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在乎财富，它能为朋友带去礼物，能为生病的人提供治疗。但就满足日常需要而言，财富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填饱了肚子，就没有什么两样。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伊莱克特拉》（Electra ）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悖论：在人类物质与技术成就的鼎盛时期，我们却充满了焦虑，容易抑郁，为别人如何看待我们感到担忧，对自己的友谊心存疑虑，被驱使着进行消费，社群生活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我们需要但缺少轻松的社会交往以及情感上的满足；我们过度进食、着迷一般地购物与开销，或是耽溺于过量的酒精、精神药品和非法药物，试图从中获得安慰。
为何当人类的财富与舒适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时，我们的精神和情绪却经受着如此严重的痛苦？我们常常感到缺失的，只不过是享受朋友的陪伴，但就连这一点也显得遥不可及。我们的生活听上去就像是一场必须不断求生的心理战，不停地在与压力和情绪衰竭作战；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已是如此奢华，甚至对地球构成了威胁。
受默克家族基金会（Merck Family Foundation）委托，哈伍德公共创新学院（Harwood Institute for Public Innovation）在美国展开的研究表明，人们感到“物质主义”阻碍了他们满足自己的社会需求。一份名为《渴望平衡》（Yearning for Balance ）的报告以面向全美的调查为基础，总结称他们“对于财富和物质收益深深地感到喜忧参半”。大多数人都希望社会“摆脱贪婪和过剩，更加趋向于以价值观、社群和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们还认为多数美国人并不将这些视为当务之急；他们相信，多数同胞变得“愈发原子化、自私和不负责任了”。结果就是，他们常常感到自己受到了孤立。然而，这份报告表示，当人们被划分成焦点小组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其他人与自己持有相同的观点”。我们感到了社会价值的缺失，觉得自己被驱使着追逐物质利益，但这种不安感并未促使我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团结起来，反而常常表现为一种纯属私人的矛盾心态，将我们彼此隔离开来。
如今，主流政治已经不再探讨这些问题，不再尝试通过某种人们共享的愿景来激励我们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作为选民的我们再也见不到任何认为能够改变社会的集体信念了。几乎所有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不再是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而是在现存社会中为自己谋得更好的地位。
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于许多富裕国家的物质成功与社会失败之间的鲜明反差。这表明，如果我们希望真正地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就应该把注意力从注重物质水平与经济增长转移到改善全社会的心理与社会福祉上。然而，一旦谈及心理因素，讨论往往就会倾向于仅仅关注对于个体的治疗手段，政治思考似乎毫无成果。
如今，我们可以拼接出一幅全新的、令人信服的、逻辑一致的图景，提出令社会摆脱如此之多失调行为的对策。正确地理解现状将有助于为我们所有人实现政治转型，并提高生活品质。这将改变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知，改变我们投票的目的，改变我们对于政客的要求。
在本书中，我们表明了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性质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收入差距的程度对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有着极大的影响。我们将表明，不平等的程度是能够强有力地影响所有人心理福祉的一项政策手段，而不是应归咎于父母、宗教、价值观、教育或是刑罚制度。过去，对婴儿体重增长的研究表明，与充满爱意的照顾者互动对于儿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类似，如今，对死亡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表明了成年人具有何种社会需求，社会又该如何满足此类需求。
早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英国政客便时常称我们身处“破碎的社会”之中，感叹社群的衰落，或是各种反社会行为的兴起。金融崩溃令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破碎的经济上。社会的破碎时常被归咎于穷人的行为，经济的破碎则被普遍归咎于富人。在更高薪水与奖金的刺激之下，那些最受人信赖的金融机构的掌控者将警惕心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搭建起了一座摇摇欲坠的纸牌屋，只有在一层脆弱的投机泡沫保护之下，这间纸牌屋才能勉力维持下去。然而事实上，社会与经济的破碎都是不平等加剧的结果。
证据指向何处
首先我们应该概述的是，哪些证据表明经济增长为我们带来的收益已经接近了尽头。数千年来，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最佳方式就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当狼群还环伺在家门口时，物资充沛的年代就算得上是好时光了。但是，对于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的艰辛已经不在于填饱肚子、拥有清洁的用水和保暖设施了。如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少吃点儿，而不是多吃点儿。而且，平均而言，穷人要比富人更加肥胖，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推动进步的伟大发动机；但在富裕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幸福程度不仅仅不再随着经济的发展继续提高，事实上长期来看，随着富裕国家变得更加富裕，焦虑、抑郁和其他社会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了。富裕国家的人们已经走到了一段漫长历史旅途的终点。
图表1.1体现的就是这段旅途。它所反映的是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对较贫穷的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预期寿命迅速增长。但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开始，预期寿命增速开始放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变得愈发富裕，经济增长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关联变弱了。最终，二者之间的关联彻底消失了，图表1.1中的上升曲线也变得水平，这意味着对富裕国家而言，变得更加富裕并不会促使预期寿命进一步增长。在最富裕的30多个国家，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这些国家位于图表1.1的最右上角。
图表1.1中曲线变得平稳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到达了预期寿命的极限，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连最富裕的国家人民的健康状况也依然能够得到显著改善。不同之处在于，健康状况的改善不再与平均生活水平相关了。每经过十年，富裕国家的预期寿命就会增长两到三年。这与经济增长无关，也就是说，在预期寿命方面，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不再比富裕程度仅为自己一半的希腊和新西兰等国表现更加出色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图表1.1中的曲线并未沿着原先的轨迹延伸下去，而是开始垂直上升：相同的收入水平之下，预期寿命变得更长了。这些数据难免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国家变得愈发富裕，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健康状况的改善作用越来越小。
健康与长寿固然重要，但优质生活还包括其他要素。然而，与健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平稳一样，幸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和健康状况一样，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人们的幸福程度也迅速上升，然后逐渐变得平稳。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在关于幸福的著作中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国的幸福程度也许深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在有些社会里，不表示自己很幸福听上去也许就像是承认失败，在另外一些社会里，声称自己很幸福听上去却很自鸣得意。不过，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图表1.2依然表明，与预期寿命的情况相仿，最富裕国家的“幸福曲线”也变得平稳了。就这两种情况而言，重大进步都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取得的，随着国家变得愈发富裕，更加富裕对于人们幸福程度的提高作用也越来越小。在这两张图表中，在人均国民总收入25000美元这个节点上，幸福程度和预期寿命这两条曲线都开始变得水平。不过也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节点可能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才会到来。
图表1.1：经济发展只在早期阶段有助于提高预期寿命
随着富裕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幸福程度不再继续提高。我们不仅仅可以通过对某个时间点上不同国家的状况进行比较（例如图表1.2所示）来得出这一结论，还可以观察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幸福程度的变化，以检验其幸福程度与富裕程度的关系。证据表明，即使在真实收入翻了一番的这段时期之内，这些国家里人们的幸福程度也并未增加。使用其他指标（例如“经济福利程度”和“真实进步指标”；这些指标试图在扣除了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等成本之后，计算经济增长的净收益）来衡量福祉程度的研究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因此，无论我们考察的是健康、幸福，还是衡量福祉的其他指标，结论都是一致的。在较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对于增进人们的福祉而言依旧非常重要。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显著改善各项反映福祉水平的客观指标（如预期寿命）和主观指标（如幸福程度）。但随着这些国家跨入富裕发达国家的行列，收入进一步提高所发挥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小。
这种情况并不出人意料。当你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时，每得到一样新东西（无论是面包，还是汽车），它为你带来的额外幸福感就越低。当你饥饿时，一条面包就是一切；一旦你已经吃饱了，再来几条面包也不会让你更加满足；当它们变质时，甚至会成为你的负担。
在漫长的经济增长历程中，各国早晚都将达到富足的程度，此时“回报率开始递减”，额外增加的收入所能购买的健康、幸福或福祉越来越少。在过去的150多年间，许多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几乎经历着持续的增长，但新增加的财富已经不像曾经那样富有裨益了。
致死病因的变化趋势确认了这种解释。随着国家变得富裕起来，首先开始减少的是贫穷疾病的数量。重大的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霍乱和麻疹（如今，这些疾病在较贫穷的国家依然很常见）渐渐地变得不再是最重要的致死病因了。这些疾病消失之后，困扰我们的是所谓富裕疾病，如退化性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传染性贫穷疾病尤其高发于儿童时期，甚至会造成正值壮年的人死亡，而富裕疾病则多高发于晚年。
图表1.2：幸福程度与平均收入（无法获得关于英国的数据）
另外一项证据同样能够确认，图表1.1和1.2中的曲线之所以变得平稳，原因在于当这些国家达到了一定物质生活水平之后，经济进一步增长所能带来的益处就不再明显。这项证据就是，曾经的所谓“富裕疾病”变成了富裕社会中穷人经常患上的疾病。心脏病、中风和肥胖症等疾病曾在富人中更为常见：心脏病曾被视为企业家的疾病，过去的情况是，肥胖的往往是富人，瘦的则是穷人。但大概从1950年代开始，在各个发达国家，这种情况均发生了逆转。曾经高发于富裕阶层的疾病如今成为了穷人常患的疾病。
环境因素对于增长的限制
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无法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全球变暖等问题以及环境因素对于增长的限制。为了防止气候变化失控、海平面上升，我们需要大幅减少碳排放，这也许意味着就连当前的消费水平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这一点是应当的），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在第15章中我们将对如何令本书提出的观点与减缓全球变暖的要求相适应展开讨论。
社会内部与各个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为这一问题找到新的答案：如何进一步提高人类的实际生活质量。如果经济增长不再有效的话，我们又应该凭借何种措施？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最有力的线索来自这一事实：社会内部收入差异与我们所处社会与其他富裕社会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异，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在第4至12章中，我们将关注一系列健康与社会问题，如暴力、精神疾病、青少年生育，以及教育失败。在每个国家内部，这些问题在穷人之中都比在富人之中更为常见。结果就是，似乎往往是更高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使得人们得以摆脱这些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些社会问题与某个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关联性很弱，甚至没有关联。
以健康问题为例。与图表1.1考察富裕与贫穷国家的预期寿命不同，我们在这里仅仅考察最富裕国家的情况。图表1.3中呈现的全部是富裕国家，尽管其中有些国家的富裕程度几乎达到了另外一些国家的两倍，但这并没有带来更高的预期寿命。不过，在任何国家内部，死亡率与收入水平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系统性的关联。图表1.4呈现的是美国国内死亡率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联。这里考察的是美国各个邮政编码区域具有典型家庭收入水平者的死亡率。位于图表右侧的是较富裕的邮政编码区域，这些区域死亡率较低；位于图表左侧的是较贫穷的邮政编码区域，这些区域死亡率较高。我们使用的是美国的数据，然而尽管倾斜程度不一，几乎所有社会的健康状况都呈现出类似的坡度。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上，较高的收入水平都与较低的死亡率相关联。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穷人的健康状况比其他人更差。图表1.4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关于健康状况的坡度是纵贯整个社会的：我们所有人都受其影响。
在各个社会内部，人们的健康和幸福状况与其收入水平相关联。平均而言，在同一个社会中，较富有的人往往比较贫穷的人更健康、更幸福。但如果在各个富裕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即使某国的平均富裕程度是另一国的两倍，这也不会对两国的健康与幸福状况造成影响。
图表1.3：预期寿命与富裕国家之间平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没有关联。
图表1.4：死亡率与各社会内部的收入差异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总体人口之间或是国与国之间平均收入水平或生活水平的差距根本不重要，但某国内部的收入差距状况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悖论？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在富裕国家中，重要的不是你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是你与该社会中其他人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相比状况如何。或许平均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只不过是你的状况是优于还是差于其他人，也就是说你在社会等级中居于何种地位。
另外一种可能性在于，图表1.4所展现的关于健康状况的社会坡度不仅仅源自相对收入或相对社会地位对健康造成的影响，更是社会流动性导致的。也就是说，将健康的人与不健康的人区分开来：或许健康的人往往能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健康的人只能留在底层。
下一章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将考察某个社会收入差距的缩小或是扩大，是否会造成重大影响？较平等的社会和较不平等的社会均面临着同样严重的健康与社会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