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月初，涪陵东边的山岭上，出现了火灾。好几个星期以来天气一直炎热——热气混着雾气，明亮而视觉模糊的日子，温度到了九十多度（华氏）。一道道尘土浮在校园后未平整过的马路上空，空气因为热气而变得沉甸甸。人们都告诉我说春雨太少了，而不久，双眺山上爆发了火灾。
它是涪陵区域最高的山；在明朗的日子里，从它的山顶上可以同时望见涪陵和丰都。那山上有森林，也有小型的农场，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从长江上吹来干热的风，扫过山上的火苗助势。
在火灾发生的头一个晚上，学校派了五十个学生志愿者参与扑火，而第二天的早晨，又有两百个学生前往。从我的阳台上，能看见第二组人聚集在学校的广场上。他们全是男孩，穿着军训的服装，他们笑着，兴奋，起劲地聊着，等待着出发。巴士把志愿者们带走了，校园里安静下来。
那一天，太阳就像个挂在空中的闷热的圆盘，烟从山上飘下来。我能从阳台上闻到气味。许多出发的男孩都是我班上的，随着这一天时间过去，我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们在山上做些什么。女孩们也心不在焉，课上得不好。
之后，我在卧室里学习时，见到黑云在西边的天空上聚集。风突然吹起我桌上的纸片。我关上了窗，去阳台上收起衣服，之后，我穿过房间，把所有的门窗都关紧。暴雨将至了，在城市的后方鼓胀得越来越黑，在风力之下，我几乎关不上客厅的窗户。
我关上了灯，往手电筒里装入了新电池。当雨开始下时，我跑到了厨房的小阳台上。雨以笔直的对角线在空中一道道划过，风吹得更劲了，而树枝在狂暴起舞。穿过操场的那边，教学楼里的窗玻璃被震碎了，学生们大喊大叫。他们总是兴奋地大叫，只要有大暴雨光临的时候，而有时他们都忘了关上窗子。在春天里，地上经常有暴雨后碎裂的玻璃。
我听到江东区那边有更多的玻璃碎裂，而人们匆匆穿过街道。在插旗山的西侧，突然一道蓝色的闪光，接着一起爆响，然后，涪陵所有的灯全灭了。
我从阳台上望着暴雨。云层在山上低低卷过，大雨愈大。天空暗了，突然又闪过一道白光，仿佛有人在云层上擦过一道火柴。一团闪电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顶。有一阵，山顶高高踞于长江上，在闪电中冻住了，然后，一阵轰雷奔过，山突然消失了。很快，大雨给江面蒙上了层雾气，直到长江看不见了，而乌江只剩了一条灰带，混入了看不见的天际线。
半个小时后，暴雨停息了。山岭再现翠绿；所有的灰尘烟雾在空气中清除掉。整个晚间，下着小雨。第二天，我的学生从山上回来了，在他们抵达火场前，暴雨已将山火扑灭。但这次行程，乃是对例行生活的一个打破，他们看起来，跟刚出发时一样的兴奋。
两个星期后，学校举行了三天的田径运动会，在插旗山下的一座新建的体育场内。大多数中国的学校都会在春天搞运动会，但我们这个规模尤其大，因为新场地的缘故，也因为香港快要回归了，一个半月后。
这学期的所有事情都与香港相关，就好象每个秋天都有活动和长征关联。春天时，有一次关于香港经济的考试竞赛，而学生中的党员挂有特殊的香港胸章，跟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一个“欢迎香港回归”的标语装饰在了图书馆的入口处，而每天都有数字显示，还有多少天那殖民地将回到祖国的怀抱。有时我会问学生还剩几天了，他们总能给我精确的回复。
为了竞赛，他们准备了许多天。那些正式的选手在食堂后的旧场地上训练，而每个人都为比赛前的游行做练习。男孩们练着他们的军训鹅步，而女孩们则准备跳旗操，而在周日晚上的政治集会上，他们唱关于香港的歌曲。
竞赛的开幕式，在大雨中开始。那香港的横幅悲哀地下垂着，而色彩明亮的气球拒绝升空。但庆祝仪式继续进行：一千多个学生，在泥泞的跑道上严肃地跋涉前行，而他们在大雨中跳操时也均面色凝重。几乎没一个观众离场的，而干部们，在中央场地的遮蔽檐下挤作一团，颤抖着检阅着。之后那一周，我的班上满是咳嗽与鼻涕声。
运动会推迟了两天举行，之后，天气改善了，集会立即恢复。课程被取消了，学生们按照所在系，坐在场地四周。这是非常严肃的比赛。所有超过四百米的女孩的比赛项目，总以每个选手都瘫倒在地作为结束，而在她们比赛前，选手们会小心挑选一些朋友，在比赛结束后搀扶她们。在某个方面来说，这很感人，就好象在参站前，士兵给家里写告别书。参加比赛的女孩会给她的朋友们清晰的指示，而在结束后，她将倒在她们的怀里，被抬出体育场的大门，喘气，哭叫——从舞台右边下场，仿佛一种奇特的四川戏剧。在男孩的比赛中，这种情形要少一些，但大约还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手在终点处瘫倒。朋友们把男孩们扶到系里的救助桌边，给他们热茶和宏声香烟。五分钟后，他们就好了。
我计划参加1500，5000米，以及4*100的接力赛。教员有自己的队伍，而对退休的教师，有特殊的竞赛，他们跑得很努力，但绝不会在终点线上瘫倒。因为我已经赢得了涪陵公路竞赛，我被安排参与了学生组的竞争，而这个景象——外国老师与学生们头碰头的比赛——就足以把观众催入狂热了。他们在终点区域密密挤成一团，只有头两条道还开着，而我自己的学生在最后的直道旁排成一列。黄小强，我常去用午餐的那家面条店老板，也带上儿子来了学校，为我加油。
其他的选手为和外国人比赛感到激动，而他们起步阶段跑得太快了，因为听到了观众所发出的加油声。从一开始，我就能感到，这是和一月的公路赛不同的观众；我听到有声音叫我的名字，英语的汉语的都有，而英文系的学生在我逐步追上来时，为我加油喝彩。我赢这两项比赛都很容易，在1500米比赛结束时，我的学生都在终点处欢迎我，我觉得自己更像是系里面的一个成员，而非一个外国人。在接力赛的情况也是一样，路程太短，给不了我多少时间来建立优势，而我跑的是第二棒。张书记跑最后一棒，在最后一个直道时越过了中文系，而所有的英文系学生都疯狂欢呼。在此之后，我们四个人以插旗山为背景，摆了POSE拍照，而张书记脸上放光，点着根烟。
但在5000米比赛时，人群中的体育生开始嘲弄我，叫道“哈喽喽喽喽喽……”与“洋鬼子！”，在我跑过的时候。洋鬼子意思是“外国魔鬼”，而在我的学生指责他们后，他们安静了一点，但我还是可以听到他们作弄的叫喊，作为回应，我只是低着头，全力跑完了最后的一英里。没必要这么做——我已经赢得了比赛，而我能感觉到感冒正向我袭来。但我不能克制自己；在比赛中，这是我唯一应对嘲弄的方式。
我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体温飙到了102度。我意识到如此拼命地跑5000实在很傻，而我也看不出参加这种竞赛的益处了。我太执著于竞赛，而当地人甚至更有过之；无论情况有了多少改善，无可避免的，终究还是我和所有人对抗。我决定说，以后看比赛比参与比赛更为享受，而此后我再没参与过跑步比赛。
在那个学期里，我的健康状况逐步下降。有几次我发了烧，但主要的，我的身体发展出了一些慢性炎症，因为污染的关系，而我总是在用抗生素。这时间来得很怪，因为除了健康问题外，我对涪陵的生活却从未如此满意。我对这个城市的生活感到舒适了，而且我也开始结交了一些不说英语的朋友。我的中国生活在逐步发展，现在我觉得在第二年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即便我与廖老师上课的那种紧张氛围也大大舒缓了。似乎我们的鸦片战争让我们都彼此看清了对方，虽然有一些意见对立时的火花，但我们表达观点时的真诚态度，比观点的内容更重要。在某一程度上，我知道她的立场——她肯定怀疑外国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但她的态度足够开放，让她的怀疑清晰流露了出来。逐渐的，我将其看作一个友好的转变，相别于英文系的干部，他们总是微笑，待我也温和，然而从不放弃他们的防备心。廖老师至少足够尊重我，让我有机会瞥见她的观点，而我察觉到她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一个外国人，不总是那么尊重中国，然而至少愿意谈论他的想法。我们的鸦片战争并不以输赢来结束；还不如说是溜过，溜走了，逐渐的，我享受起我的汉语课来。
但在同时，我的一部分开始磨损了，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我知道，我需要一点时间，暂时离开，摆脱生活在涪陵这种小地方的压力。亚当也是如此，随着这学期时间的推移，我们感觉到我们催促自己工作的方式过于严肃了。这个学期正好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结束，在6月30日的午夜，在那之后，我们俩就可以自由了，去旅行，以及学汉语。
我首次察觉到香港回归的分量，是在第一学期，当时我让一个三年级班的同学去写下他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大多数人的回应合乎我的预期——他们描绘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一天。唐诗从丰都一个特别穷的乡下来的学生，写道：
那天，我起得很早。一吃完早饭，我就跑去了邮局。我非常想看到我的入学通知书。邮递员看见我来了，向我喊道，“恭喜！这是你的录取书。”我把它从邮递员手里抓过来。我把它高高举过了头。我无意识地喊叫道，“我终于成功了！”那时，我流下了欢乐的泪水。这是我努力学习了十五年的成果。在那十五年里，我一直都非常努力。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希望能够走出乡下。只有我比城里人更努力学习才行。我没有辜负我的父母和亲戚的厚重期望。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可以进大学，学到很多的知识。1994年的8月31日，我不会忘记你。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是我用汗，用血换来的。
大约四分之三的回答都是这类，而它们读起来让人愉快：我看到了教育如何改变了我的学生的生命，而我也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但有两个学生的文章就不那么能启发我了，他们写到了还未发生的快乐的一天，那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他的英文名字叫PEACE（和平），写道：
我敢肯定，1997年的7月1日，将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在那一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高兴。因为1997年7月1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香港将在那一天回归中国，这显示了团结的巨大成就。我们都知道，香港回归祖国，以及中国行使国家主权，乃是坚定以及不容协商的。当然，那一天将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随着学期的进展，我感到震惊，这些政治课程，以及特别的集会，已经把香港的回归变成了我的学生们的个人事件。当然，我所教的课题跟中国的政治没有关系，但无可避免的，偶尔我们会漂向那个方向。在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凯特卓别林的短篇故事“戴瑟瑞的宝宝”，那把我们带向了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我们谈到了黑人在美国的地位，还有种族间通婚的问题，而同学们问我，有没有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偏见与成见。我告诉他们，近来的成见，往往是说华裔美国人是太认真的学生，但我提到在十九世纪时，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赢弱的，没有竞争力的。
“为什么？”一个学生问道。
“哦，我想是因为鸦片战争的缘故，”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鸦片战争，”我说。“在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外国要击败中国军队并不难。是以很多外国人都以为中国人是弱小的。当然，这种观点后来改变了，但在那时，这种偏见很是普遍。”
当我说的时候，教室里一片沉默，学生们都盯着课桌。在你打破一个禁忌的时候，情形总是这样——立即出现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十五个黑发的圆圈，学生们都低下了头。他们在一个星期前也是如此，在另一个讨论中，关于种族主义的话题。当时我温和地说到，我认为种族主义与外国人恐惧症的问题，在所有地方都存在，即使在中国。
“在中国没有偏见，也没有种族主义，”温迪迅速回答道，我可以看出她被冒犯了。她是班中最好的学生之一，也是最爱国的。
“我不认为事情那么简单，”我说。“为什么当梅勒先生和我进城的时候，那些人经常对我们大叫？”
“他们是友好的，”温迪说。“他们只是想跟你们说话，但他们没受过教育。他们并不想对你们粗鲁。”
“有时孩子们会对我们扔东西，”我说。“那可并不友好。”
“他们只是孩子！”
“但他们的父母只是看着笑，不去做任何事情来阻止他们，”我说。“我并不想说那些事情有多么糟糕，但我不认为种族主义，以及对外国人做不好的事儿，这些行为仅在美国存在。这些问题在中国也需要改善。”
学生们低了下头，有一阵让人不舒服的沉默。我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谈的，很快，我将话题转回了“戴瑟瑞的宝宝”与美国的种族主义。身为外国老师，看到那些低下的头时，你得学会如何做出反应，而你学会的主要就是，不能从任何方面去批评中国。但是，当一周后我的引述又触发了同样的敏感时，我还是觉得惊讶。[1]
尤其奇怪的是，考虑在在这个学期的初段，在我们练习“李普 范 文凯”时，他们显得对中国的近代历史毫不敏感。我布置的任务，是让他们表演滑稽喜剧，来做一个中国的“李普”；每个组都得去写个不同年代的故事，然后来表演。一个故事里的中国人，在1930年代堕入昏睡，在1950年代醒来，而另一个则是从1948到1968，如是类推。在这七个小组里，浓缩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而我尤其想看看分配了文革的那一个小组将如何演绎这段痛苦的历史。
在他们的戏里，李普由阿瑟来扮演，他是个模样严肃，聪明的男孩，戴着厚眼镜，短短的黑发。他醒过来了，表情很困惑，然后其他的学生，扮演红卫兵的，把一顶笨蛋帽子戴上了他的头。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标语围上了他的脖子，将他双手反绑。红卫兵们聚拢了过来，而斗争开始了。
“你为什么不是红卫兵？”一个女孩向他吼道。
“什么是红卫兵？”阿瑟迷惑不解。
“你知道什么是红卫兵！你为什么走资本主义路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我的名字叫李普 范 文凯，我是一个国民党的士兵。”
“你说什么？”
“我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一个士兵。我只是个穷人——”
“一个反革命！他是个反革命！”
“我的名字是李普 范 文凯，我只是——”
“闭嘴！”那女孩尖叫。“你现在得坐飞机！”
两个人强迫他立正，把他的手臂往后拽。其他的学生们用调羹敲着铁碗，大声叫着，押着李普前后游行。我从教室的后排看着，只希望傅主任不要在这时候把脑袋探进来。我不想解释关于“李普 范 文凯”的文学课怎么会发展到了这一步。
最奇怪的部分，是在同学们很喜欢这个——这是所有的滑稽讽刺戏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观众们欢呼着，大笑。这完全不是我所预期的；我原本以为，他们会找到一个有技巧的方式做这出戏，来回避那历史阶段中最丑恶的一面，因为我知道许多学生的父母在文革中曾经受苦，遭罪。但仅就现在看戏的感觉而言，我完全感觉不到那个；没有人感到不安，这滑稽戏就跟“仲夏夜之梦”等喜剧那般搞笑，好玩。这就和鲁迅某一次的评论一样：“记性好的人，容易被苦难的重量压垮。只要那些记性坏的人，才能适者生存。”[2]
但我的学生们的记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虽然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仿佛显得更近，更难解决，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错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有时候，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么反应。毫无意外的，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关于鸦片战争，没什么是单纯的，它似乎在我的学生意识里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反复学习那段耻辱的历史，而香港的回归，被描绘成了一次救赎，对他们的个人生命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学生抗议则是所有事件当中最为遥远的，对我的学生来说，暴力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冗长的军训，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结果，而其中有些人却那么爱国，以至于香港的回归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这就是校园里的状况，但当我将更多时间花在城里，我开始发现，对于普通的中国工人，所谓的老百姓而言，事情是不一样的。每周我会跟柯显龙聊两三次，一个在南门山公园的四十七岁摄影师。而我和他沟通越多，就越为他的政治观点而吃惊。他完全没受过教育，但他却具有很有意思的想法；有时他谈到更多民主，以及其他党派的重要性，那些是我在校园里从未听到过的。有一次我提到了香港，但他看上去只是觉得无聊——那对他没任何意义。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没有经验。”
“但即便那些老教师也没这样的想法。”
“当然！他们每周都上政治课——他们必须得相信共产党说的。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学他们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
我发现，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没有经过正规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去想什么，由是，他能够自由清晰地思考。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个情形不是很鼓励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对我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观，而我对在这种地方教书逐渐感觉矛盾，心情复杂。尤其让我心烦的是，自从秋季学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同学的关系很少有什么改进。他们总是很驯服，很尊敬我，而且他们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我对于诗歌也有很大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学，也想要发展出一种互相的尊敬与理解，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交换观点。这种情形在我和我的汉语家教身上发生了，尽管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一开始时。这种改变非常难得，因为它需要绝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双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诚实，即便这种诚实偶尔带来不愉快的感觉。
但我和学生们的关系，距离这种转变却仍遥远。我没法提到中国人的外国恐惧症，因为他们会显出防备心来，这就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尔出现的骚扰者，而不是他们的外国教师。而且，还有太多的时刻，他们会不自在地低下头去。这是我所开始讨厌的了——那伟大的低头。每次发生了那种状况，我就察觉到，我不是在教四十五个有着个体思维的个人。我是在教一个群体，而有些时候，这个群体会作同一的思考，像这种的群体就是暴民，即便是在沉默与消极的姿态中。而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孤独站在整个班的面前。
当地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开始烦扰我。逐渐的，我发现我在涪陵被监视着，虽然很难说出于什么原因。我写回家的信时常出现被篡改的痕迹，偶尔，我收到曾被打开过的信件。那个春天，我的父母邮寄给我一份纽约时报的旅行栏目，其中有我写过的一个故事，但在我那篇文章的边上，有些什么被小心地剪去了。最奇怪的是，那篇故事写的乃是密西西比河，而唯一提到中国处，是在文章尾部的一个注解，提到作者住在涪陵。没过多久，我给父母发去了一封载于软盘的长信，当他们收到的时候，文中的一部分被抹去了，替代以一串串的X。这是信中唯一带点敏感的话题，描绘了我有一次被三个喝醉的大学生骚扰的意外事件。余下的内容是完整的，出于好奇，我的父母把软盘带去给一个密苏里大学的电脑专家看。他说这种变化只能是故意篡改的结果。软盘的故障不会造成这种变化。
这些事件有点烦人，但主要还是让人感到可悲。为什么要审查一篇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文章？是谁花时间来读一个在涪陵这种地方的外国教师的信件？这份力气不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上去么？我猜测，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威胁我——那些活儿干得那么差，显然是想让我发现。但事实上，这种篡改行为，只是更有效地给我提供了例子，展现出了那种构成了共产中国的，毫无目的的受迫害恐慌症。
大学生活里，也显示出了有组织的监视迹象。一月份，一个接近成都地区的志愿者跟一个的士司机发生激烈争执后，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局。那个志愿者明显是做错的那一方，最终他被送回了美国；但在问讯期间，他发现当地警局备有一份他的记录，内容是他在课堂上所说的任何会引起争议的话。所有一切都在那儿——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毛泽东，还有任何敏感的内容。他对于中国的政治限制尤其不敬，但我知道，我们所有人多少都曾经越界。而我知道，在涪陵的警局，大概也有一份我的资料，关于我提到的鸦片战争，我提及的外国人恐惧症，以及我在课堂上所说的其他内容。
这儿有一些学生干这种活儿，报告我所用的材料——政治告密者，多少算是。很有可能，他们是最好的学生；也许有些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还是跟踪我的言行，在我上课时，很难不想到这个。
在课堂上，最困难的事儿之一，乃是引导同学们进行讨论，因为通常，学生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你得去想到用罗宾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会去想到那些教给他们的东西。关键点在于去哄出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在秋天里，用罗宾汉就很好，到了春天，亚当的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他在他的文化课上，涉及到了人口问题，而我们想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在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喝当地啤酒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公开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人敢于反对——但你可以自由地讨论美国。是以那个题目就来了：美国应该采取法律，限制大多数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
亚当给四个班都上了这课，而情形总是把学生们平均分成了两派。这种分派中有一个模式——那些党员以及其他处于权威位置的学生，总是倾向于实施该政策；而反对的那一边，则包含了一些非主流的边缘元素。他们在一个美国的课堂上，当然算不上是边缘人士，但在涪陵他们就很瞩目了——一些较为安静的学生，那些和班上的政治组织毫无关系的，有点偏移的人。
每次，他们后来都在无意识中讨论起中国来了，那当然正是亚当所想要的效果。在最后一个讨论中，当争论变得激烈，一个叫丽贝卡的学生站了起来。
（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他是个三年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糟糕的英文名字。他留着浓密的平头，一双疲倦的眼睛，显然，他是很聪明的，然而他却很懒，经常通不过考试。我从未见过他和其他的同学交往。在争论中，他是反对美国接纳计划生育政策的，而他很快阐述了观点。
“在美国，”他说，口齿很清晰，“人们习惯了有更多的自由。他们非常关心人权。美国人绝对不会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他们会把它看作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
他坐下了。一阵愤怒的嗡嗡声扫过了教师；有那么一阵，情形看起来他们又要尴尬低头了。但有人起身反驳了丽贝卡，这就过去了，直到讨论结束，再没有类似的声音出现。
第二天，在我上完文学课后，丽贝卡跟我到了大堂。他问我能否借一本杂志看，我告诉他跟我去办公室，在那儿有成堆的新闻周刊，是和平队邮寄给我们的。
我们边上楼梯边聊，丽贝卡又开口了。“我想你肯定注意到了，在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多的自由，”他说。我们周围有很多学生，许多人都可以说英文的。亚当跟我说了昨天的讨论，我知道这个年轻男人脑中肯定想着些什么。
“让我们去办公室，”我说。“那儿有很多杂志。”
我让门开着。走廊太吵了，人们听不到我们，而且我猜想丽贝卡大概也有一点名声了；关着的门也许只会惹人生疑。但他看似并不担心那个——他坐下来，直直盯着我的眼睛。
“我经常想，我们中国有许多问题，”他说。“在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由。我想，在美国，你们有更多的自由。”
（这个男孩还是习惯用“我们中国”的说法。）
这是我首次听到有一个学生那么说话，而我不太肯定该怎么回答。“我想我同意你的说法。”我很慢地说。
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他需要花时间来想他要用的词儿。一个停顿后，他说，“我很羡慕你们美国的自由。”
“但有些人认为美国人有太多自由了，”我说。“那也是美国有那么犯罪的原因之一。人们可以拥有枪支的自由，而且他们可以有各种奇怪的想法。”
“我想那不重要，”他说。“在美国，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好，经济也很好，因为有那么多的自由。”
“我想你的大多数同学不会同意你的。”
“不！”他几乎叫起来。“他们都不一样。但他们说我是不同的——有时他们说我是一个‘新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想。”
“唔，”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我想你或许要小心点。”
“有时候我会害怕，”他说。“我经常害怕我不能说出我所想的。”走廊上的人已消失了，安静了许多，而我想着：为什么你还那么大声？但很显然，他为了这次交谈，已经憋了很久，而他现在把所有一切都置之不顾了，他盯着我，平稳说道。
“我不喜欢这所大学，”他说。“我不喜欢那些规矩，我也不同意其他同学的观点。而且我不喜欢中国的规则。”
“也许事情在未来会不同的，”我说。“而且我想在北京和上海，事情已经有点不同了。”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变得太慢了，”他说。“我希望能够活在一个像美国那么自由的地方。”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没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变得很快，”我说。“几年后，你会发现它会变得很不一样。我一个星期前读到了一些文章。”我捡起一本杂志来，那上面有一篇文章，说政府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重估天安门事件。那不算什么，但我除此以外，没什么可拿给丽贝卡的。
“你或许会觉得这有点意思，”我说，把杂志递给他。他接过，谢了我，然后又直直盯住我的眼睛。
“你喜欢在中国的生活么？”他问。
“是”我答。“也许我没有你碰到的那些问题。有时我不喜欢这里的政治体系，但它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这里有许多东西是我喜欢的。”
“如果我是你，”他说，“我一点也不会喜欢这里。我会呆在美国。”
那些就是他要说的。他站起来，点头告别，离开了。出去的时候，他关了门。
我在那儿独自坐了一会儿，想着他的话。他是唯一一个近似于异见者的学生，而我想起了来涪陵之前对这种人士的想象。我总把他们想象成高贵的角色——充满魅力，智慧，有远见，勇敢。也许在1989年时，情形的确如此，也许在大点的城市里，也依然是这样；但在涪陵这里，事情非常不同。我最好的学生们——索迪，林达，阿姆斯特朗，阿曼；那些是有魅力的，聪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那些很早就被共产党收编的人。如果你有才能的话，就得按规矩玩；成为党员对你的事业是有利的，在任何情形下，所有的学生似乎都认为，以那种教给他们的狭隘的方式爱国，是好的。我曾经想过的那些异见人士的形象，在涪陵找不到实体。
我所有的，只是丽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而他是个失败者。他是一个糟糕的学生，而他在社交上也很笨拙。他没有朋友。他有一个女孩的名字。这些特点聚合起来，令他不同，而在他的苦楚里，他的想法无疑将令他更远离党的路线。如果在中国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大的改变，很难想象它会来自像丽贝卡这样的人，或者，从我任何一个学生中而来。我再次意识到，任何重要的发展，将会首先发生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后，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会在涪陵这样的地方掀起波澜，就像从前那样。
丽贝卡再也没有开放地谈论那个话题，但有几次我给他杂志，而他总是谢了我。在期末考试中，我给他的分高于我该给的。部分是因为我欣赏他的勇敢，但主要只是为他而感到遗憾。[3]
在六月的中旬，鼻窦的感染发展到了我的右耳，穿破了耳膜。事情发生得很快——一个下午我开始感觉到耳朵里的压力，到了晚饭时，就变得痛起来，马上就不可忍受了。我的右半边脑袋都因疼痛而抽搐，然而没有办法，只有等待那压力突破我的耳膜。
无法睡觉，而痛楚又太强烈，无法用阅读来分神。止痛药一点用也没有；最后，我只能坐到沙发上去看电视。电视上有一个音乐节目，结合上了舞台表演，我看了一阵；之后是另一个秀，小朋友们上了很浓的妆，照例跳舞翻跟头。电视上总有那样的节目——中国人对小孩喜欢得不得了；几乎一天里的每一个小时，你都能找到个频道，有一群那样的小孩在台上又跳又笑。
待到夜深，只有一个频道了，为了准备香港的回归，放了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片子。我耳朵里的疼痛变得更强烈了。在我的苦痛中，我密切观看着电影，在纸上记下一些摘录，有意识地把事情变得更糟。那片子有英语的字幕，让我较容易从对白中做摘录：“这些外国人真贪婪”；“这些条约不单是屈辱的，而且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外国人有邪恶的计划”；“外国人入侵，只是为了利益”；“外国人的欲望永不满足”；“老实说，我们可以哄一哄外国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傲慢？”
那些外国人是英国人，到了影片的结尾，他们洗劫了圆明园。片子中有一次拍卖会，一个相貌丑恶的红胡子英国人举起一卷画，说道，“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画。”他要价一镑，但没人响应。在拍卖会后，他们把宫殿烧为焦土。
影片在凌晨一点后结束，其后电视上再无节目了。我出了门，在校园里走了一会儿。相比看鸦片战争的电影，走路的分神效果更好些。气温很完美，万籁俱寂，星光在白山坪的暗轮廓上闪动。我知道，这不是我在中国的生活体验的一个高点，不过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它是有所值的。
终于，在一个小时后，我入睡了。早晨醒来，我的耳膜破了，枕头上都是血。但我的脑袋不再疼痛，而我可以长途前往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坐船要三个小时，巴士要四个小时。我去见了医务人员，他们帮我清洁了耳朵，让我休息了五天时间，坐在成都人民公园的茶室里。当我健康改善了，我回到涪陵，完成余下学期的工作。这事的主要后果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右耳除了阵阵的铃铃响，什么也听不到。有一阵子，这种铃声很烦人，但很快我意识到这比听那些喇叭声还是要好些。如果你半聋了，那么选择在涪陵还是要好过在其他地方。
在六月30，所有的课程因为香港回归而取消了。倒计时的标志被移到了校园路边的一个显眼位置上，红色的横幅从宿舍楼上挂出来。彩灯与灯笼妆点了教学楼的走廊。
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了。亚当早些时候已经离开；我可在两天后走，在我给期末考试阅卷之后。
在下午四点，同学们涌入了教室看电视。有一些特殊的电视节目，一直播放到明天凌晨的两点，而给学生们的时间表则是连续看十个小时的节目。他们挺兴奋，教学楼里充满笑声。
在九点钟，烟火在城市上空绽放，学生们叫着冲去走廊上观看。乌江上一条条红黄的色带，烟花的爆炸声响彻河谷。涪陵城的一切都被照亮了——商店，公寓的窗户，长长的江滨路——看似江边的这座城市在山上燃烧。
有一群群的小孩在校园中晃，他们在节日里总是这样，有几个小男孩跑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正在给卷子打分，王学松带着他们进来了，他八岁，住在我对面的公寓楼里。我另有一次关于他的记忆，在我问他谁是中国的敌人时。
“英国，”他很快回答。
“为什么？”
“因为鸦片战争。他们从中国手里偷走了香港。”
我问他在英国之外中国可还有别的敌人，他再次立刻回答了。
“日本。因为南京大屠杀。”
“还有别的么？”
“葡萄牙。”
我问他为什么，这次他想了一会儿。
“因为他们拿走了广州。”
我没纠正他的错误，我猜他指的是澳门。我问了他又一个问题。
“谁是中国的朋友？”
他皱皱眉头，把头转向另一边。“我不知道。”他最后说。
在香港回归的夜里，王学松和其他男孩在我办公室的家具上跳来跳去，兴奋地说个没完。我给了他们一些外国邮票，谈起了香港。我告诉他们我在英国住了两年，看起来他们很是吃惊——不过我还是经受住了。
到了十一点半，我的几个一年级学生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聊天。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在起初，他们害羞地叫我头疼，但他们的热情很高，给他们上课总是享受。跟他们相处，没有和三年级学生的那种距离感，可能因为一年级的程度较低，我对他们的期望也是。在他们学习莎士比亚时，学得很好，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就是难以接受老师是一个外国人的事实。
我给一年级学生取了名字，这使得他们更有趣了。有些名字我是用了家里人与朋友的名字；在布置小组作业时，我经常把我的亲戚们聚拢起来，这样，我的妹妹安吉拉就会跟我的祖母多利亚一起作业，而我另一个妹妹艾米则与库诺，海蒂一起，那两个是她的孩子。其余的名字，仅仅因为我喜欢：普克，安飞尼，米兰达，拉特呀，阿莱，迈克，奥菲利亚，MCA。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构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群体——和涪陵的那种标准班级很不同，在那里，总是相似的背景，相似的想法。看起来，名叫拉特呀和奥菲利娅的学生，无可避免将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几乎所有事物；至少那是我的幻想，因为多元，乃是我所怀念的美国的一部分。尤其是，住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同一种族的地方，感觉相当陌生。整整一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黑人。但在我的一年级班里，我有拉特呀和安飞尼，聊胜于无。我主要是喜欢上课前的点名，叫出的名字既有熟悉的，也有富于异国情调的。
今晚，他们都很疲惫了——他们就像小孩子，被允许通宵不睡，而结果，在兴奋中，他们到了晚饭时间已经透支了精力。阿莱的眼睛因疲倦而沉重，她告诉我她想回宿舍，但门已锁上了。没人可以回去睡觉，直到香港回归了。
午夜前十分钟，我走入了一个有电视的房间。所有的灯全熄了，几乎有一百个学生一起看一台小小的电视屏幕。我四处寻找丽贝卡，见到他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屏幕的蓝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光。
好几天来，香港一直下着阵雨。仪式继续着，就像屏幕角落里倒计时的钟那么稳稳进行，而当江主席亮相时，学生们欢呼了。他们第一眼看见中国旗时，鼓起掌来。他们向查尔斯王子大笑，对着那些穿着苏格兰短裙的旗手大笑。当午夜那一刻如闪电到来时，学生们狂叫，而红旗升起，中国国歌开始奏响，教学楼里充斥着欢庆的轰鸣声。
在午夜后有演讲，江保证在特别行政区，经济与人权不会有所改变。在香港，仍然下着大雨。我听了几分钟，离开了。回去的路上，我穿过了木槌球场，有几个学生以他们的方式在庆祝。他们在阴影中，借助着夜的帮助。
[1] 译注：关于外国人恐惧症，XENOPHOBIA，在多移民的国家里显然比较容易受到关注。在西班牙时碰到的一个美国人问我中国的种族问题，我当时回答说许多中国人没机会见到多少外国人。现在想来，这倒未尝不是一个将来的问题。当然，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入国。在西班牙的经历中，我也感觉一些对外国人的冷淡，当然西班牙绝不算很特别。
[2] 译注：我不太赞同何伟在此处引用鲁迅的话。这种评论虽说不无道理，但是带上了道德评判的色彩。鲁迅虽然是一个重要作家，却不能算视野开阔，有长远眼光的那一类。而他过多的道德批判取向，限制了他的视野。那些夸他或者俄罗斯的某某为“民族良心”的说法，也堕入了此中。何伟的家庭有一些教会背景，他身上也不乏传教士的传统精神，让他也显得偏重道德思考。过多围绕着崇高道德打转是不行的，历史已有许多明证。我所推崇的人道精神，当然有道德的成分，却也要充分考虑到人性的多面，要尊重发展法治的力量。
就历史问题而言，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一味光荣无瑕的。何伟应当加以更多的同情与体谅。西方宗教狂热下的血腥暴力，也是中国所未曾有过的。只是西方人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大有改善，这个中国人倒是可以借鉴学习。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我可以理解何伟的态度。我们谁也不希望文革重演。
[3] 译注：何伟对丽贝卡的评论有点让人奇怪，为什么他就认为这男孩注定是一个失败者呢，注定不能成为一个人物呢？大约还有些是他没说出的。在中国，学业不佳的男孩并非没有其他的出路，跑去沿海打工，做生意，这是很多人的选择。当然，对于丽贝卡来说，也许他连这个才能也不具备，而何伟当然也不重视那种生意上的成功。
而关于中国的改变，何伟如此关注这一话题，倒是叫人颇为感动。这是基于人道，而非政治利益的关心。许多中国人大概都不了解这一点，西方人中的确有许多是不那么政治利益化的。不过何伟只关注到几个点儿，对于经济，以及经济相关话题，他没什么涉及，那也是他的教育背景所限了。有一个美国传教士在1910年代所写的书，译本名为“北洋之始”，对中国丰富全面的记录，叫人叹为观止。但何伟对个人故事的深入描绘，则更为难得，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