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会送给母亲书籍。那些书她大多数都已经看过了，但她从不对送礼物的人这么说，她认为那样很不礼貌。如果收到重复的礼物，她就会把多余的那份送给别人，但绝不会告诉送礼物的人她已经有这件东西了。圣诞节的时候，同样的书母亲会收到好几本。她会写一封热情的感谢信，再把书送给朋友和护士，或是放在公寓里的图书交换区。
没看过的书她也会收到很多本。她会送给我一本，自己留一本，看完后也许再送给别人。
一月的读书会以三十七岁的作家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揭开序幕，莫欣出生于巴基斯坦，后在美国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担任管理顾问的工作，于2001年搬去伦敦。有两个人都将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母亲，尽管这本书已经是出版一年了，但很显然，这本书像是为她写的。母亲一口气看完了，又跟我讨论了几个小时这本书谜一样的结尾。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学生，他想尽办法融入纽约生活，最后还是不得不返回巴基斯坦的故事。这本书的独白部分很对母亲的胃口，读者可以透过主人公自己的话来了解他们的内心。“9·11事件”在书中也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所有人都想找回某件东西——死去的男朋友、一个可以接纳他的地方——然而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太多的事情了。
对于小说令人费解的结尾，我和母亲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再次回到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门诊中心的时候讨论了这本书，候诊室里挤满了人，我们只在电视区找到座位，我们压低嗓音，以免吵到别人看电视。当电视屏幕上充满世界各地金融界噩耗的时候，我和母亲也会看一眼。
我们对《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意见相差很远，那年我们常常争论很多事。在小说的结尾，可以很明显看出两个人物会死掉一个，只是很难判断是哪一个而已。我认为只有一个结局，只是现在还无法想透彻。但母亲认为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因为你的选择会暴露出你内心的想法。我现在相信母亲是对的，但那时候挺不高兴的。
尽管用了点时间我才接受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局，哈米德的小说让我重新对自己审视一番，哪些值得相信，偏见又是如何造成的。在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大卫·罗德仍然没有音讯，这让人感觉尤其伤感。母亲告诉我，大卫并不愚蠢，他不会跟一个他不信任的人出去，而且他对当地的了解和直觉都是一流的。尽管如此，一个人还是可能因为不小心而犯下大错。如此说来，政客们怎么知道在这个地区可以信任谁？军官们知道吗？当地的人又怎么知道我们中的哪个人值得相信？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即便选择相信美国人，那么又该去相信哪些人？
我跟母亲说起我小学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威廉太太。那是1969年，当我们吵闹不休的时候，她就会对我们说：“孩子们，如果在这里你们都不能彼此好好相处，又怎么跟那些在越南北部的同胞们和平相处？”尽管我才读小学二年级，也觉得这句话有点太天真了。不过，威廉太太确实是对的。
我问母亲阿富汗和邻国还有没有希望，“当然，只是不能光用嘴巴说。这是我们学到的一课。你必须跟大家一起努力，通过与人共事的方式了解对方，你可能还是会判断错误，但这个方式会让你了解更多。这个是真的，无论你身处何处都适用。”母亲回答。
“可是你怎么才能知道哪些人值得一起共事呢？怎么才能在开头就避免犯错？”我想起母亲作为妇女委员会理事长期间的旅行经历——在查尔斯·泰勒的叛军进攻时前往蒙罗维亚，去塞拉利昂、几内亚和科特迪瓦，在旅途中，她和同事必须判断该相信谁，该相信哪些决定。
“你无法总是正确判断出该相信谁。有时你以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往后还是会错。但当你与他们一起旅行、与他们一起工作、发现他们的人性，就会留心他们想找出什么样的信息？会不会跟别人说？然后你还要自己判断，他们做的这些有意义吗？如果你还不能完全决定，就再多了解一点。你不能什么都不做。”
2009年1月中旬，奥赖利医生的检查室里传来一个坏消息――肿瘤再次快速增长。尽管它们仍然没有为母亲首次治疗时那么大，却也表示新的化疗药物已经无法阻止癌细胞，该换另一种治疗方法了。检查室中没有太多的家具或装饰，没办法让人分散注意力。地板上铺着地毯，椅子是塑料的，有个放置用过器具的容器，上面印有生物性危害字样，一个金属的洗涤槽、纸巾、检查台、帘幕。当听说了坏消息时，母亲静静地看着奥赖利医生，好像在说：“没关系，我承受得住，这不是医生的错。”
他们准备当天就开始新的治疗。奥赖利医生告知了我们治疗的副作用，听起来与之前治疗的副作用相差无几：手指麻木、皮疹、腹泻、口腔溃疡、脱发。母亲写了张纸条，提醒自己记得从帮她修改假发的朋友那里拿回假发。
“但我们要调整好剂量，我觉得副作用不会太严重。应该不会像在希罗达时嘴皮破得那么严重。你也不用取消去佛罗里达的原定计划，我知道你有多么向往那里的天气。”
“太好了，我还能去佛罗里达。”母亲说，然后她又补充道：“我很高兴嘴巴不会破得那么厉害，我真的很不喜欢。”她说得好像口腔疼痛是某种口味，好像有什么人会喜欢似的。
“这次不会了。”奥赖利医生笑着说，“太难受了，对吧？”
“不过你给我的漱口水很有用。”母亲说。
“你还有其他要问我的问题吗？”奥赖利医生问。
母亲摇了摇头。
“那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奥赖利医生说，“你的孙儿会从日内瓦去佛罗里达看你吗？”
母亲笑了起来：“哦，是的，巴黎和纽约的那几个也会去。”
回去的时候，母亲说她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她能感觉到肿瘤在增长。所以她现在只希望能去佛罗里达，大家会去看她，她还可以和那边的朋友聚聚，再享受一下温暖的天气。
那天在化疗室里，我们又再次谈起了《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结尾。“我已经把结尾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真想知道最后死掉的那个人是谁。我最讨厌搞不清楚状况。”我说。
“我也是，所以我总是先看结果。但有时，人生就是没办法预知结局，即使你知道了全部的过程。所以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但尽最大的努力。”
我们最后离开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时候正值寒冷的一月，天气不太好。但母亲坚持要坐公共汽车，于是我陪她一起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