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文先生来港演讲，相约晚上见面，领他到湾仔一间土耳其餐厅吃烤肉和喝啤酒，但忽然改变心意，道：“不如带你逛街散步？” 王先生点头同意。我便领他沿着骆克道与分域街交界处往东走到卢押道，街道两旁都是中门大开的酒吧，鼓噪的音乐，比音乐更鼓噪的人声，排山倒海地从酒吧里涌到马路上，穿越其中，似被无形的波涛冲撞着、攻击着，直从心底迫出了一股热浪，里应外合，几乎使人连走路亦难稳步。
在喧闹里我扯开嗓门对王先生道：“这区就是《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英文小说，也拍成了好莱坞电影。”
“哦，就是这里？苏丝黄的世界，我知道，我当然知道。”王先生笑道。
我续道：“十来岁的时候我在这里打过工，在舅舅的裁缝店，客人都是英国和美国来的海军士兵，只留港三天，前来订造西装，第一天量身，第二天试身，第三天便要取货离开了。舅舅有时候耍诈，西装明明造得过宽，他叫阿兵哥站在镜前，系上外套钮扣，他从后面轻轻拉住外套，客人便以为合身了……”
我边走边说，还伸手拉一下王先生的衣服以作示范，手肘不小心触碰到过路行人，被一对年轻男女白了一眼。我们两个男人遂笑得更开心，像恶作剧的孩子。
到了卢押道，右转过马路走进修顿球场，我又说了其他故事。修顿于战前的名字是萧顿，纪念一个叫作Wilfrid Southorn的殖民洋官的老婆，我小时候常来踢球，三山五岳，都是黑社会，却从来没人召唤我加入，因为嫌我又矮又瘦，嫌我碍事。
穿越修顿球场而到庄士敦道，有电车轨，对街是和昌押店，骑楼式唐楼被保留下来，但内部经营高档餐厅和创意精品。我对王先生说，小时候陪母亲进过这押店，她牵着我的手，柜台极高，母亲踮起脚尖，极艰难地把手表递给店主，我年纪虽轻，却仍觉得委屈与难过，替自己，更替母亲。
之后是圣佛兰士街、星街、月街、日街，再绕回庄士敦道，路经洪圣古庙，我对王先生说了阿姨在这里找盲公炳算命的故事。盲公炳铁口直断她有四次婚姻，她气得骂人，但结果灵验了，她嫁谁，谁便死，三回皆如此，只有第四任丈夫保住了命。
再之后是船街、大王东街、汕头街、厦门街、利东街、春园街、太原街，我告诉他这里曾是港岛的海岸线，所以船街极短，更有几级石阶残迹，是昔年的码头，香港人搭乘舢舨来往港岛和九龙即由此登岸。再之后便回到修顿球场，经由卢押道和骆克道的原路返回酒店。两个老男人都累了。
把王先生送返酒店握手道别后，我意犹未尽，折回修顿球场坐了一阵子，独自重温昔年往事。我在湾仔长大，至今仍喜自称“湾仔人”，把湾仔视为故乡。这里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让我回味，亲身经历的，耳朵听来的，眼睛读到的，或悲凉或哀伤，或欢欣或荒唐，或关乎背叛，或诉说忠诚，皆离不开球场四周的街道与马路。电车轨从上环蜿蜒而至湾仔，再经铜锣湾而延伸至筲箕湾，可是我的记忆电车就只在湾仔回旋打转，我是司机亦是乘客，凉风习习，我忘记了今夕何夕。而在平常日子里，当有朋友从外地来港，我亦喜欢带他们到湾仔走动，让他们坐上我的记忆电车，在几条道路之间兜兜转转，分享我所知道所记得所想象所渴望的Wan Chai。刘克襄、莫言、余华、初安民、陈雪、骆以军、阎连科、黎紫书……皆曾是我的记忆电车上的乘客，他们搭得高兴与否，我管不了，但我这司机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用故事权作铃声，叮叮当，叮叮当，满足自在，无论白天或黑夜，同样是无比地畅快。
《龙头凤尾》折射了记忆电车的若干窗外风景，或虚或实，或浮或隐，连我都不太容易分辨个中真伪。如楔子所言，刚开始时我想写的是发生于一九六七年的“金盆洗捻”盛宴以及其后的江湖风云，然而写了两三万字，心意改变，推倒重来，把时间移前了三十多年，改由陆南才的乡间遭遇写起，最后竟把故事写成了“前传”，原先的“金盆洗捻”反而变成待续情节，只好留待下一部小说细述重头。这些年来，我经常不无滥情地觉得对湾仔有所“亏欠”，要给湾仔写几个故事，《龙头凤尾》正是我还出来的第一个，之后，若无意外，陆续有来。
小说动笔于二○一四年中。廿年前写过两三千字的短篇，坐下一小时即完成一篇，艳情、鬼怪、科幻，刊发在八卦周刊上，赚稿费，过日子，从没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到了五十一岁才开始写长篇，既然为的不再是稿费，总得认真一些，是前所未有地认真，不管每夜多晚上床睡觉，翌晨八点必起床，坐到书桌前，写完一千字再忙其他。有时候只写出几百字，甚至几十字，甚至几个字，但仍坚持每天写，因有一回跟杨照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吃晚饭时，他提醒我：“必须每天写，停下来了便会永远停下来。”我向来敬佩这位大哥，听他的，果然有效。
中间也并非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张家瑜忽然生病住院，我当然停笔照顾，一停便是三四个月；其后再有家人动手术，忙乱得晨昏颠倒，唯有停写两三个月。又其后，竟有两回弄坏了记忆棒，好不容易救回部分电子档案，失去了两三万字，非常挫败懊恼。幸好每回定神之后，像陆南才一样骂一句“是鸠但啦！”便又有了重新起步的意志。就这样，写写停停，从未想过放弃，最大理由是写小说确实是一桩非常快乐的事情，快乐到可以驱赶所有挫败懊恼。
《龙头凤尾》完成后，我读到村上春树在《身为职业小说家》写的字句：
“去做能让自己最快乐的事，做自己‘想这样做’的事，依自己想做的方式做，就行了。那么就算评语不好，就算书卖不好，也可以想成‘算了，没关系。至少自己快乐了’，就多少可以接受”。
我于初老之年动笔写长篇，感受正是如此。
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在即，必须对一些朋友送上诚挚的感谢。陈蕙慧是最先鼓励我写长篇的人，并且一路督促，令我不敢怠懒。还有王德威、范家伟、胡洪侠、止庵、顾文豪、余执、刘美儿、妮娜等诸位老师和好友，皆曾以不同的方式对我的写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动人的鼓励。尤其张大春先生，我靠，把我的十八万字从头到尾读了据说两遍，不仅挑出无数错字，更对其中情节矛盾之处、细部遗漏之处、结局发挥之处，统统给了非常关键的提点，令我惭愧和“震惊”得失眠了两个夜晚。非常感激张大春的认真对待，对我，对小说。
对了，还有林美枝, 也就是作家“张家瑜”, 她期待和支持我写小说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终于, 小说现身了, 她终于有了一位“小说家老公”。至于她和我的女儿马雯，经常被迫听我把小说情节说了又说，偶尔也被迫提几句“听后感”，却都有启发。正在奋力创作英文长篇的廿三岁的马雯有一回道：“你没法强迫小说人物如何想、如何做，他们自有生命。”
我怔怔望着她，心里最渴望的事情其实不是她读我的小说，而是，终有一天，我读她的。
二○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香港九龙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