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弗莱的亲爱朋友：
《一个人的朝圣》首次出版时，有几个人问过我，会不会写一部续集。我很快向他们保证，不会的。我觉得关于哈罗德和莫琳，该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说了，是时候让他们继续生活了，我不该在一旁观看记录。我没有考虑到的人是哈罗德的朋友——奎妮·轩尼斯：是她写了第一封信，启发了一段改变哈罗德·弗莱人生的步行之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她一直保持沉默（这正是奎妮会做的事情），然后突然有一天，她一声大喊：“我在这儿哪！”
时机不对。我的新书已经写了两万字，还在做一个广播节目。这个时候，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去开始写别的东西。但后来，我和我的孩子们待在厨房里时，奎妮的故事悄然来到。它是那种灵光乍现的想法，但出现时一切就绪，于是你感觉它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告诉了孩子们，因为这个想法已经让我非常兴奋，没法憋在心里。然后，孩子们说了句“哦，很好啊，那午饭吃什么？”之类的话。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脑子里全是奎妮的话以及她的故事。我不知道那些话里有没有哪句有意义，但我确凿地知道，我已经开启了什么东西的头，得继续留下，找出完整的故事。早晨再次翻阅《一个人的朝圣》时，我突然想起，实际上很久以前，我已经有了这个念头，要写出奎妮视角的故事——我已经尝试用她的声音写过一小段，就在《奎妮与礼物》那一章。我有过这一念头，但没有好好看到它。
过去的几年里，关于哈罗德·弗莱，我讲了很多。但有时人们也向我问起奎妮。我承认有几个读者问过，为什么？为什么非得让奎妮得那种毁容的癌症？我一直尽可能温柔地解释，但对于我来说，它还是一个情绪化的回答——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自己必须忠于事实。但以此作答，也同样困扰着我，因为尽管我父亲的癌症到最后可怕得难以直视，那毕竟不是他。比如，当我现在想起他时，我想到的是得癌症之前的那个是我父亲的男人。我想到他的大笑，他在喊“你好吗，蕾秋？”，或是他搬着梯子走过窗前。奎妮也是一样。在成为书的结尾处我们在一间疗养院里发现的那个女人之前，她也有过声音，有过人生。我想找出所有那些。当奎妮从她自己的视角复述这个故事时，她从不使用“癌症”这个词，也几乎不提她的外貌。癌症不是她的旅程。她的旅程是一段修复之旅。通过讲述她的故事，她变得完整。
我的父亲在家中过世。他没有痛苦。所以为了写这本书，我和几位麦克米伦癌症慈善机构的护士相处了一段时间，并拜访了两间收容绝症晚期病人的疗养院。去之前我很担心。我会不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会不会被吓到？我会不会出洋相然后大哭？但在两间疗养院和护士们的身上，我却被其内在的生命力所震撼。喜悦。安乐院里光线通明，充满欢笑。我遇到的护士们有无穷无尽的搞笑故事可讲。于是我开始着手写一本书，关于充满生命力的死亡。在我看来，你似乎没法真正记叙二者之一，而回避另一个，就好像如果你不去面对悲伤，就没法真正记叙快乐一样。我想，正是通过观看一件事的全貌，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质。
在疗养院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事。也聊到我的父亲和他的死亡。在一次会面的最后，一位管理人员对我说，你得写这本书。我很可能哭了——因为那一天有很多情绪。但我之所以哭，还因为他是对的。
于是我创作了我自己的疗养院，圣伯纳丁。几个病人到位了，一开始在我脑海里还很模糊，但随着我的书写，他们逐渐有了色彩和形体。你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像是变成了奎妮的伴唱，她的和声。照顾这些病人的修女们的灵感则来源于一个修女团体，她们住在我们格洛斯特郡的村里，共有七人。我们第一次过来看房子时，我见到了其中一位——一个穿着乳白色长袍和黑色围裙走在大地上的身影——那幅画面有种格外祥和的感觉，以至于这些修女立刻成为我在这片住地的一部分经验。就在昨天，我打开大门取车，发现一个修女靠在我们花园的围墙上。她似乎在等待什么，也可能就是在擤鼻涕。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她当时都很惬意。
为了找到奎妮的家，她的海边小屋，我和丈夫孩子回到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参观了诺森伯兰郡绝佳的海岸线。我又回去过两次。直到最后一次参观——就在我提交手稿之前的那个周末，我们又走了一趟，才发现恩布尔顿湾以及悬崖上的海滨木屋。奎妮的小屋是我在头脑里创造的，但如果你去过恩布尔顿湾，就会发现沙丘上刻有一组沙阶，或许曾经通往她的花园。
奎妮的海上花园就那么开始了。在研究过诺森伯兰的花园以及滨海小路之后，我的想象力才给她的海上花园种上花花草草，放进人形浮木。我很高兴她拥有那些东西。她用她生命中的人来填充她的花园，和我用我生命中的人来填充我的写作是一样的。而且顺便提一句，我的孩子们都很高兴看见我们的老边境猎狐犬（那只狗）回来了。
至于玛丽·安贡努修女，我喜欢这么去想，她是父亲借给我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看见他们的花园里有个男人。这个时候父亲已经非常虚弱，病得很重，但他让母亲扶他走向这个男人。母亲没看见任何人，但他们还是一起走到那个地点。走了好几次。
让母亲震撼的是，父亲对花园里有个男人竟然很开心。有过几次——没有多久以前——他还会大吼大叫，很可能还会挥拐杖呢。
父亲并不虔诚。他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宗教信仰。但他看到一个男人，这个人让他感到平和，他渴望和这个人待在一起。大约一天之后，他去世了，就躺在母亲用来搬动他的靠背长椅上。他没有蜷缩也没有闭眼。就那么停摆了。
当我对疗养院管理人员说起这件事时，他微微一笑，就好像这种事我们都应该知道一样。这很普遍。临终经验，他们是这么说的。它们无法被解释，却无疑发生。它们经常能缓解病人的痛苦，因此也助他走过死亡通道。它们似乎也和有时因药物引起的幻觉现象形成鲜明对比。我想多去想象一点父亲看到什么景象，于是虚构了玛丽·安贡努。
重翻《一个人的朝圣》并扭转角度回放一些章节对我来说十分特别。它也赋予莫琳一个不同的声音，还有戴维，以及找到奎妮爱上、其实更是莫琳爱上的那个哈罗德。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奎妮感觉被重新拼凑完整，他们也是。
还是要正式说明一下，我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朝圣》的续集，也不是一部前传。我写的这一本书，它和哈罗德·弗莱比肩而坐。他们真的应该那样出现——她坐在乘客座，他坐在驾驶座。肩并着肩。
我会把这本书称为，一个伴儿。
蕾秋·乔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