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詹姆斯说，“为什么你认为我们需要报警？”
“万一他们不知道闰秒，”拜伦说，“万一你说得对，的确存在阴谋。那样的话，无辜者就会面临危险，但这又不是他们的错。”
“但如果存在阴谋，警察很可能已经知道了，政府也一样。我们需要考虑其他人，其他我们信任的人。”
发生那次事故前，拜伦不知道保守秘密会如此困难。他脑子里只想着他母亲出的事，如果她知道了会怎样。他告诫自己别想那次事故，但强迫自己不去想也是件费劲的事儿，就跟一直想着它一样累人。每次开口说话，他都担心自己脱口而出说漏嘴。结果每说出一句话前，他都得仔细检查每个词语，就像检查它们的手是否干净。这实在让人心力交瘁。
“Est-ce qu’il faut parler avec quelqu’un d’autre（跟别的人说不行吗）？”詹姆斯问，“MonsieurRoper peut-être（也许罗珀先生）？”
拜伦含含糊糊地摇摇头，又像是在点头。他没听懂詹姆斯刚才说了什么，等待着获得更多线索。
“我们需要找个能够理解的人，”他的朋友说，“Votremère? Elle est très sympathique（你的母亲如何？她很有同情心）。”一提到戴安娜，詹姆斯的脸就红了。“池塘出事那次，她没对我们发火。她给我们泡了热乎乎的茶，还做了些小三明治。而且，她也不会因为你身上有泥巴就不让你进屋。”
尽管詹姆斯对他母亲的评价很中肯，尽管在池塘出事后她没像西摩那样大发雷霆，也没像安德里亚那样紧闭着嘴，尽管戴安娜一直强调拜伦掉进水里只是意外，但拜伦还是提议别把闰秒的事情告诉她。“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犯了错，你认为他会感到内疚吗？”他问。
“这也跟闰秒有关？”
拜伦说，这只是个假设性的问题。为了缓和这次谈话的紧张气氛，他又从运动夹克里偷偷掏出自己收集的联合利华袋装茶卡片。他现在已经收集完了整套茶卡，甚至第一张也弄到了。
“我不明白，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犯了错，怎么还会内疚。你只有在故意犯罪后才会内疚。比如说，杀了人。”詹姆斯呆呆地望着那些卡片说，他伸出手指，但没有碰它们。
拜伦说，他指的不是谋杀，而只是一次事故。
“哪种类型的事故？你的意思是在工作场所切掉什么人的手？”
有时拜伦觉得詹姆斯读的报纸太多了。“不是，”他说，“只是无意中做了件什么事情。”
“我想，如果你为自己的错误道了歉，”詹姆斯说，“如果你证明自己是真心实意的，那就没事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你从不犯错。”拜伦提醒他。
“我说带‘h’的词时会搞混，我疲惫的时候会把‘hatch’说成‘haitch’。有一次，我在学校外面踩到了脏东西，把它带到车里去了。我妈妈不得不擦洗脚垫。我整个下午都坐在墙头上。”
“因为你的鞋子？”
“因为她不让我进屋。在她清洗脚垫时，我不得不待在外面。有时我都怀疑我妈妈是不是真想要我。”坦白了这件事后，詹姆斯审视着自己的指尖，再次陷入沉默。然后他又说道：“你有孟格菲气球那张卡吗？它才是这个系列中的第一张。”
拜伦知道那张卡是第一张。那上面有一个蓝色气球，边缘装饰着金色，是他最喜欢的卡。就连塞缪尔·沃特金斯也没有这张。虽然如此，但他朋友坐在那里的样子显得如此局促而孤独，于是拜伦将这张画着气球的卡塞到詹姆斯手里，送给他。詹姆斯说：“不，不，你不能给我这个。那样的话，你的这个系列就不全了。”这时，拜伦就挠詹姆斯的胳肢窝，表示自己对此无所谓。詹姆斯笑弯了腰，当拜伦的手指找到他的胳肢窝和下巴下面那些硬硬的地方时，他笑得尖叫起来。“快……快住手，求你了。”詹姆斯大叫着求饶，“你会让我打嗝的。”詹姆斯笑的时候才像个孩子。
那天晚上，拜伦也不好过。他的睡眠断断续续，睡着时，他会看到一些让他害怕的东西，醒来时又裹在汗湿的床单里。第二天早上，望着浴室的镜子，他发现自己脸部肿胀，面色苍白，眼睛下面发黑的眼袋就像瘀青一般。他被吓坏了。
他的母亲也同样被吓坏了。一看到他，她就说他必须待在家里。拜伦指出自己要为重要的奖学金考试做准备，但她只是笑了笑。“请一天假也没什么。班上孩子的妈妈们上午还有个咖啡聚会，”她说，“至少现在我也不是非参加不可了。”这让拜伦发愁。如果她出现异常举动，其他妈妈就会产生怀疑。他同意请一天病假，但那只是因为他筹划着要确保她参加上午的咖啡聚会。
“我也想请假待在家里。”露茜说。
“你又没生病。”他们的母亲说。
“拜伦也没有生病，”露茜说，“他都没出疹子。”
温斯顿男校那些孩子的母亲每个月在城里唯一的百货商店举行一次上午咖啡聚会。城里也有其他咖啡馆，但它们都是主要街道低处那一端新开的店，供应美式汉堡包和加了调味料的奶昔。百货商店那家茶室上午11点开门。它有镶着木边的镀金椅子，上面垫着蓝色的平绒垫。女侍者穿着白色的镶边围裙，用铺着白色小纸垫的盘子为顾客端来茶点。如果你点咖啡，可以选择加牛奶或奶油，还有一小块裹在黑色包装纸里的薄荷巧克力。
那天早上共有15个妈妈参加聚会。“这次出席人数不错。”安德里亚·洛用菜单扇着风说道。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似乎一直睁到最大限度，仿佛总是看见什么让她受惊的东西。迪尔德丽·沃特金斯最后到达，她坐在一把从卫生间搬来的矮凳上，因为所有镀金椅子都坐满了。因为脸上热汗蒸腾，她不停地轻轻擦汗。“我不明白，我们干吗不多举行这样的聚会？”安德里亚说，“迪尔德丽，你确定坐那么低的凳子能看见我们吗？”
迪尔德丽说：“我的位置很好，不过，哪位愿意把糖递给我吗？”
“我没法递。”那个新来的妈妈说。她的丈夫从事某种销售工作，但不是上门推销。她抬起手来，仿佛仅仅碰一下糖罐都会导致她的手指发胖。
“拜伦生病了吗？”安德里亚从桌子的另一端冲他点点头说。
“他头疼，”戴安娜说，“不会传染人，没长肿块或疹子。”
“幸亏没有。”妈妈们异口同声地说。谁会把一个得了传染病的孩子带到百货商店来呢？
“没再发生别的意外吧？”安德里亚说。
他的母亲说没有，没发生别的意外。池塘已经用栅栏围起来了。这时拜伦用力咽了口唾沫。安德里亚向新来的妈妈解释詹姆斯和拜伦去年夏天曾试图在克兰汉府搭一座桥。“他们差点被淹死。”她笑着说。然后她又补充说他们之间已不再心存芥蒂了。
“只有拜伦掉进了池塘，”戴安娜喃喃地说，“里面的水比我的膝盖深不了多少。詹姆斯身上一点都没弄湿。”
她不该说这番话。安德里亚·洛用一柄茶匙使劲地搅着咖啡。“话虽如此，但你也不想拜伦错过奖学金考试吧？如果我是你，我会找人给他看看。我丈夫认识城里一个很不错的人，他叫霍华兹。他们俩是大学同学。这人是育儿方面的专家。”
“谢谢你，安德里亚，”戴安娜说，“我会记住的。”她伸手掏出笔记本，打开到一张空白页。
“其实他是一个心理学家。”
这个词语就像个小拍子拍了一下空气。拜伦不用看，用眼角余光瞄到母亲的手在笔记本上方迟疑了片刻。他明白问题所在，她不知道怎么写“心理学家”。
“倒不是我本人寻求过他的服务。”安德里亚说。
嚓嚓，嚓嚓，嚓嚓，戴安娜的笔在纸上划过。她啪的一声合上笔记本，把它扔进手袋。
“但有些人确实需要他。例如外面一些有病的人。”
拜伦冲那些女人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表明他并非那种有病的人，他是正常的，只是有点头疼。
“就拿我婆婆来说，”迪尔德丽尖声说道，“她给广播二台的那个DJ写情书。他叫什么来着？”
安德里亚说她不知道。她说她对DJ没兴趣，贝多芬更合她胃口。
“我不停地告诉她：妈妈，你不能每天给他写信。她有那种病——叫什么来着？”妈妈们再次摇摇头，但这次迪尔德丽想起来了，“精神分裂症。就是它。她说他在广播上对她说话了。”
“我喜欢写信，”拜伦说，“我曾经给女王写信，她给我回信了。对吧，妈咪？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她的侍女给我回信了。”
安德里亚审视着他，嘬着嘴，仿佛在吸润喉片。他后悔提到女王，不过私下里却为收到她的回信而自豪。他把那封信以及NASA和罗伊·卡斯尔先生的回信放在一个装过雅各布牌薄脆饼干的特殊铁盒子里。他觉得自己很会写信。
“可是我想你不会把给女王的信写在内衣内裤上，我婆婆就是那么干的。”迪尔德丽说。
那些女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拜伦真希望自己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就连耳朵也羞得通红。他没想到这会跟内衣内裤扯上关系，现在他脑子里浮现出所有妈妈穿桃红色胸衣的画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感觉到戴安娜柔软的手在桌底下握住他的手。与此同时，安德里亚说精神疾病也是病，得把那种人送进贝什利山。她说：“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是最仁慈的。就像同性恋，他们必须获得帮助才能有所好转。”
随后女人们便谈论起别的事情来：烹制油炸蛋裹鸡块的食谱，那年夏天举行的奥运会，谁家仍然在用黑白电视机。迪尔德丽·沃特金斯说，每次她俯身打开新买的冰柜，都担心丈夫会把她塞到里面去。那个新来的妈妈问，在最近爱尔兰共和军大量制造爆炸事故后，安德里亚是否担心安东尼的安全。安德里亚说，在她看来，那些恐怖分子就该被吊死，他们是狂热分子。幸好她丈夫的工作只涉及国内犯罪。
“唉！”那个女人叹了口气。
“我担心他甚至会处理一些女性的案子。有时还是些母亲。”
“母亲？”迪尔德丽问。
拜伦的心就像块薄煎饼一样向上一抛，然后平摊着掉到碗里。
“她们以为，仅仅因为自己有孩子，就能侥幸逃脱法网。安东尼坚持原则，只要有犯罪，就必须有人付出代价，即使她是个女人，即使她是个母亲。”
“言之有理，”新来的妈妈说，“以眼还眼。”
“有时候，被拿下时，她们会破口大骂。安东尼有时都不愿告诉我那些脏话。”
“我的天。”女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拜伦都不敢看戴安娜。他听见她像其他女人那样惊讶得猛吸一口气，嘴里低声咕哝，听见她的嘴唇贴到杯子的啪啪声，她的粉红色指甲撞击瓷器的叮当声，以及她吞咽饮料时空气里微细、湿润的咔嗒声。她的无辜显而易见，甚至他觉得自己都能触摸到，她犯下罪行已有九天，而她毫不知情。他的怜悯残酷到无以言表。
“这就是女权主义的代价，”安德里亚说，“这个国家正走向堕落。”
“没错，没错。”女人们咕哝着。她们的嘴伸向咖啡，就像一些小小的鸟喙。
拜伦悄声对戴安娜说他想离开，但她摇摇头。她的脸像一块玻璃。
安德里亚说：“这就是女人出去工作的后果。我们不能像男人那样做事，我们是女人，举止必须有女人样。已婚妇女的首要职责是生儿育女，我们不应该提出更多要求。”她特别强调了那个“女”字，因此这个字眼就从句子里蹦了出来，听起来更长也更重要。
“没错，没错。”女人们说。
迪尔德丽又往自己茶杯里咚咚地丢进两块方糖。
“为什么不能？”一个小小的声音问道。
“你说什么？”安德里亚的咖啡杯像被冻住一般，在她嘴边停下。
“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出更多要求？”那个小小的声音再次说道。
15张脸齐刷刷地朝拜伦的方向转过来。他摇摇头，表示自己没有恶意。这时，他才惊恐地意识到那个小小的声音来自他的母亲。她把一缕头发塞到耳后，笔直地坐着，就像坐在驾驶座上向他的父亲表明她正全神贯注时一样。
她说：“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家里。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等孩子们年龄大一点，没准我会继续去上班。”
“你的意思是你以前上过班？”安德里亚重复道。
他的母亲埋着头，说：“没准上班会很有趣。我不过是这个意思。”
她在做什么？拜伦抹了一把上嘴唇外冒出的汗水，往椅子里一缩。他迫切希望她跟其他妈妈一样。可是瞧瞧她，她已经以他无法想象的方式独树一帜了，居然还在这儿谈论什么与众不同。他想站起来，挥舞胳膊，冲她大吼，转移她的注意力。
就在这时，迪尔德丽又一次要糖。当别人把糖递过去时，那个新来的妈妈抬起自己的双手。几个女人开始忙着摘掉自己衣袖上的线头。
“哦，真有意思。”安德里亚大笑起来。
拜伦和母亲默默地顺着干道闲逛。太阳既像个令人目眩的洞，又像只大雕在沼泽上空盘旋，伺机猛扑下去。空气凝滞沉闷，仿佛有个巨大的拳头压着大地。即使冒出来一团云，天空似乎也会在云团溢淌出雨滴之前吸尽里头的水分。拜伦不知道这样的大热天还会持续多久。
在母亲说了那番出去工作的话后，茶室里妈妈们的交谈便有些犹豫了，仿佛那样不好或过于无聊。拜伦拉着她的手，聚精会神地踏着铺路石裂缝之间的地方走路。他有那么多事情想问。她穿着那套柠檬绿的衣服经过保守党商店的橱窗，蓬松的头发在阳光中闪烁。
“她们根本不懂。”她说，似乎注视着前方。
“谁根本不懂？”
“那些女人。她们压根儿就不明白。”
他拿不准该如何回应，于是他说：“等我们回家后，我想看看女王给我的回信。”
母亲对他露出微笑，仿佛说他很聪明，那种感觉就跟她把手放到他手背上时差不多。“这是个好主意，宝贝儿。你是那么擅长写信。”她说。
“然后我可能设计一款新的蓝彼得徽章。”
“我想他们已经有一款了。”
“是有。他们还有银色和金色的。但你得做一些类似于从困境中救人的事情才能获得金色徽章。你觉得那现实吗？”
她点点头，但似乎根本没听，至少没听他说话。他们在酒馆外停下脚步。母亲扭头瞥了一眼身后，她尖尖的鞋跟咔嗒、咔嗒、咔嗒地敲着人行道。
“好孩子，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她说，“我要买些奎宁水，在周末喝。”
那晚天气乍变，一阵狂风刮开拜伦卧室的窗户，吹得窗帘像船帆一样鼓胀起来，他一下子醒了。一道叉形闪电划破天空，沼泽顿时被照亮，如同镶嵌在窗框里的一张蓝色照片。他静静地躺着，等待雷声响起。银针似的雨丝开始从天而降，穿过他敞开的窗户。如果他不从床上爬起来将窗户关上，地毯会被淋湿。他躺在被子上，既无法入睡，又无法动弹，耳边只有哗哗的雨声以及雨点洒落到屋顶、树木和露台上的声音。他无法想象大雨怎样停下来。
拜伦想起安德里亚所说的女性犯罪难逃法网的话。他不知道如何确保母亲的安全。让一个男孩独自承担这项任务似乎过于艰巨。考虑到戴安娜在女性工作问题上的直言不讳，以及上周末她反对父亲把那辆车称为女性的方式，他知道，让她与众不同的并不仅仅是她在迪格比路做的事情。她身上有些特别之处，有些纯粹且宛如流体的特别之处，不受抑制，从容自若。如果她发现自己做了什么，真相就会流溢而出。她无法阻止真相流溢。他再次想象出她脑子里那些镶着珠宝的小抽屉，也许是因为下雨的关系，他只能看见水从它们里面溢出来。他大叫了一声。
突然之间，母亲的银色轮廓出现在门口，在大厅照出的灯光中闪烁。她问：“怎么了，亲爱的？”他告诉她，他被吓着了。她冲过去关上窗户，重新把窗帘理成整洁的蓝色褶子。
“你顾虑太多了，”她笑着说，“事情从来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她坐在床沿上，用手指抚摸他的额头。她唱了一首恬静的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歌，但闭上了眼睛。
不管发生什么，他都决不能把那件事情告诉她。在所有能够知晓这件事的人当中，她肯定是最危险的一个。雨滴急速地拍打着叶子，雷电逐渐缓和下来。当她的手指穿过他的头发时，他在心里反复地告诫自己。仿佛被绳子牵扯着一般，拜伦迷迷糊糊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