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好日子到坏日子，再从坏日子又回到好日子。每次门诊结束，我们才会知道下一次门诊是什么时候，书也一本又一本地看着。
每次与母亲谈话，她都会问我是否读完了凯伦·康纳利的《蜥蜴笼》。母亲非常喜爱这本在一年前出版的以缅甸为背景的小说。
2008年1月底，某个天气寒冷潮湿的一天，我终于告诉母亲说：“我看过《蜥蜴笼》了。我脑子里还一直在想这本书，停不了。”
故事从一名生为孤儿的小男孩讲述他与一位名叫泰莎的政治犯之间发生的事情开始。泰莎是一位作曲者。书中描写了他在狱中生活的种种残酷景象。在狱中，身为佛教徒的泰莎必须捉活蜥蜴来吃。杀生、吃肉违背了他的信仰，但他只是为了自身的存活。这并非他痛苦的全部，却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意义。这是一本极有力的书，也表述了人们想通过写作，与他人取得联系，想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讲述出来，再流传出去。
书的前面是小男孩和他在监狱中的朋友们说话。他说了朋友们的名字之后，说：“那些书……我的朋友们是书。”尽管他还无法阅读它们，因为他还不识字，但它们的存在仍然为小男孩带来了安慰。
接着泰莎积攒香烟，因为香烟是用报纸卷成的，上面有一些废弃的话语，偶尔还会有怪异的现代诗，那是通往文明的命脉。很快，一支钢笔进入了泰莎的生活，但又消失了。泰莎、小男孩，以及一个与他们为友的监狱看守三人之间的生命交集、苦难和救赎，就是从这支钢笔的消失开始一一展开。在监狱的高墙之外，任何反对的声音都是被禁止的，康纳利写道：“只要有纸张，人们就会书写，在你看到的房间书写，在他们脑海中的密室里书写，正如那些被禁止说出来的话一样有人耳语着。”
在电脑时代，一个政治犯和他辛苦收集的废纸片，一个因为丢失一支钢笔而大乱的监狱，还有作者对书写以及印刷文字的认可，在书中都有深刻的描写。在我们这个网络的世界里，不仅是监狱这样的地方接收不到电子信息，有些国家也是。比如缅甸。此时此刻，一如既往，自由只能依靠墨水来表达。
“泰莎在被严刑拷打之后说出那个了不起的祈祷词，你认为怎么样？”母亲问我。我们坐在一起时，化疗药物正慢慢地流进她的手臂。“我把那段话复印了下来，夹进那本《每日的力量》里，就在我手提包里放着。”
我递给母亲放在椅子上的手提包。母亲用没打针的那只手小心地掏出书来递给我。这张写着《蜥蜴笼》里的那段让母亲难以忘怀的祷告文字影印本，整整齐齐地夹在书里面。那是泰莎曾经用来平静心情的佛教冥想，不仅能让他忘记身体上的疼痛，也忘记悲伤与愤怒。
他开始轻声念诵祷文：“愿世间众生，远离苦难；愿世间众生，忘记仇恨；愿世间众生，不受伤害；愿世间众生，免受病痛；愿世间众生，守护幸福。”
“我特别喜欢最后的守护幸福。”母亲说。
“当别人对你毒打时，你又怎么守护自己的幸福呢？”
我问。
“这就是关键，威尔。你无法控制自己被人毒打，但你有办法保护你幸福的多少。只要一个人能够守护自己的幸福，那么他会留住让生命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而当他已不能守护自己的幸福时，也明白，他已经尽力了，没有遗憾了。”在我的心中，暗自把“别人对你毒打”换成了“得了癌症”。
“这真的对人很有启发。”我说。
“是的，但《蜥蜴笼》不仅是启发你，还让你发出不平的声音。”
我们经常说，一本书并非仅仅关乎一个特定的年代或地方，它还展示着普世人性。这样的话语也许适合《安妮日记》、埃利·威塞尔的《夜》、伊斯梅尔·比亚的《长路漫漫》。但是，认为一本书表达的信息超越了时间、地点和忽略掉书本创作时的条理完全是两回事。母亲觉得我们的结论都下得太快，无论是对这些书还是《蜥蜴笼》都犯了这个毛病。固然，这本书彰显了人类的勇气，但它也指出了缅甸的人权现状。当我们阅读《蜥蜴笼》时，当作者在写这本书时，缅甸的情况都能让人愤怒并激起反抗。康纳利是一位加拿大诗人和纪实作家，曾多次前往缅甸，直到她的签证被缅甸政府拒签。她还曾在泰国、缅甸边界居住过将近两年，她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并决心为之做点什么。
在与母亲聊过《蜥蜴笼》一周后，我又去看她，注意到一封即将寄出的信，收件人是美国缅甸运动组织。这不是母亲与这个国家第一次接触。她曾在1993年为妇女委员会出访缅甸。她在那里甚至会见了缅甸合法选举产生的领袖昂山素季，当时她正处于刚刚从软禁中解禁的短暂时期。她们一起谈论了妇女权益、健康问题，以及难民问题——永远的难民问题。
《蜥蜴笼》唤起了母亲为缅甸运动捐款的心，也激励她投入阿富汗计划，因为这本书强调书籍、阅读与写作的重要性。阿富汗图书馆在那年一月又新增了一名董事会成员，一位杰出的阿富汗外交官。事情在向前推进着。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资金，大量的资金，不是几千美元而已，是上百万美元。如果没有钱，喀布尔的局面永远无法突破，书籍只能堆积在仓库里，移动图书馆也不会到达阿富汗村庄。
母亲总是会向愿意聆听的人传播图书馆的事情。
在我们的读书会上，我从母亲身上还学到了一点：永远不要对人妄加论断。你永远无法知道谁能够以及谁愿意帮助你，除非你向他们开口。所以永远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年龄、工作或财政情况等而断定一个人不能或不愿帮助你。
母亲告诉我：“在波斯尼亚战争时，我曾经给一群高中孩子做演讲，第二天其中一个孩子给我打来电话。她是一位企业高层的女儿，在前一个晚上的晚餐中，她说服父亲捐赠了数额巨大的供给品，还支付了空运到波斯尼亚的邮资。这也是为什么我告诉所有人兴建图书馆的原因，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帮助你。”
就连给母亲治疗的医生和护士们、出租车司机、一起晚餐的朋友，以及熟食店遇到的陌生人也知道了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有一天我开玩笑说：“妈妈，有时我想如果你的公寓着火了，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在让他们进去灭火之前，你也会先告诉他们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我不至于那么糟糕啦，”母亲回答，“但我可能会在他们灭完火后告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