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不仅意味着只能拥有少量物品，也不仅仅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一种关系。最重要的是，贫穷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它是令人厌恶的分化阶级之物。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 ）
不平等有多严重？
我们在上一章中发现，对于富裕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和平均收入的增加不再能够增进人们的福祉了。我们还发现，在各个社会内部，健康和社会问题与收入水平之间依然有着密切的关联。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收入不平等的严重程度是否会造成影响。
图表2.1所展现的是各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情况。位于最上方的是最平等的国家，位于最下方的是最不平等的国家。水平条的长度衡量的是各国最富有的20%人群与最贫穷的20%人群财富对比的情况。在图表上方的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有的20%人群财富为最贫穷的20%人群的不到四倍。对于图表下方的国家而言，收入差距至少翻了一番，其中有两个国家最富有的20%人群财富为最贫穷的20%人群的九倍多。最不平等的国家包括新加坡、美国、葡萄牙和英国（图表使用的数据是扣除了税收和福利之后的家庭收入，并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进行了调整）。
图表2.1：各国最富有的20%人群比最贫穷的20%人群富有多少倍？
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方法有许多种，这些方法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采用哪种方法通常不会造成太大差异。除了考察顶部和底部20%的人群之外，我们也可以考察顶部和底部10%或是30%的人群，我们还可以考察较为贫穷的半数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通常而言，较贫穷的半数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20%至25%，较富有的半数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75%至80%。其他更为复杂的指标包括所谓“基尼系数”。这一系数衡量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而不仅仅是比较两极的状况。如果所有收入都归一人所有，其他人一无所获（也就是最大程度的不平等），那么基尼系数就是1。如果收入被完全平均地分配，所有人都获得同样的收入（完全平等），基尼系数则为0。基尼系数数值越低，社会就越平等。最常见的数值通常在0.3到0.5之间。另外一项衡量不平等的指标被称为“罗宾汉指数”，它告诉我们的是，需要将富人收入转移多少给穷人，才能实现彻底的平等。
为了避免被指责为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指标，我们决定在本书中使用官方机构提供的数据，而不是自行核算。当比较不同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时，我们使用的指标是顶部20%人群收入与底部20%人群收入之比：这一指标易于理解，而且联合国已经提供了现成的数据。当比较美国各州的不平等程度时，我们使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这是最常见的指标，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美国人口调查局已经提供了相关数据。在许多学术论文中，我们以及其他学者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以表明指标的选择对于结果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不平等的程度会造成不同影响吗？
经济增长对于提升生活质量的作用已经终结，再加之面临着诸多环境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图表2.1所呈现的不平等状况又会造成何种影响？
多年以来众所周知的是，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暴力事件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更为常见。然而，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在社会底层更为常见的问题，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都更为常见。我们在稍后数章中将说明，这不仅仅包括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暴力事件，还包括许多其他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令人们更加担心，现代社会尽管富足，但常常伴随着社会失败。
为了考察这些问题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是否更为常见，我们收集了值得信赖的、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关于健康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数据。我们最终完成的清单包括：
·信任程度
·精神疾病（包括药物和酒精依赖）
·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
·肥胖症
·儿童的教育表现
·青少年生育率
·凶杀案率
·监禁率
·社会流动性（无法获得美国各州的数据）
有时候，乍看上去不同事物之间似乎存在关联，但这种关联可能是虚假的，或是出于偶然。为了确认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我们还尽可能地收集了美国五十个州的相关数据。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两种独立的背景下核实这些问题是否总是与不平等程度存在关联。正如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曾说过的：“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众国之国。”
为了展现出整体情况，我们将各个国家以及美国各个州关于健康和社会问题的所有数据综合起来，得出了“关于健康与社会问题的指数”。指数中的每一项都具有相同权重，也就是说，精神健康状况、凶杀案率和青少年生育率等项目的得分对于总体得分具有相同分量的影响。该指数表明的是这些健康与社会问题在各国和美国各州的常见程度。预期寿命等项目的打分是反向进行的，因此，各个项目中得分越高就意味着结果越糟糕。“关于健康与社会问题的指数”得分越高，情况就越糟糕（关于我们是如何选择本书表格中呈现的这些国家的，参见本书附录）。
一开始我们在图表2.2中揭示了，有强有力的迹象表明，糟糕的健康状况与社会问题在较平等的社会中较为少见。随着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横轴向右），“关于健康与社会问题的指数”得分也逐渐提高。在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的国家，健康与社会问题的确更常见。二者之间的关联非常紧密，偶然因素几乎不可能导致图表呈现为这种形态。
图表2.2：在富裕国家中，健康与社会问题与不平等有着密切关联。
为了强调糟糕的健康状况与社会问题在社会中的盛行与不平等程度有关，而非与平均生活水平有关，我们在图表2.3中展现了同一项指数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较富裕的国家表现更好。这确认了第一章中图表1.1和1.2得出的结论。除了知道健康与社会问题在各个社会里较贫穷的人群中更为常见外，我们现在还知道，总体而言这些问题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更为严重。
为了检验这些结果是否只是个例，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五十个州是否也呈现出了类似趋势。与对各国情况的研究几乎一样，我们收集了美国各州关于健康与社会问题的数据。图表2.4表明，对美国各州而言，“关于健康与社会问题的指数”与不平等的程度有着密切关联；图表2.5则表明，该指数与平均收入水平并无明显关联。美国的数据确认了国际上的情况。美国在国际图表（图表2.2）中的位置表明，美国总体的高平均收入无助于缓解该国的健康与社会问题。
图表2.3：在富裕国家中，健康与社会问题与国民平均收入仅存在微弱的关联。
需要指出的是，综合了十项健康与社会问题的指数之所以与不平等有着密切关联，部分原因在于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会愈发突出其共同之处，而忽视了其不同之处。在第4至12章中，我们将分别审视每个问题是否与不平等存在关联，并将讨论不平等是如何导致这些问题的。
这些证据不应被贬低为统计学的诡计。图表2.2展现的密切关联表明，的确是不平等这一共同因素导致了健康与社会问题的盛行。所有数据都来自于最值得信赖的机构：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等。
图表2.4：在美国各州，健康与社会问题与不平等存在关联。
图表2.5：在美国各州，健康与社会问题与平均收入水平仅存在微弱的关联。
会不会是我们选择的问题不具有代表性，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使用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编纂的“富裕国家儿童福祉指数”。该指数综合了涵盖儿童福祉方方面面的40多项指标（我们删去了关于儿童相对贫困程度的指标，因为顾名思义这一指标就是与不平等密切关联的）。图表2.6表明，儿童福祉与不平等关联十分密切，图表2.7则表明，儿童福祉与各国的平均收入水平毫无关联。
社会坡度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结束时指出的，关于社会底层人群面临的问题为何更严重，也许存在两种解释。要么是人们所处的环境导致了这些问题，要么是因为人们受到这些问题的拖累，才沦落到了社会底层。我们在本章中提出的证据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考虑这一观点：社会是一项宏大的选拔机制，人们在社会阶梯上起起落落，原因在于各人的品质与不足。疾病、学习成绩不理想、青少年时期生育子女等因素的确不利于人们攀登社会阶梯，但“选拔机制”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何这些问题在较不平等的社会比在较为平等的社会更为常见。社会流动性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这些问题集中于社会底层，但不能解释为何较不平等的社会总体而言面临更多问题。
图表2.6：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富裕国家儿童福祉指数”与不平等存在关联。
图表2.7：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富裕国家儿童福祉指数”与人均国民收入不存在关联。
有一种观点认为糟糕的物质条件（如住房、饮食、教育机会等）直接导致了这些社会问题。这种观点暗示的是更加富裕的发达国家应该比其他国家表现更加优秀，但现实远非如此：某些最为富裕的国家表现最为糟糕。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不同的环境下对健康和社会问题的调查，以及对富裕国家儿童福祉的调查，都呈现出同样的态势。富裕国家的问题不是由于该国还不够富裕（或者过于富裕）导致的，而是由于该国内部各群体之间物质条件差距过大导致的。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
诚然，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会有偶尔会食不果腹的一小部分贫困人群。然而，对占美国人口总数12.6%的生活在联邦贫困线（衡量的是绝对收入，而非相对收入，例如平均收入的一半）以下者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的80%拥有空调，几乎75%至少拥有一辆车，约33%拥有电脑、洗碗机，或第二辆车。这意味着他们之所以没钱购买食物等必需品，往往是因为他们更加渴望达到流行的生活标准。例如，他们也许会觉得节衣缩食购买衣服以维持表象更为重要。我们了解到，有一位年轻失业男子用一个月的收入购买了一部新手机；他表示这是因为女孩不会注意那些没有适当商品的男孩。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强调的：在社会中表现得体面，不因显而易见的贫困而感到耻辱，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正如关于健康状况的坡度贯穿全社会一样，不平等和希望保持体面带来的压力也不只限于一小部分穷人。我们将发现，这些后果遍布于全体人群。
不同的问题，相同的根源
我们发现许多健康与社会问题与不平等相关。但决策者往往把这些问题视作彼此孤立的，认为每种问题都需要单独的应对措施。医生和护士为我们治病，警察和监狱应对犯罪问题，矫正教师和教育心理学家解决教育问题，社会工作者、戒毒机构、心理与健康专家应对其他问题。这些服务都是昂贵的，都只有部分效果。例如，医疗服务质量的优劣对于预期寿命的影响要弱于感染某些危及生命疾病风险的高低。而且，即使这些服务成功地防止了人们再次犯罪，治愈了某种癌症，令某人摆脱了毒品，或是解决了教育失败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依然在不停地为每一代新人重新制造这些问题。与此同时，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和社会最为贫穷的地区里最为常见。
收入不平等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将考察收入差距与其他问题的关联。在此之前，我们要简短地讨论收入差距如何帮助我们了解社会。人类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从最为平等的史前狩猎与采集社会，到金权统治最为严重的专制社会。尽管现代市场经济民主制国家不属于这两种极端，但也有理由认为各国的等级次序严重程度存在差别。我们相信收入不平等衡量的正是各国等级次序的严重程度。收入差距越大，社会差距也就越大，社会分层也显得更加重要。
如果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指标来衡量不同国家等级次序的严重程度就太好了，这不仅仅比较收入上的不平等，还可以比较财富、教育和权力等方面的不平等。考察这些方面的不平等与社会差距，与服饰、音乐和电影偏好等表明社会地位的指标，与等级次序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有何关联，也将是十分有意思的。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将获得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新型数据，但当下我们还只能依靠有关收入不平等的数据。但这些数据也足以给我们带来惊喜。
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解读收入不平等，有两项重要原因。首先，只有那些明显具有社会阶级坡度的健康与社会问题（即在社会底层更为常见）才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更为常见。这似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某个问题的社会坡度越陡峭，它与不平等的关联就越密切。不仅仅单个问题具有这样的特征（例如青少年生育率和儿童的教育表现），某个问题的性别差异也体现出了这样的特征。我们将会发现，女性肥胖率与不平等的关联之所以比男性肥胖率更为密切，是因为女性肥胖率的社会坡度比男性更加陡峭。乳腺癌等在贫穷人群中并不更加常见的健康问题，与不平等不存在关联。
其次，收入不平等反映出了社会等级次序的严重程度。通过审视近170篇研究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关系的学术论文，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研究不平等的学者涉及的领域规模不一，有些人研究的是邻近地区的不平等状况以及与当地平均死亡率的关系，有些人研究的是城镇或城市的不平等与健康状况，还有一些人的研究对象是地区和各州，还有人以各国为对象进行国际研究。在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审视中，浮现出了一幅清晰的图案。就较大范围而言（例如地区、州，或者国家），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表明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关联；但就较小范围而言，研究结果则并不一致。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为何最贫穷的地区健康状况往往最糟糕，就完全能够理解上述结果了。导致某个邻近地区健康状况不佳（其预期寿命可能要比最为健康的地区短十年）的原因显然不在于其内部的不平等，而在于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该地区处于不平等（或者说是贫穷）的状态。因此，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我们的结论是，收入差异告诉我们的对健康（或社会问题）的影响因素并非此前未知的，而是社会等级次序的严重程度，这导致许多社会问题具有坡度。由于健康与社会问题的坡度反映的是文化与行为上的社会地位差异，因此，物质不平等应当是造成这些差异的核心因素。
我们也许应该将社会的物质不平等视为一具骨架，围绕着这具骨架，形成了阶级与文化差异。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初的财富差异逐渐被服饰、美学品位、教育、自我意识和其他表明阶级身份之物的差异覆盖了。举个例子，可以想想俄罗斯近来出现的巨大收入差距将如何影响其阶级结构。俄罗斯新寡头的孩子在宏大的别墅里成长，就读于私立学校，周游世界，由此他们将养成上等阶级的文化习性。一位英国保守党政客曾有句名言，称另一位保守党人“需要自己购置家具”。尽管人们对于暴发户总是心存偏见，但财富不会永远是“暴发”的：一旦家具被继承下去，它就成为了古老的财富。早在18世纪时，人们曾认为出身和血统是进入上流社会的决定因素，如果你失去了财富，也许还能短暂地保留“上流穷人”的地位，但经历了一两代人之后，你和其他穷人也就没多少区别了。另外，正如简·奥斯汀（Jane Austen）在《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 ）和《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 ）中揭示的，无论你出身如何，为了爱情而非金钱结婚，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你可以赢得或是失去一笔财富，但只要没有它，你都无法长时间地保持“体面人”的身份。物质差异构成了骨架，围绕着该骨架将形成其他社会差异，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通常认为不平等会导致社会分裂。
事关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以及全国性表现
由于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不再能带来更多益处，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找到提高实际生活质量的其他途径。有证据表明，减少不平等是为我们所有人改善社会环境质量、并且由此提高实际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如我们在第13章中将要看到的，受益的也包括社会中的富裕阶层。
显而易见的是，更加平等不仅有助于增进所有人的福祉，对于全国性成就和本国在诸多领域的表现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当1980年代初与健康相关的不平等首度在公共健康议程上占据显要位置时，人们还会不时地询问为何要对不平等感到大惊小怪。他们认为，从事公共健康工作的人们任务在于尽可能迅速地提升总体健康水平；与之相比，与健康相关的不平等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问题。如今我们发现，情况几乎与当时截然相反。健康以及我们将在后续章节讨论的其他重要问题，其严重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决定的。如果你希望知道为何某个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更好或是更差，你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该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不必为了减少健康或者学童教育表现方面的不平等制订一项政策，为了提高全国性的表现水平再制订另一项政策。减少不平等就是同时实现这两大目标的最佳途径。此外，如果某国希望提高学童的平均成绩，就必须应对潜在的不平等问题：不平等导致学童的成绩具有更为陡峭的社会坡度。
发展中国家
在结束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尽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平等同样重要，但背后的原因却更加复杂。在富裕的国家，如今重要的是财富与财产的象征意义。购物所代表的地位与身份常常比购得的物品本身更加重要。粗俗地说，二流物品代表的是二流的人。
在任何地方，财产都是地位的象征。但在更加贫困的社会，必需品在消费中占据的比重更大，此时更加平等的社会之所以表现更佳，原因恐怕就与地位问题无关，而在于这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获得食物、清洁用水以及住处了。只有对于非常富裕的国家而言，健康和福祉状况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才不再存在关联。在较为贫困的国家，提高生活水平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对最贫困的国家而言，这一点最为重要。在这些社会里，更加平等地分配资源意味着更少的人生活在贫民窟里、只能使用污水、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或是凭借一小块土地勉强糊口。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加深入地考察为何发达国家的人们对于不平等如此在意，以至于不平等对现代人的心理与社会福祉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