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用笔名在1952年出版了《盐的代价》，这本书创造了超过一百万本的销售佳绩。海史密斯（根据她的后记）三十岁之前写了她的处女作《火车上的陌生人》，这是一部悬念小说，后来被希区柯克搬上了电影荧幕。出版社希望她再写一本类似的书，然后才有了《盐的代价》。从某种角度来说，《盐的代价》也有悬疑之处，基本上她完成了出版社交付的任务，但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同性之爱。原来的出版社拒绝出版这本书，然后改由另一家出版。此后不久，海史密斯就要推出最为人所熟知的雷普利系列小说。我看过《天才雷普利》，但却对派翠西亚·海史密斯一无所知。母亲很喜欢派翠西亚的书，但从未看过这本《盐的代价》。
2008年12月，在等待奥赖利医生的时候，我才拿回《盐的代价》，母亲已经看完了。每次当我放下书去买一杯摩卡、查收一下我的邮件，或者打个电话，回来时我都会看到母亲偷偷地把书拿起来，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书里的内容，好像我放在那里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包饼干，她趁我不在使劲偷吃我的饼干。
《盐的代价》讲述了一个名叫特雷莎的年轻女人，她最初的愿望是成为一名舞台设计师，但她最终却在一家商店做了一名临时售货员，那是一家卖洋娃娃的商店，与海史密斯经历的一样。她孤独而百无聊赖，她有一个男朋友，但不爱他，她和一位同在店里工作的老女人打发了郁闷的一晚，她悲伤地想着，也许这就是自己一生的写照。
我们开始讨论时，母亲说：“当你在纽约或者其他地方漫步，你能看到许多人与书里这个年轻女人很像，不算绝望，但依旧悲伤、孤独。这是好书的过人之处。它们不仅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还让你用不同的角度观察身边所有的人。”
在小说中，顾客们来来往往，但有一个人突然对特雷莎说了一句改变她们两个人命运的话：“圣诞快乐。”从来没有顾客对她打招呼，毕竟她只是一个在柜台后面卖东西的姑娘。但一位美丽迷人的已婚妇女对她说出了这句善意的问候——圣诞快乐。从此，特蕾莎开始了一段自助旅行，在旅途中，她将找回自己，发现真爱。
看完这一段后，我放下书，开始思考母亲对待别人的态度。每一个进入她所在的化疗室的人都会受到她温暖的注视或是一句感谢，无论是那些帮她拿来果汁、围巾、枕头和检查化疗药物的人，还是拿着仪器匆匆进门的护士，或者那位帮助母亲确认门诊日期的接待员和保安先生，母亲都同等对待。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一直强调感谢的重要性。我们有三个很疼爱我们的姨妈，她们总是觉得每当给我们寄礼物，感谢信就会马上从信箱里蹦出来。如果没有马上寄感谢信，全家所有的近亲、远亲都会知道你不知感恩（这也将意味着以后再也收不到礼物了），而且这件事还会传到你的耳朵里。感谢信也不可敷衍了事，必须得尽心尽力地为每一份礼物写一封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说辞。所以，圣诞节下午就意味着要加班赶点地写感谢信。作为小孩子，我们痛恨这个差事，但当我看着母亲在医院里满面笑容地感谢别人时，我意识到她一直试图教给我们的事：感谢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愉悦。
在《盐的代价》中，小说开头描写的圣诞节是特雷莎人生重要的一刻。在我们家，圣诞节永远是件大事，我们会相互祝贺，但有时确实很累。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几乎没有圣诞节的一年。
在我八岁，哥哥九岁，妹妹四岁的那年，我们住在漂亮的剑桥街上一栋木式阁楼里，颇有风情。当时在下雪，我们点起了壁炉，圣诞袜悬挂在壁炉前。我们本该会坐在客厅里，周围满是书籍，高高的圣诞树下放着一堆礼物，稍后圣诞老人还会送来一些。
只要从壁炉前稍微离开一点就会觉得冷，因为父亲觉得多穿衣服比开暖气实在，所以我们家的温度一直处于冷藏和冷冻之中。
每年母亲都会在睡觉前读圣诞故事给我们听。她坐在壁炉前的摇椅上，舒服地蜷着腿，妮娜坐在母亲身边，道格和我坐在另一个有绣花靠垫的矮凳子上。
这一年，一如往常，母亲开始读到：“那些日子里奥古斯都·凯撒下了一条新命令……”
由于我在出版业工作了几十年的缘故，我有很多机会听人念书，多半都令我生厌。很多作家喜欢用那种虚假或者唱歌似的朗读方式，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像念咒一样。当然会有例外――托尼·墨里森、戴夫·艾格斯、大卫·希德莉斯、尼基·乔凡尼和约翰·欧文读《为欧文·米尼祈祷》时，简直令人陶醉，那是我和母亲喜爱的书。大多数文学活动最糟糕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作者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朗读，什么时候该闭嘴坐下来。
但母亲有一把好嗓子，不仅因为她是我的母亲，还因为她的声音真的很悦耳，她念书时，是真的在讲故事，也许是她在伦敦受过表演课训练的缘故吧。我想她对自己的念书技巧感到很自豪，她的声音听起来兼具英、美风格，清晰而响亮。
母亲朗读的时候，壁炉里火光熊熊，我们三个小孩都围着她。突然，其中一个孩子开始傻笑，我不确定是谁了，好吧，其实我知道，哪怕事隔多年说出这个名字还有点背叛兄弟姐妹的感觉。母亲继续读着，我不清楚当时她是否听到或者注意到这个笑声，可能她只是想专心念书，不想打断情绪。
然后，另外一个又开始傻笑，接着是第三个。我们知道不该这样，但就是忍不住。我们并不知道在笑什么，仅仅是因为过度兴奋、傻气、期待……也许都有。我们越是努力想要停止就越笑得厉害，最后我们笑开了锅。
“啪”，圣经被用力合上了，笑容僵在了我们的脸上。屋里的空气瞬间凝结，我们从未见过母亲如此生气。
“也许今年不该有圣诞节。”
圣诞节每年都有，但是那年的圣诞节，我们是在惴惴不安和极度紧张中度过的。我们既担心圣诞礼物没了，也为毁掉了圣诞夜后悔万分，更怕母亲的那股怒气。
“妈妈，你还记得我们对着圣诞故事大笑不停，你把我们都轰回去睡觉的那次吗？”在讨论《盐的代价》时，我这样问母亲。
有些回忆会让人不禁微笑，这段可不会。
孩子们会在事后透过父母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想法。有兄弟姐妹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分析。成年后我与妹妹谈论过这件事，得到了以下结论：
1.母亲认为哪怕是小孩子，也要教给他们负责任的态度，让他们认识到：言语、笑声，甚至随便的一瞥，都会产生某些后果。
2.母亲认为宗教不能拿来开玩笑，尽管她觉得没必要下这种禁令。
3.母亲不喜欢装白痴的行为。
4.无论是写下来、印在纸上还是读出来的文字，都应该给予极大的尊重。
让母亲如此勃然大怒的事情没有几件，但我还记得另外一件。大概是我9岁时，被一个调皮鬼怂恿，把一张印有纳粹党徽的刺身贴印在了手臂上。母亲看到后气得浑身发抖，她给我讲了这个标志所代表的历史，并告诉我，那些经历过大屠杀或有亲人死于那场浩劫的朋友如果看到我身上这个邪恶的标志，心里会有多难过。母亲用力擦洗我的胳膊，疼得像刷到了骨头上一样，在所有的痕迹完全消失之前，我别想离开房间半步。
“你会跟家人一起过节吗？”十二月的时候，有陌生人这样问我很正常。认识我的人也会这样问，然后再询问一下母亲的情况。当遇到关于母亲的疑问，我让他们去看博客——仍然用我的口气，但却是母亲写的。通常我只是说：“整体来说还不错。”或者类似的话，然后我会补充两句：“所有的外孙都要过来，母亲高兴坏了。”再熟点的朋友可能会问：“你过得怎么样？”这让我难以回答，于是我会说母亲希望我说的话：“我们很幸运，能得到这么好的照顾，还有这么多时间，这原本都是奢望啊。”
朋友问的第二个问题会让我注意到语调有些不同，尤其当他们的父母中有人刚死于癌症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看同一本书，有人速度快，早早就看完了，而我刚看到一半，那句“你过得怎么样？”的真实含义是“我大概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母亲还没有死，我不该表现得太悲伤，好像她要不久于人世似的。母亲不是第一个要死的人，我也不是第一个要失去母亲的人，就好像我们在看同样的书，但我们中有人赶在了其他人之前：他们可能已经看到了结尾，而我仍然身在书中的某个部分。一句“你怎么样了？”真实含义是“我想我应该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然而大多数时候，当朋友问我对母亲生病的感受时，我总是觉得不自然和尴尬，立即转变话题，即使只是一些单纯的问候。还有就是，只要碰到某个人快死了这个话题，人们的态度都会很奇怪，好像即将死亡的人只该在医院或私下说起，而且没人愿意详细深究。
过度依赖母亲在过去的校园里还被视为一件耻辱。现在可能不像我小时候那么严重了，但依然存在。我认识的大多数男人都承认自己喜欢看父子言归于好的书，像提姆·拉瑟特的《父亲教我的事》、杰弗利·沃尔夫的《骗子公爵》、派特·康洛伊的《伟大的桑蒂尼》等。但如果这些男人喜欢詹姆斯·麦克布莱德的《水的颜色》或J.R.莫林格的《温柔酒吧》，会略感尴尬。也许谈起《水的颜色》会说这是一本关于种族的书，谈起《温柔酒吧》会说它是对酒吧生活乐趣的描写，但这两本书实际上讲的是母子之间强烈而深刻的感情。坦率地说，两本书的主题都被认为有点同性恋的味道，应该归于科尔姆·托宾或安德烈·霍勒伦的作品。这个观念可能也是让我谈论悲伤之情时感到不舒服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倾向于回答：“是的，我会跟家人一起过节；总的来说，母亲非常好；我也很好。”
2008年的圣诞前夜，母亲带着所有的孩子们去了教堂（他们都来到纽约过节），最小的那个坐在圣坛台前的地板上，满脸惊恐地听着牧师讲着圣诞故事。感谢上帝，没有一个孩子在中途傻笑。哥哥和南茜准备了圣诞晚餐，像往年一样，甜点也是自制的英式葡萄布丁。一百多年来，母亲家的所有女性每年聚在一起，严格按照家传的手写菜谱一起来制作圣诞布丁，母亲已经参加过六十几次了，今年也不例外，但她做了一点小变化：所有的男士也被邀请进来了。她希望自己的儿孙都能参加这个活动，如果小男孩都能参加，那么男人也应该可以。
新年夜比圣诞夜要安静一些，我们在父母家早早地举行了庆祝，还吃了一大桶母亲的学生（现在是母亲的朋友）寄来的鱼子酱，这个学生从伊朗来哈佛读书的时候住在我们家。母亲总是告诉学生们，她会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好好照顾他们，等他们长大后，不需要什么物质感谢，只要买东西给她吃就可以了。学生们不仅仅好好照做，还寄给母亲无数的卡片和各式各样的礼物，整间公寓都被塞满了。
新年夜前夕，母亲说起自己能在确诊后奇迹般地挨到第二个新年，她感到很幸运也很感激。然后母亲说了我从未听她说过的话：
“我不在之后，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悲伤。但我希望你们能够互相照应，如果我听说你们中有任何人吵架，我会非常生气。如果有任何人捣乱的话，我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教训他。”
像往常一样，母亲送出去许多圣诞礼物，有送给医生、护士和医院工作人员的缅甸难民做的袋子；她和父亲一起送给我一套名牌古董玻璃杯，让我装我最爱的威士忌。节日结束后，我坐下来给母亲写感谢信，虽然不像小时候被教育的那样在圣诞节的下午写，但也没隔很久。我发现这比之前的感谢信都要难以下笔。我想要感谢他们的太多，远远不止玻璃杯而已，那封信越写越长，无法收尾。我打了很多草稿，越看越觉得是写给母亲的悼词。母亲已经清楚地说过，她还活着，没有死去，不管还剩下多少时日，都不要用哀悼的心情来过。可我还有多少机会能够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呢？
我忽然明白，感谢信不是你接受礼物必须付出的代价。许多孩子这么认为，但其实，感谢信是最微小的回报。感恩并不是指一定要回馈一些东西，而是当你得到祝福时的感受。感受家人与朋友对你的关心，希望你得到幸福。感受到这些，你的心里会充满喜悦。这就是感恩的真谛。
卡巴金的书和正念的概念跃入我的脑海，我也因此想到了大卫·K.雷诺兹的书。大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建设性人生”的概念，这个概念结合了西方思想和两种日本的心理疗法，一个是让人们停止利用感情作为行为的借口，一个是练习感恩。感恩疗法来源于吉本伊信提出的“内观”思想，内观提醒人们对万事万物心怀感恩。如果你坐在椅子上，你应该想到有人做出了这把椅子，有人销售它，再把它运到家里，现在，你才能坐在这把椅子上享受所有这些付出。虽然并非特意为你而做，但并不意味着你在使用和享受之时没有得到祝福。意思是说，当你做了建设性人生内观练习，你的人生或充满一连串的小奇迹，你也会开始注意到生活中的一件顺利的事，而不只是去注意那些坏的部分。
我又抽出一张新纸，开始重新写下感谢的文字：
“亲爱的妈妈、爸爸，我真的很幸运……”
有趣的是，我越是回想起所有幸福的事，我的感激之情就越强烈，悲伤感也会越来越少。母亲也许跟大卫·K.雷诺兹一样，也有心理治疗师的特质。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碰巧拿起《盐的代价》，里面夹着母亲写的一张纸条：
“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受到其他人的恩惠。但这并非像是负债于某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每一个人。人生可能会在一瞬间改变，所以每一个让你人生步入正轨、稳步向前的人，都值得感激，无论他们扮演的角色多么卑微。只要给予他人友谊与爱，你身边的人就不会轻言放弃。任何一个友谊与爱的表达都能让一切变得美好。”
我不知道这张纸为何会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