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要付出代价
庞氏骗局带来的间接伤害比第一眼看上去的更为广泛。首先，最明显的受害者是骗局投资人。但是，他们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监管成本和调查、起诉、监禁罪犯的法律费用上涨，全社会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我们是缴纳更多税款还是更多费用，最终都是为这些犯罪计划买单。
法务会计师通常要追踪和收回资金，而调查和起诉的法律费用高昂。此外，骗子很可能会宣告破产，其辩护费还要纳税人支付，让受害者雪上加霜。
最后，有人违法被抓，才促使新法诞生，否则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这增加了游说和实施新的法律法规以及成立监管机构的成本，也增加了被监管方持续的合规与报告成本。
今天的白领犯罪相当于昔日的银行抢劫或马车抢劫。持枪抢劫仍有发生，但如今，这些旧的犯罪方式最多能给犯案者带来几千美元的收入。
现在，野心勃勃的骗子更可能利用技术和社交工程，骗走人们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财富。然而，这些罪行惩罚力度较轻。犯罪分子脱身很容易，往往就是没收那些还没花掉的钱，还可能交一笔罚金。通常情况下，只有规模较大的庞氏骗局会带来牢狱之灾。社会并不认为，庞氏骗局和其他白领犯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部分原因在于其真正的成本是隐性的。
司法体系对于持枪抢劫会判处长期监禁，这是理所当然的。暴力犯罪必须得到严惩，才能威慑犯罪分子，否则，社会将变得目无法纪、充满暴力。
但是，我们应该拿对身体的伤害程度来衡量白领犯罪和传统犯罪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两种类型的犯罪对个人和社会整体带来的伤害同样大，只是方式不同。刑期和罚款的金额都应反映这一点。
诈骗的量刑还没有跟上技术进步。一百年以前，窃贼一次只能抢一个地方或一个人，如果被抓，将面临长期监禁。
现在骗子可以聚敛数十亿美元却不受惩处，毁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的财富。最起码，诈骗扰乱商业，阻碍投资，降低整体生活水平。最低限度，诈骗也会增加监管成本，而这些成本终将由每个纳税人承担。
既然影响如此巨大，为什么诈骗和白领犯罪的处罚这么轻？这是因为白领犯罪不断演进，而针对犯罪的法律却是滞后的。法律往往在事后才更新，并且不会一步到位。马夫罗季的俄罗斯庞氏骗局就是一个例子。当时还不存在相关法律能指控其罪行。在一些国家中，确实有相关法律，但量刑极低。美国和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早已存在法规与量刑，只是因为庞氏骗局在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已经存在了近百年。
即使在美国，各州管辖与联邦管辖之间，存在监管和执法方面的灰色地带。最好的情况下，这只是导致了延迟调查，如保罗·伯克斯及其瑞科网回报计划，而最坏的情况则是诈骗没有受到任何调查并从未被起诉。
瑞科网回报计划混合了金字塔骗局与庞氏骗局，在本例中，北卡罗莱纳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收到很多投诉，但却没有采取行动，认为这是证券问题，属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法律管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还在投钱，直至骗局最终崩塌。
回报这么大，处罚这么轻，对骗子完全没有威慑力。过去的几年，量刑已经开始有所进展，现在至少对较大的庞氏骗局，能更准确地反映罪行的严重性。麦道夫和斯坦福的判决意味着，他们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他们获最高量刑是因为他们数十亿美元的诈骗牵涉甚广并面临公众压力。这是例外，而不是惯例。很多骗子仍然没有被判入狱。
抢劫、诈骗等犯罪的量刑，美国各州都不同，现在在佛罗里达州，普通银行抢劫，涉案金额一万美元及以下的，平均获刑不过七年多。刑期较长的原因之一是抢劫银行被认为是暴力犯罪，当然这是合理的。
虽然没有诈骗或庞氏骗局（诈骗的一种）方面的单独统计，量刑通常轻得多，尽管大多数诈骗涉及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只有大约一半被定罪的人实际坐过牢，这些人中间，刑期平均只有四年。其他被定罪的人被判处罚金，如果你想想他们筹钱的手法，就会觉得这有点讽刺。
庞氏骗局不会像突如其来的子弹那样终结受害者的生命，但许多受害者会告诉你，在失去了积蓄的那天，他们的生活就完了。除了财务上的灭顶之灾，许多人还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有过自杀的念头，婚姻和家庭支离破碎。许多骗局的受害者说感觉受到了侵犯，并与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呈现相同的心理症状。
虽然庞氏阴谋家没有持枪顶着受害人的脑袋，可他很容易就窃取了别人数百万的财富，破坏的规模和程度比银行抢劫大得多。他的刑期难道应该比抢劫银行的人短，甚至少一半吗？
我不认为银行劫犯的量刑应该更轻，而是骗子的刑期应该更长。诈骗绝不是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而且在精神和经济上造成伤害的程度，都应体现在量刑指南中。
指责
社会往往会指责庞氏骗局的受害者，程度不亚于指责骗子。这其中有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受害者贪婪，所以活该。我们认为受害者本应更谨慎，或者认为他们被贪念驱使。直到骗局发生在我们身上。
许多诈骗的受害者就像你我一样。可能最初有所怀疑，但能言会道的骗子会将他们反对的声音各个击破。他们一开始很小心，只做小额投资。如果承诺的收益得到兑现，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也就验证了投资的合法性。受害者便投入更多的钱，往往是一生的积蓄。我们无法知道，若面临相同的情况，我们会作出不同的选择。
许多受害者根本不会主动站出来。他们责怪自己，感到羞愧，怎么那么容易受骗。那些警示信号像后视镜里的影像一般明显。他们不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而他们的沉默会让骗子有机会侵害更多的人。
婚姻破裂是常见的。信任危机爆发，尤其是决定投资的是其中一人，不管对方是否知情。通常一方会对毫不知情的配偶隐瞒真正的损失程度，直到损失不可挽回。有些受害者出现类似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抑郁症，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焦虑和失眠是常有的现象。
年纪太大，不能工作，无法恢复储蓄，无法申请贷款，相比原先一辈子的储蓄，财务境况完全逆转。许多人形容，每天醒来时，都希望自己只是做了场噩梦，却只能再度面对严酷的财务现实。
正是因为社会部分归咎于受害者，骗子往往才能轻易脱身。通常只有少量的钱能被追回。
寻找受害者
骗子选择受害者是很随意的，当然他们喜欢将网撒得越远越好，越宽越好。海里的鱼越多，上钩的鱼才越多。受害者越多也意味着骗子能拿到更多的钱。
相比有钱人，骗子往往更中意中产阶级。有钱的人常常会聘请专业的财务顾问预先筛选投资，而骗子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躲避严格审查。出现问题的话，富人也有钱打官司。
许多中产阶级工作了一辈子，已经有丰厚的储蓄。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太愿意将辛苦赚来的积蓄花在律师费上，直到已经来不及。中产阶层是庞氏阴谋家的最佳目标。
不管他们是谁，大多数庞氏骗局的受害者最终把所有的钱都投给了庞氏阴谋家，因为投资回报是如此可观。
正如查尔斯·庞兹所说：“我的生意很简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老把戏。”几个月之后，他在里约热内卢身无分文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