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让人们交到朋友，朋友们彼此交换礼物。
——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
三思而后行
尽管政治上的左右两派对于不平等一直持有不同的态度，但很少有人会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更加友善、暴力事件更少发生、心理健康状况更佳、社群生活参与度更高的社会里。关键问题就在于，在证明了减少不平等有助于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后，人们是否相信平等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我们在分析中没有将现实社会与不可能实现的、想象中的、完全平等的社会进行比较，我们要探讨的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完美的人性。我们的结论均来自对于各个现实中存在的、并非异常的社会的比较。我们尤其关注的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国家都享有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毫无疑问，人们可以在不平等程度极低的社会里（例如日本和北欧国家）安居乐业。和有些人（他们可能来自政治光谱的任意一端）所认为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成果绝非不切实际，而是与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的制度结构相一致的。
也许有些人仍然不愿意接受我们的结论。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看来，的确很难理解为何某些国家在如此平等的情况下依然能良好地运转。似乎到处都有证据证明物质自利是主宰人类生活的法则。富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似乎证明了，正如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一样，贪婪才是主导人类行为的动机。就连犯罪这一负担都是由于无法阻止人们不顾一切地满足自私的欲望所导致的，人性闪烁出关爱与共享光芒的时刻少之又少。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不平等对我们造成的严重伤害，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追求不一样社会的潜力，有助于我们打消上述疑虑。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必重建我们的基因，平等就足以塑造一种更加友善的人性。
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我们为本书进行的研究中，社会地位和友谊总是像对立的两极一样结伴出现。首先，二者都是决定个人健康状况的因素。我们在第6章中发现，友谊及参与社交生活十分有利于健康，社会地位低、地位差距大、不平等程度严重则有害于健康。其次，二者在社会中的变化也是同步的。我们在第4章中发现，当不平等加剧时，社交程度（用社群生活的活力、人们互相信任的程度和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来衡量）也会随之下降。第三，人们通常愿意与和自己地位相近者交朋友：地位或财富差距越大，人们之间的距离也越远。
什么因素使得社会地位和友谊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答案很简单，二者代表的是令人们汇聚到一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如同动物世界里的强弱排序一样，社会地位分化实质上也是一种凭借强制力和特权来进行排序的方式，不顾及其他人的需求。最为赤裸裸和野蛮的形式就体现为“强权即真理”和“弱肉强食”这种态度。
友谊与之截然不同。这是一种基于互惠、互助、共享、义务、合作与顾及他人需求的关系。礼物是友谊的象征，因为这表明了赠送与接受礼物的双方不是在为生活必需品展开竞争，而是认识到并满足了对方的需求。社会人类学家萨林斯的话一语中的：“礼物让人们交到朋友，朋友们彼此交换礼物。”分享食物和聚餐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这两种行为格外有力，因为食物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物资稀缺的年代，争夺食物有可能对社会构成严重的破坏。
是敌是友？
对我们来说，社会地位和友谊至关重要，因为二者代表了处理社会组织和政治生活中最根本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由于同一物种的成员有着相同的需求，因此它们有可能成为彼此最大的对手，争夺食物、庇护所、性伴侣、一片绿荫、一处适宜筑巢的场所等必需品和舒适品。结果就是，尽管存在着来自掠食者的威胁，但冲突往往并非发生在不同物种的成员之间，而是发生在某个物种内部。社会地位较低的狒狒用于躲避强势狒狒的时间比用于躲避狮子的时间还多，地位较低的动物身上的疤痕和伤口大多来自本物种的强势动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到处都是物种内部争斗的迹象，只需要观察花园里争夺食物的鸟儿、打斗的小狗，或是想象一下遭到禁止的斗鸡运动，就能意识到这一点：这些都是物种内部的冲突。
人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早在17世纪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曾将资源稀缺引发冲突的危险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础。由于我们有着相同的需求，争夺稀缺的必需品会导致我们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持续冲突。霍布斯相信，由于这种危险的存在，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护和平。他认为，没有政府掌控大局，“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将会是“孤寂、贫穷、肮脏、残酷和短暂的”。
然而，霍布斯或许忽略了一项重要的因素。除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之外，人类还具有相互合作、学习、友爱、协作这一独特的潜力。鸵鸟或水獭固然不会帮助受伤的同伴，但人类会。我们不单单能够关心和保护他人，由于多数能力都是习得的，所以我们还得依靠他人才能掌握生存技能。类似的，人类实现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独特能力意味着我们具有从合作中获益这一独一无二的潜力。因此，我们不仅有可能成为彼此最大的对手，还有可能为彼此带来慰藉和安全。
我们之所以关注友谊与社会地位，是因为社会关系的质量事关人们的福祉，决定了他人究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对手，还是安全感、合作与支持的来源。社会生活的这些维度是如此关键，以至于缺少朋友和社会地位低下成为了当下富裕国家的人们长期压力的最主要来源。
尽管霍布斯正确地指出了同一物种成员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危险这一潜在问题，但他对于在有能力维持和平的政府出现之前社会所处状态的观点却错得离谱。如今我们更加了解狩猎与采集社会的情况，显然我们的祖先并非生活在持续的冲突之中。相反，正如萨林斯指出的，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维持和平。为了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他们建立起了以礼物交换和食物共享为基础的、高度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生活，这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轻敌意，保持人际关系的和睦。购买、售卖和以物易物等与私利直接相关的交换方式一般都被认为是不可接受和不合法的。
这些模式证明了一条基本真理：物质与经济关系实际上是社会关系。
经济学试验
传统经济学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将物质私利最大化这一内在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然而，一系列经济试验证明，事实远非如此。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志愿者被随机配对成“建议人”和“回应者”，但并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也不会碰面。“建议人”得到了一定数目的金钱，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给“回应者”一部分。“回应者”可以表示接受或是拒绝。如果“回应者”表示拒绝，那么两人将一无所获；如果“回应者”表示接受，那么两人就按照这一方案分走这笔钱。
每一组只进行一次游戏，因此没有理由为了迫使“建议人”提出更加慷慨的报价而拒绝金额较少的报价。因此，从私利出发，“回应者”应当接受任何报价，而“建议人”应当提出尽可能少的报价。
试验表明，黑猩猩的行为果真如此，但人类的行为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在发达社会中，“建议人”提出的报价一般在43%至48%之间，最常见的报价则是50%。我们倾向于牺牲自己的利益，与此前从未谋面、此后也不再有交集的陌生人平等地分享一笔财富。
“回应者”往往会拒绝低于20%的报价。“回应者”不惜损失这笔钱，也要惩罚贪婪的“建议人”。这种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他人的欲望，被称为“利他性质的惩罚”。这种惩罚对于强化合作行为、防止他人占小便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最后通牒游戏”这项研究与各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无关，但其考察的仍是人们与他人分享财富的行为平等与否，考察的是人们愿意以何种方式对待他人（即使与这些人素昧平生，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最后通牒游戏”的结果表明，人们更加愿意平等地对待他人，这对现实中存在的不平等状况构成了极大挑战。
黑猩猩与倭黑猩猩
有些灵长类动物社会等级更加森严。对这些灵长类动物社会制度的差异进行考察，我们往往会感到，冲突的严重程度、社会关系的质量和两性之间的关系都会受到其等级制森严程度的影响。人类当然不会拘泥于某一种社会制度。我们有着良好的适应性，既可以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社会里，也可以生活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然而，等级制对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虽然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主要是文化，而非本能。我们在第4章中发现，等级较不森严的社会受男性支配的程度也较低，女性的地位更高。类似的，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社会关系也较为平和；人们彼此之间信任程度更高，社群生活更加活跃（第4章）；暴力事件更少（第10章）；惩罚措施更为宽大（第11章）。
大约在600万至700万年前，进化树发生了一次分裂，由此出现了两种类人猿：黑猩猩与倭黑猩猩。从基因上看，二者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同样接近，但它们的社会行为却有着惊人差异，代表着解决争夺稀缺资源这一霍布斯式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一群黑猩猩受到一只居于支配地位雄性黑猩猩的统领，它在体型、力量和组建联盟（常常需要获得雌性的支持）的能力上都占据优势。对于任何物种而言，等级高低决定着获取稀缺资源的机会是大还是小。对雄性而言，与雌性交配也属于稀缺资源。等级次序是通过频繁的竞争和展示武力得以确定和维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和弗兰斯·兰廷（Frans Lanting）写道：
黑猩猩通过精致的仪式向他者表明自己的地位。尤其对于雄性而言，一只黑猩猩会匍匐在地上，喘着粗气；另一只黑猩猩则站在一旁，作出温和的恐吓状，清晰地表明二者之间的等级关系。（第30页）
另一方面，倭黑猩猩的行为截然不同。与黑猩猩相比，倭黑猩猩的各个群体之间不仅更少发生冲突，而且在两性地位上也要更加平等。雌性倭黑猩猩和雄性同等重要，等级制则没那么森严。尽管雄性的体型稍大于雌性，但雌性通常可以优先进食。倭黑猩猩常被称为“友爱、共享”的类人猿，它们常常进行不论性别和年龄的性行为，包括互相自慰。对倭黑猩猩而言，性行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繁衍后代，还在于缓解压力，避免冲突。正如德瓦尔所言：“性是倭黑猩猩社会的粘合剂。”（第99页）性行为可以缓解冲突，彰显友谊，放松压力。倭黑猩猩通过性行为来避免争夺稀缺资源会导致的冲突。喂食时间显然也是性行为的高峰时段，早在饲养员投入食物之前，雄性倭黑猩猩就已经勃起，雄性和雌性纷纷邀请同性和异性性伴侣来发生性行为。它们还通过同样的方式避免稀缺资源可能引发的其他冲突。
尽管对于人类而言，性行为并非进食的前奏，但用餐依然是最重要的社交行为，无论是家庭聚餐、与朋友聚餐、盛宴，或是圣餐时分享面包与酒的宗教仪式。
德瓦尔和兰廷对黑猩猩与倭黑猩猩的行为差异作出了总结：“如果说，就性与权力这如影随形的两个概念而言，黑猩猩青睐的是后者，那么倭黑猩猩显然更加青睐前者。黑猩猩通过强权来解决与性相关的争议，倭黑猩猩则通过性来解决关于权力的问题。”（第32页）研究发现，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异，在完成合作任务时，倭黑猩猩的表现要优于黑猩猩。
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不同的结果？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与倭黑猩猩在一段控制着社交、养育后代及性行为的DNA上存在着差异。也许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就这段DNA而言，与人类更加相似的是倭黑猩猩，而不是黑猩猩。这表明人类共同的祖先也许偏爱性行为胜于战争。
善于社交的大脑
我们既可以对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他人即地狱”这一论断表示赞同，也能够认识到他人也可以成为天堂；这一事实表明了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多么的纠结。人们对影响心血管健康的最大压力来自何处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冲突与紧张关系是日常生活中给人带来最大压力的因素，对情绪会产生即时的和持久的影响”，这种压力比工作、金钱或其他困境导致的压力更加严重。社会互动对于人脑的进化有着重大影响，因为与他人关系的好坏不仅仅事关我们的福祉，还会影响到我们能否幸存和繁衍后代。
灵长类动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最先指出，各种灵长类动物群体规模的大小（是否独居、结伴生活，或是过着或大或小的群体生活）与其大脑中新皮质所占比重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一点充分证明了上述结论。群体规模越大，我们就需要更多新皮质来应对社会生活。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祖先所处的社群通常要大于其他灵长类，它们大脑中新皮质所占比重也要比其他灵长类高。由于新皮质对于人脑的发育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之所以变得比其他灵长类更加聪明，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过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
人类十分在意社会互动，在意他人说了些什么，在意他们可能的想法，在意他们是友善、随性，还是粗鲁，在意他们行为的动机，在意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所有社会过程都有赖于某些基本的社会技能，例如辨识并区分不同的面孔，使用语言，从肢体语言揣测他人的想法与感受，注意到他人的独特之处，理解并留心社会能够接受哪些行为、不能接受哪些行为，察觉并塑造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以及交朋友和应对冲突。然而，我们的大脑之所以进化成了进行互动的社会性器官，原因并不在于为了让他人感到愉悦，而是由于对我们而言，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正因此我们才如此在意社会关系。其他人之所以会成为我们的地狱或是天堂，原因就在于他们既有可能成为我们最大的对手，也有可能成为合作、友爱和安全的最佳来源。
我们的双重遗产
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选拔标准。在某种环境中可能通往成功的某些特质，在另一环境中有可能无法助你成功。因此，人类开发出了不同的心理工具，既能适用于等级森严的社会，也能适用于平等的社会。支配与亲和这一策略是我们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通过这一策略，我们既知道如何交友和维持友谊、如何争夺社会地位，也知道何时应该交友、何时应该竞争。
支配策略几乎肯定出现于前人类时代。在石器时代平等的狩猎与采集社会中，这种策略是不适用的。在前人类时代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我们不仅仅形成了某些有助于争夺高社会地位的特质，还形成了某些充分利用低社会地位的策略（如果我们不幸地落得低下的社会地位的话）。尤其对于某些物种的雄性成员而言，危险在于社会地位低下就意味着进化之路走到了终点，为了避免这种局面，采取某些冒险的机会主义策略是值得的。
要想在争夺社会地位时胜出，仅仅渴望高地位、憎恶低地位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地位差异高度敏感，并且能够准确地对实力和地位作出比较：至关重要的是准确地区分有胜算的冲突和没有胜算的冲突。对于许多物种而言，在面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动物时，知道何时该退让，何时该挑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情。要想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就需要在他者眼中居于更加优越的地位。正是这一心理结构，为偏见、歧视和势利心态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越是感到来自地位较高者的鄙视，越是没有资源可供依靠，我们就越是渴望表现出对更加弱势者的优越感，从而重拾自尊。我们在第12章中提及的“骑自行车式反应”（如同自行车手的姿态一样：对强势者鞠躬；对弱势者则蹬踹）可能就源于这种心理。
尽管人们常常认为，追逐社会地位是雄性的特质，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其原因可能在于雌性更加青睐社会地位更高的雄性。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权力是终极春药。”
尽管现代社会中似乎充满了不平等，但就人类历史和史前史而言，如今这种不平等社会占据主流的现象才是反常的。在人类历史的90%时间里，我们几乎都生活在高度平等的社会中。在过去的二百万年间，也就是我们“在解剖学上变得现代”（也就是说和如今的我们看上去十分相似了）的大多数时间里，人类都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狩猎、采集或是放牧社会中。随着农业的发展，不平等的现象才蔓延开来。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能够通往成功的特质，与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有利于人们成功的特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对现代狩猎与采集社会的研究表明，这些社会并非得益于无私心态的大爆发，而是得益于交换食物和互赠礼物的制度，以及所谓的“反支配策略”。这些社会具有“警觉的”分享机制，意思是人们会警觉地关注自己得到的份额是否公平。根据“反支配战略”，所有人结成了一个联盟，反对那些对该群体的自治与平等构成威胁的人，由此维持了社会的平等。灵长类动物学家发现，两到三只动物常常会组成联盟，对抗并废黜居于统治地位的雄性首领。“反支配策略”可以被视为灵长类动物此类行为的升级版本。对现代放牧社会的观察研究表明，反支配行为既包括取笑与嘲讽，也包括排挤与暴力，这些行为会施加在任何试图成为支配者的人身上。这些社会证明了，个人追求财富与地位的私欲是可以被遏制的，从而减轻这种欲望对社会构成的伤害。
有些心理特质有助于我们在平等的社会中安居乐业，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公平的重视。这一特质使得人们能够避免冲突，分享稀缺资源。早在幼年时期，我们就形成了强烈的公正感，以至于我们会好奇人们为何能够容忍那些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类似的，收到礼物之后的感恩之情（如今人们已经承认这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促使我们互利互惠，避免占便宜的行为发生，从而能够维持长期友谊。正如前述经济学试验表明的，我们会被不公激怒，进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这种行为。
另一项重要的特质在于，那些与我们一同分享食物和其他资源的人，往往更容易令我们产生认同感和相互依赖感。这些人一同构成了被称为“我们”的能够产生共鸣的内部集团。在许多宗教机构和政治组织中，人们都通过分享的方式来建立兄弟姊妹之情。“分享群体”的规模大小（即远亲之间是否也共享资源）也决定了一个社会是由“大家庭”还是由“小家庭”构成。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就表示，物质生活水平差距过大会阻碍人们产生同情心。我们在第4章中曾提到，托克维尔认为物质条件的差异导致法国贵族无法体会到农民承受的苦难，也导致美国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处境无动于衷。他还认为，自己在1830年访问美国期间观察到的白人间活跃的社群生活正是“社会地位平等”的反映。
平等的社群中社会融合程度之所以很高，重要原因在于当我们满足了他人的需求时，会感到强烈的自我实现感。这种感觉经常被认为是神秘的、无法解释的。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原因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别人重视自己，而当别人对我们的行为表示感激时，我们就会觉得受到了重视。确保我们被合作性的狩猎与采集社会接纳，避免遭到驱逐、排挤和攻击的最佳方式，就是做对他人有益之事。如今，无论是善于烹饪、讲笑话，还是以其他方式满足他人的需要，都有助于我们产生自我价值感。早在市场机制和雇佣劳动兴起之前，正是这种感受（如今在养育子女时体现得最为明显）使得人类得以建立相互依赖的合作性群体，并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中获益。
可见，对于不同的社会组织，我们有着不同的策略。一方面，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重要的是追逐私利和争夺地位，个人必须依靠自我，其他人主要是争夺食物和伴侣的对手。另一方面，在平等的社会中，重要的是相互依赖和合作，每个人的安全都依赖于与他人的良好关系，自我价值感来自于造福他人，而不是对社会地位的争夺。亲和策略所依靠的是互助、互惠、同情和情感上的联系，而不是对物质私利的赤裸裸追逐。
当然，在任何社会中都既存在着上帝，也存在着财神。谁能够占据上风，取决于生存环境、经济制度和个人差异。
早年经历
人类社会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从年幼时起就必须努力适应所面对的社会制度。成长于一个必须对他人投以怀疑眼光、小心谨慎、做好殊死搏斗准备的社会，你所需要的技能与成长于一个以同情、互助和合作为特征的社会时是截然不同的。心理学家总是告诉我们，孩子的早年经历会对他们成年后的性格产生影响。许多动物（甚至植物）都具备在早年便适应所处环境的特殊能力。对于人类而言，从胚胎时期直到幼年，应激反应都以一种微调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情绪和心理特征。女性在孕期感受到的压力程度会对未出生的婴儿产生影响。压力荷尔蒙会穿过胎盘这一障碍，影响到胎儿的荷尔蒙水平和发育状况。
儿童在幼年亲身经历的压力也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抚养的质量、与父母的亲密程度，以及成长环境中发生冲突的频率，都会对孩子的压力荷尔蒙水平及情绪与认知能力产生影响。尽管这一假说尚未得到证实，但幼年的敏感经历可能会产生某种“外生”作用，导致特定基因被开启或是被关闭，从而对长时段的成长模式产生影响。研究表明，母鼠养育行为的差异会对后代的基因表达产生影响，令其根据幼年的经历来适应环境。
过去，人们往往仅认为压力非常大的幼年生活才是“有害的”。然而，人们愈发意识到，不同的早年经历会导致孩子适应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现实。在不得不自食其力、小心谨慎、做好殊死搏斗准备的社会中生活，与在以同情、互助和合作为特征，安全依赖于与他人的良好关系的社会中生活，所需要的性格特征是截然不同的。在幼年时期曾感受到更大压力的孩子往往会更具侵略性，更少同情心，也更善于解决冲突。事实上，你会根据幼年经历来判断成年后需要应对何种社会关系。
这一过程是如此重要，因此，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也会将自己逆境中的经历传递给孩子。人们有时会提及某些父母缺乏养育孩子的技巧，事实上，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会将自己逆境中的经历传递给孩子。这一过程往往是无意识的，父母只不过是感到了暴躁、抑郁或是不知所措。不过有时候这一过程也是有意识的。在近来的一起案件中，三名女性被认定鼓励自己的孩子相互扭打，蹬踹摔倒在地的兄弟姐妹。孩子的祖母对此并不感到懊悔，她坚称“这会让他们变得强硬”。显然，这些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认为孩子们需要具备这样的性格。许多研究表明，成年人的行为会反映出其童年经历。例如，经历过暴力和虐待的孩子在成年后很有可能会对他人施暴。
早年经历的影响是持久的。幼年时期曾感受到压力的孩子，或是其母亲在孕期曾感受到压力的孩子，在中老年时期更有可能患上许多与压力有关的疾病，例如心脏病、糖尿病和中风。结果就是，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的许多社会问题也会长期存在。不平等加剧意味着更多家庭只能凭借低收入生活，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父母经历的逆境越多，家庭生活就越艰难，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关爱就越少，就更有可能以对立的心态处理人际关系。
社会地位之争对成年人造成的影响，引发了许多与不平等有关的社会问题。然而，还有许多与不平等相关的问题，影响的对象是儿童。这些问题包括青少年冲突，糟糕的同学间关系和教育表现，儿童肥胖症，婴儿死亡及青少年生育。这些问题表明，不平等和社会地位低下导致的压力已经渗透到了家庭内部。不平等会导致人际关系恶化，从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福祉指数排行榜上，瑞典、芬兰、挪威等国之所以表现出色，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福利制度有助于保持较低的家庭相对贫困率。
镜像神经元与同情心
认为追求平等无异于将社会强行塞入一双过于挤脚的鞋里，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未意识到人类的潜能。如果充分了解社会的需求和敏感性，我们就会发现，减少不平等有助于为社会找到一双尺码更加合适的鞋，大幅缓解严重的健康与社会问题。
镜像神经元这一例子惊人地证明了，人类是社会化程度极高的动物。当我们观看某人做某事时，我们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反应就如同我们也在做同一件事一般。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似乎是让我们通过模仿来学习。观看某人完成一系列动作——某项研究使用的案例是行屈膝礼——并不能让你亲身掌握这一系列动作，但如果你的大脑活动就如同你在亲身行动一般，那么这将有助于你学会这套动作。要想学会某件事，就得在脑海中对它加以体会。
当然，通常而言我们无法观察到这一在脑海中亲身体会他人行动的内部过程。不过，我们可以在肌肉中检测到镜像神经元所触发的电子活动。有人认为，正是这一机制使得我们能够对他人心生同情，甚至在看到某人遭受痛苦时向后退缩。我们的反应就仿佛感同身受一般。
尽管具备同情他人的潜能，但这一潜能的开发和运用程度还是要取决于人们的幼年经历。
催产素与信任
名为“催产素”的一种荷尔蒙能够对我们信任他人的程度产生影响，这同样能够证明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第4章中我们发现，生活在更加不平等社会的人们往往更不愿意信任他人。对于任何社会而言，信任当然都是一项重要的元素；但对于相互依赖程度极高的现代发达社会而言，信任变得更加至关重要了。
对于许多动物而言，催产素都会影响到母亲与孩子以及性伴侣之间的亲密程度。性交、生育和哺乳等行为会刺激催产素的分泌。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哺乳动物而言，催产素还会对社会交往中的接触与回避行为产生影响。
有一项“信任游戏”检验了催产素与信任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注射了催产素的人对伴侣的信任程度更高。类似的试验还证明了这种效应是双向的：不仅仅注射催产素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信任程度，而且被人信任也有助于增加体内催产素的含量。即使人们使用电脑终端，仅仅通过数字来传达关于信任与否的信息，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合作令人愉悦，被排斥令人痛苦
其他试验考察了合作行为是如何刺激大脑的奖励中枢的。即使没有面对面的接触或是实实在在的沟通，合作行为依然会激活大脑的奖励中枢。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神经网络的作用在于鼓励互助互惠，避免自私行为。
与合作令人受益不同，被社会排斥会让人感到痛苦。通过对大脑进行扫描，研究人员发现，大脑受到刺激的区域和感到肉体疼痛时受到刺激的区域是同一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娜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让志愿者与另外两名玩家一同玩一款电脑击球游戏。按照程序的设定，一段时间之后，这两名虚拟玩家只会给彼此传球，将参与试验的志愿者排斥在外。对大脑的扫描显示，在本次试验中大脑受到刺激的区域与感受到肉体疼痛时受到刺激的区域是同一个。对于许多种类的猴子而言，当孩子呼唤母亲、母亲提供保护时，大脑的这片区域均发挥着作用。
人们对这种联系早就有了直观感受，“受伤”和“心碎”等说法描述的就是亲密的社会关系破碎、遭到排斥时痛苦的感觉与肉体上的疼痛之间的联系。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了，排挤拒绝合作者、将其驱逐出合作的共同进程之外，能够强有力地维持高水准的合作行为。“最后通牒游戏”显示，人们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提出不公平报价的人；与之类似的是，我们也希望排挤那些不愿意合作的人。
被拒绝当然会令人感到痛苦，与之相反的是，受到他人的重视和感激、自我价值得到实现会令人感到愉悦。包容与排斥的强有力影响表明，融入社会是人类的根本需求，这也足以解释为何友谊和社会参与如此有益于健康（见第6章）。
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几乎肯定会令人感到痛苦。不公、不平等、被拒绝都是不同形式的排斥行为。将试验对象标记为弱势者（第8章中分别为低种姓的印度学生和非洲裔美国学生），然后考察其表现的试验证明了遭到排斥的确会令人感到痛苦。与之类似的是，遭受羞辱所引发的痛苦有时会触发暴力行为（见第10章）。
对于一个享受友谊、合作与信任，有着强烈的公正感，能够通过镜像神经元来学习生活方式的物种而言，不平等、恃强凌弱、排斥他人的社会结构显然会让人深感痛苦。由此，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到为何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功能更加失调，也能够更加坚定地认为，更加人道的社会要比我们身处的如此不平等的社会更加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