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案子颇费了一番周章，开头是郊区一个农民报的案。那是一片荒野，有些电线杆以及肩起的电线只是路过。这未被钢铁油污毒化的荒野密集纠结的芦苇丛和荆棘丛即使被一条贾鲁河乘虚而入，也不迟疑不退缩不挣扎不颤抖不溅泼而仅仅是完全的静止，异常平稳，看起来既不温良恭顺也不汹涌澎湃，只为伫立天陲，而横卧于上的太阳活像一次杀戮、一次砍头，早被扯成一霎血红。他养了一群羊，由一竿鞭驱赶，再加上一只牧羊犬。那天的羊群没听使唤，牧羊犬也乱窜。他看不到它们了，只看到一小丛芦苇在扑腾。他没做理会，尽管那只狗还在狂叫。事实上，他根本没预料到，也不为所动。出于自愿，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看到了，不是羊群和犬吠，是那景象，几乎令他瘫倒。然而之后的盘问他反复强调的却是：“他搞丢了我的两只羊。”接到电话另一头惊惶的派头，我们一度以为遭上了大案子。
因为昨夜的一场雨，尸体泡在一块临时淤积的小水坑里。是个年轻人，身着磨得破旧的藏青色外套和黑裤子，脚上是一双胶底军鞋，污泥遍布。鉴定死因前我们先是确认了他的身份，他叫黄书涛，郑州本地人。我们按身份证地址找到他家。开门的不是黄书涛的亲人或朋友，而是他本人。黄书涛说他的钱包日前刚被窃走，正是我们手头这个。由此断了我们的线头。死者的遗物里除了黄书涛的钱包外还有一个小笔记本，卷缩得不成样子。上面谨慎地记着各种地址，按顺序编码，依次排列，绝无插队。这些地址扦插在郑州市里不同的小区。我们依据这个详细排查了每个住户，没一家是死者家，更没人认得他。这些户主除却两家坚称从未有所异常外每家均被盗窃过。死者除了个窃贼身份外其他毫无线索。而那个小笔记本里除了那些地址，最后一页的背面还记着一串阿拉伯数字：624351。字迹虽不潦草，却也不大工整。我们尝试过拨打电话，不是电话号码。
即使没头绪，毕竟确认了死因，极简单，触电身亡。那夜风雨过大，断了根电线，死者生前或曾被追逐或因仓皇奔逃或因夜黑风高意外触电。接下来两个月尽管费尽心机仍一无进展。因为案件过多，压力过重，对此案我们也慢慢松懈，胡乱捡了些缘由，没再跟进了。
已至仲秋，边角泛黄。一次队长去办案，是个极简单的梳理，甚至不值一提。坐电梯下来时一个孩子因为刁蛮摁亮了所有数字。因为这幢楼颇豪华，电梯也新，不锈钢的四壁镜子一般使空间和我们无限扩张和无限繁殖，队长百无聊赖透过镜子直盯着一次停顿一次下降的数字。到达一楼前队长突地大喊：“我知道了。”回到所里他吩咐我们分头查找六层带有电梯且电梯里头或外头有镜子或是壁面可做镜子用的楼房。经了三天排查有四幢楼房符合要求，最后真由一幢老式旧楼里找到了死者的住处。队长说：“死者笔记本里那些地址定然是他踩点的信息，而留下的那串数字定是跟其联系私密的一串符号，即便是因为好玩或好奇顺手写上的。那天我透过镜子看到电梯里电子显示的阿拉伯数字的5是2，而到2层时我心想定是2了，这当口我早忘了镜子的反射，看到的2则是5。”
死者叫孙宏伟，三十二岁，山东曹县人，来郑务工人员，已有八年，至今未婚。租住在那幢楼房的顶层，亦是六层。房东反复说晦气并起劲抱怨：“还欠我俩月房租嘞。”就此，我们以为这案子也因此结束了，也确实因此结束了。但这故事才刚刚开始。
这当口我们这儿来了位新同事，叫徐良，约莫二十五岁，刚由河南警察学院毕业，未经洗练，端好派他去山东通知家属确认并领走尸体。所有人都知晓这是最简单的工作，不会出任何差错。它实在太简单了，甚至连走形式这个词都不屑。
徐良就这么马不停蹄地坐上火车，哐当哐当地走。车窗外的平原一旦高低起伏便立马弄混了山野丘陵，使得那缓慢后退得以致静止的远方平原饱含敌意。火车愈来愈快，赶在火车快速奔驰之前的既不是火车也不是速度而是奔驰本身，并带有致人死命的意图，仿佛后头有条疯狗追赶。那些起了变化的土地高上去时还不忘把树林捎上去，低下去时也没忘又把坡度一把扯下来。黄河倒灌了才过省界，已是黄昏，稠重缓慢的暮霭如莽林一般密不透风。
那天晚上，太阳还没下山呢，他来到曹县境内的申楼镇上，还没进到孙海村。派出所的副所长告诉他孙宏伟他爹甚难应付，劝他喝顿酒，歇上一觉，第二天再去。他不是很情愿，因为他还是个孩子，不善跟这个副所长打交道，更何况他还带着任务。尽管他知晓他什么都做不了。总有那么一天我是真的要好好喝上一回，但那必定不是今天，他想。
翌日清晨他出发了。起初是柏油路，拐了好几道弯才进来一条甚窄的小径，虽是秋日艰深，凋零的杂草和茎叶也几乎遮蔽了小径。两旁是众多霜打的麦苗，时浓时淡、毫无起伏地往更远处蔓延，有时会有液体的密度和流体质感，并能听得见一种声音，准确地说那不是一种声音，是一种呼吸一种静谧一种光线增长的长度和热量下降的反比。他继续前行，像是通过每一次都同时死掉的绿色地带。经过一座废弃的旧砖窑，再走出一小片杨树林，他望见了那座山——活像一场旺盛的大火——这山头曾物种盛行，早先的几年还出了只神迹之猴。再走半小时，连兀自杵那儿的烟囱也看得到了，一直向前，山脚的边沿辟出的一条道好似枯骨一把，供人穿行。发黑发硬的小径变白了，并愈来愈白，白色成为均色以后他望不见前路了，只得收回目光。徐良等目光有了伸展，越过副所长告知他的那扇院门，一马抵达那幢蓄势待发的庭院。
朝阳还没兴盛，土墙早淹在雾气里，院子因为墙体的坍塌而备显广阔，即使杂草丛生、瓦砾遍陈，落薄的麦秸照常织着地。上午的气数将近，清晨尚未散开。他望向四周不仅惊讶更有某种类似惊讶的恐惧。他在捉鸡，仿佛歇不住似的。这老头已老得不成样子。脸上布满某些脆弱、敏感的东西，眼睛里却是即便绝望也不屈不挠的目光，这双泡在黑暗、不眠、疲惫甚至苍老里的眼睛仿若只是旁人的某种超然、沉思的凝视。
“孙世平？”徐良略略歪了头无可挽回地开了口。
他定是听到了，因为他不再捉鸡却承担了捉鸡姿势，不高的个头佝偻着背，低垂着头、几近全白的头发，面如枯枝，蚀刻一般，形貌悭吝，紧绷并尽量挺直却被他那股执拗的劲头压弯的躯背一动不动。那不带情感、令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望过来时甚是平静，谦卑、稳当、不慌不忙的气息里毫无反抗的意味，这个定命论者，无一阙腐朽衰败之气。
“啥事？”他开了口，并吩咐刚刚出屋想要搭嘴的老太进屋去。
“你儿子，他，”徐良不知道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死郑州了，我是来——”
许是有人告诉过他，他不是中止了，既不是凝定下来也不是突然行动，而是没有声息地走，脚下的道路仍在继续而他的前进却没任何进展，仿佛他的步子不是由步子本身度量而是由脚步声称量的。那些鸡还在扑腾。许是他只是在等待，等待下一个等待然后对自己说我等待得够久了他终于死掉了或是他怎么会死掉，于是他开了口，就像儿子活着或是死了不相干的人那般说：“我儿子活得好好的，你搞错了。”
“你儿子不是孙宏伟吗？”徐良一度怀疑自己相信了这话。
“我儿子叫孙宏伟没错，我儿子活得好好的，你们搞错了。”接着，徐良默不做声地盯视他。他们对抗着，可悬殊明显，即使徐良仰仗这身令人望而生畏制服的加持也难掩他原初的狼狈，老人这种隐晦、平等、安稳、坚实的闷不吭声像一场寂静一次爆炸轻易击倒对手。
徐良因此怀疑自己找错了人，更怀疑死错了人。于是，徐良第二天返回郑州，与同事找到死者生前工作过的建筑工地，找到孙宏伟的同乡孙周林，确认孙宏伟确是孙宏伟，也当真是确定以及肯定孙宏伟是孙世平的儿子以后才踌躇满志地再次来到申楼镇。
然而他没找到孙世平。人们说他去了县里，却无人知晓他去县里做甚，只晓得每年这时候他都会装扮一新，穿上那件洗得发皱的中山装，戴上那顶早没了红星的八角帽——只有每年这时他才穿上这身装备——坐上公交车前往县里，几十年来从未间断。徐良心中纳罕，直当村里人乱说，猜他定是要做个儿子的圈套唬他。苦于没有口实，只恨万物无理。
待到傍晚孙世平回村以后徐良穿过村子，来到院门口，他终能感到院子里生命的热气了。孙世平尚未换下他那身衣裳。他像是早作准备，更像受尽磨难，直到那天，他危坐于午后，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只是坐那儿。那是他的傍晚，屋子里的阴影过于浓郁，浓郁盖过了阴影。那张黝黑皱缩的脸也全被浓郁所吞没，几乎只露一双眼睛，像暗夜里两管将要燃尽的香烟，有多浓郁的黑暗便有多浓郁的光亮。他六十多岁了，每次有人跟他讲话都需要很大声，走路也越来越慎重。他对世界和情感感知的迟钝是通过声音渐次降下的，仿佛并不是他的耳力下降而是因为他将余下的力气全用在了将整个世界的音量调小这件事上。但他仍是装作听到并晓得徐良会说什么虽孤立无援地堵在了整个院子却不着惊慌地说：
“我儿子活得好好的，你们搞错了。”
我被打败了，也承担了后果，徐良当时想。他拒绝了，更不会去认尸，这确是情有可原，不能接受儿子的死也因此拒绝承认儿子死亡，好像一旦拒绝了这个死亡儿子还活着一般。这是出于对儿子的爱。
徐良决心要解决它。但所有邻居和不邻居都房门紧闭，即使院门大开也无人回应。他能理解，没人乐意嚼他人是非。这当口，他才发现这村子永是蒙着阴云，阴瘆瘆的灰色从树林挪到屋顶再挪给皲裂的田地。“是啊，我们很少下雨。”有人说，“无论从哪儿看，这都是个不幸的地方。”那些孩子在吵闹，他每走过一座院落，狗早狺狺嚎叫。走了一公里，徐良跟他到家。他是在犬吠第二声时遇上他的。他母亲歇在床上，还没醒。她年事已高，表情淡定，从容安眠。儿子拽着她枯槁的手，晨光爬上她的脸，她的脸也向着窗外的晨光熹微，好容易给这屋子添了色彩。他从屋子的另一头搬来另一把椅子。徐良坐下来，默不吱声。又有犬吠狺狺嚎叫，这声响已被距离削薄了好几层。他的声音尽可能的小，以免吵到母亲。
“我不懂，总觉着没恁复杂，这里头又肯定有原因。他们不像我，只儿子这头便压折了扁担。他们呢，这儿是个父亲，那儿是个儿子。死掉的总归死掉，活着的还得活着，没法子的事。你不晓得吧，我也只是听说，这老头生在穷人家，又吃了苦，当然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经了饥荒和文革，再遭个八十年代的改革和九十年代的大变，都给他挂了彩。也许打从一开头他就懂不得自豪啊荣誉啊啥的，因为这穷日子教会他的只俩字，温饱。可是最后他还是从这些苦里头得了个屈辱、忍耐和宽恕。这个儿子呢？虽不是自小的娇生惯养，那也不会是温良恭顺的样儿。他爹只自顾自地吃，对儿子没咋个管教，任他野地里撒欢。我跟他一块玩到大，他自小手脚不干净，等做爹的发现时早晚了，人都成型了。他也许既不是最危险也不是最恶棍的那个，但毕竟是羞耻的。为此他爹没少打他，越这样他越逆反，最后到个没法挽回的境地。我们都晓得这事，却没人亲眼见到，除了那个人。你认不得他，这是个破落户，孙世平的邻居，我妈不喜欢他，说他养只猴，整天神神叨叨的。我倒是几乎天天见他，他没事上山搞些野味，后来山秃了还去，不晓得去干嘛。他常把这事拿出来讲，派头十足，像是个土匪头头领了众小喽罗下山，威风得紧。说得多了，到后来连他说的话都卷了刃。你别急，也别催，这事全村人都晓得，只是不晓得真假，他讲的时候又是一贯的没个轻重，全乱了套。他说：‘那天我是被枪声吵醒的，他们那把猎枪不行，比不上我那把，我那把猎过熊，更逮过一只猴。枪声？更不行。我爬上墙头，看见他们在吵架，你们也猜得到还是为那没光彩的事儿。他们越吵越凶，掀翻了桌椅板凳，一地的鸡毛。孙世平太老了，儿子也早长成了。他还以为自个是年轻的时候呢，跟儿子硬碰硬，不散了架才怪。你们猜怎么着，孙宏伟竟然先破了头。这下可够戗，孙宏伟砸过去的时候还以为手里头没东西呢，等孙世平砰一声倒下去才发现飞过去一把椅子，那椅子断了腿。要是年轻的时候孙世平还屁事没有，后来听说刚好砸伤旧伤，再加上年事已高，骨头早酥了，那腿也同椅子一块断了。他娘坐在门槛上，也不劝架，只是哭。枪声在哪儿？猴急做甚，枪声马上就来。这一回成了俩人的最后一战，父子俩像是各自朝对方开了一枪，砰，砰，全打中了心脏。你们听到了吧。父子俩也就此反目。当晚，孙宏伟离家出走，从此没再回来。十多年了，老头老太也没去找，我想啊老太就是想去，老头也不同意。俩人孤苦伶仃恁多年，怪可怜的。’要不是你把这档子事给捎过来，我们都快忘了他们了。孙世平是不会去领儿子的尸体的，他恨儿子，更恨那份耻辱，儿子都不要了，他更不可能把这个耻辱给带回来，即使那只一具尸体，不对不对，那不是一具尸体，那是一份耻辱。”
“他是个死人。”他母亲突然醒来，像是拉开的一盏灯。一张默然的脸，冷冷地、快速地别了徐良一下，之后没再看他。她的表情消退得很怪，仿佛消退的不是表情而是她的脸。
“谁是个死人？”徐良问。
“我不该跟人说这些，”儿子说，“吵醒你了。”
“早跟你说不要听人瞎说，咱也不要跟人瞎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事情虽是对的，可缘由不是这样，你太容易受左右了。”
“我没受别人影响。”
“那是哪个缘由？”徐良说，“你快说说。”
他和她儿子都望着她。她躺那儿，脸是平静且斜向一边的。一双本该也确是操劳过度的手不再垂直或交叉，而是服帖着床单。而她讲述时却是另一番景象，仿佛既不是她在说也不是她的声音在说这个故事而是回声在讲述，一种脱离本体、无法挽回的讲述。此刻的房间已不只有他们三人，更有故事里的另外两人。他们五个人共同占据这个房间，也呼吸房间里的同一立方米的空气，而且故事里两人的呼吸更急促。因此，她的讲述像一场手握铁锨的劳作，并从后一个夜晚试图掘出前一个夜晚。
“这么多年来，无论在哪儿时间都是长的，谁都量不透，也搞不准。它装满了屋子，装满你还有咱，看不见，摸不着，更不像这灯光只要远一点就没了。它比这花布还匀实，跟观世音一样布施所有。咱们呢更不晓得这一年又一年是怎么过的，一个个的日子这么叠上去，全都发了皱，拉不到开头扯不动结局。要是由这头一个日子算，接二连三着，把每个日子都从排好的顺序里拽出来，按大小捋顺、摊平，拼在一块，看上去一亩连着一亩望不到头，那也是大不过咱这土地。这会儿咱这土地才刚冒头，没有山川、河谷，没有斜坡、峭壁，只有平稳和坚固，挡不住的嘛。人呢，既不为害怕也不为欢快只是为了一根香火，全凭了咱这土地。人呢，要靠了土地才能出生、长大和死掉，一辈子的起落、长得啥模样也是这土地说了算。所以嘞，土地不会惊慌，不会后退，惊慌后退的是咱们这些人。土地才不担心也不忧虑，更不会耐不住性子，只有人总在躁动不安，闪闪烁烁，冒出磷光。然而，我们这儿嘞，不像你们城里头，我们的收入全来自土地，这块土地也算年深日久了，我们干了一辈子土地也吃了一辈子土地。我们祖祖辈辈都侍奉这块土地，我们的父辈也侍奉过这块土地，现在终于轮上我们了，我们辛勤劳作，不辞辛苦，把我们的活全用在侍奉这块土地上来养活我们的活，再往后数就轮上我们的儿子侍奉这块地了。不管我们养活了后代还是断子绝孙了，我们都要在这块土地上用没了自个，而这块土地还在。咱这土地坦然平荡，说一不二，没有更改余地，甚至没有疤痕，寂静得像是一张纸，接着，纹丝不动地在这块袒露的平原上慢慢摊开，种植庄稼、收获植物，使这先前光秃秃、没生气的土地一片生机，摸上去毛茸茸的，好像这水这空气这时间都在滋润着土地。但是，人又太过无耻、狡诈，竟然想用除法计算要把土地分割给每个人，再凭一张纸和纸上那些发呆的字词将这些分配落实，最后，这纸上的制度又不顾人事反复无常刚拨出去又统统收了回来。这对土地是撼不动的，受害的还是人自己个儿。我们这儿嘞，不像你们城里头，我们的收入全来自土地。这土地来自荒野也属于荒野，我们对土地很在乎，太在乎了，费尽心机想多要一份田，就是不能多得也不能退守，还有人为此取了个保田的名字。”讲到这儿，她停下来，瞥一眼儿子，他还是一无所动，或是茫然不知。
“可这跟他不认儿子有啥关系？”徐良说。他很有耐心，却没准备好。她一口气说得太多，而他谦逊、忍耐的心情只赋予了等待却没忍受她的讲述，为此他将立马后悔没能细心聆听。
“你别急，听咱说完，因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别听一个啥都不干、只顾耍猴的老头子瞎说，他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对土地十分重视，即便从不乐意也毫无怨言，对分配给我们的每一分土地都视若珍宝。咱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就是这么想的。儿子死了，村上就会注销儿子的户口，相应定会抽走儿子的那份地。家里本就拮据，一旦没了儿子那份地，就更难吃上饭了。他家本就少了一份地，他绝不会再少要一份地的。他是不会让他们再抽走一份地的，所以嘞，孙世平是不会去领儿子的尸体的。村上人都说他的心肠狠着嘞，我觉着也是，为了那份地儿子死了也不让回家，对这事更是不吭气。这下你该晓得，他是为了儿子那份地才拒绝的了，他是不会去认那尸体的。你还不明白？他是个死人。”
后来，徐良并未马上离开，更记不得何时离去。
他看起来心境平和，即使惊惶也不过是暂时的，虽还没回神，毕竟不匆忙不伪装，尽管这些疑虑重重尚未及时消除，但即便不能拯救也不会为此遗憾或歉疚了。无论他的猜测还是他人的解释，虽不会更充沛却也没有破绽。他不得不信，同时也以为都过去了，对任何疑问都该平静地说是或不是，这样故事才能快速掠过。既已重现完毕，也就结束了，没任何意义。然而有种东西似乎正执拗、倔强地活着，也许正因有此不可毁灭的坚韧，那老人才能呼吸平静、神色庄严，也使人知道除了不畏惧死亡和畏惧活着而不得不做事的人明天还得继续活着。在没有可靠凭证前制度也会丧失强制效力，也没必要为此耗时，总归要结束，因此他准备要回郑州了。他坐在镇上派出所的单间里，不免唏嘘一阵。窗外铅色的天还在发昏，万分沉重、动弹不得。因此，他决心出门走一趟，于是他走了出去。但秋日过早地罩上他的身体，早过这个镇子。
那天傍晚，他正在下坡，太阳也在下坡。即使他走上平地，阳光却还在坡度上较量。转过一个弯，土地敞开怀，无垠的麦田立马呈现眼前。他从未见过更不用说注视过真正的麦田，这是他见过的最广阔的东西，整装待发、空旷肃穆而又一如镜面，即使后来见过大海他亦是不改初衷。它们油黑、干净、整齐看上去什么都无法承受却又承受这一切。他只顾前行，并不知道要往哪去，小径却为他安排好了，这条脚下的小径，既窄又不直，重新迟疑了好几回，有种退缩的错觉，几次宛转碰不见另一条小径，过了拱桥终于进入一小片杨树林。树林靠着河岸，中间有一块空地，能看出是后来填平的，几经雨水浇灌，即使荒草交织也难掩泥土的塌陷，犹是下头深埋的死亡并不安于死亡。徐良望见有人在烤火时以为自己也是冷的，他真为驱寒凑上去才发现他从未感受寒冷，只是顺从了人类遗传的扎堆恶习。火堆不大，干净利落，刚好接上黄昏并递给夜晚，也刚好驱掉他的热情。此时既非冷寒天此地又非坟茔前，他不明白他为何搞一堆火燃烧。他没回答，却反问徐良意图何往。徐良猜不出他底细，也遮不住自个，没经几回交锋已和盘托出。“啊呀，原来你便是上头来的那个警察。”后来他知晓他叫孙海山，还有个老三根的诨号，膝下有着三个女儿。“甭听他们瞎猜，”老三根说，“这事我最清楚，幸好遇上我，换作旁人还真不知晓。”老三根尚未开讲，早已吠声响透，他的两个女儿突然而至。徐良虽是一个人，但她们两个瞧见的仿佛两盏灯投下的两个重影。她们的脸又紧张又瘦削。她们一个小，另一个也是小，有着相同的脸和表情；似乎她们每次遇见外乡人都像是嗅到了怪味，好像她们两个并不是两个人更不是一个人，同样不是一种固有的信念，甚至也不是一种短暂逗留，而是一种低沉一种宁静。此时，太阳早已落山，树林边沿托起一片殷红，并泛在河水的碎光里像是鱼鳞一挥。
“在这前头，有个东西我们总搞不清楚，我们从来都搞不清楚。”
“什么？”徐良问。
“他是个死人。”他说。
“我知道。”
“哈，你才不知道。你得坐下来，慢慢听，我还得慢慢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长得我都快够不着了。”
徐良以为这故事和这讲述才刚刚开始，然而，他没搞清楚这故事这讲述却早已开始。
“有时候吧，不是我们来得太晚，就是生得太早。后来我想是我们还没开蒙，就跌了进去，再也没出来。许是这早发生了，但我们从没想过重建比开荒更难。‘我们试过了。’我们经常这么安慰自个。我们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动不动就挨饿，好像出生前早遭了抢劫。我们一同长大，又一块种地，当过兵却没赶上战争，然后就接到了苦难和屈辱，还有卑躬和害怕。后来到了文革，再几经变故，我们又一块去南方捞鱼，去郑州打工，都不曾挣到钱。我们几乎同岁，然而，八岁过后在我们相等的身体里他的变化比我大，长得也比我快，好像他的童年全长在了成年上，更像他不是经过性欲快感和生殖痛苦作用出来的孩子而是凭空出现的孤儿。面对凶险我远不如他，我不够凶狠，更不敢扑上去。他总不退缩，强大可畏，连那头发那脸孔那目光都偏狭固执地厮杀上前，好像这些只为留待更大的打击给他，最后他也是等到了。他既不高尚，也未必邪恶；虽是偷拐抢骗，也从不忏悔；撒谎、隐瞒，也只为活着，到后来这些也成了他恶习难改的借口。他做这些只为活着？这个过程里他的脸、动作毫无生机，像件家具，维持生命，而作为一个生命却从没活过。可这儿确实有个身体，虽屏气敛息，却还在呼吸，呆呆的呼吸一次一下像木头敲击木头。为了家业的长度他舍弃了怜悯、正直和自豪，只保留了荣誉贪图结果，使得苦难都为之紧缩后退了。你看他是个老头，你看到的却不是个老头，更不是个小伙子，而是那八岁的孩子，尽管这身体比过去庞大、壮实，如今却萎缩得近乎坍塌了。
“人们瞧他这德行，早离了他走。从此，也就没人跟他搭伙了。
“他是经了不少事，但人不可能永远活着。出事那天，风和日丽的，他也不是成心去偷，只怪惯性作祟，而得手的东西也是太小了，小到后来连他自个都记不得是个啥子东西。加上天热难耐，人们焦躁不安，他又是被当场捉住，没逃掉，竟给人打死了——当时他便是一个死人了——因是这等不见光的腌臜事，他老婆匆匆拉了尸体回家，守夜七天，仓促办了桩简陋的葬礼，也是尽了本分。那当口我正做火化车的营生，一回赚个百八十块的死人钱，自是由我载他去的殡仪馆。他本没啥子亲戚，除了妻儿也没了哭丧的人。因是天热难耐，死的人又多，我们还须排队，瞅她们孤儿寡母可怜兮兮的，我曾跟工作人员疏通，问他们能不能提前火化，他们猛抽了一口，透过吐出的烟圈一再瞧我。可他们家连盒烟钱也拿不出，只得作罢。也多亏没办成，更许是他命不该绝。晌午过半终于轮上他时，推进焚化炉前他突地醒转，坐了起来，吓坏了所有人，以为诈尸，又以为遇上鬼。那当口，真是个诸般景象暴雨倾盆。原来先前他并未真死掉，只因伤势过重，一口气没衔上，假死过去。人既已活转，脸颊添红，也算桩喜事。然而，故事到这儿才算开了头。那事体才下鹊头，这烦扰又上枝头。好不容易挨了一路，到家等他的不是狂喜或惊异，而是一桩难事。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他被开了死亡证明，户口也被注销（身份证、户口本亦遭销毁），他的那份地自是分给了其他活人了。如今所有纸上事关孙世平的一切记录都是：死亡。他人虽活了，却是一个死人了。
“于是，他找到派出所告诉他们他们犯了错，他须得重新上户和办理新证件。接待他的是个年轻姑娘，一派娴熟，跟同事聊狗的间歇听完他颠三倒四的讲述，那只狗在他每说出的两三句子前或后不停地跳跃甚至吠叫。姑娘穿警服的样子像身着一身钢铁，不但僵化了她的动作和姿态，也一并冷硬了她的说话。纠缠半晌她才问：
“‘你说甚？’
“孙世平料不到她这般问他，一时怔在那儿。待那吠叫再来才如芒刺一般惊醒来，又说了一遍。
“‘这情况你得到县上公安局去。’她说。
“到了县上公安局，又是一模一样的制服和制服榨取的态度。他们说：
“‘你得证明你没死，你出生了，你活着。’
“‘我活得好好的，你看我，活蹦乱跳的，这是多活泼的活呢。’
“‘这不行，我们要的是纸上的证明，有印章的证明。’
“几次三番，他换过好多人，尝过好多途径，都没奏效。起先他没料到会恁长时间，天天如是，时间长了，工作人员见了他也当是没瞧见，但他没放弃，只是不解。他那上城的步子原本是一点一点的，后来点数密了，没几年就成了线。此后每年，他都会装扮一新，穿上那件洗得发皱的中山装，戴上那顶早没了红星的八角帽——只有每年这时他才穿上这身装备——坐上公交车前往县里，从未间断。唉，如今知道这事的人老的老死的死，没几个活口了。你要能看到他，每次回来他瘦脸上那双眼睛，那双绝望而又绝无屈服的眼睛，像一场一次次被打败的图景，但这又是一双不可战胜的眼睛。几十年如一日的不眠和疲惫使他备受摧残，不成样子。但他更加吃苦耐劳、不屈不挠了。他征服了过往和平原，越过时间，虽死犹生，永不言败，即便是他儿子也不能——孙宏伟由小的恶习是有他身上得来的，待他察觉已是晚了，直到多年父子熬成仇，也是打不败他，即便他爱他的儿子——他古怪地绷紧身子，似乎连呼吸都不能松懈一下。但毕竟他是一个死人，在所有销毁的或现存的纸张里已经死了，只能守着那张死亡证明活着。
“现在你晓得了，他既不是因为仇恨更不是为了一份田，才让儿子死无葬身之地。他明明是个活人，比所有的活都活泼，却死在了纸上，到现在还死着。几十年来从没能重新在那张纸上活过来。他活成一个死人这么久，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如今，他儿子死了，他该怎么办？恨儿子？不，他比谁都更爱儿子，即使儿子恨他。他把儿子从人身上撕下来，不会再把他从这张纸上撕下来了；因此，即使儿子死了，他宁肯让儿子活在这张纸上，也不会认尸。他一个人忍辱负重这么久，太过势单力薄，始终不能对抗这个纸张的制度，既然他们让他死在这张纸上，他定要让儿子活在这张纸上。尽管这张纸不但边沿连折痕都是一丝不苟、确定无疑的。这不是以死亡抵御死亡，这是以让儿子活在这张纸上的制度去对抗让他自个死在这张纸上的制度，是以制度对抗制度。这当口他才领会生命的热度，领取生命的品德，清晰而呆滞；这是他的荣誉、骄傲、公正和自由；这也是他的活着，更是他的死者。
“故事讲到这便没了，这也是他所有的故事，但你现在又能知晓多少呢？”
如今徐良已坐上开往郑州的火车。这火车一早出发，驶上平原般的景象，使得清晨、阳光、大地都在静静流淌。待到傍晚，窗外又起了雾，这雾霭太过沉重，虽是愈往下愈浓稠，却不是由半空里悬垂下来而仿佛是大地本身正难以遏制地一层层地向上渗透。逐渐地，有什么东西在变浓，一开始他以为是夜晚在逐渐稠密加深颜色。后来他意识到，变浓加深的不是这客体的存在，而是某种东西，那种消失已久、一早作古的人之立足，作为人的血肉、内脏和骨质。而作为人的他坐在火车里，望着车窗外巨大的麦田荒野河流等广袤的空间，有了巨大的空无感，这一路窗外大平原并不是由前一个立方空间复制给后一个立方空间的，而是由前一个立方空间裁剪给后一个立方空间的，并依次累加成指数增长，然而，直到抵达郑州这个城市这些积攒成垛的大平原也抵不过一寸这紧窄、拥挤、狭隘、逼仄、觳觫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