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桐树开花了，紫色，白色，在白山坪低处的斜坡上。这些花儿开不久——下周它们就要枯萎，凋谢了——而柔黄色的油菜籽将从山上采摘下来。在那之后，亮绿色的稻床将消失，秧苗会被转移到稻谷地里去。涪陵的春天匆匆而过，一片模糊的色彩更迭。
今天是四月五日，清明。何忠贵与他的家人从长江那边搭轮渡到白山坪来。他们穿得不错：孩子们身着新衣，女人们脚踏高跟，何忠贵穿一件黑白格的运动外套，打着一条佩斯利漩涡花纹的领带。他们在乘客中脱颖而出，其他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刚从市场上回来，手里提着空空的篮子，蓝衫口袋里装满了钱。
何忠贵的父母乃是山上的农民人家，他的童年时光大都在那儿度过，但如今他很少回去了。他现在是涪陵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而在白山坪陡峭的山坡上，没什么房子可建。但他的父母在那儿埋葬，清明乃是中国人怀念先人的日子，拜访如白山坪一类的乡下坟墓的日子，在那儿，石墓沉默地注视着河谷，与它忙碌的春天。
与何忠贵同行的，有他一个家族的十五个人——叔叔婶婶，表弟表妹，外甥与甥女，从六十多岁的老女人到十五个月的宝宝都有。他们一群从北岸出发，沿着长江的石滩往东去。家族里的一员是戴梅，何忠贵十四岁的甥女。她的话很多——在一身棕色灯芯绒与短发下，裹着旺盛的精力，不停说着话，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
往下游走几英里，一座修长的白色宝塔从天际线升起，其明暗参差的形体，在晚晨的雾气中，仿似海市蜃楼。“你知道为什么要建这些塔吗？”戴梅问。“他们相信有条龙在那儿，在地底下，他们相信如果建了塔，就可以把龙压在那儿。但如果塔倒了，龙就出来了。”
她顿了一下，看看山，轻轻拨弄着她光亮的黑发，就和全世界所有的十四岁女孩一样，思维跳跃到了另一个话题。“我的祖父祖母的坟在那上面。有些农民被埋在这儿，在低处，但大多数都在那高处。他们想要一个好点的风水，如果高一点，他们就觉得好一些。他们自己选的那些地点。他们经常会去问一个道士，而道士会告诉他们风水好不好。实际上，道士只是骗骗他们——那些只是迷信罢了。但即便今天，很多的农民还是相信风水，就像大家过去那样。我们这一代，却不相信这种东西。我们知道那是假的，那些只是迷信。我们相信科学，我们说那些是封建思想。”
和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他们对传统事物的本能拒绝，因学校的教育而放大。她用“封建”这个词儿，其意义就和美国孩子用“落后”一样。她常唱的一句副歌，就是中国“太封建了，”另外有一次，她激烈地抱怨老一代人：“中国人，尤其是六七十岁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封建！如果你想穿短裙子，或者像你穿的那种衬衫，他们就会说那样不对。我的妈妈不封建——她也穿短裙，因为她看上去很年轻。但我的爸爸非常非常非常封建！我们把那种人叫老封建。”
今天她把这些念头憋在心里了。她说她对风水以及佛教没什么信仰，耸耸肩。“在清明这样的节日里，”她说，“我们会按照父母和老人希望的那样去做。我们去到祖父祖母的坟墓前，祈祷焚香，我们会装作我们相信那些东西。但在心里，我们并不信。”[1]
鞭炮在山顶上炸响，其声音回荡于河谷中，何一家人慢慢爬上了白山坪的山坡。他们沿着粗石级的蜿蜒小路；步子慢了；呼吸喘了。这里是涪陵地区最陡的山路，这里也是唯一可算不仅是丘陵的山——即便插旗山，有那么多的稻谷梯田，也太平缓了，难以说成是真正的山。
白山坪的南面太陡了，无法改作梯田，松树在山顶上长得很密，在一面超过100英尺高的石墙上方。这处砂岩石的山崖，大概是白山坪的名字所由来——然而，和许多四川其他地方的名字一样，事实如何，已经遗忘在过去了。其实，许多当地人说，山的名字应当为北山坪。在当地方言中，白与北的发音是一样的，而有些涪陵地图使用“北山坪”有些用“白山坪”的名字，更增添了混乱。在这么一个地区，识字在最近些年才得以普及，名字的念远早过它的写，到最后，仍然是口语最重要。你就念BEI好了。
一家人爬上了山崖墙的东面，在那里坡度较缓，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到了何忠贵堂弟的家。他是个农民，住在山上，每个人都停下来，在他的打谷场边休息，憩息在农舍的瓦檐阴影下。对农民来说，打谷场乃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在这里，作物被打了谷，辣椒被晒干，在这里切蔬菜，在这里抚养孙儿，在这里斟茶给客人。今天的这个平台，高高突出临于江上，景色壮观，让客人们都安静了。
在他们脚下，是层次丰富的山景，有种种的质地与色彩：绿色的小麦梯田，齐齐整整一排排；油菜花地，花蕾是一片黄色；柔和的泡桐树，伸出了农舍的灰瓦顶；伟大的长江在阳光下闪着银光；跨过江面，微霾中的白色宝塔在远处挺拔。一阵微风拂过了青青的麦田。屋影下的气温恰到好处。
农民夫妇端出了茶。客人们在聊天；清风吹拂。茶凉了。在过了一阵舒服的时间后，一家人绕到屋后，走向后方的田地，经过了一座巨大的坟墓。
没人知道埋在这儿的是哪家人。“清朝”，在问到坟墓何时建起时，当地人说。但在涪陵，这是个标准式的回答，关于任何古老坟墓，老房子，或者其他的古董，它们中许多的来源都在过去的那个匆匆世纪里失落了。“清朝”，人们若有所知地说。他们知道这样的回答很安全——清朝统治了接近三百年，从1644到1911.“失乐园”是在清代，美国革命是在清代，最近的一次芝加哥童军获得世界杯冠军也在清代。当涪陵这儿的人们说到清代，他们的意思经常是：那很老了，不过也没像很多别的那么老。
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地主的坟墓，跟同一地区别的坟比，它有五倍那么大。坟的高度有十五英尺，在山的侧面，在其泥土覆盖的后部，种了九排谷树。旁边，一排竹子在风中飕飕响。石雕装饰了坟的正面，石雕人物中部分的脑袋被敲掉了，那是文革时的破坏。大概也就是那时，家族的名字也从墓碑上移掉了。但石雕的大部分依然完整，上面刻的字，部分是：
愿兰桂润心
愿子孙成功
九泉之下安息
看到这么一座坟墓，你能猜想这个地主后代的典型命运：解放后的审判，流放，挣扎，劳改营。也许，这地主的后裔未能取得他所想象的成功——但这也只是猜想。可以确认的是，这座坟无名，而在竹影下，并无兰花，而在今天，清明节，没有一个后代来这里致以敬意。边上，何忠贵一家人在聊天，同时给何忠贵父亲与叔父的坟前上纸钱。但这处大墓，除了后面的谷树外，别无进奉，仅有沉默，以及风吹过竹林发出的神秘声音。
何忠贵的父亲和叔父被并排埋葬，一对坚固的砂岩石坟墓，东南朝向，对着长江，以及越过长江后的世界。拜访者们必须单个成列穿过小麦地，来到坟前，注意不要踩上了青青的麦苗，而现在，他们点上了胖胖的红蜡烛，点起成堆的纸钱。
这些钞票，统共有8亿美元，上头写着“天堂银行”。它们乃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合法货币。冥币渐渐烧成了黑色的灰球，随着火苗的燃烧。蜡烛在长江的风中舞动。热风来了又去，随着火苗的起落。
老女人们在坟前磕头，在冥币钱祈祷保佑。在她们结束后，轮到了孩子们，在大人们的催促下。他们偷笑着，马马虎虎叩头三次，他们跪在钱币上，以免把裤子衣服弄脏了，然后他们合上眼睛，祈祷，有时声音颇大。“请保佑我考试考得好，”戴梅的表哥说，他是个戴了眼镜的十六岁男孩。
之后，一群人又穿过麦地退了回来，然而有三个年轻男人留下。在仪式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站在后方，表情忍耐，然而冷淡；他们在二十多岁，而清明节不是年轻男人的节日。但现在他们爬上去，站在坟顶上，拿着香烟和长串的鞭炮，然后，他们点着了线引。
当鞭炮炸响的时候，鬼魂就四散了。孩子们拍手欢呼；老人们捂住耳朵转过身去。那些年轻人保持着冷静——炮竹声震耳欲聋，但每个人都手持一串鞭炮，直到火焰接近了他的手指，然后，不急不忙，他掉下那一串，又点一串。他们不塞耳朵。他们不笑，也不愁眉。他们完全不做任何表情；从外表看，他们很酷。但在他们眼里的某些东西无法控制住，闪耀着纯粹的兴奋，当他们站在坟上，而周围的景致与节日的声音，突然在这一处汇聚；那爆炸声，火药浓重的气味，漩涡般的尘与烟，还有阳光，远处下方的长江，好似一条长龙，在河谷突然的轰鸣中懒懒躺着取暖。
他们的队伍继续往山上爬，经过一排排绿油油的扁豆，经过齐腰高的麦子，经过另一道陡峭的石梁，那儿有着短短的梯田，和蜿蜒的石路。长江依然在南面依稀可见。炮仗声在空气中回响。家族成员继续前往何忠贵母亲的坟墓，她被埋在白山坪的高处，跟她丈夫的墓有几分钟的路程。她比他迟三十年才死，或许她对风水有不同看法。在那些时候，夫妻俩分开埋葬，并非异常。
她的坟上刻下了五个大字：李成玉 何母。在那名号下，有两排整齐的名字。
“看看，那些就是她的后代，”戴梅说，她靠近过来奉上她的敬意。“女人们在左边，男人们在右边。那儿有我的名字！”
她伸出手，触摸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在戴梅和她外婆之间，有不止十个名字。他们中的部分今天也来了，而有些人则住得太远。还有些人，已经死了。但每个人都被记在名单上。戴梅用手指划着墓碑上她名字的笔画，然后只是简单说道，“那是我。”
在下午迟些时候，一家人从山上回家。他们在另一个堂弟家的打谷场上吃了午饭，现在，他们回家也不用赶了，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
但何忠贵对这片土地并无多少热爱。对于大多数外面来的人，田野的景致美丽浪漫，但他的父母住在这里，而大山代表着辛苦的生活，而今他很乐意将之抛在身后。他在下坡路的半当中停下来休息，望着长江，他轻声说道。“我在城市里长大，”他说。“不是在这乡下。但我们还是很穷；我的父亲在码头上干活。到了十五岁，我也去干活了。我都是一个人去的，在建筑工地上。那是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跟她那么大。”
他指向戴梅，有一阵子，看起来他想要继续他的故事，但他陷入沉默了。他不是很爱说，也许，他的故事已经说了太多遍。
无论如何，那人生发展的轨道是清楚的。能从他身上所有东西中看出来——他的服装，他的自信，他的手机，在今天的仪式里，它响了好几次。而故事也能从他的房子里看出，那是在涪陵下城区中心的一座三层楼。所有的住户都是他的亲戚——一个女儿住这层，一个兄弟住那层，另一个兄弟住中间。所有的房间围绕着一个天井布置开，家族的成员很容易互相招呼。房间都很大，装了VCD和卡拉OK机。天花板装饰有吊灯，有巴洛克图案的灰泥，还有天鹅绒的挂毡，深红，深紫。屋顶上，有一个绿色金鱼池，一棵橘子树，从这里，你能看到涪陵一片片的瓦顶，通向长江，以及白山坪的田野。[2]
在涪陵很少有私家车，但何忠贵有一辆崭新的红旗轿车。他喜欢指出说，这车曾经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座驾。他自己开车，在今天稍晚时，他缓缓的，喜悦的，开着车子，穿过城市，到了江东区。他会开车经过自己正在建的楼房，他会指给我看，安静，然而带着骄傲。这是一个巨大的上城区建筑，有着白瓷砖与蓝色玻璃，是那种在全中国到处可见，毫无特征，无法区别的房子。在经过建筑时，车子会慢下来，何忠贵会打开空调问，问“后面够凉快吗？”
但那是迟些时候的事儿了。他先是把他的家族带下了白山坪蜿蜒的石级，在山脚下，他为每个人都买了雪糕，等待渡船。他们在长江的鹅卵石江滩上吃着雪糕。在他们上方，大山变得安静了；今天的炮竹已经放完。一阵清风沿着河谷向东吹去。宝塔在下午的阳光中清晰起来。一家人吃完了雪糕，说着笑着，在春天的江水里洗着手。
[1] 译注：这种信不信，的确是导致了差异。何伟来自一个有宗教背景的家庭，他祖父年轻时曾很想来中国传教，感受到内心的CALLING，上帝的召唤。何伟以和平队身份前来中国，在内在气质上，与其祖父不无相似。他的人道精神气质，以及谦和的态度，与宗教背景还是很有关系的。
[2] 译注：何所盖的房子，似乎很像客家围屋的格局，在福建遗留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