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耶路撒冷的第二栋房子位于哈格度哈维里街（Hagedud Ha'lvri），犹太志愿军的军营也在同一条街上。随着时节入冬，耶路撒冷开始降雨，我在这洞穴般房子里的生活也跟着阴郁了起来。我决定每周至多只做一则BBC专题，这样才有足够的自由写作时间。我同时也请了希伯来语家教，还报名了东耶路撒冷圣城大学的密集阿拉伯语班。
我发现自己留在家中的时间越来越多，随着气候日渐湿冷，家中湿气也跟着加重。耶路撒冷的冬天诡谲多变，这里的房子构造无法抵抗寒风大雨，这儿甚至偶尔还会下雪3我们初抵此地时地上便有三英寸厚的积雪。但当时我们在艾梅克勒方街的房子有中央暖气，住起来舒服又气派。如今这栋位于艾梅克勒方街南方半公里处的哈格度哈维里街的房子，相较之下显得简朴、老旧，里欧想搬到一个更多“当地”人从小生长聚集之处。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对宗教颇为虔诚。我和里欧每逢安息日开车上街便会有罪恶感，因为街上到处都是穿出家中最好的那件白色上衣准备要去犹太教堂的一家老小。最初我们觉得那栋房子十分迷人，并且夏天常在花园举办派对。八月气候炎热之际，那个墙壁贴着马赛克砖、地板铺着花朵图样地砖的洞穴依然凉爽，俨然是个避暑胜地。
无论我是在写作、制作BBC每周一回的专题，还是替孩子洗澡并哄他们上床睡觉，里欧永远把自己关在位于屋内角落的书房里，忙着写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政权的报告[52]。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私下互动。从某方面来说这也是好事，因为我们都想忘记律师那回事，想平息与欧莉闹翻过后掀起的余波。只要里欧在家，我们便不准提起欧莉这个名字，就连孩子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我通过工作与菲妲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但面对朋友时开始变得更为谨慎，仔细衡量该向他们透露多少家里的情况。我会与这些新朋友保持距离。
平日基兰会搭七点半的校车上学，我和玛亚则会晚一点出门。生活似乎很平静，无风无浪。这个“洞穴”二十四小时都需要开灯，这让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不知时日的空间里。我得依靠时钟过活，因为坐在我的“书房”里完全看不出天色变化。而我所谓的书房，其实不过是卧室的一个小角落罢了。
比起我那间位于屋子前方的卧室兼书房，厨房与客厅更缺乏日照。我开始不吃午餐，因为要走进更暗的空间会令我沮丧，在里头我甚至会被自己的脚步声给吓着。整栋房子都充满回音，电暖器又不够热。我工作时都得在大腿上放上女儿的热水壶取暖，书桌两旁再各放一台电暖器，然后房门紧闭才行。
我会工作到下午三点。此时我便该去搭公交车前往基督教青年会接玛亚放学。那是我一天之中最精彩的时光，我可以与她坐在公交车上，在半个小时的车程里听她说故事。在这座城市待了近二十个月之后，她仍一如既往地活泼，对这座城市充满各种疑问与相互矛盾的看法。这座城市不仅是我们此刻安身立命之处，同时也决定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命运，从某方面来说，甚至会影响全世界的命运。
里欧的表亲阿默思不时会过来当保姆。他已服完兵役，而且也过完了他的“正常化”假期3他去南美洲旅行了三个月。他正在找工作，不过暂时没着落，也或许是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他做过各种尝试。他曾通过驻守加沙走廊的以色列士兵牵线，做起一门创新的生意。他雇用巴勒斯坦女子编织无边犹太礼帽，然后带到耶路撒冷市场以高于成本约十倍的价钱售出。但后来以色列人迁离加沙，紧接着军队也在夏天撤守，他的生意就没戏了。到了十一月，就在住棚节[53]开始之前，他又开始了一项短期生意：从约旦进口椰枣叶（此为住棚节期间宗教仪式所需用品之一），然后以近乎敲诈的高价在以色列贩卖。他靠这门生意赚了不少钱，但他所有生意都要么短命，要么就是期间限定：他的无边犹太礼帽生意因政局变动而告终，而进口椰枣叶也只能在住棚节这一周内贩卖。
因此他把保姆当成找到新事业前的过渡工作。我喜欢阿默思，他有一种坦率大方的特质。尽管他热爱他的国家且愿意为其牺牲生命，但他对军队并无遐想。他公开承认他服役时奉命执行过一些违反人权的命令。他不否认曾迫害巴勒斯坦平民的基本隐私权，他半夜突袭民宅、恐吓孩童，然后把他们聚集起来盘问，而他的同事则负责搜寻“恐怖分子”。他确实偶尔会质疑自己的行为，但他没有胆量违背长官命令。国家使命的召唤终究还是比他内心对迫害巴勒斯坦人的质疑来得伟大。对他而言，国家使命才是他的优先考虑，尽管有道德上的顾虑，他依然相信这片土地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他很喜欢谈论在部队出任务的种种。他说入侵敌方领土时，比方说西岸地区的纳布卢斯，他绝对不会碰平民的财产。他说他视线所及有收音机、个人计算机、珠宝，但他和他的同事绝对不会下手。他还说某次长期围城任务中，他甚至跟某家人分享食物，尽管他们可能正是那行踪成谜的恐怖分子的父兄子弟。
然而，我从被围困的巴勒斯坦男女口中听过不同的故事。我不断听见他们抱怨军队不只会夺走易于携带的小型财物，甚至还会蓄意破坏，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摔破锅碗瓢盆，把院子里的蔬菜连根拔起。阿默思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严守纪律的士兵，他说自己只会执行被交办的任务，而当中并不包括损毁嫌疑恐怖分子的家。他对我说，某回他奉命搜查一只五斗柜好找出能追查嫌疑犯下落的相关线索，当他搜查完毕，他动手折叠嫌疑犯的衣物，把文件和物品放回抽屉里，此举引来同事一阵讪笑。我喜欢把阿默思想象成捷克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历险记》里那个少根筋却正直的士兵。
会请阿默思帮忙带孩子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想跟丈夫的亲戚保持往来。毕竟他们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唯一的亲人，有必要让孩子们与他们熟识。基兰很喜欢阿默思，因为他是个纸牌高手，他说他是在军队站夜哨时学会的。“得要有练瑜伽的那种自制能力才能在漫漫长夜里保持警戒，不过还好我身上有纸牌！”他说。
晚上有阿默思在房子里，我就能偶尔逃离这栋位于卡塔蒙区（Katamon）的跟犹太军营同一条街的房子。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这里爆发过后来被称为“卡塔蒙之役”的激烈战事。巴勒斯坦斗士们以周遭民宅为基地（我们家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向犹太志愿军发动血腥反抗。以色列战胜不久后，此区街道全部改以犹太恐怖分子首领组织为名，这些组织战时蓄意破坏火车，在旅馆放炸弹（包括耶路撒冷最著名的大卫王饭店），并且杀害所有他们认为反对创建全世界第一个犹太国家的分子，当中包括联合国的和平调停者。
有了阿默思之后，我在孩子们的课后时间也能享有一些自由。我每周可以去一趟拉马拉找菲妲，她已不再两地通勤，因为她与塔玛闹翻了，虽然这很不幸，但本不可避免。如今她在她新男友马哈穆德家过夜，他在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政府任职。
由于我洞穴般的居所到了冬天是如此阴郁，菲妲也离开了耶路撒冷，里欧又因为忙乱的工作时常缺席，再加上我内心突然涌上一股令我心生倦怠的茫然，种种因素导致近来我对BBC特约采访的工作不若初时那般起劲儿。我觉得自己很可悲，我试图重振事业，但其实我的职业生涯早已被我撕裂成绝望的碎片。我一点都不开心。
因此，当某天晚上菲妲致电邀我去拉马拉最有名的餐厅之一—达尔娜共进晚餐时，我立刻抓住了这个可以逃离阴郁住所的机会。我在拉马拉感到格外自由，在那里我无须面对道德两难，无须反复思考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选择，更不必整天自问为何我仍住在耶路撒冷，守着一段虚幻的婚姻。既然它令我陷入如此可悲的忧郁，我何不直接打包走人呢？从我家开车走上短短二十分钟就能抵达检查哨，接着就能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光是开往拉马拉这趟车程本身就是一种独特而令人挫折的体验，得以见证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有多么缺乏沟通。
在耶路撒冷东北边境的阿尔拉姆（Al Ram）检查哨，以色列边界警卫问我：“你要到哪儿去？”
“拉马拉。”
“为什么？”
“去吃晚餐。”
“晚餐？”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很古怪！”年轻的士兵说道。他唤来了他一位眼神锐利的女性同事（相较之下女性士兵更容易令我心生胆怯），接着他说道：“你看，这位女士说她要去拉马拉吃晚餐！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好餐厅吗？”
“这里吃不到中东烤鸽饭，也抽不到中东亚力酒水烟啊。”我故意这么说，逗他们笑。
“这位女士，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位士兵挥手送我离去。我偷偷看了那位女兵一眼，面无表情的她令我有些紧张，她的表情有如陨石般刚毅，恐怕得出动液压钻才能在上头凿出些火花。
有一回我要去拉马拉，正当准备出门之际，阿默思对于我要去巴勒斯坦城市探望朋友、进行社交活动，甚至在那边用餐感到好奇与不可置信。
“他们那边有什么乐趣吗？”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们有可以喝酒的餐厅或酒吧吗？”
“当然啦，他们有酒吧、餐厅和咖啡店，街头上不分日夜随时都人潮汹涌。那边的街道比耶路撒冷市中心还热闹，人们的生活也比较正常。那边的狂热分子不像这里这么多，拉马拉的巴勒斯坦人很懂得享受生活，而且他们不会穿着军装、肩上挂着一把AK-47步枪去餐厅。”
“好奇怪。”阿默思说，“巴勒斯坦人在我的想象里，就是检查哨看到的那个样子。我跟他们唯一的接触都是通过枪杆。”
拉马拉，如此靠近却又如此遥远，阿默思常说除非是以军人身份去作战，否则他不会去那座城市。几年前有两名以色列军人在拉马拉惨遭私刑处死后，以色列人就被禁止前往西岸地区。
“其实你也没得选择，因为你们全都被禁止过去，就算你想跟墙外的巴勒斯坦人说说话也没办法。”我跟阿默思说，“当然，你可以试着闯闯看，但就要冒着被处以高额罚金的风险。如果你们可以自由地跟巴勒斯坦人往来，以色列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就会显得多余。因为一旦以色列人体验过巴勒斯坦的夜生活，他们绝对不会想再拿枪指着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年轻人会拆掉检查哨，然后自由地穿越边界两头狂欢。”
然而我知道我对阿默思说的这番话，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事情没那么简单，过去六十年累积的愤怒与仇恨，不会如此轻易就烟消云散。双方都需要一段疗伤期，我不知道双方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原谅并忘却过往，重新开始。
“我认为如果不把阿拉伯人隔离开来，他们不可能会让我们继续待在这个国家。”阿默思说道，我想他是真心相信这个说法，“但如果某天有机会去拉马拉拜访你朋友菲妲也蛮不赖的。也许你可以把我偷偷带过去。”
“不然你可以试试异族联姻啊，要我当媒人吗？”我对阿默思说道，“你爸会说阿拉伯语，跟你的巴勒斯坦新娘沟通不成问题。”
“你疯了。我爸绝对不可能接受我娶一个巴勒斯坦女孩。还有，你们这些局外人怎么老爱帮我们想办法？你们凭什么觉得我们会想听你们的？我干吗相信跟这片土地毫无瓜葛的人会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世界干吗不让我们顺其自然就好？我们才不需要什么媒人！”
“因为你们长久以来实施的各种剥夺当地居民权利的政策，把这里变成了另外一个南非，他们甚至连住在祖传家园，住在从小生长的这片土地上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都已经二十世纪了，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而且还发生在这个号称民主的国家。现在已经不是殖民时代，过去白人新移民把澳大利亚原住民、毛利人、美洲原住民从地球上抹去这种事情不该再发生。”
“但我们又不是新移民！我们本来就属于这里，我们比巴勒斯坦人还早来，这里是我们的土地！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祈祷能回到这里。我们不是新移民。”
“从某方面来说你们的确是。雅利安人在四五千年前吠陀时代从中亚迁徙到印度开垦定居，成为印度人，难道这表示他们现在有权声称中亚是他们祖传的家园吗？”
“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渴望回到这里，三千年来我们不断祈祷，重复说着祷文里面那句‘明年在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为什么就不能分一块地给我们？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们有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从摩洛哥到利比亚，可是我们只有以色列。”
“阿默思，整个阿拉伯世界有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口音和方言，肤色和文化传统也不同。想象一下，如果巴勒斯坦人跑去苏丹共和国，难道他们会有回到家乡的感觉吗？”
“你不懂。”阿默思看起来有些心烦意乱地说道，“犹太人跟这片土地的渊源之深不是你能想象的，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始终想回到当初被放逐之地的民族。你不会理解的，外人不会懂我们的痛苦。”
阿默思的说法便是典型的犹太例外论，不管怎么讨论，最终总会绕回这个论述，以色列政府通过学校教育把此论点灌输到每个孩子的脑海中，要他们相信犹太问题的状况与众不同，是特例，因为犹太人曾遭遇无可比拟的磨难，因此便能合法地将巴勒斯坦人的一切据为己有。
我的以色列大地，
我们有一棵树、一条路、一座桥……
玛亚仍会把这首流行的爱国歌曲挂在嘴边，只不过她现在是为了要惹怒她哥哥才会唱。
菲妲与我在达尔娜餐厅优美的环境之下，伴着现场演奏的乌德琴乐声享用了一顿晚餐。餐后她说要随我回耶路撒冷，好回去艾因喀拉姆区拿些衣服与杂物。她现在几乎都住在拉马拉，而且正准备永远搬离耶路撒冷。
位于耶路撒冷与拉马拉之间的卡兰迪亚村（Qalandiya）检查哨的士兵表示，菲妲并无以色列居留权，而且内政部还在审核她的申请，所以她根本就不该跑去西岸地区。她不该在身份厘清前跑到以色列境外，也不能住在艾因喀拉姆区那个地址以外的地方。此刻又下起了雨，让这栋混凝土与金属建成的检查哨以及挡住以色列入口的这道高墙看起来阴森冷峻，活像某部灾难电影的场景。菲妲用希伯来语对着那位士兵大喊：“请让我过去。我住在那里，我是以色列人。我比你更以色列！以色列是我的家。”
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又在说俏皮话，还是真的在向士兵们恳求。她的语气带着一丝严肃，但也可能只是在嘲弄这荒谬的情景。士兵把我的护照递还给我，对我说：“你可以通关，但她不行。”士兵指着菲妲说，“她不准进入以色列。”
“但她的家在检查哨另一头。她在那里出生，她一辈子都在那里度过。她的衣服、她的书、她的盥洗用品、她的狗……她整个人生都在那里。你怎么可以不让她回家？”
“不好意思。”士兵说道，“她不能通过检查哨。这里是国境，根据入境规定，她没有护照，也没有任何获准进入耶路撒冷的文件，所以我们不能放行。”
“但是她大可以走殖民公路顺利进入耶路撒冷。”我说。菲妲与我之前从那几条殖民公路多次进入耶路撒冷，从没遇到过什么状况。
“我们今天走这条路不过是因为比较近。你现在这种行为真的很荒谬，我可以跟你上级说话吗？”我对那位士兵说道。我察觉到我的音量渐强，语气也变得急躁。
面对这古怪的场面，菲妲反倒出奇平静。她拍拍我的肩膀，说道：“别跟他们争，你可能会被扣留好几个小时。你这样跟他们还嘴，有些愚蠢的士兵可能会想公报私仇。他们跟被设定好的机器人没两样，说来说去就那几句话，没必要跟他们争。早知道我就带你走另一条犹太移民专用道路。我没戴面纱，又会说希伯来语，每次都被当成附近犹太小区的移民，轻轻松松就可以过关。”
接着她说她累了，无力再千里迢迢地绕回那条路。时间确实晚了，当下已近凌晨一点，下个不停的雨令人抑郁。她今晚想留在拉马拉，于是我掉头把她载回距离检查哨不远的马哈穆德家。马哈穆德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领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当时“巴解”的根据地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被以色列特务机构摩萨德暗杀。我送菲妲过去时，马哈穆德正站在阳台上。他毫不惊讶地走到门外，仿佛早就在等着菲妲回来。菲妲没与我道别，便匆忙跑向他身边，跟着他进屋。我知道她奔跑并非为了躲雨。我在车里静坐了几分钟，羞愧地想着自己竟有权把车开回卡兰迪亚检查哨顺利通关，而且不会有青少年士兵挥舞着装了刺刀的步枪把我拦下。在我发动引擎之前，我看见菲妲走到阳台上。她对我硬挤出一抹微笑，但我知道这抹微笑底下藏着的是羞耻、愤怒与无力的挫败，这些情绪调成了一杯悲惨的鸡尾酒；我知道这抹微笑意味着待我一离开她的视线，她便会崩溃地放声大哭。她不会在我面前表达她的羞愧，因为我是外国人，我是个冒牌居民，我不过是这个国家的过客。
像这样周而复始的公开羞辱，最终让这位善良女子决定远走他乡。菲妲后来不出两年就移民加拿大。塔玛言犹在耳：“这就是以色列的目的，日复一日的威吓与羞辱，直到占领区的人们自行逃离。”
就在我开车离去前，我摇下车窗挥手道别。向来健谈的菲妲勉强举起右手，然后转身消失在落地玻璃门后。我看见马哈穆德温柔地以双臂环绕她，接着他们双双进屋。此景令我稍感欣慰。至少在菲妲的愤怒与羞愧消散前，在她哭泣之际会有一双臂膀拥着她。
我一如预期地顺利通过检查哨回到家中。当阿默思开门，我看见他的无边礼帽滑落到头侧，用来固定的夹子松脱了。他想必是睡着了。
“有人打电话来。”他说。
“谁？”我的心跳加速，想着可能会是里欧。
“大概一点半的时候，有个叫作马卡穆德的家伙打来，想知道你有没有安全到家。”
“那你说了什么？”
“我说我是你先生的表亲。”
“真的假的？”我惊恐地问他。
阿默思笑了：“逗你的啦！我知道这位马卡穆德来自拉马拉。我不想给你制造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只说我是保姆。”
“谢谢你，阿默思！正常情况下我不介意跟我的巴勒斯坦朋友透露你的身份，但今晚不适合。还有，你刚刚是叫他‘马卡穆德’吗？”
“改不了，以色列口音就是这样。”
“你当然改得了。你爸可是也门来的，在家也会说阿拉伯语。你可以试着读出正确发音‘马哈穆德’。”
“但我从小就被教导‘h’要读成‘kh’，这是地道的阿什肯纳兹犹太腔。”阿默思说道。他整理好犹太礼帽，穿上外套准备离去。出门前他在门口踌躇了几秒，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很开心能跟你朋友马卡穆德说到话。虽然短暂，但却是一场正常的交谈。你知道，我过去跟叫作马卡穆德的人说的话都是‘Jibne hawiyye（给我你的身份证﹚！’这一类的。这是我第一次以对等的方式跟日常生活中的马哈穆德交谈。感觉很奇怪，但又挺不错的。”
我注意到这一回阿默思读对了他的名字，毕竟他可以是说阿拉伯语的也门人之子。阿默思有一颗宽容的心，他是我的好兵帅克，我多么庆幸能有他陪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