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辞去出版社工作之前，公司刚好要替兰迪·波许出版《最后的演讲》。波许是一位四十七岁的计算机科学家，也是一位教授，罹患胰腺癌。全书以《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杰弗里·查斯洛撰写的关于波许的文章开篇。当时波许受他所在的卡耐基·梅隆大学的邀请，在学校设立的“最后的演讲”系列发表演讲，主题是“如果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次演讲，你将会对听众说些什么。”讽刺的是，波许教授深知这恰恰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他利用这最后的演说将他学到的东西告知于众，不仅是向在场的听众，还向一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人——他年幼的孩子。我告诉了之前的同事关于母亲的病，他们在书稿完成后立刻打印了一份给我。我当时正准备赶去佛罗里达陪母亲两个星期。于是，我带着书稿上了路。
母亲整个二月都待在佛罗里达。父亲在那儿过了两个星期，但由于工作，他已经在赶回纽约的路上。哥哥、妹妹及其家人也都去过了。于是我在父亲返回纽约的当天飞向了西棕榈滩。这段时间我就先开他们两个在当地租赁的车代步。
母亲热爱维罗的一切，从天气、海滩、从朋友那租来的房子、民俗风情、小而精彩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的演讲，甚至连走道出奇宽敞的超市也让她喜爱。镇上还有美国非常棒的独立书店之一，“维罗海滩图书中心”。我把行李箱扔进卧室后，立刻与母亲坐下来了解她的安排。
“首先，我想去找几本书来看。我喜欢的作家的书和诗集，也很想花时间重读一遍，像简·奥斯丁、T.S.爱略特、华莱士·斯蒂文森，还有伊丽莎白·毕索。新书旧书混杂着。母亲总是能保持一种平衡，不断把她童年时期的老朋友介绍给她刚刚认识的新朋友，去一个熟悉城镇的途中总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稍作停留，她在阅读她最喜欢的作家的书时，也会阅读些新作家的作品。
母亲说话的时候，我很近地看着她。她的头发又稀疏了些，纤细、扁平，颜色就像在太阳下暴晒的鸡骨头一样灰白暗淡。她的体重不断减轻，消瘦得非常明显，无论穿着多少件衣服也让人忽视不了——那些衣服都是为了抵挡室外的太阳以及在佛罗里达的店铺、家里、餐厅里无处不在的冷气。但母亲还是看起来不错，跟我几个星期前在纽约一个刺骨寒冷的日子看到她时好多了，她当时看起来疲惫不堪。
母亲说在她起程前往维罗海滩之前，跟妇女委员会的同事一起吃了午饭。她想要告诉每个人关于阿富汗图书馆的事情，可大家却把午餐变成了一个小庆祝会――表扬母亲从开始运营这个机构至今做出的贡献。她们送给母亲一个剪贴簿，里面是她访问各种难民营时的照片，也有妇女委员会所有伙伴的照片。母亲为此深受感动。
哦，还有一样东西要向我展示，她让我先等待。那是一个惊喜。
我坐在她公寓里厨房桌子旁等着。母亲离开厨房去了她的卧室。许多分钟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出来。
“妈妈，你没事吧？还好吗？”
“没事，等会儿。我马上就出来。”
一般来说母亲不喜欢惊喜，所以我也没法想象这个惊喜会是什么。然后，母亲终于出现了，那个惊喜印入了我的眼帘。母亲戴着一顶假发，很大，像杰奎琳·肯尼迪的一样蓬松，里面还掺杂着几缕不同的灰发，还有些黑发。假发怪异地套在母亲头上，她试图把它戴好，但不管怎么弄就是不对劲，感觉上更像是一个帽子。
“不错吧，对吗？”母亲说。
我发誓坚决不能掉下眼泪。
“相当不错。”我说。
“可能还需要做点造型，这个假发太大了点，我觉得它不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病人。我现在还有些头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但头发越来越少，所以就买了这顶假发。不过，能在化疗了六个月后还能有头发，这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你妹妹觉得这颜色不太合适，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调一下颜色。”
“颜色是有点深了，但戴起来很好看。你看起来很好看，妈妈。”
“我去把它放好，然后我们就去做别的，好好享受在一起的时间。”成长过程中，我对母亲撒谎时几乎总会被看穿。一部分是因为母亲惊人的记忆力。我十二岁，正要打算开始一次被禁止的旅行，坐地铁从剑桥郊区去往臭名昭著的波士顿市区，那里有家杰克玩笑商店，我能从那儿买到假的呕吐物、电人握手器，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你要去哪？”她在我溜出门时这么问我。“去吉米家。”我撒谎道。“可是我记得你几个月之前说过，吉米全家这个礼拜要去吉米的祖母家，他祖母家可在阿什维尔呢。”糟了。
从那时起，母亲几个月都没有再戴那顶假发了。
那个下午，我们按原计划去了维罗海滩图书中心。不管什么时候，当我跟母亲一起去书店时，我们都会兵分两路，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搜索能力加倍。大约十五分钟后我们再碰头，彼此简单介绍一下各自搜寻的成果。就像你在一个意外发现的花园里独自游玩，然后觉得有必要告诉你的同伴发现的珍宝一般——快看啊，这里有水仙花、绣球花，还有玫瑰花园！我们母子就是这样分享彼此的意外发现。
“你知道这个作者出了本新书吗？你觉得怎么样？”母亲可能会问。
“我不喜欢他后来出的那几本。”我可能这么回答。
“那你干吗还要去读它们呢？”
“我是那些书的编辑。”
或者，“你听说过这本书吗？”
“知道啊，我肯定看过一点，但记不清是太好还是太糟了。”
书店里有各种意外的惊喜。从名字的字母排序开始：在寻找一本小说的时候，一看到作者的姓名，你可能想起另外一个姓或名雷同的作者的某一本书正是你一直想看而忘记买的。视觉方面：封面的闪亮封套可能会吸引你的眼球。偶然性：出于迷信，我几乎总觉得有必要买下那本被我弄翻的书。还有被提示：我和母亲都比较关注书店“推荐区”的书，特别是附有黄色的即时贴或手写的货架插卡的书。货架插卡——这是我喜爱的一个书店新词，因为它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个与你谈话的书架，或是一个与书架谈话的人。
这次书店之行后，我带回了约瑟夫·铁伊的《博来·法拉先生》，还有不小心被我碰到从书架上掉下来的《萨默塞特·毛姆选集》。母亲选了杰罗米·K.杰罗米的《三人同舟》，记述了1889年的一次滑稽的船游旅行。我们的一个朋友坚持说母亲看过这本书。我很确定母亲看过，但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本书。
“妈妈，我还从纽约带了本书来。”我们离开书店走向汽车的时候，我说。那天佛罗里达的天气挺冷的。我的停车水平很差，不像一般的驾驶员把车停在靠近大门，但需要高超的技术才能停得进去的地方，而是选择即使是重型机车司机喝醉了酒都能停进去，离门口很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之前告诉过你的那本书稿——《最后的演讲》，卡耐基·梅隆教授写的，患有胰腺癌症的那个。”
“他还好吗？”母亲问。
“我想他还在坚持着。几个星期之前，就在我辞职之前，我跟他通过一次电话。他人非常好。”
“我在卢斯特花园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非常爱他。”母亲最近与卢斯特基金的人在联系。这是一个致力于为胰腺癌相关研究筹措资金的机构，也着力于提供提高民众对胰腺癌症状的意识以及改进治疗方式，它的成立是为了纪念一位在五十四岁时死于胰腺癌症的有线电视公司的管理人。
我不确定母亲是否想要读一本开头就很惨淡的书，作者在开始就清楚地说他知道自己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我们回到母亲的住处后，我决定把书稿放在早餐桌上，当作我的“员工推荐区”。这样，母亲就可以随手翻看两页来决定是否去读这本书。
“你怎么不去沙滩走走？我打算把脚抬起来休息一下。”
于是母亲坐在沙发上，我手里拿着铁伊的书走了出去。
我坐在可以眺望大海的椅子上，不知不觉竟待了很长时间。在沙滩上阅读是一个理论胜过实际的事情。阳光太烈，我的太阳镜不是渐进式镜片，所以我需要把眼镜摘下来看书。人们走动时还搅起微型的沙尘暴。炎热的天气让人口干舌燥，清澈的海水让人想放下书去游泳。有时我拿的书不适合，当周围是歇斯底里兴奋尖叫的孩子们时，太过严肃的书根本看不下去，在欢笑的情景下也很难保持严肃的心态。
但今天真的是个在沙滩上阅读的好日子，《博来·法拉先生》一翻开就吸引了我。这本书写于1949年，让我想起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在时隔六年之后出版的引起轰动的《天才雷普利》。这两本书里都包含谋杀、谎言以及江湖骗子。铁伊机智之处在于：凶手是唯一知道江湖骗子底细的人，但他无法揭穿这个事实，因为会牵连到自身。除了情节之外，书中关于英国乡间生活的描写也让人陶醉：银盘服务、马匹、起居室的下午茶，还有盛装晚宴，丝毫不会沉闷。
铁伊于1952年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她的本名是伊丽莎白·麦金托什，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内斯，是水果商人和教师的女儿。她从不接受采访，也没有亲近的朋友。我不仅没有看过她的书，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但我发现《博来·法拉先生》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很兴奋地把这本书拿给母亲。
看书的时候，我不时地都会强迫自己停止，放下书本好好想一想。我想的事情跟我说的谎言有关。如果我告诉母亲那个假发不好看，会对她更好吗？可能不会。可是我费了好大力气也想不起来母亲有哪一次对我说谎。只是把我的玩具海龟送给了孤儿们那件事，也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样找另外的假海龟代替。她也说过其他的谎，明明事情很棘手，她还保证说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那么她这是在说谎吗？她说她不疼，但我们在私底下看见她的时候发现她满面痛苦，深吸一口气，或是紧咬着下嘴唇。
该是到了离开海滩回到公寓的时候。我走进门时，母亲还是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她面前的咖啡桌上放了一沓纸张，是《最后的演讲》。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她。
“看这本书，让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
“真的吗？”我觉得有必要表达得更清楚一点，“但你跟他的情况一样啊。”
“当然。但是他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他再也没有机会看着他们长大了，也再没机会知道当爷爷的感觉。”
大陆漂移
许多人愿意谈论死亡，但很少有人愿意谈论即将到来的死亡。母亲正好相反，所有问她这一问题的人，她都清楚地向其明白表示：她知道自己患上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而这疾病最终也会让她死去。任何提到一年之后的话题（比如，一个朋友孩子的婚礼），都会将这个死亡话题摆上桌面。母亲通常会说她很乐意参加，如果她还在，身体还允许的话。但有时她就会非常直率地说她认为到时她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有些人继续忽略母亲谈论自己癌症的方式。“我肯定你能好起来的。”他们会这么说，或者说“你会战胜这个病的”，或者他们会讲述那些得了绝症的朋友、亲戚或明星们，如何奇迹般地从一个毫无希望的绝症中痊愈的故事。
一谈到这些，母亲偶然会表达她的挫折感。人们愿意相信她会好起来，有时，我觉得她真的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也真的认为会有奇迹的存在。有些日子她想要谈论她的死亡，有些日子她不想谈。有时就是上一分钟和下一分钟的转变，感觉就好像坐进一辆横冲直撞的车里，司机随心所欲地更换车道，也不给别人任何信号。这一分钟我们都在谈论她的葬礼，突然之间她就盯着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电视剧《第一女子侦探社》，然后不喘一口气地立刻又回到葬礼的话题上，教堂里不要摆花；道格负责所有的仪式方面的事宜（他们已经就念诵什么悼词、演奏什么音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整个仪式绝对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母亲被诊断为患有癌症之前的几年，在她和父亲发现了善终运动以及了解了临终护理的含义后，他们就跟我们谈过自己安乐死的决定以及他们的遗嘱，还有其他已经签署完毕的法律文件。他们强调说希望在家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当他们的生命迹象衰败后，如果有明确迹象表明他们的生命已经终止，不要用任何的举措来试图挽救他们。可能这也是母亲为何能平静地讨论自己的死亡以及后事的原因。
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有次从伦敦来到纽约，生病了。她在纽约的所有时间都蜷缩在我朋友的公寓里。整个星期，白天黑夜都在看美国电视，她最后宣称自己最终搞明白了美国人。“关于美国人，”她说，“就是无时无刻不对所有一切无比关心。”
可母亲不是这样。她之所以那么有效率，是因为她凡事都有先后之分。她竭尽所能地为她关心的事情忙碌，但每次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阿富汗图书馆。所以她每天通过大量的电话、会议来推进这件事情。需要设计和分发的宣传册，还有被邀请来参加慈善活动的名单。有各种相关的提案需要审阅，有需要通过的图书馆的建筑构思，还需要考虑图书馆管理以及运输后勤方面的问题。但安全问题是首要问题。母亲告诉我，她特别关心同为董事会成员的朋友大卫的安危，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正在坎大哈进行战地报道，但却不是美军编制内的战地记者。
“妈妈。”有天当她看起来特别疲惫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想要放松一下，待在家里，听听音乐，所有人都会理解的。”
“我知道。”母亲说，“我肯定会慢下来的，只要关于图书馆的事都安排好了。我打算再多做一点点工作来帮助筹款，之后我就把一切工作都交出去。”
2008年3月16日，回到了纽约后，我们去医院领取母亲确诊后的第二次检查结果。她对化疗药物之中的希罗达反应强烈，所以停用了它。我们被告知过，这样一来，这一次的检查结果可能就不如第一次的好。
母亲感觉好点了，体重增加了些，精力也恢复了一点。虽然她不认为会有什么糟糕的消息，但还是对任何消息都做好了准备。我回想起大学时候听说的一个很戏剧的故事，是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男人告诉我的。每当我需要提醒自己：好消息与坏消息都是相对于你的预期而言，而非独立存在的，我都会想起这个故事。
这个男人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直接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当时正值战争，在他第一次的行动过程中，就被敌国击中俘虏了。他甘心忍受可能要在敌国坐牢几年的事实，只是祈祷刑期不要超过五年。这样他就能够忍受，再久的话就会让他崩溃。两年的监禁生活过去了，他与一大群犯人被传唤到法庭。他们会逐一得知自己的刑期。他听到的第一个宣判是：死刑；第二个：死刑；第三个：死刑。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在祈求，哪怕能够活在牢里也好。他能够忍受更长的刑期，只要能活着。而他也确实获得了无期徒刑，他为此感到高兴。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母亲，她笑了。
“没发现新的肿瘤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她说。
父亲很快来了，接着我们被叫到检查室里等候奥赖利医生，几分钟之后她来到我们中间。她穿着白大褂，但这次我注意到她戴了一条精致的金项链。她的双眼比往常更为明亮，灰蓝色的眼睛像宝石一样映衬着她红润的皮肤。她的发型是青少年男孩偶像的那种波波头。可能是我的想象吧，我感觉她的脚步似乎更为轻盈，她想要告诉我们一些消息，但她似乎更想要问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佛罗里达怎么样？那里的治疗做得如何？水泡和口腔疼痛好很多了吗？便秘和腹泻呢？），接下来就是揭晓检查结果的时间了。
“好吧，我要告诉你。”奥赖利医生说，“结果非常好。
没有新的肿瘤，以前的肿瘤也都有所缩小。这是非常显著的效果，你还胖了一点，身体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母亲说。
“简直是判若两人。”奥赖利医生说。
“妈妈的肿瘤缩小了多少？”我问。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肝脏部位大概有30％的面积是肿瘤。”她说。她总是以母亲为回答对象，无论提问人是谁，她总是看着母亲，“现在是接近15％。”
我想起了唐尼，那个中央情报局探员，因为得到无期徒刑而欢天喜地。只有当你30％的肝脏充满了癌细胞的时候，这个15％的消息才是个好消息。当然，只要数字继续减小，那么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好消息了。我看着母亲，她脸颊上的光彩重新又回来了。父亲眉开眼笑，而几分钟之前他的浅笑还有一丝紧张不安。一回到候诊室，我就立刻给妹妹和哥哥，还有叔叔打电话通报了这个消息。
母亲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
父亲离开了，我陪着母亲做化疗，我们坐在一起。“我猜每一个人为我做的祈祷都起了作用。”她说，“我必须得让弗莱德知道。”弗莱德是麦迪逊大街长老会的牧师。
“你有伍德霍斯的书吗？”她问我，一刻都不想耽误。
“有啊，就在我包里。太有意思了。”
P.G伍德霍斯的吉夫斯小说系列非常让人愉悦。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位拥有不可思议能力的管家以及他贴心但倒霉的员工的。我最年长的教子是个古典主义者，职业是律师，他是吉夫斯小说的大粉丝，他的父母是我和我父母的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坚持让我们再给伍德霍斯一次机会。
“我以前都没耐心看伍德霍斯的书。”母亲说，“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故事很精彩，甜蜜多过犯傻，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么傻。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那本书。”我在佛罗里达看的是约瑟芬·铁伊的书，是少数让我母亲和我意见不一致的书。
母亲说小说的惊讶结尾完全是可以被预见的，哪怕她没有先去看结尾，也不会觉得惊讶。另外她也觉得里面的人物非常无趣。我被这个评论搞得有点生气。
“我就是喜欢这本书。”我的辩词并不有力，“但是你不觉得看些傻傻的书，可以用来转移注意力，不去想一些事情？”
“现在我可看不下去愚蠢的书了，因为有那么多好书等着我去看，去重看。而且，我发现如果一本书太愚蠢，通常是因为作者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或者那本书毫无价值，又或者因为整本书就是一个从头玩到尾的把戏。如果你先看了结尾，你就不想在这本书上浪费时间了，哪怕一本写得很好的书也可能是愚蠢而浪费时间的。但伍德霍斯的大部分书都不是这样。我并没有发现他的故事愚蠢。我喜欢他的人物：博迪、吉夫斯。他们有点荒诞但又讨人喜爱。我也喜欢伍德霍斯的人物们搜集的那些奇怪的东西，袜子、银子、单片眼镜。这让我想起我自己那些喜欢收集奇怪东西的朋友，比如用麻将牌做成的首饰，还有女子仪仗乐队的明信片。他显然非常享受那个由晚餐、订婚、贵妇姨妈组成的世界。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威尔。这本书有趣，但不愚蠢。这两者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