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群生活与社会关系
在美国停留期间，吸引我注意力的新事物中，最令我感到惊叹的是社会地位的平等。我很容易就能想象这种基本状况会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何种重大影响。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美国南部的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摧毁了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多个城市，漫过了防洪系统，导致新奥尔良市的80%都浸泡在水中。在风暴来袭的前一天该市发出了强制撤离令，但当时公交系统大部分已经瘫痪，人们也无法获得燃料或是租赁车辆。市政府为无法逃离新奥尔良的人们设立了“最后的避难所”，其中就包括“超级圆顶”体育馆。尽管部分屋顶被风暴掀翻，这座巨大的体育馆还是为约26000人提供了遮蔽。这场飓风至少造成1836人死亡，700人失踪。
风暴过后，引发世界媒体关注的除了巨大的物质破坏外（倒塌的房屋、被淹没的街道、崩溃的高速公路、遭到重创的钻井平台），还有文明的彻底瓦解。在飓风过后的一周内，发生了多起逮捕和枪击事件。电视新闻播出了绝望的居民乞求帮助、婴儿食品、药物的画面，然后切换到军队乘小船在被淹没的街道上航行的画面。军队的任务不是疏散市民，不是为他们送去补给，而是荷枪实弹地找寻洗劫者。
在美国国内，新奥尔良市应对混乱的方式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谴责。许多人声称，执法部门及军队与新奥尔良多数贫穷的黑人市民之间缺乏信任，这反映了深刻的种族与阶级问题。在一场面向许多电视观众直播的、为飓风受难者进行的义演音乐会上，歌手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怒吼道：“我憎恨他们在媒体上刻画我们的方式。如果是个白人家庭，他们会说：‘他们在寻找食物。’如果是个黑人家庭，他们会说：‘他们在洗劫。’”当军队进城后，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凯瑟琳·布兰科（Kathleen Blanco）表示：“他们拿着M16步枪，而且已经上了膛。这些士兵知道如何开枪杀人，我期待他们这么做。”
救援行动中暴露出来的信任不足也在国际上遭到了广泛谴责。世界各国都伸出了援手，但他们的新闻报道却充满了批评之声。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对比：在新奥尔良，军队主要被用于控制居民，而中国在经历了2008年的大地震之后，迅速调动了不配备武装的士兵，来执行救灾任务，此举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
社会地位的平等
然而，一位早期的观察家曾提出了关于美国的截然不同的观点。托克维尔于1831年环游了美国。他会见了总统和前总统、市长、参议员和法官，以及普通公民。所到之处，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社会地位的平等”（第11页）、“不同社会等级的融合”，以及“特权的废除”。由此，社会构成了“统一的整体”（第725页，至少对于白人来说是这样）。他写道，“不同年龄、社会地位、性格的美国人总是能联合起来”（第596页），“陌生人能够欣然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可以自由地对别人讲述自己的想法，既不会因此感到危险，也不是为了从中获得好处”，他们的举止是“自然、开放、坦诚的”（第656页）。托克维尔还提到了危难时刻美国人是如何互相帮助的：
如果公路上突然发生了事故，人们将从四面八方赶来救助受害者；要是某个家庭遭遇了不幸，会有上千陌生人愿意慷慨解囊……（第661页）
托克维尔相信，社会地位的平等有助于美国人彼此之间产生并保持信任。
信任与不平等有何种关系
然而，不平等会侵蚀信任，造成政府与公民、富人与穷人、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之间的分裂吗？本章表明，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质量的确会降低。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不平等会严重地分裂社会。这或许是因为我们都倾向于根据生活水平的差距来判断社会地位的差距。我们更愿意选择与我们地位相近的人做朋友，与比我们富裕得多和贫穷得多的人都很少打交道。当我们很少与其他人打交道时，也就很难信任他们。在社会等级次序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将哪些人视为内部人士，将哪些人视为外部人士——也就是区分“我们”和“他们”——由此会影响到我们认同于他人、并与之产生共鸣的能力。在本书的后续部分，我们将表明不平等不仅仅会导致我们鄙视那些比自己贫穷的人，还会导致其他各种歧视，例如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我们有时会将“他们和我们就是不一样”作为理由，为自己的态度开脱。
托克维尔明白这一点。终身反对奴隶制的他曾提到，非洲裔美国人和美国原住民被排除在了其他美国人享有的自由与平等之外。他认为，奴隶制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非洲裔美国人被视为“他者”，以至于“欧洲人之于其他种族就如同人类之于动物一样”（第371页）。我们只有对同等地位的人才会怀有同情之心，“不同阶级之间不会存在这种感情”（第650页）。托克维尔认为，“财富与法律导致的现实中的不平等”，会引发偏见这种“想象出来的不平等”（第400页）。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等人士相信，物质不平等阻碍了人类实现更广泛的和谐，建立全人类的博爱之情。在本章中，我们将用数据证明这一直觉是正确的：不平等会导致分裂，而且即使微小的差别也会造成重大影响。
收入不平等与信任
图表4.1和4.2表明，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及美国各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也较低。二者之间的关联足够有力，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并非出自偶然。图表4.1所使用的关于信任程度的国际数据来源于“欧洲与世界价值调查”，这项研究对价值观和规范进行了跨国比较。调查人员在各国随机选取样本人群，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多数人是可以被信任的”这一表述。各国的结果差异很大。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最高，其中瑞典排在第一位，多达6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信任他人。在葡萄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最低，仅为10%。也就是说，同为富裕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信任程度的差距却达六倍之多。正如图表所展现的，较高的信任程度与较低的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关联。
图表4.1：在较平等的国家，赞同“多数人是可以被信任的”这一表述的人比例更高。
图表4.2：在较平等的美国各州，赞同“多数人是可以被信任的”这一表述的人更多（只能获得41 个州的数据）。
图表4.2反映的是美国国内的信任程度，数据来自联邦政府进行的综合社会调查，这项调查监控美国的社会变迁已超过二十五年时间。与国际调查一样，调查者同样被询问是否同意“多数人是可以被信任的”这一表述。美国各州信任程度的差距为四倍，北达科他州的信任程度与瑞典类似，达到了67%；在密西西比州则只有17%的人信任他人。和国际数据一样，美国各州较低的信任程度与较高的不平等程度之间也存在关联。
这些关于信任与不平等的图表所传递出的重要信息在于，它们表明对于生活在不同社会的人而言，对生活的感受存在着巨大差异。想象一下：在90%的人都不信任他人的社会里，生活质量会是怎样；在工作时、在街上、在学校里，人们之间将如何打交道。在挪威，经常有咖啡店将桌子和椅子摆在路边，并且为感到寒冷的顾客提供毛毯。没人担心顾客或是路人会将毛毯偷走。有很多人怀念昔日的时光，当时他们可以放心地将房门大开，遗失的钱包也会物归原主。新奥尔良是美国最不平等的大城市，前文提到的卡特里娜飓风过后一片混乱的场景，以及紧张、互不信任的情绪，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美国的信任程度从1960年的60%下降到了2004年的不足40%。然而，是不平等导致了信任程度降低，还是不信任导致了不平等？孰先孰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 ）一书表明了不平等与“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们参与社群生活的程度）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他写道：
社群与平等会互相强化……在20世纪的的多数时间里，社会资本和经济平等都是齐头并进的。就财富和收入分配而言，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国要比一个多世纪里的其他时候更为平等……这同样也是社会联系与公民参与程度最高的时代。平等与社会资本的最高点恰好发生在同时……反过来，在二十世纪的后三十年，不平等加剧，社会资本被削弱……两种趋势发生的时机引人关注：大约在1965年至1970年的某个时刻，美国调转了方向，经济上的公正性以及社会与政治上的凝聚力均开始下滑。（第359页）
帕特南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写道：
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的。社会资本较高的州，公民更能减少不平等；不平等本身也会造成社会的分裂。
马里兰大学政治学家埃里克·厄斯莱纳（Eric Uslaner）的《信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一书态度更为明确。他认为是不平等削弱了信任程度，而不是反过来。如果生活在社会资本更高的社会里，那么我们就会拥有更多朋友和邻居，这可能会增强我们对熟知之人的信任。但厄斯莱纳指出，“欧洲与世界价值调查”等衡量的是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我们并不了解这些人，而且他们往往和我们并无相似之处。他使用了多个来源提供的丰富数据，表明信任他人的人是乐观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控制感。父母的抚养方式也可能对孩子是否信赖他人产生影响。
厄斯莱纳与同事博·罗思坦（Bo Rothstein）一道对不平等与信任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统计检验，该研究表明，是不平等影响了信任，“信任对于不平等并无直接影响；相反，不平等才是起因”。（第45页）]厄斯莱纳表示，“在不平等的环境里，信任程度不可能很高”；此外，收入不平等是影响信任的“首要因素”，胜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等因素。有助于建立信任的并非平均经济水平，而是经济平等程度。厄斯莱纳的图表显示，在不平等急速加剧的时期，美国的信任程度也下降了（见图表4.3）。该图表上的数字表明了1960至1998年间，每一年的信任程度与不平等状况之间的关系。
图表4.3：随着不平等加剧，信任程度也减弱了。
多年来，不平等状况和信任程度的变化总是同步发生。当不平等加剧时，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互助也减弱了，人们只能竭尽全力地顾及自己。于是，信任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减弱了。不信任和不平等也会互相强化。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我们不太可能对不是同等地位的人怀有同情之心；物质差异会导致社会分裂。
信任是重要的
帕特南和厄斯莱纳都指出，信任会促成合作。厄斯莱纳的研究表明，信任他人的美国人也更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帮助他人。“信任者”也往往持有共同的文化信念，认为美国是由共享的价值观凝聚在一起的，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包容。他们也更加支持法律秩序。
信任不仅会影响个人的福祉，还会影响公民社会的福祉。信任程度高意味着人们感到安全，烦恼较少，将他人视为合作者而非竞争者。在美国进行的许多有说服力的研究确认了信任与健康的关系：信任程度更高的人寿命也更长。事实上，信任他人者往往生活在信任程度普遍较高的社群里，并从中获益；较不信任他人者则常常生活在类似的环境中，并因此变得更加糟糕。
对于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身陷混乱局势的有些人而言，是否信任他人意味着生死之别。在芝加哥于1995年经历热浪时，信任他人对于求生同样至关重要。社会学家埃里克·克利嫩伯格（Eric Klinenberg）在关于这场热浪的书中指出，贫穷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信任程度低、犯罪率高的地区，他们过于害怕，不敢打开窗户和家门，也不敢离家前往政府设立的避暑中心；人们也不关照邻里，以至于数百名老人和弱势人群死亡。然而，同样贫穷的拉美裔社区信任程度更高，社群生活更活跃，死亡风险也要低得多。
袭击者与特立独行之人
也许，另一项能够表明社会关系受到侵蚀、信任程度下降的迹象在于1980和1990年代运动型多功能车（SUV）的大受欢迎。在英国，这种车辆被贬义地称为“切尔西拖拉机”——切尔西是伦敦的富人区；这个绰号讽刺了在拥堵的城区驾驶大块头越野车的愚蠢行为。SUV车的名字往往会让人联想起猎人和户外活动者的形象：欧蓝德（Outlander，意为外乡人）、探路者（Pathfinder）、切诺基（Cherokee，为北美原住民部落名）、牧马人（Wrangler），等等。还有一些名字甚至会令人联想起士兵和战士等更加强悍的形象：游骑兵（Trooper）、卫士（Defender）、将军（Shogun）、袭击者（Raider）、指挥官（Commander），等等。这些车辆的地盘并非真正的丛林，而是“都市丛林”。
SUV大受欢迎不仅仅表明人们希望自己看上去很强硬，这种现象还体现了人们之间不信任的加剧，因而需要远离他人，找到安全感。乔什·劳尔（Josh Lauer）在他的论文“被驱赶到极致”（Driven to Extremes）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何军人般的粗犷压倒了速度和造型，成为了人们优先考虑的因素？SUV的流行又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何种趋势？他的结论是，这种现象反映出了美国人对待犯罪和暴力的态度：赞赏粗犷的个人主义，以及要求躲开他人——也就是不信任。这种大型车辆不具备合作性的公共精神，也不愿接纳搭便车者——恰好在不平等于1970年代开始加剧时，搭便车的数量也开始减少了。正如一位人类学家观察到的，人们试图通过“驾驶如同装甲车一般的SUV、尽可能地令潜在的袭击者感到畏惧”，从而摆脱这个残酷、互不信任的社会造成的威胁。民意调查人员迈克尔·亚当斯（Michael Adams）在文章中谈到了美国与加拿大的价值观差异。他指出，在加拿大小型车的销量好于SUV，是后者的两倍；在美国这一比例正好相反（显然，加拿大要比美国更为平等）。在SUV大受欢迎的同时，其他迹象也表明美国人愈发对他人感到不安和害怕：封闭式社区数量增多；家庭安保系统销量增加。近些年来，由于燃油成本的急剧升高，SUV的销量也开始下滑，但人们仍旧钟爱粗犷的形象：外观强悍的小型跨界休旅车销量仍在上升。
女性的地位
从许多方面来看，如果按照脸谱化的形象进行分类的话，更不平等的社会看上去更具“男性气质”。对这一点进行检验后，我们发现女性的地位与信任程度及社会关系的好坏一样，也受到不平等的影响。
美国女性政策研究所制定了衡量女性地位的指标。借助于这些指标，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女性地位与各州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关联。这三大指标分别是：女性的政治参与、就业与收入，以及社会与经济自主性。我们将各个州的三大指标综合起来，考察其与各州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结果发现在较不平等的州，女性地位要糟糕得多，尽管二者之间的关联并非特别强有力（见图表4.4）。图表上的点分布得相当分散，这表明不平等之外的因素对于女性地位同样有影响。尽管如此，这种趋势依然不能被归结为偶然：在较不平等的各州，担任政治职务的女性人数较少，女性收入较低，完成大学学业的女性人数也较少。
跨国比较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图表4.5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将议会中女性所占比例、男女收入差距、完成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等指标综合起来，我们发现较平等社会中女性地位更高。
图表4.4：美国各州的女性地位与不平等状况。
考虑到日本是一个相当平等的国家，其女性地位要比我们预期的更低；意大利同样如此，瑞典女性的地位则比预期更高。正如图表4.3中点的散布情况一样，这同样表明其他因素也会对女性地位产生影响。在日本和意大利，传统上女性的地位要低于男性，瑞典女性则拥有争取权利的悠久传统。不过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收入不平等与女性地位之间的关联不能归结为偶然，有迹象表明较平等社会中女性地位更高。
流行病学家还发现，女性地位较高的美国各州，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也较低。而且，女性的总体地位会对富裕和贫穷的女性均产生影响。
图表4.5：富裕国家的女性地位与不平等状况。
跨越国界的信任
图表4.6：富裕国家的对外援助金额与不平等状况。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如信任他人者更热心于慈善事业一样，较平等的国家对待贫穷国家也更加慷慨。联合国制定的对外发展援助目标为国民总收入的0.7%。只有挪威、瑞典、丹麦和荷兰达成了这一目标，它们比联合国所期望的更为慷慨。此外，图表4.6（其数据来自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明，就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而言，较不平等的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也要少得多。在这张图表上，日本和英国是两个离群点。日本的对外援助少于预期，或许是因为二战之后它便退出了国际舞台。英国的对外援助多于预期，则是因为它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殖民历史联系。
我们知道了什么
我们在本章中表明社会信任程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关联。不过，存在关联当然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
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平等是提高信任程度的前提条件（尽管二者之间几乎肯定存在相互反馈的关系）。理由之一在于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强有力的，图表4.1和4.2的陡峭程度表明了这一点。瑞典人比葡萄牙人更愿意信任他人。任何其他解释都需要达到如此有力的程度，才是有效的。但在我们的统计模型中，无论是贫穷程度，还是平均生活水平，都无法对这样的结果作出解释。我们还发现，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二者之间均存在关联。此前我们曾提到厄斯莱纳和罗思坦是如何通过统计模型来确立不平等与信任程度之间的因果次序的：是不平等影响了信任程度，而不是反过来。不平等与女性地位以及对外援助金额这二者的关系令我们更加坚信，是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不同人群间距离感的增加，使得我们更倾向于将他人视作“他们”，而非“我们”。
总之，我们可以将信任程度视为一项重要的标志，它表明物质上更加平等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有利于所有人、更具有凝聚力和合作性的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