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样的女孩》是关于卡罗尔·金、琼尼·米歇尔、卡莉·西蒙的书。书中有个与母亲毫无关系的部分：这三人面临着创作的纠结，需要而且渴望通过创作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母亲不是一个创造型的人，她不作曲、不写歌词，甚至不会乐器、不写诗、不写小说，几乎不写日记、不画画，也不做雕塑，饭做得不错但不是创造性的烹饪，喜欢漂亮的衣服但不愿在上面花太多心思。
母亲对音乐、艺术、陶器与文学的热爱却是无可比拟的。
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被鼓励进行创作似乎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网络为人类带来的最为显而易见的优势之一，就是为人类开拓了创作的世界。母亲当然也很感谢这一切，但她也很满足于享受一切，尽管自己并未进行创作。
“没必要每个人都学会做所有事。”她说，“人们忘记了，人也是可以通过选择敬仰、支持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他人创作的美好的、富有挑战的事物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那些是我永远也没法创造出来的。我不会用那种快乐做任何交换。”
这是贯穿母亲一生的主题。她总是去博物馆、画廊，并且在购买艺术品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原则。那就是无论何时，如果一幅画的出售价格能够改善年轻艺术家的事业，她就会掏钱购买。在她生病后，仍然尽可能地去看艺术展览，尽管在画廊里走来走去对她来说越来越费劲。
在母亲日益衰弱的时候，越来越能吸引她注意的是陶器。就像一本书引向另一本书，陶器也是一样。在一位英国朋友的帮助下，她对英国陶器艺术家克拉里·克利夫的几何图形艺术装饰作品的热爱，又将她引向了陶艺大师汉斯·柯帕，然后是新一代的英国年轻陶器艺术家。年轻艺术家使用单色釉，用简单的形状和对人性的赞美来进行创作：轻微失衡的形状、不工整的瓶口、抽象的不完美、轻微的不对称赋予了无生命的器皿个性与生命。这是母亲和父亲共同的爱好。他们喜爱的陶艺家还有埃德蒙多·德瓦尔、朱利安·史达儿、鲁珀特·斯派拉、卡琳娜·西斯卡托和克里斯·基南。
欣赏这些陶器时，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那个角度看，用不同的方式放置，感受作品如蛋壳般易碎却又质地坚硬的特性，看着光线投射下的阴影，感觉它们的重量与质地——这些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种冥想。我会去她家看着她用一种中间聚焦的方式欣赏这些陶器，不是瞪着它们看，而是安静地领会它们。与这些美丽的物件生活在一起，给母亲带来莫大的快乐和平静。
艺术品在保存、收集以及欣赏的同时，也得花时间对其整理和摆设，所以母亲对于垃圾或者俗物没有什么耐心，在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后，越发没有耐心了。我则相反，继续把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浪费在看电视真人秀、了解各种名人的生活、用伪装的讽刺和虚假的平民论来消费在文化垃圾上。平民论是我们这一代以及下面几代人的标志。母亲实在难以理解，我愿意去看《重回蓝色珊瑚礁》，或粘在电视机前看星期天真人秀马拉松节目。当我告诉她我要做这些事情时，母亲从没有说过任何批评的话，但她确实会有一种表情，很快就会设法让我转换话题。八月的一天，我去母亲家里看她。我谈论一档所有人都在谈论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当我停下的时候，母亲问我是否想要看厄普代克的新故事，那是作家去世后，几个月前刚出版的一本选集，名字叫作《父亲的眼泪》。
“故事怎么样？”我问。
“棒极了，写得太好了。你知道，我在拉德克利夫的时候，招收过一名非常聪明的一年级学生。我从来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几年后，我发现他是才华横溢的约翰·厄普代克。他写的这些故事让我想起好多回忆，比如我们全家去摩洛哥旅行，还有一个在剑桥发生的故事。当然，你可以先看一个故事，然后看感觉怎样。”
“你最喜欢哪个故事？”
“标题的那个故事。那个谈论到很多死亡的故事，在这里。”母亲把书翻到一个章节拿给我。那是一个关于第五十五次高中同学会的段落：
“聚会节目单背面是去世同学的名单，越来越长了；班里的美女们有的发胖臃肿，有的瘦骨嶙峋，都成了又老又丑的老太婆；昔日的体育健将以及非体育健将们，都需要起搏器和塑料膝盖的帮助才能行动；我们都退休了，差不多要开始占用墓地了，好在我们死去的父亲们大多已经体贴地让出了他们的位子。
但我们不这么看自己，我们不认为自己那么步履蹒跚，那么老迈不堪。我们看见了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有着同样清新的圆脸、圆圆的耳朵、长长的睫毛。我们听见小学里的愉快尖叫，以及高中舞会时本地爵士乐队用迷人的萨克斯风和低音小号演奏出的布鲁斯音乐，点燃了整个体育馆。”
母亲下两周的日程安排被与亲朋好友的短时会面填满，再就是给没办法见面的人发电子邮件，从儿时的朋友、大学同学、常年与她共事并一起去过很多地方的女同事、招生办公室的同事、曾任教的学校的教师、董事会的朋友，甚至长达数十年的好友，还有学生、表亲和侄儿。这些人不仅给母亲带来快乐，也为她带来力量。在她交情最深的老朋友、同事和家人的眼中，她不是一位因为癌症濒临死亡的七十五岁灰发女人，而是一个校长、一个一起闲聊的朋友、约会的对象、在达尔富尔一起盖一条毯子的人、一个波斯尼亚选举的监察员、一个精神导师、一个与你在教室里和教员休息室里一起大笑过的老师，或一个在有争议的会后一起发牢骚的董事会同事。
厄普代克去世了。当母亲阅读他的书时，她看到的是那个聪慧绝伦的高中一年级小伙子，以及他必须写的关于变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相。
我那天晚上看完了《父亲的眼泪》，然后把书还给了母亲，这样她就可以再把书借给其他人看。我们没有谈论这本书，因为我无从评论。但每次我们提到这本书，都感觉很怪异，好像我们在谈论是母亲去世之后的父亲，而这点母亲几乎不谈，只是轻描淡写地为我们所有人安排没有她的旅行，或多去父亲的俱乐部一块吃饭的活动。自从我看了斯特格纳的《终得安全》，母亲说她确定席德在妻子去世之后会没事的。我们只会说到那里，而且再也没有提起过。就像我们停止提到厄普代克新书的名字一样。我只是把它称作“厄普代克的新作”。
那个八月，我们一起看的第三本书是三十七岁小说家维克多·拉瓦列的《大机器》，可谓极其天马行空的著作。他也是个短篇小说家。在姑妈的乡间别墅时，母亲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我向出版这本书的朋友打听这本书，母亲曾经给这位朋友的女儿提供过一些关于学校方面的建议，所以，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书就已经送来了。我的那本是自己掏钱买的。
那真是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一个清洁工人受到一张纸条的鼓舞，拿了别人给的一张火车票后，出发前往陌生的佛蒙特州殖民地，加入了那里的一个戏称为“憋足学者们”的黑人社团，调查各种怪异的现象，接着便有一系列传说中的诡异事件开场，有男人怀孕、美洲土著传说、鬼神学、连环杀手，还有野猫。母亲深深地沉迷在这个故事中。虽然她已经看过了结局，但结局并没有透露面发生的那些精彩绝伦的故事。
我很兴奋地想要跟母亲讨论《大机器》这本书。过去十年间，我读过很多书，发现众多书籍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太平淡了，而且情节随便猜就能猜到。这不是说我喜欢为了荒谬而荒谬，但假如一个作家在我看了他的作品后大吃一惊，而且情节不是那种完全不合逻辑的荒谬，那么这个作家在我看来就是位优秀的作家。大多数书只是按部就班，丝毫不让人惊讶，比方说每一本涉及海难与潜水者的书里，潜水者总是会在深海船难处发现尸体。
“你怎么看？”我问母亲。
“非常精彩，我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我知道为什么有人把他跟品钦相提并论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品钦的书。”我老实地回答道。母亲看了我一眼，我赶紧说：“但我会看的！”
“每个人都觉得品钦的书很恐怖，但我总是觉得看他的书非常享受。而我最喜欢拉瓦尔的地方，是他对第二次机会的看法。”
在书的末尾，一个名叫拉维的人物问讲述者，人是否真的能改变，哪怕像他那样的人。罗尼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可以“左右摇摆他的长鼻子，看起来既好笑又性感”。他是个赌徒也是个笨蛋，他的哥哥将他赶出家门，每个人都避开他。他找寻的不是救赎，而是重回人类世界的邀请函，“仅仅是一个能够解脱的可能”。
这本书中的讲述者说，人能够真正改变。拉瓦尔用讲述者的口吻这么写道：“当一个美国人，就要当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对于体制没有多少信心，但我相信人。”
“那也是我所相信的。”母亲说，“这也是我为什么做难民工作的原因。难民是和我们完全一样的人，只是他们失去了一切，需要第二次的机会。这个世界发生的事跟小说中的一样让人惊讶，疯狂的事情在人们最不希望的时候发生。对人伸出援助之手只是举手之劳，人真的需要互相帮助，即使是一无所有的人。这也不仅仅是关于第二次机会，大多数人都值得获得无穷无尽的机会。”
“不是每个人？”
“当然不是每个人。”母亲说。“当我回想起利比亚，还有查尔斯·泰勒是如何残暴统治他的国家，对塞拉利昂所做的一切，被毁掉的百万条生命，他的残忍和野蛮。嗯，他完全是邪恶的。他永远不配获得任何机会。如果你相信有上帝，你也会相信有魔鬼，纯粹的魔鬼。”
关于《大机器》，我们聊了很多。这是一本讨论起来非常有趣的书，同时也值得好好地阅读和分析，这对吃了利他林以及类固醇、情绪高涨的母亲来说更是如此。母亲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她即将死去的前几个星期里因为重病、太累或无法集中精力而无法阅读。其实她已经有一段日子因为病重无法看书了，但她会看电影、旧片《法律与秩序》、无休止的新闻，以及其他政治评论节目。当她说她坐着一口气看完《大机器》时，那既是对这本书的赞美，也让我们知道她还是她，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清醒，而且还能沉迷在书中。只要她能坐着一口气看完一本书，就说明她的生命还没到最后。
八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去父母的公寓帮母亲办点事。进食对她来说越来越困难，最近发现她能吃一种肉冻，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食物。我的烹饪网站的伙伴为她做了一点，另一个家里承办酒席的朋友也送来了一些。还有一个朋友是父亲最好朋友的太太，发现了一家卖清炖肉冻的商店。这让母亲想起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年轻时光，还有晚餐派对中各种新奇美味的胶状菜肴。母亲也还能吃玉米，朋友们知道后也为她送过来。还有蓝莓麦芬，好几个人都送了。除了这些，母亲能吃下的东西就几乎没有了。
母亲开始消瘦。才一个星期的时候，精力与体重就急速下降。上个星期，我们还散步走过几条街去一家咖啡店吃麦芬蛋糕，母亲还接受一位做纪录片的朋友的采访，在镜头前讲了几个小时，聊生命中对她有所启迪的女性。而现在，我们有一件事得一块做：穿过街道，走到对面银行的提款机。母亲颤抖地抓住我的手，跟我一块出门，她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
纽约是一个鼓励伪善的地方。当我走路的时候，我诅咒闯黄灯的出租车，但当我快迟到的时候，司机开得很勇猛，我的小费会给得相当大方。我也习惯快速地走过忙碌的人行道，但此时，我与母亲在一起，看她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每一步都可能走不稳，所以我很看不惯那些粗鲁地晃着手臂，或者满不在乎地背着粗笨的包或双肩包又横冲直撞的人。经过街角，穿过马路更让人胆战心惊，没有人为瘦弱的灰发女士停顿一秒，她那么努力地参与着这个城市的生活，还没有准备好躺在床上，还没有准备好死去。
妹妹很快回到纽约，这两年她已经多次回来探望母亲。父亲常带母亲去纽约的各个地方转，哥哥和嫂子，还有许多朋友也会陪母亲出去。母亲不愿意用轮椅或助步车，只愿意用手杖。大多数时候，她都会找我们中的一个人陪着。但有些事情她坚持要自己做，不顾任何人的劝阻，比如去一家礼服店给妹妹买一条黑色的礼服裙。妮娜后来才明白，母亲希望她穿一条漂亮的裙子来参加她的葬礼。九岁的小侄子艾德里安在学习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于是母亲跑了各种画廊，试图在能力范围内找到20世纪20年代伟大摄影师詹姆斯·凡·德泽的摄影作品。她没能找到，但还在继续寻找。
她与孩子们的谈话内容，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讨论的重点。毫不夸张地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周，她都是在为孩子们而活。
朋友们会来看她，她也在继续选择性地做生物反馈疗法和灵气按摩等非传统治疗方法。她之前有一个学生给她拿来许多关于新时代哲学和灵魂学的资料。“你爸知道了一定会气疯的。”她对我说。但她还是接受了学生的心意，不过从来没去找过灵媒。
其实父亲早就不对她发脾气了。他是体型高大、毛手毛脚的人，但他在屋子里轻手轻脚地以免在母亲休息时打扰到她。他的办公室离家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母亲恳求他不要在工作时间跑回家里。他快要八十二岁了，母亲对他在盛夏的八月来回奔波很担心。
父母的一些朋友和家人，都对父亲给予母亲的深切关怀和付出表示惊讶。他们两个人，我们都以为父亲是难相处的那一方。父亲脾气暴躁，母亲却很平和。父亲对吵闹的孩子、求助的人没什么耐心，但母亲却对这些无限欢迎。父亲只跟有限的人聊，母亲则能跟所有的人聊。
然而他们在一起的这一辈子，父亲的怒火总是代替母亲发的，他总是极力地保护着她。他们喜欢在一起，让彼此欢笑，喜爱的事物几乎完全相同，对音乐与艺术方面的品位惊人地相似，对人的看法也都差不多。
在一方不在场时，与另一方谈话，你就能发现，他（她）是多么牵挂着、想念着对方。私下里，父亲非常慷慨，甚至有些感性，他不喜欢母亲总是永无止境地工作着，却用打趣的方式取笑她，而母亲都会被逗笑。当父亲说得太过火的时候，母亲会用一个爱意多过严厉的表情看着他，然后说：“喂，道格拉斯！”就能控制住他了。
事实上，父亲的反复无常多数只是做样子而已。在极度自由的剑桥，他总是高兴地告诉所有人，他为理查德·尼克松投了一票；直到几年前，他才承认自己并没有为尼克松投票。对他来说，看到人们听到那个消息后的反应实在是太搞笑了。他也戏称自己是剑桥最小气的父亲，因为他偶尔会用奇怪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当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的小孩上门来玩“不给糖就捣乱”的游戏时，他便问他们是要糖还是要钱。“我的本意是想看看你们是否愿意放弃糖果，选择金钱去帮助饥饿的孩子。”他会这么教育一些穿着巫师服饰要糖的小孩，“我不会同时给你两样，你选哪一个？”答案永远都会是糖果。这证明了他的观点，但让在后院的母亲生气地直摇头。
当母亲的病情日益严重时，父亲不再坚持这种社会实验了；他开始接电话（他还是讨厌这件事），甚至还礼貌地对待不少打电话的人。母亲不时地会坚持让父亲出去跟哥哥和我吃晚饭。但除此之外，他每个晚上都在家跟母亲吃她吃得下的食物。
8月24日星期一，母亲发了一条新的博客文章给我上传。她的风格一如既往，但她对于这篇文章尤为紧张，问我合不合适。“请帮我编辑一下，如果不太好的话告诉我。”我跟她说，文章的想法棒极了，标题就取名为“安宁照护与卫生保健”：
“母亲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安宁照护团队，他们把她照顾得很好。这个团队有护士、社工、营养师。另外，在父亲和一片利他林的帮助下，她已经能够在早上去听莫扎特再现的交响乐排练，下午还看两场演出，晚上就不出门了。
我们下周会去见医生，之后会看另外一份医疗报告。
母亲希望任何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能够支持卫生保健的改革。她认为她能够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是因为她很幸运，也认为像她一样辛苦工作的人，却没有医疗保险是极端不公平的，不管是因为他们失业，或是他们的工作没有提供医保，又或是因为过去的健康状况而买不到或买不起的人，都必须得到公平的、等同的待遇。这一切现在还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但这个秋天必须通过一些法案。
向我们的所有朋友及家人致以最好的祝福。”
由于我在博客上贴出的文章以及其他沟通中提到母亲在安养护理阶段，大多数人很快就领悟到这意味着母亲离去世的日子不远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关心传递过来。我再次学到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她生命中曾经与她有过交集的人发来的慰问，让她感到无比欣慰。如果发来的是电子邮件，母亲便高兴地看着；如果不是，她喜欢亲耳听到这些人对她说，或者是通过我们转达。
下面这封电邮是大卫·罗德八月初发给母亲的。
亲爱的安：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慰问信，抱歉我没能回复你的第一封信。我们在马德林和朱迪森的婚礼后，去了缅因拜访亲友，所以收信晚了。能在婚礼上遇见你实在是太好了。你看起来很不错。我被监禁的时候，有时候把这种生活看作是与癌症的漫长斗争，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我必须竭尽全力活下去。塔利班对我还行，就像我告诉你的，他们从来没有毒打过我，每天还给我一瓶水，我甚至还获准可以在一小块院子里走走。简单来说，我没有经历过你正在忍受的痛苦。
从某种角度来说，被囚禁比患有癌症要容易应付得多。
我可以努力地与绑架我的人交谈，努力唤醒他们的人性，而你无法与疾病交谈。你由始至终展现的勇气让我很受鼓舞。如果有什么事是我可以为你做的，请一定要让我知道。任何时候，我都很高兴与你碰面，如果你想要听塔利班的故事来分散注意力的话，我很乐意分享。如果不想听，我也完全能理解。请好好地休息、放松，不必回复这封电邮。你的身体需要时间修复精神。作为一个囚徒，我很明白好好睡觉和好好吃饭是修复一切的基础，这也是让我一直活下去的关键。我会为你祈祷，正如你曾为我所做的那样。最后，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上帝手中。我们当然会全力奋斗，但也接受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最后的决定权在于上帝。这个信念让我们在面临任何情况时，都能感觉到安慰。然后，突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我们得以逃脱幸存了下来。我发自心底地希望，这也能发生在你身上。
祝安好
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