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个月内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没有理由写得这么快，没有合约或截稿日期催促着我。我原来可以慢慢来，享受久违的美国生活。但是每一天，我早早动笔，晚晚收笔。记忆驱使我加速写作，因为我担心会失去涪陵生活的实时感。此外，未来也驱策着我：我想记录我对于一个即将面临巨大变化的城市印象。
在过去二十年，这种转变感──经常的、无情的、势不可挡的变化感──一直是界定中国的一个特色。你很难相信，中国曾经给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据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里奥帕德．范．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说法，中国是“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现在，这是一种最不正确的说法，而作家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笔根本跟不上改变的脚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一页，我写道：
涪陵没有铁路，这里向来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所在，而道路路况十分恶劣。如果你想去哪儿，只能搭船，但是你多半哪儿也不去。
但是，当本书在二○○一年出版时，一条通往重庆的超级高速公路已经完成了，几乎再也没有人搭船沿着长江前往涪陵了，而一条铁路干线正在兴建中。涪陵欣欣向荣，来自终将被三峡大坝淹没的低洼城镇移民刺激它的成长。我以前经常去用餐的小面馆经营者黄家已经开了一间网吧。我教过的学生分散在全国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温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一部永远停滞不前的书──并没有提到这些。
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国后，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由于有了高速公路，现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经常去拜访涪陵，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前往三峡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团的那两年，三峡大坝一直像是一个抽象物──一个模糊的应许、一个遥远的威胁。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变得稍微更加具体。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进展，地貌明显地划分成过去和未来，在江岸附近，旧的滨江城镇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在一股脑儿地进行兴建，在江水必然会上涨的地方建造任何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当局任由这些低洼城镇和村子衰败，直至一切都荒废了：破损的砖、肮脏的瓷砖、布满尘垢的街道。注定毁灭的城镇和新城形成一个对比，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砖建造而成的，高高座落于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当我搭船朝长江下游而去，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带状结构中，一眼看出地貌的演变史：江边属于过去的阴暗村落、一段将被水库淹没的绿色农田，以及上面高处一簇簇展望未来的白色建筑物。
我在水坝完成之前的最后一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开的。我和一位朋友带了帐篷和睡袋，沿着将近一百年前凿在江边峭壁上的古老小径徒步旅行。天气好极了，而小径上的风景令人屏息。有时我们高高位于长江上方，我们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一段路，我心里就想：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这条小径。
我们朝长江上游前进，而且不急着赶路。在小径走了一星期后，我们参观了正被拆毁的滨江城镇。旧城巫山刚刚被拆除，我漫步于瓦砾中，拾荒者在那儿拣任何可能卖钱的东西：砖和铁丝、草和木头、钉子和窗框。一群人聚集在一堆营火旁边，周围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破墙，然后，我认出了一块半毁的招牌：他们正在红旗旅馆的大厅扎营，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长江下游时，曾住在这间旅馆。
所有我最喜欢的滨江城镇都处于各种不同的毁灭阶段。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忆，大溪已走入历史。有时，我在拾荒者搜刮过后经过一个村子，在寂静中，我审视被留下来的东西。在大溪，我看到一张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开的樱花。在清市，我经过了一张垫料加厚的红椅、一个旧的篮球框，以及一块残破的石碑，上面的刻文是上个世纪完成的。一栋被拆去屋顶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闩上的门。在裴市，我向一对夫妻买矿泉水，他们所住的临时棚子完全是由拣来的门和窗框搭成的。也许这是一个道教的谜语：住在一间由门搭成的房间意味着什么？
当我到达涪陵时，旧城区大部分已被拆毁，新建的住宅区挤在高高的山顶上，城市庞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乌江对岸的师范专科学校也正在扩张和改变。老干部们已退休了，新干部对外国人比较开放。几年前，我和亚当抵达涪陵时，最先迎接我们的那位友善年轻人艾伯特，现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当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给学校的精装本《消失中的江城》。
“你可以看出许多人读了这本书，”他说。书的封面已经破损，且沾满茶渍；翘起的角落已经难以压平，翻书的手指留下了脏兮兮的灰色痕迹。在我手中，这本书显得十分沉重，像是一个手工制品。我怎么可能写出一本看起来如此陈旧的书？
就某方面而言，改变的步调似乎让当地人比较容易接受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所描绘的世界已经显得十分遥远。我的中文家教老师孔明在暑假时把这本书读完了，使用字典一字一字地读，因为他不太会说英文。他告诉我，读到许多勾起美好回忆的那部分时，他笑了。在我拜访涪陵期间，当学校的官员在当地一家餐馆设宴款待我时，他们把我对于昔日宴会的描述取笑一番。“我们不想让你喝太多酒！”一个干部说：“你在你的书里提到我们强迫你喝太多酒。”
“那不是一个大问题，”我说。
“我们当然不想再那样做！”另一位干部说。但是另一个人插嘴：“你要不要再喝点白酒？”
在那几天，我在城里逛，拜访老朋友。在银行那儿，我停下来看钱曼丽，那位我住在涪陵时，唯一与我“约会”过的漂亮年轻女人。那是一个短短的插曲，因为约会一小时后，我就发现她已经结婚了。现在她已经有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她说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时一定会说的话。
“你不认得我了，对吗？”她问：“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说：“妳看起来和以前一模一样。”
当书中的一个人物变胖了，作者该怎么办？“妳看起来很好，”我说，然后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当三峡大坝的第一阶段工程完工，而闸门终于关闭时，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纽约客》里，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一个家庭对于河流上涨的反应。他们已经尽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涨之前采收了蔬菜。
2003年6月7日
傍晚六点，在周家终于将电视、一张书桌、两张桌子和五张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里，我在江边立起了砖柱。在新的巫山地图上，这一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这些地图是在湖出现之前印制的，事实上，水呈混浊的棕色，而所谓的湖其实是长江的一个入口，在过去一星期，这个入口已涨到三峡大坝后面。周济恩下一回从他家的竹架棚屋出来时，背上扛着木造的碗橱。他是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在最近之前，他们一直住在龙门村。新地图上并没有这个村子。接下来，周家的一个朋友抱着周家那座以电池供电的时钟走出来了。和我的腕表一样，那时时钟指着六点三十五分。砖柱周围的水已经上升了五公分。
看着江上涨就像追踪时钟短针的进度：几乎是无法察觉的。没有明显可见的水流，没有奔腾的水声，但是每过一个小时，水就上升十五公分。这种变动似乎来自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逐渐缩小的江岸上的每一个活动而言，这是一件神秘的事。甲虫、蚂蚁和蜈蚣从江边成群呈幅射状散开来。水包围住砖柱后，一群昆虫狂乱地爬上干燥的柱顶，在牠们的小岛被水淹没时，拚命地试图逃脱。
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水以每小时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这些细节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机的焦距调准了，把镜头缩小了：我分分秒秒注意着砖柱上的昆虫的动静。当一切都结束时，我登上船，离开巫山。河流已变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这不是我的计划，而我不确定我为什么耽搁。也许这是因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书，我担心旧地重游会让我分心。或者，也许三峡大坝的不可改变性让我感到难过。
但是，我看得出对于异国产生怀旧之情的危险，当这个地方曾被称为“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的家乡，这种怀旧之情尤其危险。如果当你看到一片地貌改变了，让你认不出来了，你会感到难过，那么，当你待在一个不会改变的地方，你会感到更难过。我以前的学生威廉·杰斐逊·佛斯特在毕业后离开他偏远的家乡，就像中国各地一亿多个乡下人一样，他变成一名移居者。他前往东岸繁荣的城市，当一所私立学校的英文老师，步上成功之途。有一年，在假期中回去控望他的父母后，他写给我一封有关他的家乡的信。威廉那一代的人几乎都离开了，他的村子似乎毫无生气。
回到家时，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岖不平，人们都变老了。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找不到我以前认识的熟人或朋友。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如果不选择经常性的改变，就得选择贫穷、恶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个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间学会喜爱涪陵的外国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机会为那两年留下纪录，而我怀念我认识的地方。但我也因为大部分的涪陵人对于未来都感到十分乐观而心怀感激。再度航行于长江之上将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旧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变成回忆。
二○○五年十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