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个国家住了近两年，拿的一直是每三个月要加签一次的观光签证，就连里欧也不例外，因为这是所有选项中最简便的方式。根据以色列的返乡法规定，身为犹太人的里欧当然有权返回以色列，不只他，连他的儿女与配偶（也就是我），都有资格无限期居于此地。然而他拒绝了这项权利。“除非以色列开放让巴勒斯坦人共享平等的权利，否则我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此番言论始终是他不变的立场，因此我们并未选择最显而易见的方案：入籍成为以色列公民。第二个方案是申请工作签证，我们当时也考虑过此方法。然而对要前往以色列短期居留并参与非政府组织计划的西欧与北美民众来说，最热门的选项还是每三个月离境一次方能再度入境。但不能搭客运前往埃及的西奈半岛（Sinai）或走艾伦比桥（Allenby Bridge）入境约旦，因为一旦走陆路，边境海关将只发放为期一个月的签证。必须从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飞离这个国家然后再度入境，才能获发三个月签证。过去两年来，我们飞去开罗与安曼（这是以色列在中东仅有的两个和平伙伴），还飞去印度西孟加拉的加尔各答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Dhaka）（如此一来，孩子们才不会忘记自己有一半孟加拉国血统），当然，假日时我们会飞回伦敦。每一回出入境都要伴随令人挫败的安检程序，虽然有犹太亲属会让过程较为轻松，但仍时常令我心生愤怒与无力感。
通过机场安检最简单的方式是，一开始就提出自己与犹太人的亲属关系，当然前提是你确实有。当时以色列安检单位会以不同颜色的贴纸作为暗号替乘客分类，但每隔几个月各种颜色所代表的类别会更换，如此人们便猜不到自己在以色列的机密档案里被归属于哪一类。然而在以色列的第一年期间，我旅行了几次之后便摸索出这些颜色的意义，我想至少在那一年里，各个颜色所代表的意义如下。
粉红色：犹太人或是有犹太亲属的人，例如我们一家人。
绿色：支持犹太人的正当异教徒。
白色：其他不构成安全威胁的外国人。
紫色：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工作，有潜在安全威胁的外国人。
橙色：姓名带有阿拉伯语或是听起来像阿拉伯语，可能会造成安全威胁的外国人，当中可能包括阿拉伯基督徒。或是护照上盖有“敌国”的戳章，例如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苏丹。（有一回孩子们和我拿到最安全的粉红贴纸，但里欧不但只拿到橙色，而且还被盘问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他的护照上有黎巴嫩的出入境章，当时他还没去办另一本出入以色列专用的护照。）
红色：巴勒斯坦人。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认为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这意味着即使是娶了英国妻子的巴勒斯坦参谋总长，每回要经由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去英国探视妻儿，都得被脱衣搜身。
“既然我跟你们奥尔默特总理进行和平协商会议时，都可以不用脱衣搜身就进入他的官邸，那我确定你大可不必让我经历这番折腾才让我上飞机吧？”时任巴勒斯坦参谋总长的拉斐克·阿尔3侯赛尼每回仅着内衣裤站在隔间里时，总会如此告知负责质询他的海关人员。他说他时常从安曼飞往伦敦，这样一来便能免去这些羞辱。
每当轮到我们在机场安检时，通常由玛亚负责多数谈话，如此一来安检会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但有时候，我就是忍不住挑衅这个国家有如卡夫卡小说剧情一般荒谬的安检流程，有一回我们要飞回英国过犹太新年那次就是一例。
那位年轻海关官员有着明亮的双眼与一副职业笑容。我们是长龙队伍里最后一组旅客，而我们的班机再过四十分钟就要起飞了。为了加快流程，他走到我们身边问了一句：“Ivrit ou Anglit? ”
他是在问我们，他该说希伯来语还是英语？
我女儿用她完美的希伯来语腔调回答道：“Ivrit. ”
这位年轻官员脸上专业、严肃的表情顿时转为一抹温暖的笑容。
“Bemet?真的吗？”他说，“你的希伯来语是在哪里学的？”
“在我的学校。我们要去伦敦看我的saba ve safta。”
“你爷爷、奶奶住在哪里？”
“在修伊绪（Huish）。”
“那是在哪里？”
“在伦敦。”
对玛亚来说，伦敦等于英国的同义词。我跟这位官员解释修伊绪是位于威尔特郡（Wiltshire）的一个寂静村落，他转向我并开始专心问起更具体、更标准的“安全”问题。
“所以你的家人住在英国？”
“是的。”
“他们叫什么名字？”
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出入多次之后，像这样针对家庭背景进行侵略性提问已不再令我意外，因为我知道这位官员想知道些什么。我踌躇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该拖慢整个安检过程，故意不告诉他他想要的信息，稍微逗弄他一下。最后我对他说了家人的名字却故意省略姓氏，如此一来，说了等于没说。
“Shem Mishpakha?（他们的姓是？）”我故意说了他们战后的姓氏，从这姓氏完全看不出犹太血缘。
我欣赏着他的表情变化。他严肃了起来，先前放松的脸部肌肉再度紧绷，好找出以色列安检单位一心想查出的“真相”。每一位质询官都得问出盘查对象的种族与宗教背景。我已经知道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我不但没有说出他想听的答案，还准备了更言不及义的回答。我知道这么做会拖慢进度，但我无法剥夺自己进行这个小游戏的机会。
“你的公公、婆婆或是你和你先生属于哪个小区？”
“我们当然都属于我们住的小区。”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有参加什么集会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但其实我完全明白他在问什么，他想知道我们是否为某座犹太教堂、基督教堂或清真寺的教徒。
“他们住在英国时，参加过村里的集会吗？”
“他们住的那个村庄很偏僻，那里没什么集会。不过每年夏天倒是会举办全村庆典。此外，不时会有农夫市集。偶尔还会有一些婚礼，但多数年轻人都搬到大城市去了，所以婚礼不但次数不多，地点还很远。”
我们还剩二十分钟可以赶飞机。我本是一时兴起想逗逗这位海关官员，现在却好像有些过火了。我觉得现在要挽救似乎已太迟。我刚才大可直接对他说：“我先生一家是北伦敦一座自由派犹太教堂的信众。那座犹太教堂我去过很多次，都是在赎罪日、犹太新年和逾越节的时候去的。”
我环顾四周，巴勒斯坦旅客们看着我蓄意与这个种族歧视的系统作对，脸上几乎藏不住笑意。要是我向海关官员说出我们“恰如其分”地虔诚信奉犹太教，他会立刻心满意足地停止盘问。但我不能让这位有着锐利明亮双眼的以色列海关安检人员打击我的自尊。我身边围观的这些脸孔让我无法说出他想听见的答案，这些已排队等上数小时的旅客大多是阿拉伯人，有些则是来自菲律宾或斯里兰卡的家庭帮佣，要是我此刻直接答出真相，他们会认为我是投机分子，纵使那么一来，我便可以顺利通过安检。
“你听说过妥拉[48]读经团吗？”
“没有。”
“你跟你先生是在哪里认识的？”
“英国。”
“英国哪里？”
“伦敦。”
“伦敦哪里？”
“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附近。”
“是在什么特别的聚会上吗？”
“是，大学酒吧里确实是人挤人。”
“所以你们是在酒吧里认识的？”
“没错。”
“哪所大学？”
“伦敦大学。”
“你什么时候搬来以色列的？”
“两年前。”
“你在以色列参加过任何集会吗？”
“你是在暗示什么？”
“试着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不使用“请”这个字。）
“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问你想问的问题？”我语气坚定地低声说道。
“你倒是说说我真正想问的是什么。”他语气也很镇静，但我听得出来他在努力压制声音中的一丝颤抖。
“你想知道我和我的家人是不是犹太人。你不敢明说是因为以色列最近被迫签了某份国际协议，里头的‘民主’宪章不准许你那样直接发问。但是……”我把未说完的句子硬是吞了下去，“总之你的行为很仇外，你拿着一个黄色星星等着我说出令你满意的答案，然后你就可以把星星贴在我手臂上……[49] ”
这位海关官员脸色一沉，但仍坚决保持镇定。反倒是我，声音开始变得模糊且微微颤抖，因为我对眼前这位年轻人竟握有操纵上千名通关旅客命运的大权感到愤怒与挫败。我可以感受到那些被扣留盘问数小时的旅客内心有多无力，他们被盘问可能只是因为有个像穆罕默德、阿哈麦德、哈桑、萨尔玛之类的标准阿拉伯名字，或是因为护照上记载的出生地是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至于巴勒斯坦人，则一律获发红色贴纸，照例会被脱衣搜身盘查。但我还想到其他姓名听起来像阿拉伯语的旅客，这当中不但包括了阿拉伯基督徒，甚至有许多人是生于中东的塞法迪犹太人[50]。
此刻我和我说着一口流利希伯来语的半犹太女儿站在这里，享受着我们不想要的特权，我们无须被羞辱就能通过安检，我们不用脱衣检查，也不必排上好几小时的队。我和我女儿都很幸运，我们的名字不会让我们被列入“危险分子”名单。
“你或你先生的家人在英国参加过任何宗教集会吗？比如上犹太教堂或基督教教堂？”
总算！我心想，他终于让步了，终于卸下官腔，开口问出他一直想问的问题。我感觉平静许多，我赢了。
“在耶路撒冷，安息日的时候爸爸带我和哥哥去过犹太教堂。”我女儿插嘴说道，而我正直视眼前这位海关官员，他活在这个偏执地要记录旅客种族的政权底下，却仍想追求民主。
“亲爱的，你们去的那座犹太教堂叫什么名字？”海关官员用较为柔和的语气问玛亚。他的脸部肌肉放松，睁大双眼露出微笑。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在那边为了犹太新年做了一个蜂蜜罐，我们在里面放了真的蜂蜜，我爸爸会切苹果去蘸蜂蜜[51]。”
由于我女儿的犹太血统纯正得无懈可击，这位海关官员突然停止询问。我们对以色列显然不构成威胁，这位“犹太民主”舵手陪我们走向安检第二关。此刻我们已剩下不到十五分钟可以去赶飞机了，但我内心知道一定来得及，因为现在我们已被证实为伟大的犹太家族的一分子，然而我并未因此面露满足或感激之情。接着他对玛亚说道：“小朋友，你是自己打包行李的吗？”
“我睡觉的时候妈妈帮我打包的。”
“那就好。”然后他转头直视着我。我看见他以锐利的阿什肯纳兹眼神，凶猛地盯着我，仿佛是在训诫我方才恶意捣乱。
“你明白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问题吗？我是要确认没有人在你包里乱放东西，因为有可能是炸弹。你自己打包的吗？有没有人托你带什么礼物给别人？”
“你是在问我妈妈包里有没有炸弹吗？怎么会有人要在她包里放炸弹？”玛亚问道，她看起来一脸震惊。我可以感觉我身后的基兰正努力克制自己别踹他的宝贝小妹妹一脚，他被海关官员要求摘下耳机，他很生气自己竟然得听玛亚废话连篇。
“是，我是自己打包。然后，没有，我没替谁带礼物。”我如此回答，然后等着他的反应。但他显然已调查完毕，没再继续追问下去。
“带着你们的行李直接去快速托运柜台，你们的班机过不多久就要起飞了。”海关官员边说边往我们的行李与护照上贴上白色贴纸（我们的黄色星星！），贴纸上头还有一组号码，这组密码表示我们不具任何威胁。身为犹太亲属的我们本该拿到粉红贴纸，但这一回这位海关官员给了我白色贴纸，意思是：其他不构成安全威胁的外国人。我在想他是否要借此表达立场，给我一个轻微警告，因为我故意为难他质询，浪费他的时间。他喊了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要他替我们的行李系上“检查通过”的标签。接着他转向盘问队伍里下一位旅客，并且打开一本贴满各色贴纸的小册子，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不同的种族分类。
“我们的行李不用通过X光检查吗？”我困惑地问道。眼看这么多人在X光机前排队，直接前往行李托运柜台令我有些罪恶感。成排“可疑”的行李被挑出放在长椅上，正等着被打开，由安检人员亲自检查，检查完毕后行李的主人才能获准登机。
“不用，你们直接去快速登机柜台拿登机证。”原先那位海关官员说道。他与玛亚握了握手并对她说：“亲爱的，拜拜，很高兴认识你。好好照顾你妈妈。”
队伍里的群众3其中某些人想必叫作穆罕默德或阿哈麦德3双眼无神地看着我与孩子们展示着颜色正确的贴纸，拖着行李与双腿走向柜台。我再无勇气拒绝这个国家赠予我们的特殊待遇。我短暂的叛逆已经被自私的烦恼取代，此刻我只是一个担心错过班机的投机旅客。
就这样，我身为一位来自南亚的异乡人，却无须通过标准安检程序就能从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离境。这全得感谢我手上的王牌，也就是我那胡言乱语的半犹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