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跟大家聊19世纪60年代，首先我有一两个事给大家回应一下。当然，大多数人都认同我讲的，不论是19世纪也好，工业革命也好，西方确实是繁荣的、昌盛的，中国确实是落后的，就算再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的人，也得承认清朝那个时候确实是愚昧的。但是也有人争辩说西方也不怎么样，认为我把西方说得太好，西方那时候也都是血汗工厂，妇女没地位，剥削殖民地，到处都是污染，总之没我说的那么美好。
这个我必须回应一下，我承认，跟今天的西方比，尤其是跟今天白左统治下的欧洲的这么高的福利比，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法比的，但是你不能拿那个时候跟今天来比，你要拿那个时候跟过去比，或者同时代横向比。
比如说跟东方比、跟中亚比、跟美洲比，欧洲当然是文明的、进步的。虽然是血汗工厂，虽然工人没有福利，虽然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是跟封建时代的欧洲比，工厂里那些流血汗的工人是有工资的，还有自由，他可以辞职，他可以去找别的工作，他可以迁徙，过去他被锁在封建领地上。就算不是奴隶也差不多吧，比起之前那个贵族领主有初夜权的时代，其实是进步了很多的。
所以我们比的时候不能这么比，说因为欧洲那会儿没福利，妇女没有选举权等，它就是落后的，至少它在那个时代的世界是先进的。污染当然有了，现代化的代价嘛。在今天的世界，大家都已经认识到污染的情况下，咱们还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雾霾污染。但你也不能说二零一几年的中国，因为有雾霾，有污染，中国就落后了，就退步了，中国其实是在进步的，这是进步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而且，你知道这是污染，在这样的前提下，你都没办法避免污染，更何况那个时代的人还不知道那叫污染。19世纪60年代的伦敦，污染极其地严重，那会儿也没口罩，大家每天吸着煤烟、吸着粉尘就上班去了。伦敦那时候烧的煤恨不得占全世界的一半，但是那个时代人的认识特别有意思，他们认为煤尘不但没什么污染，而且有利于防止污染，那个时候的人坚持认为，污染都来自那些大自然的地方，例如生物和植物造成的污染，比如瘴气之类的，那些才是污染。还有些科学家说，你看这煤烧出来的粉尘里含有一些元素，这些元素还能中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所以那时候的人天天吸着煤烟，还觉得特高兴。
明确意识到这是污染，已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了，人们终于开始知道这东西叫污染。别说19世纪60年代了，伦敦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下酸雨，伦敦的污染也用了一百多年才治好，所以中国现在的环保部部长，也就是我们清华的前校长，现在焦头烂额，因为领导告诉他，必须马上把环境治理好。
西方费了一百年的劲，才把这个事儿给治理好，而且还要把工厂都搬到第三世界去，才把环境治理好，咱们现在处于这么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个事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发展经济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弊端，但是总的来说，那个时代它是带领世界向前走的。
当然了，带领世界向前走不能光靠GDP，光靠GDP这个民族是不能称为文明的，也是不能称为带领世界向前走的，有很多国家人均GDP很高，比如科威特、沙特，但是你不能说它们带领世界向更文明进步。
那个时代的欧洲不光是工业文明，不光是蒸汽机，不光是电来了，不光是光明了，还有大量的思想大师诞生，例如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叔本华、尼采，更更重要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序曲时期，也就是1859年的时候，震撼世界的进化论发表了。
今天大家可以驳斥进化论，我也曾经在节目里驳斥过进化论，而且达尔文确实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就是一个博物学家，就是这哥们看的书比较多，去的地儿也比较多，自己又比较能琢磨，所以进化论在自然科学立场来看，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进化论给了当时的欧洲一个重大的启迪，这个启迪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
进化论发表之前，原来欧洲的殖民者也好，帝国主义者也好，很多时候心里还是有些愧疚的，你看我们自己生活得越来越好，可是我们对殖民地还是有些愧疚的，包括之前讲过英国主动废除奴隶制，而且要求全世界废除奴隶制，还派舰队去非洲打击奴隶贸易等等，但是这进化论一发表可就不得了了。
进化论发表以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进入到血腥、残忍、疯狂、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什么呢？进化论给了他们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这东西很洗脑的，那时候不光洗了欧洲人的脑，后来中国因为被暴捶之后，开始慢慢地打开国门，第一批翻译进来的作品，就包括进化论。
于是中国后来的洋务运动也好，维新变法也好，大量的人也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意思是我是上帝选中的，所以我就是物竞天择里该生存下来的，你们就是在进化中、应该被淘汰的落后物种。这种思想是非常可怕的，它一上来就把对落后国家的一切暴行都合理化了。
其实达尔文心里并没这么想，达尔文只不过是在观察花草鱼虫时，发表了一点看法，但是这个东西给了整个西方一个向外扩张的重要理论依据，以至于它们扩张得越发残暴。西方的所谓文明，比如瓦格纳的文明，比如柴可夫斯基的文明，这都是上流社会的文明，下面其实是非常黑暗和丑陋的，而且是对内更民主一点、更自由一点，对外更残暴一点、更掠夺一点。
这些《资本论》里都写了，资本需要市场，产品需要市场，需要原料，需要工人，这只是从经济学这儿讲，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原因吧，就是你急剧地扩张，你越民主自由，越向议会政治等进展的时候，越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统治成本也急剧提高。
今天很多人说民主不适合中国，你看民主多浪费，民主多消耗，你看美国弄一个特朗普就搞得乱七八糟，民主不好，民主不适合我们。其实这都可以商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民主政治的成本是很高的，你说完了我还不同意，然后咱还得投票，咱还得全民公决，那成本多高。我还得出来竞选，我嗓子都喊哑了，我要是一纸诏书就禅让登基了多好，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
所以当你统治成本提高的时候，你就不光只是需要资本、市场、生产工具、原料这些简单的东西，你还希望扩张到一些统治成本低的地方去，来平衡你越来越高的自由民主的成本，这也是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给大家举一个特简单的例子，维多利亚女王一直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64年，比康熙皇帝还长三年，但就在几个月以前，伊丽莎白女王以顽强的毅力超过了维多利亚女王，她已经统治超过了64年。今年9月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荣登英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的宝座，于是，查尔斯王子也荣登了当太子时间最长的太子的宝座，当了好几十年太子，现在还是太子。维多利亚去世的时候，太子也已经60岁了，所以现在看来查尔斯王子能不能熬到亲妈去世还不一定，没准孙子能直接登基。
维多利亚女王的亲舅舅是比利时国王，叫利奥波德一世，女王的亲表弟利奥波德二世，就是我现在要举的典型例子，他对内搞平等自由。在利奥波德二世当政的时候，比利时还有了初步的福利，给工人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利时人民觉得这国王太好了，但是他后来以私人名义占领了刚果，刚果并不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只能算是国王的个人领地。
这个对国内很贤明的人，他在刚果的残暴却是无法想象的，你都不能相信那是同一个人干的事儿，连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看不下去了，英国、法国、美国纷纷愤怒谴责。他不但是残暴地屠杀，残暴地统治，而且所有他领地上的刚果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只要没完成KPI（工作指标），老婆和孩子就得被剁手，那剁手可是真剁手，不是像今天咱上淘宝和天猫那样的剁手，而且他不剁工人的手，因为工人还得给他干活儿，他剁工人老婆和孩子的手，这都是有照片存证的。
我说为什么要强调19世纪60年代，因为是人类开始有照片的年代，你会看到无数残暴极了的照片，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国内推行民主、推行平等，但在自己的海外领地上却如此残暴，这就是那个时候典型的西方社会。最后不仅是西方其他的列强，比利时人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最后比利时议会只好通过了一个法案，把国王的私人领地刚果变成比属刚果，刚果正式地变成比利时的殖民地，彻底地废除了那些剁手的刑法。
总之，我同意很多人说的，那个时代的欧洲确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它后来改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成立了工人国际，后来恩格斯成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到了列宁时代，又成立了共产国际等。所以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风起云涌，欧洲哲学大师辈出，不光是科技，不光是经济，不光是钱，不光是坚船利炮，还有思想，一旦思想带着坚船利炮一起来，你就没办法阻挡了。
蒙古人来咱可以挡，因为咱比蒙古文明，你野蛮民族打了我，咱可以说你这个蛮夷打了我这个文明人。你逼我剃发、扎辫子，弄成那么丑陋的样子，我也可以愤怒一下。问题是现在人家不但揍了你，而且还比你文明，而且还带着各种你不能与之对话的哲学，世界都已经进步成这样了，我们却还什么都不懂，最后我们只能向人家学习。
大家如果非要按人头算GDP的话，其实也能算出来，也就是说，那时候中国应该还保持着GDP第一很多年。但是那是咱们之前讲过的马尔萨斯陷阱，就是在人均GDP一直不涨的情况下，在工业革命大发展之前，人均全世界就是四百美元，那当然你中国人口多，你可以说我人均GDP低，但那没有意义，咱要比工业产值的话，那中国肯定不是第一，而是不知道排哪儿去了。
当时英国的工业产值已经占全世界的30%多，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虽然内战，但是也占到了世界的17% 左右，德国虽然还没统一，但德意志联邦这个地方奋起直追也占到了全世界的百分之十几。中国要是按钢铁、煤炭这些东西来排，咱就不聊了，你要是非得把每个人的口粮算上，就是我们每个人生产的粮食都被自个吃光了，然后把这些吃掉的粮食加在一块，说我们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一，那我也没意见。
清朝为什么腐败和落后？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清朝大兴文字狱，搞各种各样的迫害，导致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知识分子啥也不敢干，那他们能干点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宋朝有理学，明朝有王阳明，清朝最著名的学问是考据，知识分子天天就看金文，看古文，考据各种历史上的书，比谁肚子里考据的学问大，比谁认识的字多，比谁解释的字更全面，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思想、没有哲学、没有世界观的这么一个朝代，这么一个国家。最后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进来，传教士带来了宗教，还带来了思想，宗教你还可以抵抗抵抗，义和团就杀了人家的传教士，但是人家带来的思想，你是没法抵抗的。
列强打进中国后，我们先是有一批人接受了进化论，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拼命地改革、变法，还有一批人接受了列宁主义，接受了共产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说，咱们既然自己没哲学，自己没思想，那我们就学别人吧。
有人说，我们从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后，才算开始学人家，其实从19世纪60年代，咱们就已经开始学了，一直学到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集体农庄等，其实都是在学，一直学到改革开放，一共学了一百多年，一直到现在仍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过完一条河，再过另一条河。
其实中国各朝各代都有屠杀、饥荒和战争，但是一个朝代没有大师、没有思想，这个是很少见的，如果是宋明时代，西方的坚船利炮来了，中国说不定还真能跟它对对话，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宋明理学不比西方落后。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到了最倒霉的时代，自己最空虚的时候，各方面都一齐到了最弱的时候，经济也到了最弱的时候，列强来了，来你这儿寻找市场，寻找商机，寻找低成本统治。
不光是相对于民主自由，跪拜式统治的成本低，相对于选举跟议会，我们的科举制度也是低成本的，大家想想科举制度有什么成本？我也不管你，不教育你，我也不管你怎么竞选，你就自个在家学，你自己家出钱，你寒窗十年，你来科举考试，我无非就是弄一个考场，弄好几百间小屋，大家考完了，你分数高，你就来当官，我没有付出任何成本。但议会政治的成本就太高了，你想培养出一个政治家，就得花费无数的成本，然后两党再争论，再吵架，再投票，才能决定谁派出来的政治家上台，这成本是极其高昂的。
所以列强一来到中国，发现这么大的一块地方，统治成本居然这么低，我们可以到这儿来比画两下。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真正地被揍了一回，应该这么说，从我们自己的屈辱民族史的立场来讲，鸦片战争永远是近代的开始。
但实际上鸦片战争对清朝来说，并没有伤筋动骨，北京也没被占领，《南京条约》虽然赔了两千一百万银元，但当时清政府年收入过亿两，随便拉一个大贪官出来都能赔得起这个钱。五口通商，实际上也没真的通商，《南京条约》里头写得很清楚，外国人可以随便在广州城内定居、经商、营生，因为在那之前，外国人都必须住在广州城外，沿着珠江河边的十三行那个地方，他们也不能自己经商，只能找十三行的华人替他们去买卖商品，夜里也不能到广州城里乱走。但《南京条约》签订后的20年里，历届的广东巡抚也好，两广总督也好，从来就没执行过条约，他们从来就没让外国人进入广州城，所谓的五口通商，外国人到了每个地方都还是被百般刁难，经商环境基本上没什么改善。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实际上对清帝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对于道光皇帝和咸丰皇帝来说，他们也就认为是，有一个蛮夷在武装上访，因为之前也发生过武装上访的事，就是新疆和蒙古那儿出现过的少数民族武装叛乱，反正清政府就是能镇压的镇压，不能镇压的给点钱，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对北京的皇帝来说，他不认为这是什么鸦片战争，他觉得就是有蛮夷来武装上访，我们就平和地给他们点钱呗，答应他们点条件，他们就不上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