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时拥有最多玩具的人是赢家。
——美国的汽车保险杠标语
对于下一代人而言，防止全球变暖失控——如果失败的话，则是应对其后果——将成为政治的主导话题。富裕国家的平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到五倍。但令其碳排放量降至世界平均水平还不够，世界碳排放总量已经过高，而且必须向贫穷的国家提供补贴，以刺激其经济增长。
追求平等和减少碳排放的政策如何能够并行？鉴于不平等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竞争式消费的推波助澜，那么这两项政策不仅仅是互补的，而且前者似乎还是后者的前提条件。
可持续性与生活质量
自从《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于1980年发布以来，人们便愈发认识到，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是紧密相关的。幸运的是，在人类意识到环境无法容纳更多碳排放的同时，我们还意识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有助于人们的健康、幸福和其他福祉。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不必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依然有多种方式可以改善富裕国家人们的生活质量。
如果我们不必进行更多消费，更少的消费会导致何种结果？减少碳排放会意味着富裕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到人们不愿接受的程度吗？可持续性与保持生活质量是相容的吗？
以图表15.1为基础，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图表15.1展现的是各个国家预期寿命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联。由于国家越富裕，碳排放量往往也越大，因此这张图看上去与图表1.1（预期寿命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关联）十分相似。然而，我们发现有些国家预期寿命高达近80岁，但碳排放量只相当于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小部分。因此，即使仅仅凭借当下主要依靠不可再生能源的低效技术，富裕国家仍完全有可能在不降低民众健康和福祉水平的情况下，大幅减少碳排放量。
图表15.1：在低碳排放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低婴儿死亡率。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图表15.1左上角圆圈里的国家付出较小的环境代价，换得了良好的健康状况。穿过圆圈中心的那条直线代表的是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这表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有潜力在不超过平均排放量的情况下，收获较高的预期寿命。
然而，由于目前的全球排放已经导致了全球迅速变暖，我们需要大幅降低碳排放水平。只有通过更加有效率地使用能源和开发可再生能源，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变，那么该圆圈（代表着用最小的环境代价能够实现的最高健康与福祉水平）将继续左移，乃至上移。
对于可持续性与维持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是否相容这一问题，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同样给出了答案。该机构对各国生活质量与人均生态足迹大小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用于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该指数综合考虑了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因素。图表15.2使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分析数据，展现了各国人类发展指数得分与人均生态足迹大小之间的关联。除了古巴之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同时具备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人类发展指数高于0.8）和可持续的生态足迹。尽管古巴的收入水平较低，但其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几乎与美国相当。
然而，古巴这一事例表明，同时拥有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和可持续的经济这一目标是可能实现的。而且由于古巴并未使用最节能、最绿色的技术便实现了这一目标，因此技术更加先进的国家可以更加轻松地实现这一目标。通过使用可再生的、环保的发电技术，并推动社会变得更加平等，我们相信能够将可持续性与高质生活这二者结合起来。在结束这段讨论之前，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人类发展指数得分较高的国家大多生物足迹也较大，原因在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人类发展指数的组成部分。
图表15.2：人类福祉状况与可持续性。
公平地减少碳排放
除了以较低的消费水平改善我们的实际生活质量之外，推动社会变得更加平等还可以从两方面对减少碳排放这一目标作出贡献。首先，要想公众支持减少碳排放的政策，这些政策就必须是公平的。越富有的人对全球变暖的责任越大。富人消费导致的碳排放量可以达到穷人的十倍之多。既然富人的责任最大，那么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应当最大。压榨穷人、保护富人的政策是无法获得公众的广泛支持的。
有人提出通过个人碳排放配额这一制度来公平地减少碳排放。可以将允许排放的总额除以人口数量，得出人均可排放配额。这一制度与英国在二战期间采取的平等政策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要使公众支持战备政策，其负担就必须被公平地分担。在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看来，这是采取配额政策和累进税制、为生活必需品提供补贴、向奢侈品征税的合理理由。还有人提出，人们应该通过某种电子卡片支付燃料、电力和空中旅行的费用，花费少于配额者可以将未使用的配额出售给碳排放银行，希望使用更多燃料及电力的富人则可以购买这些配额。在这种“可交易的碳排放配额”制度下，高消费者将补偿低消费者，并且有助于实现富人向穷人的收入再分配。2006年，时任英国环境大臣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提出将于2007年在曼彻斯特小范围试行这一制度。为了保护穷人，应当规定只有当期已被节省下的配额才被允许交易。
单凭新技术是不够的
也许我们会希望，新技术能够令我们避免采取严格的配额制度。然而，尽管能够减少燃料消费和碳排放的绿色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但单凭这些技术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想象一下，假如新一代的汽车发动机能够减少半数油耗，那么驾驶将变得便宜，我们因此也能够省下一笔钱。但我们几乎肯定会把这笔钱用于别处：我们也许更长时间地开车，也许会买更贵的车，或是购买更加耗能的电子设备，例如大型冰箱。无论我们如何使用这笔被更具效率的汽车发动机省下来的钱，额外的消费都很可能导致更多碳排放，反而更加破坏环境。这一逻辑几乎适用于各个领域，更具效率的洗衣机，或是保暖性能更好的住宅，对环境都是有利的；然而，如果我们将省下来的钱用在别处，就立刻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当汽车变得更加省油，我们就会驾驶更长时间；当住宅变得更加保暖，我们对于室温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当我们装上节能灯泡后，也许就不会注意及时地关上灯。
节能创新就如同经济增长一般，能够刺激我们进行更多消费。尽管这些创新使得我们在相同的碳排放水平下，可以达到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会使得减排成果付诸东流。唯一的问题就在于，绿色科技带来的收益在多大程度上被进一步的消费抵消了。在推广了更加省油的小型汽车后，许多国家的碳排放水平往往继续上升，并未因油耗的减少而下降。
处于恒稳态的经济
显然，我们需要努力达成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提出的“恒稳态经济”这一状态。然而，正如美国社会生态学家、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家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所言，“无法‘说服’资本主义制度停止增长，正如同无法‘说服’人类停止呼吸”。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在戴利提出“恒稳态经济”这一概念时，人们更加担忧的问题是地球上矿产与农业资源被耗尽，而非全球变暖。戴利提出，应该对每人开采矿产的数量施加配额，从而防止资源消耗进一步加剧。限制石油与煤炭生产也许会十分有助于限制全球变暖，届时，创新与变革的焦点将转变为如何更加有效率地使用有限的资源为人类谋利。
让我们以正在使用中的物品的存量，而非从消费到浪费的流动速度，来衡量物质生活水平。物品磨损的速度越快，变为废品的流动速度也越快。如果物质生活水平取决于使用中物品的数量，那么物品的破损就意味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我们应当做的不是通过消费来帮助企业不断卖出商品，而是制造和维护各种各样的耐用品。
显然，要想应对此类问题，必须给予富国和穷国不同的待遇。印度每年人均碳排放量为1.6吨，美国每年人均碳排放量则为24吨，两国不应获得同样的待遇。监管制度中还应包括有关“紧缩与趋同”和“上限与交易”的政策，目的在于逐年降低允许的碳排放量，最终实现全球人均碳排放水平的趋同。
恒稳态经济并不意味着停滞与缺乏变化，恰恰相反，向可持续的恒稳态经济转型的过程将激发大量的创新与变革。尽最大可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一直是创新与技术变革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设定资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上限，将对创新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谈到，数字化、电子通信和虚拟系统等不断取得进展的技术变革，创造出了许多“无重力的”经济部门，能够更加轻松地将高生活水平与低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结合起来。
人们常常认为，创新与不平等是紧密相关的，并且需要以经济激励作为前提。然而，图表15.3表明，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更加平等的社会往往具备更强的创造力，人均注册专利数要多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原因可能在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更多才能未得到充分开发，或是森严的等级制度会迫使人们循规蹈矩。无论如何，这都表明不平等会削弱社会的变革能力。
图表15.3：更加平等的社会创造力也更强。
不平等与消费主义
不平等与全球变暖之间的另一项关联在于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使得经济活动难以维持在可持续的水平上。对购物的痴迷使得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输掉了阻止全球变暖的战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仅仅导致我们像鸵鸟一样拒绝承认其造成的各种后果，还使得政府陷入了瘫痪状态，不敢采取任何会造成实质性变革的政策。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文化，减少对地球造成的威胁？
促进平等对于减少促使人们消费的文化压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们更加直言不讳的年代，前美联储理事、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沃利克（Henry Wallich）曾指出：“经济增长是收入平等的替代品。只要经济还在增长，人们就会抱有希望，也就会容忍巨大的收入差距。”然而这种关系也是双向的。不仅仅经济增长可以替代平等，而且平等也能够减少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这正是恒稳态经济的前提条件。
助长消费主义的一大因素在于对社会地位的争夺。在多数人看来，这更像是防御，而非竞争：如果不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我们就会落伍，一切都会变得寒酸、陈旧、过时。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指出，生活品质的高低总是相对的，取决于与他人的比较。他在《落伍：不平等加剧如何伤害中产阶级》（Falling Behind: How Rising Inequality Harms the Middle Class ）一书中写道：
没有人会否认，在1950年代令人感觉速度飞快的汽车，在今天只会令人感觉行动迟缓。类似的，对于相同面积的住宅而言，如果相邻的其他房屋都较小，那么它会显得更加宽敞一些；身着比其他面试者更加好看的正装，才是最合适的。简而言之，物品的价值总是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前言第viii至ix页。）
问题在于，二流的商品会让我们看上去像是二流人物。与富人和名人相比，我们难免相形见绌；而且差距越大就越容易被人察觉，越令人感到在意。由于不平等导致对于社会地位的争夺更加激烈，我们不得不拼命努力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富人也许认为，自己之所以愿意为手表、汽车或其他奢侈品花费巨资，是因为自己“专注于细节和精致的工艺”；但奢侈品消费的真正意义在于，这表明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地位差距。所有广告商都明白这个道理：需要令人们感到自己是出类拔萃之人；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拥有最优质的商品。
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在于，富人的消费降低了其他人的满足感，令他们感到低人一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创始人莱亚德在《幸福》（Happiness ）一书中指出，其他人的不满足感这一成本应该归咎于富人。就如同工厂排放的废气一样，他认为富人也应为此项成本买单。然而，他并未意识到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而仅仅是根据其他人所损失的幸福感来估算这一成本。他认为，为了弥补这一成本，应该向富人征收60%的税（前提是这一数字高于其他人支付的税率）。
有证据表明，不平等的确增加了人们的竞争压力，进而促进了消费。在美国与英国不平等状况加剧的这段时间里，储蓄率下降、负债增多了。弗兰克指出，尽管美国经济在1998年时空前繁荣，但每68个家庭中就有一个申请破产，这一数字是不平等尚未迅速加剧之前的1980年代初的四倍。截至2002年，平均每位持卡人背负的未偿付信用卡债务高达9000美元。弗兰克考察了十年内的变化，发现在不平等加剧速度最快的美国各州，破产率的增速也最快。不平等加剧使得人们难以维持相对生活水平。消费压力的增加使得人们储蓄更少，借贷更多，以至于消费需求的增加成为了长期经济繁荣与金融投机的一大推动力，而这种繁荣与投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经济危机。随着不平等加剧，广告支出也会上升，这一事实也能够佐证我们的结论。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广告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更高：美国和新西兰的广告支出比重高达挪威和丹麦的两倍。
各国工作时长的变化与不平等的关系同样能够证明不平等加剧了消费压力。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荣誉博士萨姆·鲍尔斯（Sam Bowles）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工作时长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不仅仅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工作时间往往更长，而且工作时间的变化是与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同步的。图表15.3表明，更长的工作时间是与更严重的不平等状况相伴的。生活在更加不平等国家的人们相当于每年要多工作两至三个月，不平等导致人们付出了每年少度假八至十二周的巨大代价。
另一项对美国国内状况的研究发现，如果姐妹的丈夫比自己的丈夫挣得多，那么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可能性会更大。另一项类似的研究指出，如果生活在较不平等的环境中，那么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当夫妻生活在男性收入不平等程度严重的地区时，妻子外出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关于储蓄、债务、破产率、广告支出和工作时间的许多数据都足以证明，不平等的确加剧了人们的消费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他人、追逐社会地位、跟随潮流等因素导致了消费主义盛行，其实质在于社会表象和社会地位。正因此，尽管经济增长并不能令我们获益，但我们依然会将之作为追逐的目标。人们之所以希望获得更多金钱，是因为这有助于改善自己的相对地位。因此，每个人对富裕的渴望，并不能汇总成全社会对经济增长的渴望。一项简单的试验足以证明，人们之所以渴望获得更多收入，实际上是因为渴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受访者面临这样的选择：是愿意成为富裕社会里的穷人，还是愿意成为贫穷社会里的富人。50%的受访者表示，即使需要放弃半数实际收入，也愿意成为贫穷社会里的富人。这项试验证明了我们是多么重视社会地位，并且解释了各富裕国家内部收入差距之所以比这些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更加重要的原因。一旦我们拥有了足够多的生活必需品，相对地位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
图表15.4：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人们的工作时间更长。
当鲍尔斯和帕克首次证明不平等状况与工作时长之间的关联时，他们引用了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的一句话：“只有通过不断地展示自己的购买力，才能让冷漠的旁观者佩服你的财力。”维布伦的《有闲阶级理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一书出版于1899年，是首部探讨消费与社会分化之间关系的著作。他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并且强调了“财富竞赛”和“攀比行为”的重要性。广告商需要利用我们对于自身形象的不安心态，于是它们会使我们更加在意消费心理。不过，早在广告泛滥之前，维布伦就提出了相关理论。因此，与其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广告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广告商只不过是利用并放大了早已存在的不安心态。如今经济学家用“维布伦效应”一词指代人们根据社会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来挑选商品这一现象。研究同样证明了，在挑选那些容易被他人察觉的商品时，人们往往更加看重这些商品能够带来的地位与威望。
人们常常认为，消费主义反映了人类根深蒂固的自利与占有欲，然而，这种观点与事实并不相符。乍看上去出于本能的消费欲望，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的社会性。生活在更加不平等、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财富往往能够令我们获得良好的个人形象，避免在他人眼中显得无能。消费主义表明了他人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的强有力。一旦拥有了足够多的生活必需品，财产本身的使用价值就变得愈发不重要了，我们更加关注的将是财产对个人形象有何帮助。理想状况下，我们对彼此的印象取决于社群生活中的面对面互动，而不是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外在表象作出判断。这让我们回想起了第4章中得出的结论：不平等会削弱社群生活。社群生活的削弱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之间存在关联。
为了减少碳排放，我们需要严厉地限制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需要以牺牲实际生活质量（包括健康、幸福、友谊、社群生活等因素）为代价。除了减少奢侈品（这些商品使得我们无法认识到更加本质的需求）的消费量外，还必须减少不平等。我们需要建设更加平等的社会，满足真正的社会需求。应对全球变暖的政策不应该仅仅让我们感到物质生活水平受到了限制，还应该有助于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提升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平等。我们需要实现历史性的变革：将人类满足感的来源从经济增长转变为建设更加友好的社会。
在代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接受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时，拉金德拉·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指出，全球变暖导致农产品、食物和水的供给减少，将影响到上亿人的生活，导致冲突加剧（在他发表讲话之前，人们还未认识到生物燃料是导致世界食品价格上涨的一大原因）。我们必须认识到应对全球变暖这一威胁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所有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国家）都觉得自己理应避开管制、寻找漏洞（在面对税收时，人们对这种做法早已习以为常），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失败。就在此时，大量生物燃料正在穿越大西洋，从欧洲运往美国，之后再返回欧洲；原因在于，如果在美国额外补充少量石油，即可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补贴；但在欧洲同样可以补充少量石油，并且还能避免两次横穿大西洋的麻烦。正是这种利用管制措施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态度，导致我们很难对全球变暖作出必要的回应。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全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合作。如果所有人都试图避开管制，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成功。避开管制、追求短期私利的行为不仅仅是反社会的，更是反人类的。旨在减少碳排放的政策，需要我们具有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合作意识和公共精神。证据再一次表明，更加平等的社会在这些方面表现更加出色。我们在第4章中曾发现，更加平等的社会凝聚力更强，信任程度更高，从而有助于促进公共精神。我们还发现，这同样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更加平等的社会提供的发展援助更多，其“全球和平指数”得分也更高。图表15.5表明，更加平等的国家中人们有着更强的社会责任感，这有助于应对环境问题。该图表显示，更加平等的国家垃圾循环利用率也更高。这些数据来自澳大利亚的“地球方舟”基金会。我们在图表中列出了各国垃圾循环利用率的排名。此外，对全球商业领袖进行的一项调查也能够证明，更加平等国家中人们有着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正如我们的同事罗伯托·德沃利（Roberto De Vogli）和戴维·希梅诺（David Gimeno）指出的，来自更加平等国家的商业领袖更加支持本国政府遵守国际环境协定。
图表15.5：更加平等的国家垃圾的循环利用率也更高。
因此，严重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注定无法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制度。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态度并非不可改变，也并不是人性的反映。恰恰相反，这些态度反映了各个社会的不同特征。从根本上而言，减少不平等就是要实现从地位争夺驱使之下分裂性的、自私的消费主义，到更加和睦、友好的社会的转变。促进平等有助于提升协同一致的公共精神，这一点对于应对我们所遭受的威胁至关重要。战时领袖早就认识到了，如果想要让全社会凝聚在一起，就必须执行公正的政策，缩小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