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通常会把门诊时间安排在上午，这样余下的时间她还可以安排其他的事情。即使在她“感觉不太好”的时候，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仪容。而我不一样，为了不迟到，我经常一起床就跳进出租车里，胡子没刮，牛仔裤还是昨天的，旧毛衣是挂在衣橱最外面的。母亲从来不在意我这样，但如果父亲看见了就会说：“孩子，昨晚玩太晚了？”父亲衣着非常讲究，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总是戴着漂亮的领结。
该怎么形容母亲的外貌呢？她身高大概一米六四，灰头发好几十年了。她喜欢阳光，但皮肤依旧很白皙，年轻时肤白胜雪，上了年纪后开始长出斑点。有人说母亲的目光和小鸟很像，在你说话时，深邃的眼睛会安静地看着你。她的坐姿总是很正，如果是在家里，双脚会交叉；如果在跟别人用餐或者进行会议，她说话时身体会稍微前倾。人们经常称赞母亲的眼睛充满活力，闪烁着光芒，很容易被她的笑容吸引。母亲的脸上也总是挂着笑容，当她碰上高兴的事时，便笑得更加明媚灿烂。尽管她的眼睛下方已经出现了皱纹，但脸上的笑容从未减少过。
母亲在生病前，偶尔会觉得自己应该减减肥，但她从不对此偏执。她吃得不多，最喜欢的食物是沙拉和酸奶。我从未见过她暴饮暴食，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有自控力的人，即使她好几个小时都没有吃东西，面对一碗装得满满的杏仁，她也只吃一颗。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她会做一些家常菜：炖肉、炸猪排、上面撒了碎土豆片的焗烤鲔鱼面（1960年的代表食物），还有柠檬酥皮派，这是我的最爱，可以一口气吃下巨大的一块。但不管吃什么好吃的，我们都得与大家分享，不然母亲就会重新分配，把最小的一份分给喜欢吃独食的孩子。
对于我们拥有的东西，母亲也有点共产主义的倾向，强制我们一定得共享。父亲则有点独裁主义，如果看见玩具没有被放好，立刻就扔进垃圾箱里。如果说母亲对我们的教诲是“人的价值高于物质”，那父亲的教诲就是“整洁第一”。
在我六岁左右时，非常喜欢毛绒玩具，我有很多个，每次都能快乐地玩上好几个小时。不过玩具太多有个弊端。我的执着个性从小就能看出来。如果我没有平等地爱护每一个玩具，半夜里会良心不安而醒来，怪自己白天跟考拉玩得太久，忽视了跟我最久的泰迪熊或狐狸贝瑟，然后我发誓以后要当一个更好、更公平、更仁慈、更有责任感的人，来对待我的玩具朋友们。最不容易被我忽视的玩具朋友就是海龟，因为我每次起床或者上床睡觉的时候都会踢到它。虽然它很平，但是我最大的毛绒玩具，有百岁大海龟那么大。
有时，有亲戚会安排我去他家住一个礼拜。我很兴奋，还自己打包行李，想了很久才决定带哪些玩具一起去。为了弥补过去的不公平，我会带上那几个比较小，平时最容易被忽略的玩具去亲戚家。
有次旅行结束回家，发现我的大海龟不见了。我到处找都找不到，最后开始对母亲哭闹。
“大海龟呢？我找不到我的大海龟了！”
“哦，宝贝。真的抱歉。你不在的时候，大海龟死了。”母亲回答。
我不记得为大海龟伤心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明白毛绒玩具不会像人一样死去。事情已经过去大概四十年了，我在想，如果那只海龟是真的话，可能现在还活着呢。
这个想法让我在2007年11月初，陪母亲坐在化疗室等候治疗的时候，忍不住问她是否还记得海龟之死。她说还记得。
“妈妈，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你要跟一个六岁的孩子说他的毛绒玩具死了呢？还有，那只海龟到底去哪了？”
“我有一个学生当时在为孤儿院募集玩具，我就把你的海龟给她了，因为你有很多的毛绒玩具。我没想那么多，也没考虑怎么对你说。当你问我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就直接说了。”
“你是要教我不要对东西过于执着吗？”
“对不起亲爱的，我当时只想到了那些孤儿，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尽管我提醒自己要想想那些可怜的孤儿，但想到小海龟，我还是很悲伤。
“我觉得，如果我当时知道的话一定会非常生你的气。”我告诉母亲。
“我也非常生自己的气。”母亲说，“你现在还生我的气吗？”
“可能还有一点儿。”我说。然后我们都笑了。但我真的还是有点生气，就一点儿。
十四岁时，我高高兴兴地去新罕布什尔州的圣保罗学校上学，离开了大部分的毛绒玩具。我哥哥一年前去了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学院。父亲已经厌倦了哈佛和剑桥的生活，而且他和母亲都是地道的纽约人，所以总想着回去。父母和妹妹妮娜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从剑桥搬回纽约住。父亲买下了一个小型音乐会管理经纪公司，爱上了当时迅速发展的音乐潮流。母亲希望妮娜去上她的母校——纽约的伯克利分校读书。还有，母亲不是很确定要在曼哈顿做什么事，因为搬家前放弃她钟爱的工作已经是很艰难的决定了，而且她放弃的是一个终身职位。不过，母亲很快就找到了道尔顿学校升学咨询员的工作，之后又成为南丁格尔·贝姆福特高中的校长。
“离开剑桥，你难过吗？”我问她。
“难过，而且是非常难过，但我也希望回到纽约。世界很复杂，人在同一个时间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母亲最近与一位哈佛的老朋友取得联系。他后来送给母亲改变她余生的两份礼物。第一份礼物是玛丽·泰尔斯顿写的《每日的力量》，由小布朗出版公司在1884年首次出版。这本已经有点破损的小书，是母亲哈佛的老朋友找到并送给了她。小书的封套（如果它曾经有过封套的话）早已经没了影踪，封面的颜色也变了。
母亲拿到的这本是1934年，玛丽·泰尔斯顿去世后的重印版，序言作者是马萨诸塞州的大主教威廉·劳伦斯，他非常完美地诠释了这本书。他这么写道：
“《每日的力量》出版后的五十年来，我送了很多册给其他人；泰尔斯顿太太已经与世长辞，我很荣幸向年轻一代特别推荐这个纪念版本。我知道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都与上一代人有很大差异，但对于勇敢、信仰与激励的需求是一样的。
这本书出版以来，帝国覆灭，宗教理论改写，战争发生，生活品质改变，但人类仍然是人类，他们处于痛苦时对于宽慰的渴望仍然深切，对勇气的需求仍然强烈。
如果你的朋友灰心沮丧，疲惫不堪，身体羸弱，信仰匮乏，请送给他一本《每日的力量》。请他花两分钟阅读，一分钟祷告，那么他的一天便有了力量。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者，他们的共同点是连接强大的物质资源与人类需求。玛丽·泰尔斯顿抱着对精神文学的热爱，洞悉了人类的精神需求，善加运用她的判断力，使人的精神需求和永恒的真理与心灵联系起来。通过这本小书，这个温柔的小女人用无可言说的安静力量，激发了成千上万人的能力。”
这本书是写给教徒看的。每日一篇的内容会引用一两句《圣经》中的章节，大部分都来自新约，同时还放入一段具有宗教意味的诗句，而主题跟引用的章节有关。另外，每页都会出现一两句引述，大部分具有神学意味，有时则不是。不过这本书的特点在于精简。即使放慢速度看，看完一页也不到两分钟。
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内容有点荒诞，好像流于严厉、伪善，而且已经过时了。我想母亲根本看都不会看，没想到这本书却成为母亲永恒的伴侣，不是在枕边，就是在她的手提包里。她经常会因为发热或化疗带来的糟糕反应去医院，这本书一定会跟在她身边。母亲有许多彩色的刺绣书签，是她有次去访问孤儿院带回来的。
这本书的出现给了我母亲些许的安慰，它辗转了多人之手，我想这是母亲很喜欢它的原因之一。一百多年来，这本充满睿智的书宽慰了很多读者的心，而母亲手里的这本书在过去七十三年也是如此。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母亲刚刚出生。它的其他主人可能也经常翻阅，还在书页上留下了他们的书签，然后再抽出来。这本书保留了这些人的希望和恐惧，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
在书的前五页，有人在一些文字底下画了线，是特别讲死亡的部分：“我们仅仅拥有今日，因为昨日的我们已经死去，而明日的我们尚未出生（杰瑞米·泰勒）”，还有“知道你的意思，即能洞察完美的公正；固然，知道你的力量，是永恒的根源（《所罗门智慧》第十五章）”。画线的人在之后就停下了笔，也许他（她）已经过世了，但他（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这本书并没有随着它的主人一起出生和逝去，它一直留传了下来，只是书页在岁月的历练中日益磨损、泛黄褪色，装订处变得松散，拿的时候得需要加倍小心，不过你仍然清楚地知道在你之前，有人读过你手里的这本书，而时隔多年，你也正在读它。如果把书里的话用投影仪放出来，它们还能那么激励母亲吗？母亲认为不会。
她枕边还有其他书，比如卡巴金的《多舛的生命之旅》和伯尼·S.西格尔的《爱，药物以及奇迹》这两本在过去几十年稳居身心灵榜的畅销书榜。母亲很喜欢这两本书，我们之后也会讨论。但《每日的力量》在母亲的心里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因为这本书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为她带来了慰藉。
我不是很确定，但我猜母亲对我没有信仰这件事感到很失望。母亲希望我是一名基督徒，她常说：“我希望你能像你哥哥、妹妹和我一样，从信仰里获得安慰。”她已经放弃了父亲。父亲愿意与我们一起去教堂，但他所有的兴趣都放在与《圣经》有关的笑话上，甚至还找了一个笔记本记下这些笑话。
“亚当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
在夏娃之前。
“哪首圣诞颂歌里提到了查理·卓别林？”
《小伯利恒歌》，里面说“默剧明星已经远去”。
母亲对这些笑话很生气，尤其是全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父亲大声地跟我们讲这些笑话的时候。不过只要礼拜结束，母亲听到这些笑话也会忍不住笑出来。但我们小孩子是不允许说那样的笑话的。有一次，我编了圣经童书《斗鸡眼小熊葛莱利》中一个人物的笑话，母亲听到后对我大发雷霆。
哥哥在主日学上课，经常带全家人去教堂；妹妹也是某教会的教友。我们小的时候，我和哥哥还没去寄宿学校，哥哥和妹妹都非常喜欢去哈佛的纪念教堂，也是母亲做礼拜的地方上主日学。但我从来都不想去，甚至到了坚决不去的地步，直到现在我也不记得为什么。我其实是个温顺的小孩，很愿意去做大人交代给我的事情，也从来不为要去哪里表达强烈的观点，唯独主日学让我厌烦，说什么我都不去。
即使母亲的思想非常开明，也有一些律条。吃饭的时候，餐桌上准备的食物都一定要吃（我们只可以选择一种不吃的食物，无论谁做的或何时上的）；晚饭时衣着要得体，坐姿要端正，直到离席；收到礼物的当天一定要写好感谢信；每天自己整理床铺（我们很难做到）；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行李（我们也就是一脚踢开）；与别人说话的时候，注视他们的眼睛；称呼成年人为“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除非我们被特别允许可以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再有就是我们要去主日学，学习《圣经》。最后一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为了尽快解决我拒上教堂的问题，母亲制订了一个计划。她找不同的朋友带我去教派传统各异的教堂。我可以自己选择去哪一所教会上主日学，前提是必须去。这让我既觉得困惑又激动，就像大一新生在开学第一周选择各种课程，想去尝试各种专业，想象自己截然不同的未来人生。我去了一家有民谣歌手布道的天主教教堂，后来我知道他们的布道内容是解放神学，当时只觉得很像我每天在自由派学校听到的东西。贵格教会我还挺喜欢去，虽然他们提供的果汁和饼干质量不高，家庭自制的就是跟商店里卖的没法比。按理说，我应该选择普救派，因为它欢迎不属于特定教会的人，但我没有选，我选择的是第一基督科学教会。带我去这个教会的人是社区的杂工，会来我家附近做零活。我猜母亲没想到我会去基督科学教会，她以为我最终会选择她的教会，也就是哈佛的教会。但她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开，因为规矩是她立的，而我也遵守了。
基督科学教会的主日学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地方。饼干是从外面的蛋糕店买的，品质很棒，还喝得到橘子粉泡出来的果汁（据说是宇航员在太空喝的饮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最重要的圣经故事，已经在主日学上了解了，至于基督科学派的准则也有了基本的了解，在我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主日学的老师告诉孩子们，我们年纪太小了，不适合立刻选择教派，只要好好学习圣经故事就足够了。我喜欢独立的感觉。当时我了解到基督科学派有些非常大胆的东西，因为这样，许多人对基督科学派心存疑虑。我服从母亲的安排，选择了教会，同时与一群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厮混在一起，这让我觉得非常有趣。我觉得母亲肯定非常吃惊，当然如果我选择了她上的教会，她恐怕会更吃惊。
宗教无论在当时或之后都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读的是英国国教会中学，每周得去小教堂做五次礼拜。我喜欢小教堂，喜欢那里的管风琴音乐和建筑风格，可毕业之后，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做这件事了。因为周日早晨我有太多想去的地方，不是在床上睡懒觉，就是看电视或看书，也可能跟朋友一起吃饭。做礼拜还有一点让我越来越厌恶的，就是你要面对身边的人，与他们热情地握手，祈祷他们平安。我那么做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骗子。所有的拥抱、亲吻、握手对我来说都难以忍受。
母亲非常喜欢与教友们热情问候，祈祷他们平平安安。她也非常喜欢《圣经》、布道还有圣乐。最重要的是，她深深地相信耶稣是她的拯救者，相信复活以及永生。她的信仰给予她无穷的愉悦和安慰，这也是她希望我能从中得到的。
很快，母亲把读书会导向那些以基督信仰为主题的书。玛丽莲·鲁宾逊的《吉利德》2005年获得普利策奖，是母亲最喜欢的书之一。鲁滨逊1980年出版过一本好评如潮的小说《管家》，之后将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再无新作，直到这本《吉利德》的问世。我当时是第一次看，而母亲已经是第二遍读了。
母亲说她之所以希望我读《吉利德》，是因为书中的描写以及对人物的生动刻画，还有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爱荷华州虚构的小镇基列。我猜她可能还有一个没说出来的原因，就是这个小说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牧师写给他七岁儿子的信。但我想母亲希望我读这本书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完美地描述了母亲的信仰。母亲是长老派成员，也是牧师最好的朋友，而我们兄妹三人的受洗以及她的婚礼，都被安排在公理会教堂。牧师在书中谈到他的父亲与祖父（都是布道者）关系非常紧张；谈到他如何与孤独战斗；谈到他纠结于要原谅好朋友（长老会牧师）的儿子。这些故事的共同主题——基督教信仰，让他能够在七十七岁高龄安详地深思自己的离世。这本书描述了一个基督教徒如何生活在充满不公平与种族歧视的美国，同时它也是一本关于慈悲、信仰以及幸福生活的书。牧师为儿子做的最后祈祷简单而意义深远：“我祈祷，你能够长大成为一个勇敢的男人，活在一个勇敢的国家。我祈祷你能够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
母亲说她对我们兄妹三人也有同样的祈祷。
对母亲来说，这本书的优美如同教堂唱诗班的美妙音乐。她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喜欢这一点。我也确实喜欢上了。母亲说再次读这本书时，恰如祈祷。
无论是在教堂内还是教堂外，母亲从祈祷中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她会与上帝对话，为所有她爱的人、为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为那些身处苦难中的人、也为那些让她失望的人，甚至为世界上的领袖祈祷。每当有人告诉母亲：“我会为你祈祷。”这都会给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这对母亲来说绝不是老生常谈，当她知道人们为她祈祷时，心中的感动是真实而深厚的。
母亲最喜欢《吉利德》中的一段文字：“这很重要，是我祖父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告诉我，我又告诉了很多人的。当你与某人相遇，当你与别人之间有等待解决的问题，就把它看成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你必须想清楚的是，此时此地，上帝会要我做些什么。”
母亲说她常常想这个问题，不管是遇到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汽车司机或新同事，都是如此。她来医院做化疗，认识的护士、医生，帮母亲安排门诊日期的女士，其他癌症病人及其家人，母亲也在想这个问题。答案因遇到的每个人和每个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但母亲说，《吉利德》是要我们先问自己这个问题：“此时此地，上帝会要我做些什么？”这样会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你而存在，而是为彼此而存在。
母亲喜欢《吉利德》的节奏，它与教堂里做礼拜的节奏契合，这是精心设计、深思熟虑的，而且饱含激情。这本书让母亲有了自己的想法，也让她与作者交流思想。
有些作者毫不留白，详细地描绘每一个细节，就像房地厂商的房屋清单一样，只要作者认为是值得写的，就一定会写出来。如果房屋清单上没有写“阳光明媚”这个词，那么这个公寓肯定就犹如地狱般黑暗；如果没说有“电梯”，就肯定只有楼梯；如果没有说“干燥”，那屋里的潮气肯定似河了。这些“无所不言”的作者更合我的胃口，比如狄更斯、撒克里、写《微妙的平衡》的罗辛顿·米斯垂。母亲喜欢那些有留白的作者，所以她喜欢抽象艺术，而我钟爱具象艺术。
我大概尝试了六七次，才真正读进去《吉利德》。起初，我无法通过文字在脑海中拼凑出足够的画面。书中的那些人物长什么样？那个屋子是怎样装饰的？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作者通篇不使用副词！而母亲不认为这些遗漏对她来说有什么，她立刻情绪激昂地接受它们，愉快地沉浸在书中。
我最喜欢这本书的地方，是描写牧师朋友的儿子，他多年前做过些什么以及他的近况。但在我和母亲讨论这本书时，这部分是母亲最没有兴趣的。
在我们结束了关于海龟的谈话之后，母亲问我：“这本书难道没有让你想要有信仰吗？”她当时坐在椅子上准备做化疗。在做化疗之前，我们等了很久。
在《吉利德》中，牧师好友的儿子说自己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处于“绝对不信”的状态。他说：“我甚至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样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把这句话指给母亲看，并告诉她这非常接近我的观点：我就是根本不相信宗教。“你也不想我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对吗？”我补充道。
“别傻了。”母亲说，脸上掠过一丝不快，“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你对我说谎。但既然你愿意欣赏这本小说的故事情节，你也可以去教堂听听音乐，安静地待着，这也是能与其他人共处和思考的机会。”
我们对这个话题很疲倦，所以母亲决定换个话题。“上次我跟南茜相处得非常愉快。”她说。南茜是哥哥的妻子，她上次陪母亲来做化疗。“那个年轻的社工拿着调查表又走过来了，就是那个关于第四期癌症病人的调查。她问了许多关于信仰、教堂、家庭的问题。我告诉她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拥有这些家人和朋友。然后她问我是不是很痛苦，我真的不觉得。当然我身体会不舒服，时好时坏的，但不是痛苦。我不认为这是她想听到的回答。”
“我想你想说的任何东西，她都想听到。”
“结果他们把我分到了控制组，就是没有心理咨询的那组，所以接下来就没我什么事了。但这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正是该好好问问自己那个重要问题的时刻了。我希望下次扫描完见医生的时候，你和哥哥跟我在一起。那时我们就能知道治疗是否有效了。如果没有效果，我们就有点麻烦了，不过我希望你能立刻给你舅舅和妹妹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死亡，是我和母亲一直都在回避的话题。当然我们不是没有谈过，只是说的都很抽象。我们谈论过玩具海龟之死亡、以死亡和复活为主题的基督教、《吉利德》里濒临死亡的牧师，他可以清楚地区分“想要死去”与“接受死亡”；还讨论过我的朋友沙帆·多德，她是一位美丽的女作家，四十多岁时发现自己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惊人天赋，四十七岁癌症夺去她生命的前四个月完成了四本半的儿童文学图书；还讨论了在伊拉克死去的年轻人。我感觉我们一直在讨论死亡，但对母亲的死亡，只字未提。
我得去参考一下《疾病的礼仪》，看看作者是怎么对待这个话题的。我已经从基础的“你希望我问你的感觉怎么样？”跨到问“你希望谈谈你的死亡吗？”如果我先引出这个话题，也不能确定，母亲不想讨论是因为她以为我不想讨论，还是她自己不愿意谈。但如果她想要谈谈，而我们都害怕谈这个话题，那就更糟糕了。如果我们避而不谈反而让母亲更孤独，剥夺了她想要与我们分享恐惧与希望的机会怎么办？而且，她的信仰告诉她死后还有希望。
我还是决定不要直接提出死亡的话题。隔天就是父母结婚四十八周年纪念日，我们会在一起吃个晚饭。在下一周是我爱人大卫的五十岁生日，我们到时会在中国餐厅好好吃一顿，母亲决定参加我们的庆祝。这两顿饭都是和时光有关的庆祝，也是人生大事。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忽略我们此时面对的情况。
“妈妈，你是不是很担心下一次的扫描结果？”
母亲的脸上带着自然的微笑，只是笑容没有往日那么灿烂，我想口腔疼痛仍然折磨着她。我们安静地坐着，她没有回答我。我不确定她是在思考还是不想说。她的眼神没有改变，只是有点黯淡。她的双眼依然闪着让人想接近的光芒，却变得更柔和，更有感染力。她的头发变得稀少，皮肤多了些斑点和皱纹。她穿着一件旗袍领的上衣，是大卫为她做的。大卫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为她做了很多衣服。但现在这些上衣在她身上松垮得像是戈雅宫廷画上层层叠叠的袍子。
我想要说些什么？是想说我对扫描结果忧心忡忡，害怕会是坏的结果，害怕我们将不得不停止讨论书，从讨论书里的那些人物的死亡转而讨论母亲的死亡吗？
接着，在我注视着她的时候，脑海有了片刻的清晰。
“我觉得会是好消息的，妈妈。”我撒谎了，“不过你知道我会做些什么来确保这个吗？”
她不解地望着我。
“我会祈祷。”我说，“当然，不是在教堂里，但我会为你祈祷。”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相信我的话，但她笑了。之前当没有信仰的亲戚说要为她祈祷时，已经让她那么开心了。如果不信教者的祈祷真的能得到最好的回应，那么我的祈祷就该是最有效的。
那天晚上以后，我都在祈祷。我的祈祷词来自之前看过的安妮·拉莫特的《怜悯之旅：关于信仰的思考》。这本自传体的书无论对于有无信仰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趣又令人心碎的。我和母亲在它1999年出版以后就读过了，并都不由自主地向彼此推荐。拉莫特说，最好的祈祷就是“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以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所以我经常这么祈祷，但有时也会祈求具体的事情，比如一个好的扫描结果，或者与母亲能有更长的时间相处，不管是否有那么一个人在倾听我的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