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最后一周，母亲不用看医生门诊，所以读书会可以在父母家里举办，而父亲在办公室。
八月末的一天，我过去帮母亲做点事。做完之后，我坐在母亲身边的沙发上，开始准备看书。首先，我得帮母亲找到她看书用的眼镜，她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她总是用廉价药房出售的眼镜，母亲去世后，道格、妮娜和我在公寓整理她的眼镜，一共找到了二十七副，它们散放在各处：垫子上、小柜子里、抽屉里、口袋里、花瓶后面和书架后面。每次找不到眼镜的时候，她都会再买一副。
今天，我找到了一副。她很兴奋地要看《斯必迪汽车厂奇案》，那是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第一女子侦探社》系列的新悬念故事。母亲很快找出她要给我看的一段，然后递给我，手指着那个段落：
“马库茨（拉莫茨维小姐的秘书）关于村庄的想法是对的，哪怕是那些比较大的村庄，像莫丘迪。那是拉莫茨维小姐出生的地方。这些地方仍旧太过亲近，所以无法用足够粗暴的语言来描述。如果有人写了封信，收信地址是‘博茨瓦纳，莫丘迪，那个戴帽子的男人收。他是个矿工，很懂牲畜’。那么毫无疑问这封信会准确无误地送到她父亲的手里。”
这段话让我忍不住微笑起来。我知道在我读它的时候，母亲在观察我的脸，等待我露出喜欢的表情。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讨论这本书。
“太好了。”我说，“真的让人感觉，你知道那个地方。这是非常棒的描述。”
“我在非洲的时候，去过许许多多像这样的村庄。”母亲说，“他描写的一点没错。”
我看着母亲的时候，没有把她当作一个病人，但也没有当作是我的母亲。我们一起读了很多的书，一起在医生办公室度过了很多的时光；我感觉我遇到的是一个有点不同的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思想有点古怪但非常有趣的人。我会深切地思念我的母亲，也会同样思念这个全新的人，思念这个逐渐深入了解她的过程。
那天，母亲还给我看了另外一件东西。而在我离开之前，她告诉了我另外一件事。我朋友在喀布尔拍的视频有了一个新的剪辑版本。视频以一托盘的书被放进汽车后备箱开始，而这辆汽车顶上捆绑着一个松木的书架，然后汽车驶入喀布尔边界。镜头里一群阿富汗女孩愉快地看着书，互相指出书中的段落；她们对站在一旁的南茜·哈奇·杜普利露出开心的笑容。她们真的在看书，是真正的书。这六千名学生只有五百本书，但以前一本都没有。
母亲想要告诉我的另外一件事儿是：
“在我走后，绝对不能把我积攒的飞行里程浪费掉。我会给你我的密码。达美航空的给你；英国航空的给你哥哥；美国航空的给你妹妹。”
月底，我们为父亲的八十二岁生日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晚餐派对。我出门的时候，母亲叫住了我，要我记得打电话给她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搬去了纽约，希望得到一些工作上的建议。我说我记得。然后她带着一种恶作剧的笑容，小声地对我说了句悄悄话：“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些草本植物，为了帮我恢复食欲。我按她说的泡了茶，但我不喜欢喝，并且再也不打算喝了。”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母亲说的是大麻。我们偶尔会逗她和父亲。他们是60年代在剑桥认识的人里面，唯一两个从来没有尝过大麻的进步民主党人。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从来没有吸过大麻，她说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过她大麻。我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现在我们看完了厄普代克、《大机器》，还有麦考尔·史密斯的书（好吧，母亲看完了，我还没看完），是时候选一本新书了。
两本书备选：雷诺兹·普莱斯的《心灵盛筵》，美国著名小说家的短篇选集，从1995年起，就被国家公共广播频道播放；还有爱丽丝·门罗的新故事选集《太多的幸福》。当时这本书刚刚在英国出版，还没有美国版本；母亲的一个朋友帮她买了一本。
我们与奥赖利医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1月1日。我想不起那天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第二天，我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其实只有我在吃，母亲坐在一边看着我。她的体重已经降到四十公斤以下了，虽然仍在努力进食，但除了几口食物，一点汤，她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
下个星期，我本应飞到旧金山出差几天，但我根本不知道是否要去。去旧金山的原因是，我要去矽谷的砂山道与一些投机资本家见面，看看我是否能说服其中一位为我的冒险事业投资。烹饪网站运营得不错，但我们急需现金。母亲坚定地劝说我去出差，让我不用担心她，说她感觉好一点了。
那天，我们聊了家人、计划，以及嫂子即将要开的绘画展览。印度第二首富请南茜画一副巨大的壁画，放在他们在孟买的世界上最高的私人房屋的舞厅里。南茜想在壁画装船运出之前，在工作室里为家人以及几个朋友展示一下。母亲不想错过这个展览，我也不想，于是准备及时飞回来看。妮娜几天后会来看母亲，这样她也可能赶上展览。我和母亲讨论着南茜的展览以及其他事情，就像一个普通的家庭日，不谈文学或者忧郁，只谈后勤的事宜，好像母亲是负责展览的调度中心，指挥家里人往返来去。她仍然在计划着未来，我也从她那里得到了线索。她想要谈谈她感觉怎么样吗？今天不用，因为她想要做计划。
她甚至都计划好了要读的书。我把普莱斯的书带在飞机上，母亲已经快看完了；她想在我离开的时候看门罗的书，然后再把它借给我看。
那个星期一是劳动节，我飞去了旧金山，住在大学时期的老朋友家里。我根本不知道会累成那样，尤其是第一个晚上。我在他的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打瞌睡，听着他的魔鬼立体声音响。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她只说了几分钟就挂断了，她感觉不太舒服。
我看完了雷诺兹·普莱斯的五十二个短篇故事。普莱斯描述了自己不同寻常的童年，回想自己是一个穿着西部牛仔服，拿着秀兰·邓波儿洋娃娃的男孩。他描写了英国，以及母亲热爱的50年代，那时候的“专业剧院非常精彩，而且票价低廉得可笑”。书中还有对教师们令人动容的赞颂。他写到自己对于准时的偏执，以及对不准时的人们疯狂的担忧（已经变得让他恼怒了）。他通过一般的主题来反映世界，写疾病，像艾滋病带来的损毁和悲伤，坐在轮椅上的人，还有死亡。“在我们所处的美国历史上的这个阶段，死亡几乎成为最后一件污秽的事情。你是否注意到，许多人拒绝说‘某人死了’，而是说‘某人去世了’。尽管在最先进的设备下，死亡已经成为一个无菌过程，随之而来的是收缩包装，然后是快速运输。去哪儿？其他地方。简单说，死亡是我们不愿公开讨论的话题。”这一页被母亲折了角。
我与创投公司的第一天会面并不愉快。我从一个满是书本的世界里来，这对我是个大大的减分。这就好像走进波音公司面试，却带着一份满是与马和马车有关的工作简历一样。那天下午，我又给母亲打电话，我们快速地聊了一下。她听起来没有任何好转，但她告诉我，已经好些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很早就醒来了，赶去开会。我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她的声音里有明显的痛苦，只说了几分钟的话。她想知道我的会开得怎样，说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提前飞回来。我还有两天的会议。当我在那天晚些时候再打电话给母亲时，她说她已经停止进食了。我取消了所有会议，直接赶去机场坐红眼航班飞回了家。
当你害怕你爱的人死去，飞奔着要去见他时，没有任何地方比午夜机场更让人感觉孤独的了。我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吃了一片安眠药，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纽约。我打了出租车，直接去父母的公寓。
我打电话给父亲，说我正往家里赶。他并没有阻止我，这本身也等于告诉了我需要知道的信息，在过去的四十八个小时里，有多少事情急剧恶化了。妹妹在我到家之前几个小时赶到了父母的公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妹妹坐在母亲身边，而母亲正半坐在卧室的床上。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掠过一丝恼怒。
“你来这里干什么？”她说。她不只是生气，已经怒不可遏了。
“会议进行得不太顺利，所以我决定提前回来了。”我说，“我这个星期还有很多事要做，明知道没有任何结果，还待在那里浪费时间开会，实在是太疯狂了。”
我们就此不提出差的事情了，但母亲仍然生气地看着我。我放弃了原本的计划，是母亲生气的原因之一。但我相信，母亲生气的主要原因是她对于死亡的愤怒。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要离开，仍然有很多事情想要做。而我匆忙赶回来，让她无法说服自己还有很多日子可以活。那天，我一直待在公寓里，跟父亲和妮娜在一起。最后，母亲的脸色缓和了下来，不知道是不再对我生气了，还是忘记生我的气了。我们在餐桌前一起吃晚餐，她穿着最喜欢的衬衫，系着一条绿松石色的围巾，脖子上还戴着珍珠项链。她仍然在做安排，包括南茜的画展开幕仪式。但她意识到自己可能得用轮椅了。我自告奋勇地说，要找一辆可以承载轮椅的出租车或租赁用车。那个时候，她的体重已经不足四十公斤了，但在我看来，她还是她自己，只是更苍白瘦小了而已。她是那么孱弱，但又那么坚强。
我带回了雷诺兹·普莱斯的书，并把它放回母亲的书架。那个下午，在妮娜出去跑步的时候，我与母亲坐在她的卧室里。
“最近没有听到帕特里克·斯威兹的消息，是不是？”她问。他是一位在母亲之后被诊断患有胰腺癌的演员，曾经做过一次让母亲非常钦佩的电视专访。
“没有听说什么。”我说。
“我估计他的情况跟我一样糟糕。”
然后我们开始谈论书。母亲已经看完了爱丽丝·门罗的故事选集。她很喜欢那些故事。“这些故事令我这一个星期都很高兴。”她说。她希望我能读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门罗的故乡加拿大，名字是《自由基》，讲述了一个热爱读书的女人——尼特将要死于癌症的故事。
门罗是这样描述尼特看书的样子：
“她不是把书看完一遍了事的读者。《卡拉马佐夫兄弟》、《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鸽之翼》、《魔山》这些书，她看了一遍又一遍。她会拿起一本书，想着是否只是把特殊章节看一看就好，但发现自己无法停下来，直到整本书又被再次‘回味’了一遍。她也看现代小说，总是看小说。她痛恨人们用‘逃离’这个词来描述小说。她可能为此与之争辩，不是调侃而已。逃离本身就是真实的生活。但这一点太过重要，所以根本不能用来斗嘴。”
在故事中，尼特虚构了一个关于凶手的故事，并因此身陷致命的与癌症无关的威胁之中，但最后她设法挽救了自己。这是一个黑暗滑稽的有着毛姆式结尾的故事，是我和母亲都喜欢的题材。书拯救了尼特的灵魂，那个故事拯救了她的生命，至少暂时的拯救了。
那天晚上吃完饭后，我回到家里立刻就睡了，但在半夜里醒来，然后一直读《太多的幸福》到天亮。我没看标题的故事，更准确地说，我留下标题故事以后再看。尼特与母亲截然不同，除了都是天生的阅读者外。但我能够明白母亲为什么最喜欢这个故事。所有的阅读者都同样在阅读。
第二天是星期五，9月11日。我又来到父母家，想与母亲多待一会儿。她几乎整天都在床上。父亲、道格、妮娜还有我，都跟母亲在一起。她已经看过了放在床边的《每日的力量》，用一个色彩鲜艳的手工书签标记着看到的地方。那个书签是她几年前访问一个难民营时带回来的。
我用了几个小时忙着找能够承载轮椅的租车服务公司。但母亲想要在壁画运往印度之前去南茜的工作室欣赏似乎是不太可能了。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围桌而坐，一起吃晚餐，母亲也参加了。她几天没有进食了，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交谈。但她一定要与我们坐在一起，她也做到了。我们讲了一些小时候的滑稽故事。母亲偶尔有痛苦的表情，尽管她说只是不太舒服，但一些故事还是让她笑了，特别是涉及鲍勃·查普曼的那些事。鲍勃是她在哈佛读书时爱过的剧院总监，日后也成了我们家的第六位家庭成员。
那个早晨，我第一次更新了一篇由我亲自撰写的博客。
我把文章拿给母亲看，希望得到她的同意。她建议我加上关于奥巴马的句子。文章如下：
“从上周一开始，母亲感觉身体越来越差，很难再打电话，所以给她写电邮要比电话好得多。她阅读所有的电邮，但可能无法一一回复，因为她现在卧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过去几天，她的精力也越来越差，但意志力还是很坚强。
妮娜也从日内瓦赶回来，我们都很高兴。。
母亲看了奥巴马的演说，深受鼓舞。她认为奥巴马的演说非常精彩。这个秋天如果一些卫生保健改革方案能够出台，将会帮助我们所有人，这是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
祝愿所有人劳动节快乐。我们也会随时与大家保持联系。”
星期六，母亲的病情更加恶化了。她整天卧床，不时失去意识。过去的几天，我们一直与凯西·弗利医生（她是妮娜的朋友，一位临终护理专家）以及临终护理人员保持频繁的联系。现在她们派来一位名叫盖布瑞尔的护士，告诉我们一些必须知道的信息，比如如何在母亲需要的时候喂她一片止痛片。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的守夜开始了，我们所有人开始轮流陪护母亲一个小时，在她清醒时与她说话，在她失去意识的时候握住她的手。正如我们被告知的那样，她的呼吸开始变得越来越费力。
那个下午我又更新了博客，但没有把这篇博文读给母亲听：
母亲的疾病恶化迅速。她在安静地休息，她的痛苦也已经被控制。她不再接听任何电话，不再与任何客人见面，也不再查收她的电子邮件。我们会每天更新博客，并感谢每一个朋友的好意体恤。
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难再接听电话或回复电子邮件，所以请持续关注这个博客的更新。
再次感谢所有人的关心。
晚上，母亲的痛苦似乎加剧了，于是我们给了她一片吗啡。她不时失去意识，不断低语地说：“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包括大卫和南茜，都跟母亲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交谈。她跟道格讨论了想要的仪式。道格还问母亲是否有什么遗憾。母亲说她希望能在苏格兰有一个城堡。我并不认为这是胡话。我想母亲真的想要这么一个城堡。母亲的牧师来了，道格与牧师同坐在母亲身边一起诵读了主祷文。在牧师来到的时候，母亲变得非常激动，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在牧师走了之后，她的想法看起来改变了一点，可能轻松了一点吧，尽管她仍然不时地失去意识。
可是事情急转直下。
电影里经常出现的老桥段，剧中人物在深爱之人垂死之际，坐在他们床边，说话、握手，然后说：“没关系，你可以走了。”可是没有一本书、一部电影告诉大家那个场景的漫长沉闷折磨人。妹妹和哥哥也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握着母亲的手，喂了她点水，告诉她我们是多么爱她，倾听她费力的呼吸，留心呼吸是否变得更加沉重。五分钟过去了，再过五十五分钟，另一位亲人将会进来替换。
很快地，一位临终护理的护士过来与我们坐在一起。只要我们需要，护士会一直在这里帮助我们保持母亲的清洁和舒适。我目睹护士帮母亲调适枕头、擦拭眼角、温柔地喂母亲喝水。那是不同寻常的一幕。一个陌生人在无微不至地护理着母亲。大卫和我跑出去买那种预先备好牙膏的小牙刷，这样就能保持母亲的口腔清洁。没有轮到我陪护母亲的时候，我会去做这些事情，否则就只能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了。
一种无意识的残忍事物是电话。当地的选举正在进行，父母家的电话在每一位政客的自动拨号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尊重我们对于安静的需要，但电话还是不停地响啊响。我们会去接听，以免那是母亲的牧师或者护理服务机构打来的，但应答录音总是告诉我们，电话是游说我们为某位候选人或另一位候选人投票。
一度我们发现所有人都在阳台上，那是在只有护士护理母亲的短暂时刻。天气很凉，纽约的秋夜。我们都精疲力竭，但都强打精神，为了将要来临的一切。哥哥说的一句话，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想法。那也是母亲总在说的话：她是多么幸运。
“你知道。”道格说，“如果把一切看成一个交易。如果有人对母亲说：‘如果你现在死去，那么你会有三个健康的孩子；有一个共度了将近五十年幸福生活的丈夫一切安好；有五个你爱着，也同样爱你的孙子孙女。’所有人都这么幸福，那么，我想母亲会觉得这个交易不错。”
星期天，母亲没有一刻是清醒的。大卫走进房间的时候，母亲坐了起来，微笑着。她也会在我们问她问题，表达对她的爱的时候微笑。我们一直陪在她身边。我第一次把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那件奶油色毛衣穿在了身上。我想她能够认得出来。当我坐在她身边时，她用手抚摸着毛衣笑了。当然，她的眼光很好，那是我所有毛衣里料子最好、最合身的一件。不止如此，那也是一件很美的毛衣。
那个周末，我本来要去参加一个年幼教子的成人礼，还打算念一段玛丽·奥利弗的诗作为仪式的一部分，最后只能由我的朋友代劳了。由于母亲喜爱玛丽·奥利弗的诗歌，我决定给她念诗。诗名为《庙宇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写于2004年：
有些事情你无法触及，但你可以把手伸向它，一整天地伸向它。
像是风、飞走的鸟儿，还有上帝的旨意。
寻找这些事物，让你的生命更充实、更幸福。
蛇滑行走开；鱼儿跳跃，如同幼小莲花，探出水面，又钻回水里；
金翅雀唱着歌，在你够不到的树梢。
我看着，从早到晚，永远看不厌。
不只是站在一旁看，而是正如你张开双臂那样站着看。
我思考着：也许什么东西将会来临，一些闪亮盘旋的风，
或者几片古老树木的叶子，
他们都在其中。
现在我要告诉你真相。
世间万物，
即将来临。
至少，将离你我更近。
真挚地靠近。
就像小口吞食的金丝眼睛的鱼儿，不再盘旋的蛇。
就像金翅雀，金色的小东西，
在天边振动羽翼
那是上帝的天边，蓝色的空气。”
念诵这首诗，我感到一阵羞涩，好像戴着耳机的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地铁上放声唱歌。但我愿意相信，在听到我念出“上帝”的时候，母亲的眼睛激动地眨了眨。
念完诗，我看了看母亲的卧室，看了看母亲，她现在似乎比较平静地休息着，但她沉重的呼吸预示着她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她的身边都是书，一整面墙的书、床头柜也放着书，枕边也有。这里有思特格纳、海史密斯、托马斯·曼、拉森、班克斯、芭贝里、斯特劳特、内米洛夫斯基、《禁忌祈祷书》和《圣经》。书脊五颜六色，有平装、精装，还有没了书皮的，以及从来没有书皮的书。
这些书是母亲的陪伴者，也是母亲的老师。它们指引着母亲。看着这些书，就像看到了自己，她知道前面等待着她的会是永生。我那无生命的电子阅读器，能够为母亲带来这些安慰吗？
我还注意到一堆特殊的书。它们应该是为我们下次的读书会准备的。它们放在一排，与其他书分开。
妹妹进来替换我，这对母亲会是很大的安慰。妹妹和母亲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母女关系，那是她们一起在泰国难民营工作时建立起来的。哥哥为母亲念诵圣经，他和妹妹都告诉了母亲孙子孙女的情况。父亲花了大量的时间与母亲在一起，他说他和母亲回顾了两人在一起的时光，说与她在一起是一场多么了不起的冒险，他从来未敢梦想与母亲能有这样美好的生活。母亲已经陷入昏迷，大多数时间很平静。
在我陪着母亲的几个小时里，我跟她谈论我们一起读过的书，书的作者以及书中的人物，最喜欢的段落。我向她承诺，会与其他人分享这些感受。我告诉母亲我爱她。
母亲死于9月14日凌晨三点十五分。牧师告诉我们，母亲很愿意在半夜离世。我在凌晨两点左右回家洗澡。母亲停止呼吸时，是妮娜陪着。妮娜打电话给我，我冲了回来。哥哥也赶了过来，他刚吃了一片安眠药，神色很憔悴。但他一如往常，一直待在那里。
我们分别与母亲的遗体待了一会儿。早晨，妹妹和我等待着来人将母亲的遗体送走。道格和父亲不想在场，所以他们出门去小餐馆吃点东西。妮娜和我打开窗户，让母亲的灵魂散去。那时，我注意到一束光线照在一张小的菩萨画像上，那是妮娜画的。母亲把这幅小画挂在一个能够被光线照到，并且躺在床上就能看见的位置。那是一尊美丽的青绿色菩萨，闪闪发光。
母亲的床边放着那本《每日的力量》，书签还夹在9月11日星期五那一页。我先看那一天《圣经》的段落。那是整本书中最简短的，只有四个字：
天国降临。
然后我又把那一页剩下的内容看完。页末是约翰·罗斯金的一句名言：
如果你不愿祝福他的王国，那么不要为之祈祷。如果你愿意，不能光靠祈祷，还必须为之工作。
我相信这是母亲最后阅读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