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怒》引发的争论
本书最初出版于2009年3月，距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刚过去六个月时间。此次危机的大部分责任的确在于金融从业者不负责任的冒险之举，他们的贪欲就如同其薪酬一样高得出奇。我们在危机爆发多年之前就进行了此项研究，而且此次危机并未影响到研究的有效性，不过本书收获的好评显然也与这一时机是分不开的。在危机之前，许多人还认为金融行业的高额薪水和红利是其得主的杰出贡献及聪明才智的反映；危机之后，人们不再怀有这种想法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在业绩与报酬之间并不存在关联。
时机已到？
本书收获的好评不仅仅归功于其问世的时机。自从本书出版以来，我们在许多国家一共进行了超过350次讲座。我们与公务员、卫生当局、学者、慈善组织、宗教团体、智库、专业协会、艺术节与文学节、工会、企业高层、社区团体、皇家学会、国际机构以及各个政党展开了对话。尽管我们的听众往往都主张促进平等，但并非全部如此。然而，听众的反馈都非常积极，对我们表示肯定，这令我们感到在这方面存在着学术上的真空地带，人们十分渴望了解我们提出的证据，仿佛这个世界上潜伏着许多隐藏的平等主义者。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三种。首先，人们渴望弄明白，为何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富足程度时，我们的社会还会受困于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抑郁与焦虑的心态为何如此普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依赖毒品和酒精？暴力事件为何层出不穷？其次，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始时指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尽管“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与我们渴望和家人、朋友以及社群共处更长时间的价值观和渴望背道而驰，但我们依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第三，我们的分析似乎确认了人们的直觉，即不平等会分裂并侵蚀社会。读者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本书让他们收获了一个全新的、期待已久的、且易于辨识的世界，并且改变了他们看待身边事物的观点。
近期的一份报告从经验上确认了我们长期以来所持有的印象：在十分不平等的国家，公众对不平等的现状十分反感。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随机选取了5500名美国人作为样本，询问他们对于财富（而非收入）分配状况的态度。研究人员向他们展示了三张代表不同财富分配状况的饼状图。第一张图代表的是财富平均分配的状况，第二张图代表的是美国的财富分配状况，第三张图代表的是瑞典的财富分配状况。9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希望生活在第三张图那样的社会里——无论受访者是穷人还是富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波动的范围仅仅是从89%到93%，差距并不大。当被问及美国的财富分配状况如何时，受访者作出的平均估测为，最富有的20%美国人掌控着59%的财富。事实上，这部分人掌控着84%的财富。当被问及心目中最理想的财富分配状况是怎样时，受访者倾向于最富有的20%人掌控32%的财富。
不过，除了正面评价以外，本书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与强硬的政治攻击。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对这些意见作出回应，之后再就新的研究发现展开讨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希望对数位评论人士的批评作出回应，他们似乎误解了我们的观点。
谁将从平等中获益？
有些评论人士并不相信大多数人都将从平等中获益。他们似乎认为，证据只不过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的平均状况要更加糟糕。
在第175至182页我们曾列出了多达五组数据（还引用了第109页的一组数据），表明无论是按照教育程度、阶级还是收入水平对人口进行分类，与较不平等的社会中相同类别的人相比，较平等社会中的人都要更加健康（或是识字率更高）。我们还提及了得出相同结论的其他研究。研究人员通过统计模型考察了不平等对于各个收入水平群体的影响。
我们并不认为更加平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比较不平等社会中的所有人表现更好。我们并不认为更加平等社会中阶级地位最低、收入最低、教育程度最低者表现也要优于较不平等社会中地位最高、收入最高、教育程度最高者。我们只是将处于相同阶级、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的人进行了比较，并且发现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的表现更好。因此，就相同的收入与教育水平而言，与生活在较不平等社会的人相比，生活在更加平等社会的人生活质量要更高。图表8.4、13.2、13.3、13.4和13.5揭示的正是这一点。我们的结论是，最贫穷者通常从平等中获益最多，但即使富有者也能从中获益。
正如我们在第176页中指出的，就社会问题（包括心理健康、青少年生育、信任程度、凶杀案犯罪率和监狱人口）的严重程度而言，较不平等的社会与更加平等的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表明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健康状况和识字率等方面。如果只有最贫穷者才能从平等中获益的话，二者之间的差距不会如此之大。
不平等、阶级与社会地位
令有些社会学家感到惊讶的是，本书所关注的仅仅是收入不平等这一问题，而没有考虑为数众多的关于阶级分类的细致研究。我们对此类研究怀有深深的敬意，但之所以未涉及这一话题，是因为对于本书的分析而言，阶级分类这一主题有着两项弱点。首先，各国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分类制度，因此很难进行跨国比较。例如，早年间在对瑞典与英格兰及威尔士各社会等级的健康状况进行比较时，瑞典的研究人员不得不按照英国的职业分类标准，重新划分数千名瑞典人的职业。我们在图表13.3和13.4中展现了相关研究结果。然而，即使能够对各国的情况进行比较，依然存在着另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很难通过阶级分类来衡量各群体间差距的大小。与之相比，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收入差距将人们区分为不同的阶级，还可以衡量各群体间差距的大小。尽管收入不平等不能完美地反映社会地位分化的状况，但依然能够让我们充分了解社会。
对其他常见问题（关于种族、移民、国家大小、当地的不平等状况等问题）的回答，可以参见平等基金会网站的“常见问题”栏目。
公正的批评与无理的抨击
围绕着以流行病学为核心的公共卫生问题，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政治斗争：从19世纪关于下水道与洁净用水的冲突，到当代防止人们身处危险场所的立法，莫不如此。当科学证据向种种既得利益——产业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发起挑战时，政治斗争就会开始。
如今，学者和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几乎一致同意，社会与经济环境是影响健康状况的最重要因素。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流行病学家之一杰弗里·罗斯（Geoffrey Rose）曾表示：“药物与政治不能也不应被分开。”我们愈发意识到，社会结构会对人类的健康与福祉产生深刻影响，这将不可避免地使得科学与政治相遇。
任何领域的学者当然总会对彼此的研究成果提出批评，这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正常过程。然而，显然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发起的抨击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由熟知研究领域的同僚就研究方法和对证据的解读展开争论，而是由对相关文献一无所知且毫无贡献的人试图通过媒体令大众相信该研究会使人误入歧途。
如今，试图推翻大量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科学证据这一做法已经非常常见。近来，美国学者娜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埃里克·康韦（Erik Conway）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一小撮科学家是如何遮蔽吸烟和全球变暖等问题真相的》（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一书中讲述了此类抨击行为。在不同问题上，活跃的常常是同一群人，他们通过各种技巧使得公众以为这些涉及公共政策的重大研究领域是充满争议的，但事实上科学结论早已十分明确。结果就是，公众对杀虫剂、烟草营销、酸雨、臭氧层空洞、二手烟的危害，以及全球变暖的应对被严重推迟了。一名对本书进行攻击的人士，近来还对禁烟政策和二手烟有害健康这一可靠的证据展开了抨击——这就是此类“贩卖怀疑的商人”的典型伎俩。幸运的是，他的作品不太可能有所成效：苏格兰、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罗马市、爱尔兰和英格兰在公共场合实施的禁烟令均促使死亡率下降，拯救了上千条生命；这一政策不太可能被取消。
抨击为何不成立
在平等基金会的网站上，我们逐条反驳了“纳税人联盟”、“民主研究院”和“政策交流论坛”等组织提出的批评。由于内容相当冗长，在此我们只简要地概述这些批评与回应。
批评者采用的最主要策略是，认为提出在不平等与社会问题之间存在关联的只有我们。随后他们便逐条对我们揭示的关联提出质疑，认为这是统计学上的偶然因素、刻意挑选研究对象和问题造成的。例如，他们认为某项分析应该将美国排除在外，另一项分析应该把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排除在外；或者如果加入较贫穷国家的话，此种关联就会不复存在。
无论这种策略是否会对我们的研究产生影响，此类批评多半是零碎的、临时拼凑的，没有考虑其他学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证明类似关联的研究成果。如今有约200篇经同行审阅的论文检验了不同环境中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的关联，50多篇文章检验了不平等与暴力行为的关联，还有许多文章检验了不平等与信任程度及社会资本的关联。因此，认为这些关联并不存在的观点很难令人感到信服。持有此类观点的人并非是在提出学术批评，而是在进行政治抨击。
熟悉本领域的研究者进行的学术讨论主要关注的是该如何解释此种关联。因此，我们也对各种解读的长处和弱点进行了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此种关联表明，是不平等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除了少数例外，我们在前文中展示的一切研究成果都经过了同行审阅，并且曾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那么，对我们的批评有哪些？我们又是如何回应的？
刻意挑选问题？
有批评人士认为我们刻意挑选了某些健康及社会问题。
《公平之怒》并不声称自己对所有社会问题都作出了解释，本书所针对的是那些具有社会坡度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下层社会更加常见。例如，我们并不认为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饮酒量增大，因为在多数国家，下层社会人士的饮酒量并非更大。与之相反，酗酒这一问题的确具有社会坡度，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酗酒引发的肝脏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也的确更高。我们还指出，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导致的死亡率在下层社会并非更高，这一现象与不平等之间也不存在关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脏病导致的死亡率，后者的社会坡度十分明显。
我们之所以在第2章中对富裕国家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福祉指数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就是为了表明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并未进行刻意挑选。该指数综合考虑了40项关于儿童福祉的指标（这些指标不是我们选择的），但与我们自己编制的健康及社会问题指数如出一辙：与收入不平等有着强有力的关联，但与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并无关联。
哪些国家？
批评人士还认为我们刻意挑选了某些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以符合我们的结论。我们本应加入更多较贫穷的国家。
我们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标准，才选出了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我们的资料来源于2004年4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我们首先选取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位居前50的国家——世界银行采用“图谱法”，将所有国家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然后去除了那些无法获得可供比较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状况数据的国家和人口少于300万的国家（目的是将避税港排除在外），最后还剩下25个国家。我们之所以只考虑最富裕国家的情况，不是因为不平等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只在这些国家才存在，而是因为这些国家位于第7页的图表1.1右上角那段平坦的曲线上。这表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会再对预期寿命长短产生影响，因此更容易区分相对收入水平和绝对收入水平造成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较贫穷的国家也作为研究对象，就会面临两大问题。首先，我们很难获得关于这些国家青少年生育率、心理疾病、社会流动性、社会凝聚力等问题的可供比较的数据。其次，这些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仍较低，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仍然大有好处；如果将这些国家也纳入研究范围，我们就必须在统计时对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行对数转换，这样才能揭示出不平等造成的影响。采取如此复杂的方法并不利于众多读者了解本书的主题。尽管如此，即使我们将较贫穷的国家也包括在内，研究结果也不会发生明显改变。对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凶杀案犯罪率——相关数据较易获得——的研究表明，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平等都是有益的。
为了符合自己的结论，精心挑选出某些国家，这样的做法会使得本书毫无意义。我们使用的是最为权威的数据，并且保留了所有对我们不利之处。例如，我们在讨论婴儿死亡率时并未将新加坡排除在外，尽管该国是非常明显的离群点：作为我们考察的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一个，该国却有着最低的婴儿死亡率（见第82页的图表6.4）。
如果我们能够展现其他研究者收集的数据，我们就能揭示出不平等与各种社会问题之间更加强有力的关联。然而，这样势必引发能否相互比较的问题，因为其他研究者往往使用了不同方法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情况。我们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的问题呈现出了相同的模式。因此，我们希望在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时，使用同一种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法，并且考察同一组国家；为了确认我们的结论，再以美国的50个州为研究对象，重复我们的分析，并加以对照。
本书试图尽可能简单、透明地展现收入不平等与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不需要任何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就能够理解图表的内容。在每章中，我们都指出研究发现不能归结于偶然。多数读者都不会感到书中存在任何难以理解的内容。但对于有此感受的读者，我们在平等基金会的网站上提供了更多数据与统计细节。
文化差异？
有人认为，我们揭示的关联是各国文化差异的反映，而非不平等造成的后果。
这种批评体现为两种形式。首先，有人认为，收入差距反映了潜在的文化差异，后者才是导致健康及社会问题的真正决定性因素。其次，有人认为应该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分析之外，因外它们的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
用“好”与“差”就足以衡量收入差距。但从数量和质量上衡量文化差异的标准却有无数种。在第13章中我们提到，瑞典和日本尽管在健康及社会问题方面表现都十分良好，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却很大，在女性就业率和参政率、核心家庭所占比例、实现平等的路径（是通过再分配，还是通过缩小税前收入差距）等方面都是如此。
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文化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两个国家都处在专制统治之下。然而，正如本书一再表明的，如今葡萄牙的不平等程度要比西班牙严重得多，其健康及社会问题同样更加严重。因此，文化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各国表现不同（例如瑞典和日本），文化相似性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各国表现相近（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重要的是收入差距的幅度，而不是文化因素。
此外我们还知道，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预期寿命和不平等程度的排行榜上，美国和日本的位置发生了对调。1950年代时，美国比日本更加平等，健康状况也更加出色。但随着美国变得愈发不平等、日本变得愈发平等，日本的预期寿命也超越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如果关键因素在于文化而非不平等，那么，这两个国家经历的众多文化变革为何并未改变其健康及社会问题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
越深入地思考强调文化因素重要性的观点，越会觉得它无法成立。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文化的这种神奇力量不仅仅会导致心理和生理疾病、学校中的霸凌现象、更加严酷的判决、肥胖症、青少年生育等问题，其导致问题的严重程度还必须与收入不平等的幅度相一致。
批评者还以文化差异为由，主张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分析之外。例如，有人主张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英语国家排除在外，有人甚至主张将二者都排除在外。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使得我们无法了解为何在某些问题上，有些英语国家表现要优于其他英语国家：例如，美国的心理疾病发病率和青少年怀孕率高于英国，英国又高于新西兰（当然，美国的所有州都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更加根本的因素在于，各国的不平等状况对其文化会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因为不平等会损害社会的信任程度、凝聚力以及社群生活的质量。
可恶的离群点以及统计学
有批评者认为，我们揭示的关联有赖于“离群点”。
除了主张以文化差异为由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还有人提出，出于纯粹的统计学理由，应该将某些“离群”的国家排除在外。所谓“离群点”指的是本书图表中远离符合各国或各州状况的“最佳配适线”的各个点，例如第82页的图表6.4（关于收入不平等与婴儿死亡率之间的关联）中的新加坡以及第67页的图表5.1（关于收入不平等与心理疾病发病率之间的关联）中的意大利。有可靠的方法来衡量某个点对“最佳配适线”的影响有多大，但并没有明确的统计学规则规定何时应该将离群点排除在外。我们之所以决定保留所有离群点，是出于三个原因。首先，它们代表的是关于健康及社会问题的实实在在的反常现象；其次，将离群点排除在外会显得我们是在刻意挑选研究对象；第三，我们一以贯之地以同一组国家为研究对象，展示不平等与其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
批评人士不仅错误地指责我们刻意挑选研究对象，还试图通过将离群点排除在外，来质疑我们结论的可靠性。例如，有批评者认为，在分析不平等与对外援助之间的关联（第61页的图表4.6）时，应该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作为离群点排除在外，但实际上日本显得更像离群点。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排除在外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统计学意义上将变得不再显著，但如果将日本也一并移除则将使得该关联重新变得显著。
在讨论肥胖症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批评者认为，我们应该将美国作为离群点排除在外，这也会使得收入不平等与肥胖比例之间的关联变得不再显著。但希腊的离群程度更加严重，如果将希腊也一并移除，则将使得该关联重新变得显著。在讨论儿童超重这一问题时，批评者希望移除美国，而非更加离群的加拿大。如果将二者一并移除，则将使得该关联依然保持显著。
由于我们考察的国家数量有限，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有时当然会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尽管如此，与不平等相关的诸多关联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潜在的关联是多么强有力。
这些批评之所以不成立，有两点理由。首先，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对其他上百份关于健康状况与不平等之间关联的分析以及我们对美国50个州情况的分析产生影响。其次，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后，我们所揭示的关联依然存在。在第174页的图表13.1中，我们将国际范围内关于健康及社会问题的证据综合成了一项指数。即使将瑞典、挪威、芬兰、日本、美国和英国这些最平等和最不平等的国家一并移除，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健康及社会问题与不平等之间依然存在高度显著的关联。
总之，我们相信自己使用的数据是十分可靠的。而且正如我们所言，其他研究者在不同的环境下已经多次证明了某些关联的确存在。例如，有研究报告表明，无论是就俄罗斯各地、中国各省、日本、智利各县而言，还是综合考虑富国与穷国的情况，健康状况与收入不平等之间都存在关联。那些不喜欢我们结论的人士，无疑同样希望将这些省、县和国家也排除在研究报告之外。
其他因素？
有批评者指出，对于其他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关联的因素（例如人均国民收入、贫困程度、种族构成或是福利措施），我们应该加以控制，或是给出解释。
出于多种原因，我们决定不把其他因素包含在内。首先，我们希望最简明易懂地展现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让读者自己体会这种关联是否是强有力的。其次，流行病学分析方法论中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应对构成因果链的因素（也就是能够解释不平等是如何导致某个特定问题的因素）加以控制。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在收入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健康状况更差的原因在于糟糕的社会关系导致长期压力变得更加严重，那么我们在分析具体的因果次序时就需要多加小心。在统计模型中加入信任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等指标，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消失；然而，实际上不平等很可能的确会导致健康状况变得更糟，因为不平等会分裂社会。第三，将与不平等无关，或是与具体问题无关的因素包括在内，会导致不必要的干扰，从而使我们的方法出现错误。
尽管如此，其他许多考察健康状况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联的研究对贫困程度、平均收入、个体收入等因素进行了控制。还有一些人细致地探讨了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支出、社会资本以及种族构成等因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我们在第13章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在下文中也会再度提及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与不平等状况无关的个人物质生活水平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没有人会怀疑，当穷国的许多人缺少基本生活必需品时，其健康状况一定不会好。然而，物质生活水平很难解释为何即使在富国，社会地位越高者健康状况仍会更佳（见图表1.4）。人们提出了“新物质主义”这一概念，用社会心理之外的因素解释这一现象。该观点认为，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更加舒适与奢侈的生活将使得人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即使这种说法成立，也无法解释为何更加平等的社会健康状况更佳。然而，图表1.3、2.3和2.7分别显示，对富裕国家而言，预期寿命、健康及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儿童福祉均不会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改善。我们在第6章中曾提及一篇研究评论，该评论在检验不平等与健康状况的关联之前，对贫困程度和个人收入水平等因素进行了控制。随后我们还提及了另一篇重要的新评论。传统观点认为，物质生活水平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应归因于不平等的那些问题，都应该归因于物质生活水平。我们需要牢记于心的是，大量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用实践来检验
本书所呈现的证据格外有力之处在于其惊人的一致性。几乎所有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健康及社会问题都会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变得更糟；除此之外，就单个问题而言，数据同样具有一致性。例如，在第7章中我们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肥胖问题更加严重；与我们预计的一样，证据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也更高。类似的，我们不仅发现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教育表现更差，而且还发现这些社会中辍学率、失业率和未接受进一步培训的比例都更高。
我们在第11章中曾指出，导致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监禁率更高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其判决更加严酷。在本书出版以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这一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儿童。我们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刑事责任年龄要更低，儿童更有可能被当作成人审判。
对未知的事物作出可供证伪的预测，是检验任何理论是否有效的最佳途径。我们在第195页已经对根据我们的理论（不平等加剧会导致具有社会坡度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作出正确预测的事例进行了讨论。在此，我们还可以探讨两个例子。关于这两个例子涉及的问题，我们起初只掌握了有限的数据。当我们于2006年首次考察收入不平等与心理疾病患病率之间的关联时，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只涵盖了八个发达国家。当我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初步分析成果后，批评人士指出，我们的结论依赖于美国严重的不平等程度和心理疾病患病率。在本书的初版问世后，我们又获得了另外四个国家的数据。新的数据不仅没有推翻我们的结论（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差），还填补了空白，进一步确认了二者之间的关联（见图表17.1和17.2）。这四个国家的心理疾病患病率符合根据其不平等程度所预估的水平。
对社会流动性的考察同样如此。当《公平之怒》刚刚出版时，我们只能获得八个国家有关社会流动性的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有批评人士声称，因为考察的国家数量太少，我们的结论（不平等与低社会流动性之间存在关联）是错误的。尽管最初只获得了八个国家的数据，但我们依然将这一研究保留在了书里，原因不仅仅在于二者之间的关联具有显著性，还在于研究报告表明，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流动速度会变缓，因此收入差距扩大很可能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自本书出版以来，我们又获得了另外三个国家的数据。正如图表17.3和17.4所显示的，这三个国家的数据使得我们原先的结论更加完整、可靠。
图表17.1、17.2：新近获得的四个国家的数据确认了此前八个国家收入不平等与心理疾病患病率之间的关联。
图表17.3、17.4：新近获得的三个国家的数据确认了此前八个国家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联。
新的证据
死亡率与自我汇报的健康状况
自从我们于2008年春完成本书的写作以来，有许多研究揭示了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有9项研究专门考察了富裕发达国家的情况。其中的7项得出了和我们相同的结论，即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人们的健康状况更差。另两项与我们产生分歧的研究考察的都是不平等与自我汇报的健康状况（受访者常常被询问自己近来的健康状况是很好、好、一般还是差）之间的关联。尽管能够用自我汇报的健康状况来预判该国国民的寿命，但对各国情况的比较显示，在预期寿命较短的国家，自我汇报的健康状况要更好。因此，这两项研究不仅没有推翻我们的结论，反而揭示了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健康状况的。
为何在跨国比较时，自我汇报的健康状况与实际健康状况并不相符？也许是因为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对于社会地位的争夺更加激烈，声称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有助于维护强健的自我形象？也许是因为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不太愿意夸耀自己？我们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这说明，在进行跨国比较时，使用客观的健康及社会问题指标是十分重要的。
因果路径
近来涌现了三项重要的新证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首先是刊登在《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上的一篇对所谓“多层次研究”的评论文章。438多层次研究分两个阶段对收入水平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考察。首先考察的是个人收入水平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其次考察的是不平等是否会对社会的整体状况产生额外影响。这篇评论文章使用了来自26项多层次研究的数据，涵盖了超过6000万人。该文章明确无误地表明，不平等会损害健康，这种影响与绝对意义上的贫富程度无关。其结论是，即使在对个人收入水平（包括贫困程度）或受教育程度加以控制之后，单单是减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不平等，每年就能够减少150万起死亡案例（几乎占15至60岁之间全部死亡案例的十分之一）。这一估计有可能过于保守，因为对个人收入水平能够加以控制往往意味着对个人社会地位同样加以了控制，这一点恰恰是不平等的重要体现，并且会对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第二项新证据是一篇发表在《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上的文章。该文章为考察长时段内不平等及健康状况变化的研究作出了补充。在全世界范围内，预期寿命在继续增长，但在1970年至2000年间收入不平等恶化最为严重的美国各州预期寿命的增长幅度要小于其他各州。
第三项证据发表在《美国公共卫生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上。这项研究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在多大程度受到了信任程度和政府对于医疗服务开支的影响。该研究确认了我们在第6章中得出的结论：信任程度的确是一大因素，对医疗服务的开支则不是。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得信任程度降低，进而对健康状况造成伤害。
友谊与健康
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了社会关系对于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福祉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证明了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会损害社会结构。现在，对几乎达150项研究进行的一项重大的全新评审确认了社会关系对于健康状况的重大影响。与社会关系较弱者相比，社会关系较强者在该研究跟踪期间去世的可能性要低二分之一。这份报告的作者发现，社会关系对于存活的影响力至少相当于吸烟，要比酗酒、锻炼或肥胖等因素更加重要。研究人员发现，当综合考虑婚姻状况、孤独感、社交网络大小和社交行为参与程度等多种因素时，社会关系对于健康状况的影响显得尤为强烈。
暴力
正如我们在第10章中曾指出的，有大量证据一以贯之地证明，在不平等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关联。近来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二者之间的关联。2010年发表的一份对33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社会凝聚力（以信任程度来衡量）导致了收入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用于医疗和教育的公共开支则没有这一作用。
加拿大麦克马撕特大学的马丁·戴利对美国各州的暴力行为是否（如有些人所认为的）应归因于“南方的文化”或种族因素——而非不平等所造成——进行了分析。他表示，与这种观点恰恰相反，无论是对于南方各州还是北方各州而言，不平等与暴力行为之间都存在关联；无论凶手是白人还是黑人，在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的地方，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都更高。
在写作本书时，我们并不了解其他关于不平等与儿童冲突之间关联的研究。不过，近来一项对37个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霸凌行为的发生频率也更高。在家人和朋友提供的支持较多的地方，霸凌行为发生的频率较低。但这一因素以及家庭财富状况的影响均不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重要。
平等与可持续性
平等、公正、可持续性与经济均衡等相互交织的问题在全世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关注。“地球之友”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环保组织正在发起关注人权和自然资源的公平分配等与不平等相关问题的运动。英国绿党也在2010年将经济平等列为了竞选宣言的核心内容。
不断有新的证据表明，更加平等的社会留下的碳足迹更轻，更能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留下的生态足迹更重，制造的垃圾更多，消耗了更多的水资源，人均飞行里程也更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容易形成更加强烈的集体责任感，这一点对于采取政治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相比，更加平等社会中的商业领袖更有可能认同本国政府应合作参与国际环保协定的观点。如今，首屈一指的政策专家指出，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阻碍了各国就应对气候变化展开合作。
不平等、市场与民主
我们与其他研究者均列举了众多证据，而且，这些证据还在迅速积累之中。这些证据清晰地揭示了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功能失调之间的重大关联。然而，出于政治动机的、毫无根据的批评可能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使得人们无法完全认识到这些证据的效力。例如，有人会表示气象学没有考虑到各大洋不同盐度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并不熟悉该学科的读者无法核实这种说法，因而有可能会认为盐度是一项未被考虑的重要因素。
媒体上的所谓“平衡讨论”常常会误导读者，即使在证据确凿的科学领域同样如此。例如，如果有98%的气候变化科学家都赞同某一问题，仅有2%的科学家持有异议，那么从两个阵营中各邀请一人参加新闻节目或是公共辩论，就会令人们误认为该问题仍存有争议。只有非常勤勉与热情的读者才会刨根究底地探讨相关问题。在我们看来，反对促进平等的人士不会留意我们对出于政治意图的批评作出的回应，而只是会认为该问题仍存有争议，因此大可对此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形势下的最佳策略也许是直接反驳这些批评背后的动机。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书中，奥雷斯克斯和康韦指出，同一群个人和机构之所以会对禁烟和气候变化这样迥异的问题均提出抨击，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出于捍卫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考虑。除了捍卫自由市场之外，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在反抗“大政府”这一趋势，并且是在保护民主。对不平等会损害社会这一结论的抨击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然而，这一信念却是严重的概念错误导致的。不平等加剧实际上会增加对大政府的需求：需要更多警力、监狱，以及各种医疗与社会服务。这些服务大多既昂贵，作用又有限，但只要严重的不平等继续催生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我们就仍将需要它们。如今，美国有些州用于监狱的支出已经超过了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事实上，实现小政府的最佳、最人道途径就是减少不平等。类似的，认为只有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才能促进平等的观点（正是出于这一理由，纳税人联盟对本书提出了批评）也是错误的。在第13章中，我们花费了许多篇幅指出，有些国家通过征收相当低的税收同样促进了平等，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税前收入差距较小。
没有什么比腐化堕落和不加节制的贪婪更容易腐蚀民主和市场的正常运转。尽管目前可以获得的关于腐败程度的国际数据主要衡量的是穷国的腐败状况，但这些数据仍然强有力地表明，不平等加剧可能导致政府和社会中的腐败更加严重。我们在第4章中曾表明，不平等会削弱信任程度和社群生活的活跃程度。这指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还包括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人民对待各自政府的态度差异是人尽皆知的。此外，国际数据以及美国各州的数据都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更加不信任政府。来自不实行强制投票制度国家（例如澳大利亚）的数据还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投票率会更低。无论是否反映了巨大的利益分歧以及尖锐的“我们与他们”之别，这种现象无疑都表明过于严重的不平等会危及民主。
有经济学家指出，市场就如同民主投票制度：我们的开支模式事实上是在就生产性资源应如何分配于各项相互竞争的需求而进行投票。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收入比别人高二十倍者也就拥有了比别人多二十倍的投票权。结果就是，不平等严重地扭曲了经济满足人们需要这一功能：由于穷人住不起更好的住房，他们对更好住房的需求就变得“无效”了；富人的支出则导致稀缺的生产性资产转而被用于生产奢侈品。
不平等、债务与金融危机
除了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这些普遍性影响之外，如今有证据表明，不平等是导致1929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第228页和第270页曾指出，不平等会导致债务增加。有证据表明，在不平等与债务之间的确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近来，波士顿学院经济学家、美联储理事马泰奥·亚科维耶洛（Matteo Iacoviello）考察了1963至2003年间的数据。他发现，就美国而言，在债务增加与不平等加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他认为，长期债务增加只可能是不平等加剧导致的。我们考察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关于债务的最新数据，同样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无论是短期家庭债务占家庭资产的比例，还是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要更高。
图表17.5：1929 年和2008 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于不平等（一条连续的线段）和债务（两条断开的线段）均十分严重之时。
在数位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帮助之下，一部名叫《瑕疵》（The Flaw ）的纪录片揭示了不平等与债务的加剧是如何引发1929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两次危机都爆发于过去一百年间不平等最为严重之时，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加剧导致债务急剧增多。正如图表17.5所示，两次金融危机的走向极为类似。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的估算，不平等日益加剧，以至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每年从剩余90%人口处吸取的财富数量达到了约1.5万亿美元。结果就是，富人用于投资和放贷的财富越来越多，其他人则越来越难以维持相对收入水平，或是实现自己的抱负。无论对于投机者而言，还是对于普通居民而言，房产价格的飙升都使得投资房产成为了令所有人趋之若鹜的热潮。人们竭尽所能地挤入房产市场，当价格进一步上升时，便进行风险很高的再次按揭。对这些债务进行交易和投机的金融机构的利润占所有公司利润的比例从1980年的15%上升到了2003年的40%。随着泡沫越来越大，当它最终不可避免地破灭之后，后果也变得愈发严重。
让民主变得可行
促进平等不仅不会危及民主和市场，还会起到捍卫这二者的作用。即使不承认平等的益处的人，也能够从平等中获益。
在本章开始时我们曾提到，有研究显示，超过90%的美国人表示更原意生活在收入分配状况类似于瑞典而非美国的社会里。在英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同样显示，人们认为收入差距应该缩小，尽管他们大幅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更加青睐平等的社会，其正义感也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加强烈。我们之所以会产生错觉，部分原因在于，近几十年来富裕国家的多数人都被说服了，对平等价值观的可靠性和必要性产生了怀疑。1980和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观念的兴起导致平等主义理念从公共辩论中消失了，怀有强烈正义感的人们成为了隐藏的平等主义者。
现在到了平等主义者重回公共舞台的时刻。我们需要更加自信，因为我们的直觉被证明是正确的，这甚至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有证据显示，很少有人意识到现实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有多么严重，也很少有人意识到大多数人都受到了不平等的伤害。因此，首要任务就是提供信息，教育人们了解现状。
增进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已经改变了许多政客对待不平等的态度。在英国，持各种政治立场的人们都对本书表示了赞许。在2009年末发表的一份重要演说中，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称本书表明“更加不平等的富裕国家在几乎每项与生活质量相关的指标上表现都更加糟糕……就预期寿命、罪案发生率、识字率和健康状况而言，人均GDP的影响远不如贫富差距的影响重要……我们内心都知道，只要在富人身旁还生活着许多极为贫困之人，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会因此变得更加贫困。”2010年9月，在当选工党党魁后发表的首次重要演说中，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说道：“我相信，这个国家太过不平等了。贫富差距不仅伤害了穷人，更是伤害了我们所有人。”他还表示：“看看全世界就会发现，更加健康、幸福、安全的国家也正是那些更加平等的国家。”联合政府中来自自由民主党的阁员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和琳恩·费瑟斯通（Lynne Featherstone）都承诺将致力于减少不平等。
言语还只是开始。要想改变政策和政治，改变我们社会的结构，就需要让更多人认识到相关证据。没有什么比这一任务更有意义了：正如本书所揭示的，我们的民主制度、社会及其人民的健康都有赖于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
平等基金会
如果你在阅读本书之后，希望为促进平等出一份力，那么请登录平等基金会的网站（www.equalitytrust.org.uk）。在网站上，你将发现可以下载的幻灯片和DVD教学片、对证据的简要概括、对常见问题的回答，以及对开展运动的建议。
在揭示了不平等对社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之后，我们感到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人了解相关证据。平等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平等的益处，并开展相关运动。平等基金会的运作有赖于持有相同见解的个人与组织的捐赠。
我们希望你签署《平等宪章》，接受我们发出的简报，进行捐赠，提出意见，参与或是组织本地的平等小组。我们尤其希望你传播这些证据，说服别人相信减少不平等的必要性。对政治而言，言语就是行动。
平等基金会并非大型组织，无法代表你来执行政策、开展运动或是协调组织。其目的在于增进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并通过提供资源来激发或是强化其政治行为，或是教育他人的行为：例如与朋友和同事交谈，传播我们的网址，撰写博客，在当地开展运动，向报纸和政客写信，在主流媒体上提出相关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激发支持促进平等的民意。没有民意的推动，政客很难有所作为。无论持有何种政治观点，许多人心底都怀有平等主义的理念。多数人都知道消费主义对我们造成了多大伤害，也知道没有什么比与朋友或地位平等者待在一起放松更加令人感到惬意。他们知道，家庭、朋友和社群才是促进幸福的重要因素，也知道目前的生活方式正在毁灭地球。过去数十年的文化使我们沦为了隐藏的平等主义者；现在是时候挺身而出、制定清晰的路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