎？”［23］那么，欧阳玄何以会认定宋濂能够胜任黼黻一代的台阁文学之责呢？对此，时人孔克仁在《潜溪后集序》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
元气流行于天地间，其英华纯粹，钟之于人，必卓为绝出之才。苟不施于政事，以畅其美，则假文章以鸣天下之盛，非立言学古者，孰能之哉？金华宋景濂先生，醇乎儒者也，经、史、子、集，无不贯通，举其辞义，如河流滂沛，不待疏决，自无雍滞。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自得肯綮之妙。其作为文章，法度森严，无冗长语，温润者又如玉产蓝田，粹然不见其瑕疵也。莹洁者又如珠孕合浦，灿然不睹其椭洼也。舂容典重者又如金钟大镛，动中吕律，皦然不闻其乱杂之声也。故乡先生柳公道传称其雄浑可爱，黄公晋卿许其温雅俊逸，莆田陈公众仲亦谓辞韵风裁类夫柳、黄二公，庐陵欧阳公玄亦谓神思气韵，飘逸而沉雄。嗟夫！先生之文，经四公品题之重，可谓无余韵矣。［24］
无论是就其经、史、子、集的知识结构，还是法度森严、舂容典重、温雅俊逸与飘逸沉雄的诗文体貌，都是台阁文学的典型特征。由此序文可知，一是宋濂之文已被诸位台阁大臣引为同调，说明其内容与笔法已具备台阁文学之特点；二是经过众位台阁大臣之推许，宋濂的文名在元末已经蜚声文坛。元顺帝至正九年，朝廷下诏书聘任宋濂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其同门好友王袆《宋太史传》记曰：“至正中，用大臣荐，擢将仕佐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自布衣入史馆为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选，而景濂素不嗜仕进，固辞避不肯就。”［25］在此，宋濂辞去征聘而不肯就职的原因暂不讨论，关键是朝廷何以会征聘一介布衣的宋濂直接入翰林国史院为编修官，这其中自然有黄溍、柳贯等师辈的推举及欧阳玄等人的褒扬，但宋濂也肯定具备担任翰林编修官的能力与条件。
宋濂不仅具有台阁文人的能力与素质，同时更有山林之士的品格与兴趣，他早期的文名似乎更偏重于诗歌词赋，吴莱在《与宋景濂书》中曾说：“大抵景濂之文，韵语为最盛。”［26］陈樵也在《答宋景濂书》中说：“阅家传，知景濂看《史记》《汉书》精熟，不止辞赋瞻丽而已，但不知散文为何如？”［27］可见宋濂的“韵语为最盛”“辞赋瞻丽”是师友间对他的早期共同评价，而其应用文体的写作则是后来的努力结果。由于宋濂元末所编《潜溪集》《潜溪后集》已是其删削后的结集，难以知晓其元代诗文的创作全貌。比如他始终没有将自己元末诗歌作品编入别集，而是另编诗集《萝山集》，但在国内早已失传，直到本世纪才有人在日本发现复印回来［28］，最后被黄灵庚编入新出版的《宋濂全集》中，由此人们才相信其诗学水平之高并非溢美之词。当然，宋濂也有一些台阁文章因某些特殊原因而未收能入《宋学士文集》中，比如他为郑介夫《太平策》所作的题跋《〈太平策〉后题》曰：
大德中，三衢郑以吾宿卫禁中，览时政有所缺遗，疏《太平策》一纲二十目上之。上嘉其忠，特命以吾为雷阳教授。濂每取而读之，未尝不仰叹成庙之德之盛也。隋文帝时，河汾王通非不以《太平十二策》奏之，文帝不能用，通遂东归，续六经以传学者。呜！，以吾之贤，未必能有过于通也，上犹采其言而用之，使通生于今日，则其道必将大行于时，六经有不必续矣！由是论之，不惟成庙之圣，非隋文帝仿佛万一，亦可以见士之遇合，苟当明时，虽小善必录，若值猜暴之主，纵大贤亦有所不容。道之所系于时者，夫岂人力之可为也哉？澧阳张君逢喜诵以吾之策，尝手录之，且请濂识之，于是不辞而题其后。重纪至元元年六月十九日濂题。［29］
元顺帝至元元年（1264）宋濂26岁，应该说他还缺乏足够的人生阅历与政治经验，但台阁文章已经仿作的有模有样。他认为通过郑介夫上《太平策》而被朝廷嘉纳之事，说明他遭逢了元成宗“虽小善而必录”之“明时”，同时还拿王通献策于隋文帝的例子作比，以证明王通如果生于今日，“则其道必将大行于时，六经有不必续矣”。其实，郑介夫早已说过，他的献策结果是：“而乃视为迂疏不切之论，为泛常虚调之行，外示容纳，内怀猜忌，展转数月，竟成文具。”岂有“采其言而用之”的实际效果？如果说献策效果还可以含糊其辞的应付一下，那么作为儒生的宋濂，应该知道因献策而获雷阳教授非但不是什么奖誉，反倒可能是一种间接的惩戒。因为在元代政权结构中，“教授”大约是既无权力又无利益的最低级别的虚职了。后来随着对现实认识的加深，宋濂本人连翰林编修的职位都拒绝接受，他理应深切感受到郑介夫的失望程度了。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定不把这样的虚美文字收入其别集之中。但由此说明他的台阁文体的训练模仿早在其青年时期即已开始，并已具备相当水准。翻开现存的《潜溪集》，开篇就是“国朝名臣序颂”22篇［30］，加上其他颂赞，共有27篇之多，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元代台阁作家的颂体文之数量。正是宋濂具有如此的台阁文章训练与水准，黄溍、柳贯、陈旅与欧阳玄才会将其向朝廷予以郑重推荐，他也才能够在入明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为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的诗文成就在元明之际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但其学文的过程与内容应该不是溢出历史环境的特例。这其中既有其乡里前辈师友如黄溍、柳贯、吴莱等人的启迪教诲，也有浙东文史传统的影响，更与当时的朝廷政策及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元代自延祐年间重开科举以后，鼓舞起了文人入仕的热情，尤其是文化较为发达的江浙一带，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而积极进行各方面的知识准备与文字训练，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元明之际的文人吕良佐《应奎文会自序》曾具体记载了此种情况：
国朝设科取士，以明经及古赋、诏、诰、表、策，兼其才者亦难矣。……良佐生文明时，窃慕乡举里选之盛，辄于大比之隙，创立应奎文会。邑大夫唐公世英、张公彦英明劝于上，移以公牒，聘海内知名士主文评者会稽杨公廉夫，公又举同评者云间陆公宅之。东南之士以文投者七百余卷，中程者四十卷。盖杨公蚤登高科，其文力追西汉、盛唐之作，而山林学者无不欲列名于其门，故视他会为独盛。不然，士之怀奇负气，不可以爵禄诱者，甘于自闭其学，况铢金尺币所能致哉？今所选高者，经正而文，赋奇而法，诏、诰、章、表，各通其体，策皆贯穿古今，而有经世之略者也，诚足为后代绳尺已。选中之文，因锓诸梓，以传不朽。至正十年七月序。［31］
前人谈及元代的文人雅集，一般都会关注顾瑛、倪瓒、徐达左那样的诗社之会，而较少关注以应科举考试的文会。吕良佐序中所记的应奎文会，乃是松江一代较为知名的文人聚会。因为它既有唐、张等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又有吕良佐这样有财力的地主出资赞助，更有大文豪杨维桢、陆宅之的主持评点，所以人数众多，影响广泛。其中多数人的与会目的当然是为了参加科考，但也有一部分山林之士是被杨维桢的文名所感召，希望通过参加文会以展现文采，如若有幸被选中，还有可能编成文选刊刻出来，从而使自己的声名传之久远。无论参与者动机如何，但通过各类文章的写作与杨维桢等高手的指点，他们都会得到文章写作的训练与提高。
按照元代科考的规定程序，除了儒家经典的理解与科举大赋的写作之外，还要熟练掌握诏、诰、章、表等应用文体的体式与规范，更要能够写出通晓古今、学而致用的策论。总之一句话，就是为参加科考进行实战化的模仿，同时也是台阁文体的全面训练。序文中说应奎文会由于有了杨维桢的主持，“故视他会为独盛”，可知当时此类文会尚有不少，起码所知者还有嘉兴之聚桂文会［32］。这些文会的举行，尽管由于战乱的干扰而未能对科举考试造成多大实际影响，但却使东南一带的山林之士在科举程式、经典训读、文章体式诸方面的训练受益多多，以致不会像北方那样因战乱而形成文化的荒漠化。也可以说，这些文会为大明王朝的兴起进行了有效的人才贮备与文体训练，从而才会在明初的征聘中有那么多的隐逸之士结队而出。宋濂曾在《郭考功文集序》中对此深有体会：“国家当兴王之运，其人才必超出常伦。訏谟定命，足以创业而垂统。奉将天罚，足以威加乎四海。至于文学侍从之臣，亦皆博习经艺，彰露文采，足以备顾问，资政化，所以竭其弥伦辅翼之责，作其发扬蹈厉之勇，摅其献替赞襄之益，致其黼黻藻会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于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晋实用之，拨乱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风动四方，夫岂细故也哉！”［33］此段文字洋洋洒洒，铺张扬厉，气象峥嵘，但其核心所在则是那一句“楚生材而晋实用之”，因为其中不仅道出了易代之际跨代文人对于新朝的巨大作用，同时更饱含着作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本人之自豪感。
四
进入大明王朝之后，尽管依然还是这批跨代文人楚材晋用地进行诗文创作，但对于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评价却逐渐发生了逆转。最能代表这一转向的当然要属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观点，其《汪右丞诗集序》开宗明义地宣称：
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濂尝以此求诸家之诗，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隙之胜而已。然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渺以幽。若夫处台阁则不然，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鍧而镗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34］
宋濂在此用了“昔人之论文者”，可见其山林与台阁的分类是有来源的。他最直接的来源当然极可能是其师黄溍，而黄溍则又显然是来源于宋人。如果说二人之论文思路均来自宋人，则可做出对比以见出异同。吴处厚说山林之文“其气枯槁憔悴”，宋濂则说“枯以槁”，二者看法几乎相同。而吴又说台阁之文“其气温润丰缛”，宋说“其气丽以雄”，则二者看法显然有较大差异。应该说吴处厚的“温润丰缛”和元人黄溍等台阁作家所言的“尔雅浑厚”较为一致，而宋濂之“丽以雄”则是其新的创造，其具体内涵则是“厚”与“硕”，表现在体貌上乃是“淳庞而雍容，铿鍧而镗鞳”的盛大豪迈之美。宋濂有如此的观点并非一时的随意之言，也不仅仅针对汪广洋一人之诗作，因为他明确说“以此求诸家之诗”，可知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经验之上的深思熟虑之论。他在《蒋录事诗集后》也说：“予闻昔人论文，有山林、台阁之异。山林之文，其气瑟缩而枯槁；台阁之文，其体绚丽而丰腴。此无他，所处之地不同，而所托之兴有异也。”［35］可知渴望台阁之文盛大丰美的文风是宋濂的一贯思路，而山林之文则成了被藐视批评的对象。以宋濂在明初朝野的影响，此种观点自然会在文坛上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比如宋讷在《唐音缉释序》中论诗曰：“诗人立言，虽吟咏性情，其述事，或索古喻今，或感今思古；其写景，则所历山川原隙、风土人物之异，所见则昆虫草木、风云月露之殊，各萃于诗。至于诗人居台阁、列朝廷者，所历所见，莫非城观宫阙之雄，典章文物之美，器械车马之壮，华夷会同之盛，殆非山林所历所见可概论也。”［36］与宋濂论汪广洋之诗相比，简直如出一辙，则可知宋濂的诗论影响之广泛而深入。
当然，也有旧朝文人一时难以接受新朝标准，依然按传统思路论文，其中蒋易就是典型代表之一。他不仅在元代以台阁与山林兼顾的观点编选《皇元风雅》，而且入明后也以此评论文坛作家。闽中作家蓝仁、蓝智兄弟二人，其诗有台阁与山林之差异。蒋易在《蓝山诗集序》中论蓝智之山林诗曰：“和平雅淡，辞意融怡”，原因即在于：“静之浮沉闾里，傲倪林泉，有达士之襟怀，无骚人之哀怨，虽屡更患难，而心恒裕如，则先王之泽深，而君子之德宏矣。”他又论蓝仁之台阁诗曰：“山川之胜，道途之勤，景物之殊，民俗之异，览奇吊古，悲歌慷慨，一于诗见之。其得意处，动荡激烈，扣舷击筑，浩然长叹，不知与少陵入蜀秦中之行何如也，岂守一丘一壑者而能之哉。”［37］之所以具有如此诗风，乃是因其“大明启运，海寓一新，明之乃于此时膺公车之召。筮仕之初，首膺清选，提按广西，跋数千里”［38］。正是沿途浏览了各种古迹景象，才能写出与固守一隅的山林之士不同的诗歌。蒋易论诗的理路依然是赞山林诗强调“屡更患难，而心恒裕如”的性情之正，而台阁诗则是赞美其见闻之广与写情景之实，全是元人论诗的套路。像蒋易、危素这些元代台阁作家与批评家，毕竟已是过时的人物，他们尽管人已进入新朝，但意识观念依然如故，遂成为旧朝文化的守护者。
大明王朝洪武初年文坛的主流文学观念就是所谓的鸣盛。天下一统，万象更新，驱元蒙于漠北，复汉官之威仪。修史书，定礼仪，征贤良，复科举。文人们原来期盼的理想政治局面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他们的确有理由感到欢欣鼓舞，也的确需要用生花妙笔去记录颂扬那一时代。于是，文人们纷纷表达各自对文学的新看法，那便是对台阁盛大文学理想的追求。会稽文人钱宰在《长啸轩记》中指出，那位在元末用长啸来“以舒其抑郁之气”的建昌文人刘子宪，“今既遭逢盛时，出入胄馆，而高风逸思，尚犹不忘。吾知其习闻夔章，而向之长啸，将变而为黄钟大吕之和，不翅若曾参氏之曳履而歌，声满天地。然且不至于是，又将移其音声，播之九歌，以鸣帝世之盛矣”［39］。吴中文人王彝《蒲山牧唱序》认为，蒲圻人魏观“元至正间韫经济之业，居蒲首山中，而志有所待”，后来投入朱明政权怀抱，“振衣入朝，一见即被显用，以直笔居左史，以礼典职奉常，以忠言直玉堂，以清节振风纪，以善政典畿郡，以正学辅春坊，以硕德长成均，大抵皆公前日山中所韫之业也，而又时而出之，以见于文辞，而以鸣国家之盛焉”［40］。天台文人徐一夔在《陶尚书文集序》中提出，临海人陶凯元末“怀宝弗售，其为文多激慨。中更乱离，自度无所于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经以养其亲，而其为文多隐约”；明初被征召与修《元史》，后令其掌领翰林院事，“方是时，天下大定，朝廷务导宣恩意，称扬功德，推序勋阀，以照明文物，凡诏令、封册、歌颂、碑碣等制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盖在此耳，措辞陈义各当其体，于是公之文沛然为一代之用矣”；并由此发感慨道：“国家之兴，必有魁人硕士乘维新之运，以雄辞巨笔，出而敷张神藻，润饰洪业，铿乎有声，炳乎有光，耸世德于汉唐之上，使郡国闻之，知朝廷之大；四夷闻之，知中国之尊；后世闻之，知今日之盛，然后见文章之用为非末技也。”［41］这的确是界限分明的朝代转换，文人们从山林纷纷走入朝廷，诗文也从元末的“抑郁之气”“激慨”“隐约”转向“以鸣国家之盛”的“黄钟大吕”之音，并最终导致山林之音萎缩而台阁文学独盛的文坛格局。明初主流文学思潮乃是尊台阁而卑山林，而且所尊台阁之诗文乃是昂扬盛大之体貌，这便是当时文人追求的所谓复归大雅的文学理想。这是元明易代所孕育出的文学现象，也是文学史研究不应忽视的一段历史。
观诸文坛实际，洪武初的台阁文学确实展现了昂扬盛大的局面。像陶安《大明铙歌鼓吹曲》《大风起》、宋濂《平江汉颂》《阅江楼记》、刘基《二鬼》《赠杜安道》、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送沈左司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等诗文作品，都显示出气势豪迈、体貌宏大、思想深沉、情感充沛的盛大之风。此种文风既与元代台阁文学的典雅温润有明显的区别，也与永乐后“三杨”之雍容和平差异较大。如果忽略明初台阁文学的此种文学追求与鲜明体貌，就会为中国古代台阁文学及其观念的研究留下较大的缺憾。
然而，明初台阁文学对盛大文学观念的强调仅仅是朝廷所倡导的一种理想体貌，也许当时许多台阁文人已经将此种文学理想深深根植于自己的观念之中，但却并没有将其真正变成一种普遍的创作实践。这不仅因为只有部分台阁作家在部分作品中有过实际体现，而大多数作家还一时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即使在观念形态中，也有相当一批人依然固守着元末的文学思想与审美兴趣，更何况明初文人并非都仕途顺利而心情舒畅。以戴良、王逢、丁鹤年等遗民群体为代表的诗文创作，依然坚守着抒写亡国之痛的悲慨诗风，他们绝不会将诗文作为黼黻新朝而表达喜悦的工具，而只能将其作为自我情感宣泄的窗口。还有那些被朱明朝廷谴谪流放的吴中文人与获罪官员，记述苦难经历与渴望归依家园才是他们最关心的，诗歌也就成为他们身处绝境的精神支撑。何况在远离朝廷的山林之中，还有大量的隐逸之士依然在漫游山水中过着平静的生活，写着冲澹闲逸的诗文作品。即使那些在朝官员也难以做到全是台阁诗文的写作，刘基对内心苦闷的吟咏，高启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刘嵩对宦海风波的忧虑，都斑斑可考地存在于其别集之中。文人的生命状态、文学的功能作用以及诗文审美的趣味需求，本来就是差异巨大的多样共存。但是，在鸣盛的时代主潮里，这些复杂多样的声音都被淹没了。今天来研究这一时段的文学思想，的确需要重视台阁文学的主流，因为它对历史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左右着明前期的文学走向，但同时也应该关注主流之外的各种声音，因为是它们构成了那一时代立体多元的真实样态。如果忽视了这些非主流的声音，那就不能算真正的历史研究。
注释
［1］吴处厚：《青箱杂记》，李裕民点校，第46页，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2］［3］［4］［5］［7］［8］［10］［22］黄溍：《黄溍集》，王颋校注，第445页，第444页，第379页，第477页，第452页，第380页，第399页，第128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6］［16］赵孟頫：《松雪斋集》，黄天美点校，第25页，第25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
［9］［23］欧阳玄：《欧阳玄全集》，汤锐校点整理，第161页，第14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 叶子奇：《草木子》，第55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12］ 孔齐：《至正直记》，第78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13］虞集：《虞集全集》，王颋点校，第26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4］邹艳等：《论虞集的江南情结及其反映的群体心理共性》，《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5］［17］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1册，第265页，第187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18］参见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第八章、第九章，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9］ ［20］［21］柳贯：《柳贯集》，魏崇武、钟彦飞点校，第481页，第488页，第35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4］［26］［27］［29］［33］［34］［35］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2486页，第2561页，第2562页，第2072页，第1180页，第481页，第84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5］王祎撰，刘杰、刘同编：《王忠文集》，收《四库明人文集丛刊·王忠文集（外四种）》，第4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8］任永安：《日本藏宋濂〈萝山集〉抄本考述》，《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
［30］此处的“国朝名臣”全是元代杰出的大臣，因为《潜溪集》所收作品皆为入朱元璋政权之前所作诗文，故所写内容皆为颂扬元朝臣子。
［31］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9册，第269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32］杨维桢《聚桂文会序》曰：“嘉禾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吴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寿诸梓而传于世也。予与豫章李君一初，实主评议，而葛君藏之、鲍君仲孚又相讨议于其后，故等诸选列者，物论公之，士誉荣之。”（《全元文》第41册，第226页）可知杨维桢不仅在松江主持文会，而且也到附近的嘉兴主持同类性质的文会。
［36］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0册，第64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37］［38］［39］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8册，第138页，第136页，第644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40］ 王彝撰、都穆编：《王宗常集》，收《四库明人文集丛刊·胡仲子集（外十种）》，第4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1］徐一夔：《始丰稿》，收《四库明人文集丛刊·胡仲子集（外十种）》，第2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