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确诊患有胰腺癌之后的几个月，主演过《人鬼情未了》和《辣身舞》的明星帕特里克·斯维兹也患了同样的病。他比母亲年轻很多，母亲很喜欢他的电影，只不过在他生病之前对他并没有太过关注。一个月之前，母亲即将起程前往佛罗里达小住，电视播放了一段帕里克接受芭芭拉·沃尔特斯的专访。可是我把这事忘记了，直到那天我打开电视，习惯性地转台，恰好赶上播出。这段专访很令人震撼，像母亲一样，斯维兹非常坦然地表达了他的希望与决心，他将与癌症抗争到底，虽然他知道自己终将死于癌症。
访谈刚刚播完，电话就响了。
“他是不是太棒了？”当然，我知道母亲在说斯维兹。“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她对于斯维兹的坦率以及毫不避讳谈论治疗造成的肠道问题尤为欣赏。母亲也同样坦率地谈论过这些——痉挛、腹泻，以及便秘，这些通常都是会让大家不太舒服的话题。但她坚持如此。在难民营的经历让母亲对于这些事情没有过分的拘谨，她也不认为其他人应该对此那么忌讳。
母亲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机会和胰腺癌病人聊聊，也没机会结交病友，因为大部分病人都撑不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就去世了。现在她才觉得她总算遇到了一个病友，哪怕只是在电视上。她说她会把斯维兹的访谈录像带去佛罗里达，还要给她在那里的朋友们观看。
母亲抵达维罗海滩时，她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糟到她觉得跑去那里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她发高烧、浑身颤抖、腹泻、手脚麻木、恶心呕吐。不过一天后，在克服了飞行伴随的种种不适之后，她感觉好多了。她还调侃了那些在机场用轮椅作为插队道具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轮椅，却让像她这样真正需要轮椅的人，站在漫长的队列里。
“妈妈，你可以用机场的轮椅啊。”我在电话里提醒她。
“但那应该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她说。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在公共汽车上还是会给比她更年长的人、孕妇和孩子让座，她知道当汽车转弯时，这些人会抓不牢。她也会瞪着那些身体健康却不让座的年轻人。
母亲跟以往一样，在佛罗里达停留期间也安排了很多活动。我一到她在维罗海滩上租下的别墅里，她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她的计划。有我陪着母亲，父亲就能够回纽约待一个星期处理一下他的工作，我们去年也是这么协调的。大卫几天后也会过来。我的哥哥、妹妹以及家属也都已经来看过母亲了。
“早晨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看海牛。艾德里安、米洛、露西、塞伊都好喜欢海牛。”
早晨，喝一杯母亲已经准备好的咖啡，然后出门，穿过喷泉、大门、街道，来到港口。我们站在码头边缘，等着这种体型壮硕、造型奇特、灰色笨拙的海洋生物现身。
“我真希望今天能看到海牛。”母亲说。
回想这一年半，我总是被各种怪异的迷信想法突然冲击到，这就是琼·狄第恩所说的“不可思议的想法”吧。我当时的脑海里都是下面这种荒诞的句子：如果海牛出现，那么今天就会是个好日子，母亲会感觉“好多了”；如果海牛不出现，那么今天就是个“不太好”的日子。我深深地望向海水，希望能够看见一只海牛。我看向母亲，她正抿着嘴唇，好像女生弄匀口红时的动作。可是她并没有涂口红，干裂的嘴唇被风扫过一定很痛。
然后我看见海牛了，先是一只，再一只，又一只。港口混乱地停满汽艇，白色的艇身映衬着晦暗的海水和湛蓝的天空。这些船没有人开，静静地停泊在岸边。海牛们缓慢地在船只之间移动。稍远一点，是全速行驶的汽艇。当你凝视着海牛的背影时，会发现它们的背上被划出一道道巨大的结痂的伤口。
“它们被汽艇划伤了。”母亲说，“太可怕了。”
看完海牛，我们回到公寓吃早饭。吃饭时母亲坐在身边陪着我，她会努力吃一点燕麦片或是英式麦芬蛋糕，不过她的胃口实在不好。《纽约时报》过一会儿才会送来，我们吃早饭时会先看当地的报纸，母亲特别爱看房屋或公寓出售的广告。
“我们可以在这里买一间小公寓，大家都可以过来住，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早饭后，就该去电脑中心了，母亲可以在那里查收她的电邮，接着去卖酒的小店买瓶红酒或者威士忌，然后去熟食店买晚餐要吃的东西，接着是超市。
我们一般会睡个午觉，然后看书，一直到四点。那是母亲最喜欢的时刻。当时钟准时指向四点的那一刻，我们准时出门去海滩散步。读书会现在是移动的了。母亲喜欢海滩的天然美景，她总也看不够，也期待其他人出来散步，或是带着他们的狗慢跑。母亲不只是与一些人点头致意，她还跟许多人打招呼。
“看，那边有一只特别漂亮的英国可卡犬。主人是一位从圣地亚哥来的女人，她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们工作。她的女儿在参军。”
我不想看到什么可卡犬，也不想见圣地亚哥来的女人，更不想知道关于她女儿的事。除了母亲，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想跟母亲讨论书或大海，然后在温柔的海浪声中沉沦。当然，我喜欢狗。但所有这些陌生人的生活、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会让美景减色的。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这些人打扰了我与母亲所剩无几的有限对话，我感到愤怒。
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总想要与别人交谈？等待化疗时、在出租车、机场、市场、难民营以及晚餐会上，这些人总是有太多话要说。“就没有那样的时候吗？妈妈，当你只想一个人待着，独自一人或者只跟你认识的人说话？”我问，“看起来你在任何地方都总是在见人。”
“我不是总想要见人。”
“才怪，你总是想要认识人。”
“不是，我有时候也不想。但认识人不是什么难事。只有先去认识某人，跟他说话，最重要的是问他问题，才能确定你想不想认识这个人。而且我没觉得这对我是种打扰——他们给了我们更多的话题，就像书一样。”她停顿了一下，“但我真的不是总想要认识人的。”
突然，一只可卡犬在午后的微风中闯进我们的视线。它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你好，苏珊，这是我儿子，威尔。”
“很高兴认识你。我刚从纽约来，”我开口寒暄，接着说：“妈妈跟我说你在圣地亚哥为需要特殊服务的孩子工作。你的女儿好吗？她在军队里，对吗？”
回到家后，我试图想起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学一回到家里就会问母亲一天过得如何，或是问父亲他声音沙哑是不是因为感冒了……之类的。我还记得从寄宿学校回家后就会这么问他们，但当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敷衍了事地问一下。
我不懂得怎么询问和聆听（是真正地用心聆听），也习惯寻求乐观的答案来满足自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所好转，不会从糟糕变得更糟糕。可我的母亲却令我失望了，我绝望地盼望她的病情能够好转一点，可怎么越来越差了？
我带着琼·狄第恩的《不可思议的一年》来到佛罗里达。我和母亲在这本书刚出版时都看过，但我想要再看一次。狄第恩在书中描写了丈夫突然去世后自己的生活，她在书中的前几页对此做过描述。书中也写到了她的女儿一度病重，濒临死亡，之后却又痊愈了。悲剧的是，她的女儿在这本书写完之后、出版之前，死于胰腺癌。《不可思议的一年》是一本关于死亡、悲伤以及疾病的书。
狄第恩把丈夫去世的悲伤与自己父母去世后的感觉做了比较：
“悲伤，当它袭来之时，没有人可以预见。这跟我父母死的时候不一样：我爸爸在八十五岁生日前夕去世，妈妈在九十一岁生日前几个月去世，两人在去世之前都经历了几年之久的逐渐衰弱。他们走的时候我很难过、很孤独（无论多大年纪的孩子，被父母抛弃时都有孤独感），为过往的时光，没有说出的话语，为无法分享的，甚至无法用任何现实的方式表达的感谢，为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忍受的痛苦、无助、生理上的羞耻感，为所有这一切感到后悔。”
我沉浸在这本书中，并且不时回去看那一段话。母亲还没有去世，她还好好地活着。我虽然难过但并不孤独。而且我还有机会去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这样我就不用遗憾后悔。我有机会来感激并且减缓母亲的痛苦、无助，以及生理上的羞耻感。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母亲还活着，却也即将死去。她想要谈论朋友、工作、孙儿、房地产和我们正在读的书（特别是狄第恩的书，我刚看完母亲就又重读了一遍），音乐、电影、交通、好笑的故事、旧日子以及我的工作……那是一个漫长的单子。她想要与我、与所有的家人一起共度时光，但也想要认识新朋友。
我体会到狄第恩用字遣词的智慧：分享与接受。我发现，只要我愿意跟母亲讨论任何她想谈的，或是仅仅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陪着她安静地看书，这些都是分享。我甚至没有探究，没有追问，或是没有注视来表达对她的接受。
那是愉快的一天。天色渐晚，我给自己倒了杯酒。我们把从熟食店买来的火鸡与面条加热一块吃了。晚饭后，我们一起看了关于政治人物李·艾特沃特的纪录片。我们都很喜欢这部片子，只是影片以他死于癌症结尾，还有一些他饱受疾病折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镜头。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抬头看了几次，想看看母亲在做什么。影片结束后，我问她感觉如何。我继续努力用从《疾病的礼仪》一书中学会的方式提问：你想要告诉我你的感受吗？我仍然认为这是个绝佳的建议，只是过了一段时间后，这种提问就会看起来有点做作，太过正式，就好像当教室里只有你和老师两个人，你仍然举手提问一样。这种问话方式很适合打电话，但当我和她在佛罗里达的房子里时，这么问就会显得怪异。
“好些了。”她说。
我希望这是真的。毕竟我们真的看见海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