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确诊癌症已经过了两个月，我们在等她化疗后的第一次扫描结果。我无法想象该如何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母亲参加了她和父亲的周年纪念晚餐，也高兴地参加了大卫的五十岁生日晚宴，尽管她那天感觉“不是很好”，不得不在敬酒之前离开。我们不知道她余下的日子是三个月、六个月，还是一年，或者真能出现奇迹的话，两年，再或者，奢望一些，五年。
设想一下，在漫长的旅途中，你有一本随身携带的书，可你不知道这本书会看多久。这本书可能像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一样短，也可能像他的《魔山》一样长，但你得在看完的那一刻才知道。如果带的是《威尼斯之死》，你早早就看完了全部，余下的漫长旅程再没有东西可以读了；如果是《魔山》，最后你下飞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只看了一个开头，而下次再看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们要学习如何掌握节奏进度。哪些习惯事物是需要保留的，哪些需要被丢弃；哪些需要补充，哪些该放弃；哪些庆祝是一定要参加的，哪些可以忽略；哪些书仍然要读，哪些书就算了；以及何时可以谈论母亲的病情，何时不便谈论。
当然，我们所有人都会离去，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年后，也可能就在明天，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充实地度过每一天。但我的意思是，谁能够真的玩得起这个智力游戏，或者真的能充实地度过每一天？况且，得知两年后“可能”会死与“一定”会死有着天壤之别。
我站起来去拿第二杯摩卡，路过正在安静播放着CNN新闻的电视机，我意识到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规则来判断，至少我需要。回到座位时，我拿出手机，给自己写了封电邮：“及时庆祝。”哥哥道格也来了，他刚刚做完瑜伽，手里拿着标志性的软呢帽子，紧张不安地把帽子在两手间换。
“你好，威尔先生。”他总是这么称呼我。
“你好，道格先生。”我回答，“感觉怎么样？”
“很棒。”他说，“你呢？”
我和道格打招呼的方式不太像兄弟，而是像一同工作了几十年的寄宿学校的教师，彼此有好感却很有礼貌，尤其在父母面前。在外面的世界发生变化，这是每个家庭有的某种不变的感到安心的特殊方式。
岁月让道格从一个容易激动的男孩长成了一个稳重的男人。但和父亲、妹妹，以及我一样，他在焦躁时话比较多。只有母亲能在压力下沉默。于是道格和我闲聊打发时间时，母亲就静静地听着。
是时候去见奥赖利医生取检查结果了。
我们起身离开舒适的等候室，穿过一扇白色的大门进入了另外一个无菌的世界。舒适的椅子和沙发被塑料和金属取代，温暖的松木被金属材料取代，灯光也微妙地从白炽灯变成荧光灯。
“左边还是右边？”母亲总是会这样问。母亲的方向感一直很好，但在这里，她总是要问我。
“这边，妈妈，往右。”
一个母亲最喜欢的护士带着我们来到检查室，告诉我们奥赖利医生很快就来。通常，“很快”是一分钟的意思，但也可能是十分钟或一刻钟。奥赖利医生很少让人久等，她都尽量让病人留在候诊室，坐在有垫子的原木椅子上舒适地等待，直到她准备好了才让病人进来。母亲在这里等着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苍老、孱弱，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她脸上的皱纹和满是斑点的双手在灯光下显得尤为刺目。我的视线垂下来，发现她的脚踝又肿了。
母亲给了我一张复印纸，上面有她想问的问题。她还要给医生一张。就这些问题我们还事先彩排了一下。
“你要问医生关于手麻的问题，对吧？”
“对，还有胃的毛病。”
“好，我们肯定记得问她这些。”
“还有我是否能安排去日内瓦旅行。”母亲补充说。
“好的，也记得这个。”道格回答。
“还有去弗隆海滩的事，可不可以去那做化疗。我整个冬天都待在这里，这里的冬天太糟了。”
“没问题。”我说。
纸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其他问题。”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我问。母亲说她想要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
“对，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接着奥赖利医生进来了，她是个爱尔兰人，娇小可爱，母亲说她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非常瘦。她说话很轻柔，但语速非常快，双眼真诚地看着你。我看到她时觉得很紧张，因为她说话非常有威严。
我们听到的是个好消息。部分肿瘤已经显著缩小，目前也没有发现新的扩散。化疗是有效的。
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消化掉这个让人兴奋的消息时，医生就开始为母亲进行身体检查（房间里有一块帘布，母亲在里面做检查，我和道格坐在距离很远的另一边），然后我们听到奥赖利医生问母亲一些日常问题，母亲又向奥赖利医生询问了一些问题。但母亲没有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就停下了。
“妈妈，你还有什么要问奥赖利医生的吗？”我提醒她说。
我看着母亲，她似乎有点失神。屋里一片寂静，我们都在等她问最后的问题。
“对，我还有个问题。”母亲说，“奥赖利医生，你今年会休假吗？我希望你能有机会回爱尔兰看看家人。”
……
肿瘤缩小了。肿瘤正在缩小，这实在是太好了！这些奇怪的化学药品的名字：吉西他滨、卡培他滨，现在听起来非常不同。之前它们听起来像是强力去污剂，此时听起来酷极了，神奇极了，就像你刚开始爱上的新的摇滚乐队。这下好了，母亲还有时间，我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陪在她身边，而且她也不用急着知道自己还有多少余下的时光。我又能继续过着忙于开会、喝酒、参加晚餐的生活了。而她又能继续为自己制订计划，参加音乐会、见客人、看电影以及旅行。
现在我和母亲的读书会需要一本新书。作为一个乐天派，我买了一本杰拉丁·布鲁克斯的新作。布鲁克斯写过小说《马奇》，并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她为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在《小妇人》中缺失的父亲创造了新生命。这本书是母亲近期非常喜欢的书之一。我带来的是布鲁克斯的新作——《禁忌祈祷书》。这是我从一位做出版工作的朋友那里抢先弄来的。母亲也为我带来了一本书——凯伦·康纳利的《蜥蜴笼》。从医生那里得来好消息后，我们就交换了书。一切都再次回到了全新的轨道之中，读书会的日子还长着呢。
见过奥赖利医生后，母亲让我更新了博文。她总是用第三人称写好发给我。我补充了最后一段：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星期五和星期六，但星期日和星期一母亲感觉不太舒服。今天看起来好些了。
她带来了一本精彩的书，凯伦·康纳利的《蜥蜴笼》，讲述的是缅甸监狱里的生活。母亲说这本书能让人忘记所有的困难。她很期待去听由尼克·麦克吉根在爱弗里费雪大厅指挥的《弥赛亚》。
我（威尔）准备冒险跑出去完成我的圣诞大采购。非常幸运，外面的天气美极了。”
看完《禁忌祈祷书》，由于忙着圣诞采购而没有时间看《蜥蜴笼》。尔后，各种派对和要做的事情伴着圣诞节到来，让人从早忙到晚。很快又要迎接新年。虽然从医生那里得来了好消息，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希望，但母亲病得很重也是不容忽视的。她的双手发麻，化疗让她虚弱、作呕、精疲力竭，更糟的是她的口腔更疼了，这让她说话时很痛苦，进食也有困难。
新年假期更糟。或者，你可以说新年与其他日子一样普通。只不过那天时代广场会有水晶球降落。报纸、电视和所有人都在喋喋不休地问你在做些什么、在哪里，以及你的新年心愿。
我原计划在傍晚去父母那里喝杯香槟。当大卫和我到家的时候，母亲坐在她的老位子上，面前的中式茶几上放着杰拉丁的《禁忌祈祷书》。她刚刚看完它。
“布鲁克斯太棒了。”她说，“这本书让我想起在波斯尼亚做选举监督时的许多往事。”布鲁克斯出生于澳大利亚，曾是《华尔街日报》驻波斯尼亚和其他热点国家的驻站记者。“这本书太丰富了，简直就像许多本书结合的著作。你知道我从来不看惊悚小说的，但是布鲁克斯以《塞拉耶佛祈祷书》的起源为小说主题，讲述人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加以保护的历程，情节真的是扣人心弦。我好喜欢书中的古籍维护家汉娜，还有其他人物。但《塞拉耶佛祈祷书》本身就是个主角。你同意吗？”
我坐在母亲身边的沙发上。“我明白你说的《塞拉耶佛祈祷书》本身就是主角的意思。我开始看的时候也把它当作是一本书，后来我知道它的历史，知道有人为它做出的牺牲，就产生想要誓死守护的想法。书中留下的葡萄酒渍、昆虫翅膀、盐水这些痕迹，都是在暗示这本书是如何经历战祸，也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些人用尽心力来保存这本书。”
“别忘了还有根白头发。”母亲补充说。那是书中另外一条重要线索。她的头发灰白掺杂，虽然渐渐稀疏，但量并不少。她把几缕乱发别在耳后，接着说：“但我真的认为汉娜的母亲很坏。”
主角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医生，但总是忽略女人，尽管两人有短暂的相处时间，但关系也很糟。书中的谜团之一是汉娜的父亲，直到书快要结尾时，她的母亲才告诉她谁是她的父亲。汉娜与母亲之间的心结最终能否解开也是悬念之一。
“我不知道。我是说——我非常同情汉娜的母亲。”
“我不同情她。”母亲说。
“她是个需要工作的母亲，这在当时并不常见。”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是在指母亲。
“那不是个好理由，威尔，不是对女儿不好的理由。”
“但你不觉得人们会对不是很好的男医生更宽容，却希望女医生更为慈善？”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的，但我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母亲回答，“我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颗仁慈宽容善良的心，尤其是医生。你可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但同时也非常仁慈。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奥赖利医生超过我看的第一个医生，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温暖仁慈。”
“但你总是告诉我们，有时人们态度不好是因为他们不快乐。”
“是的，可能这些人不该承担照顾其他人的工作。而且我在说的是仁慈心，而不是态度好不好的问题。你可以板着一张脸，行事无理，但仍然抱有仁慈心，也就是说，你做什么比你怎么做重要。这也是我对《禁忌祈祷书》里汉娜的母亲没有多少同情的原因。她是个医生，也是个母亲，但她不仁慈。”
“但这一点是不是减少了你对这本书的喜爱？”我问。
“当然不会！这恰恰是这本书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不过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还是在书籍与宗教。我喜欢布鲁克斯在书中阐述的，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有着对书籍的热爱，对阅读的热爱，对知识的热爱。每本书都是不同的，但我们对每本书的敬意是相同的。在小说中，不同的人，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徒为这本书都聚集在了一起。正因为这样，这本书里的每个人都拼尽全力来拯救一本代表了世界的书。我去世界各地的难民营时，人们总是要书，有时书甚至比药物和庇护所更为重要。”
这时，原本在跟大卫聊天的父亲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由于是新年，尽管距离2007年还有好几个钟头，他还是希望能够制造出点派对的气氛，所以打算播放一张演奏家现场演奏的CD，是他代理的艺术家演奏的。但他没能控制好音量，刚打开，开头的几个音符就震耳欲聋，打破了客厅的宁静。这不仅把母亲吓了一跳，父亲的脸上也划过一阵慌乱。母亲生病前，他们都习惯了选择性地忽略对方，这我在很多老年伴侣身上都发现了。但当母亲生病后，父亲变得异常注意，小心谨慎地留意任何影响母亲的事情：空调太冷、阳光太过直射、茶杯放得太远等等。父亲都会立刻为母亲把这些调整好。他的关照太过的时候，母亲会显得有点不耐烦。但她心里对父亲的关切非常感激。
我听着音量非常合适的音乐，注意到桌子上还有一本《每日的力量》，书签放在最后一页。
母亲说想要去休息一下。我不知道是否是她不舒服，她完全不说。父亲去拿香槟了，这是为我们和其他可能上门的客人们准备的。他和母亲都不喝。父亲如今滴酒不沾，他担心酒精会让他变得迟钝，必须在母亲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保持清醒。所以他为自己和母亲买了苹果类的碳酸饮料。他们并不是特别爱喝它，只是为了应付场景才选的碳酸饮料。我翻开《每日的力量》放书签的那一页，里面写道：
“对于已经无可挽回的事情，再多的遗憾也没有用，应该竭尽全力做到最好。不要抱怨没有合适的工具，而应该更好地使用拥有的工具。我们是谁，我们在哪，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旨意，它可能通过人类的过错来体现。至于拥有智慧的凡人，是直面自己的弱点，设法从中得益。——F.W.罗伯森”
当母亲回来的时候，我还在看。那段话之后的文字更有宗教意味。母亲看见我坐在那里看这本书笑了，什么也没说，我也什么都没说。但我觉得她是故意留下这本书给我看的。这个茶几很有意义，我们讨论的议题都在上面。接着我又注意到茶几上还有一封信。发现我在看那封信，母亲解释道：“这是我们要为阿富汗图书馆发出去的信。”
“那儿的反应怎样？”
“我们收到了一些捐助，但仍然不如预期。后来我们收到一封卡尔扎伊总统的支持信，这简直是太棒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这是我最担心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如果阿富汗人没有书籍，那里的人就没有多少希望。我的新年愿望，就是要把这个图书馆建起来。”
“你确定行吗？”我问。
母亲对我皱起了眉头，说：“如果做不到，我就不会做了。”这是一个提醒，她还没死呢。那天她感觉不好，但检查的结果是个好消息，我们还不必掰着指头数她余下的日子。接着母亲把注意力转到我的生活上来。
“我还有个新年愿望，是关于你的，威尔。”她说，“不要再抱怨你的工作了，直接辞职就好了。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可以去这么做的。”
我给自己又倒了些香槟，看着周遭父母的一切。播放的音乐是莫扎特的《欢欣，雀跃》。每面墙上都挂着绘画作品，以及他们收藏的英国和日本陶器。这些陶器按照颜色和制作者分类，占据了靠墙的几排架子，剩下的就全是书了。母亲的左边还有一张优雅的桃花心木桌，是母亲的祖父送给她的，上面摆满了家人、朋友以及母亲学生的照片：微笑着的父母与婴儿的照片；已经泛黄的外祖父母的照片；她和父亲幼年时代的黑白照片；孙子们多到爆炸的照片。从母亲喜欢坐的位子，可以看到她的陶器、书、画以及照片。
但母亲很少能安静地坐着，这个位子也是她的指挥中心，她把茶几充当办公桌，电话也近在咫尺。这个晚上，她给我看了几张她刚收到的照片，有些是她曾经帮助的前来美国读书的学生，曾经是难民；还有从老挝难民营来的人，现在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已经结婚了，从事医学相关的工作。这些人都成为了母亲的亲人，在得知她生病后，都专门来看望她。母亲让我看他们及其子女的照片，告诉我他们都过得怎样。
那时我就真的开始考虑是否辞去工作。看着母亲那么自豪地向我展示照片，我清楚地明白母亲在辞去工作之后，获得了多么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