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几乎都按计划进行
In which almost 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
第二天早晨五点，闹钟准时响起。尽管前一晚睡前胸有成竹，认为自己的计划可以成功把胡安·萨尔瓦多带到阿根廷，但我还是担心今天会横生枝节。外面的天还黑着，走进浴室时，我发现胡安·萨尔瓦多的状态很不错，而且非常高兴见到我，他拍打着翅膀，在浴缸里上蹿下跳，晃着脑袋打量我，左眼看完了换右眼。
“啊，早上好！睡得好吗？我们有点赖床，不是吗？不过能起来就好，我觉得。现在该动身啦，我们今天干什么？参加新的冒险吗？”他仿佛在说。
“我们今天坐水上飞机去阿根廷，”我说，“所以你得好好表现，朋友，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不过你别出声，让我和他们说，好吗？”
我归拢好行李，把胡安·萨尔瓦多装进网兜，最后检查了一遍公寓，然后锁好门，在朦胧的晨光中顶着寒气向公交车站进发了。但愿贝拉米一家永远不会发现，我曾经在他们的浴室里给一只企鹅洗澡——我已经尽最大努力消灭了各种证据，现在公寓里应该只剩一丝挥之不去的海鸟气味，我非常肯定。
我走到路的尽头时，还是犹豫不决。附近没有别的人，只听得到浪花拍岸的沙沙声，海看上去冰冷漆黑，新一天的曙光刚刚开始照亮东方的天空，我脚下出现了两条差别很大的路径，我不得不做出选择，而且选择之后也许没有回头路可走。其中一条平坦光滑、安全合理：我所要做的就是把企鹅送回海滩——他的羽毛会在那里吸饱海水，水蒸发的过程中，他会很快冻死——然后独自去车站，理由是无论如何企鹅都会死，而我已经尽了力，难道不是吗？还能怎么办？不过，从同样的起点开始，还延伸出另一条路，它坎坷泥泞，长满荆棘和倒刺，晦暗朦胧，我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拐弯后面是什么，但选择这条路至少可以给胡安·萨尔瓦多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你认为这是一种选择吗？那么是怎样的选择呢？
一片森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却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1)
心中装着解决方案，手里拎着经过伪装的网兜，在晨曦微露中，我走向了公交车站。大清早就到蒙得维的亚去的人并不多，大都蓬头垢面，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拿着用纸和绳子裹起来的网兜，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人群中显得突兀。Colectivo到站了，只晚点了不到十分钟，车厢半满，我在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漂亮女孩身旁坐下——我上车的时候，她朝我笑了笑，这给了我一定的鼓励。
在南美的时候，痛苦的经验告诉我，在半满的公交车上，最好坐在你看着顺眼的乘客旁边，千万不要选择后排那些暂时空着的双人座，任由命运决定你的邻座是什么人。我曾在玻利维亚犯过这样的错误。那一次，跟在我后面上车的是一位块头大得夸张（我不是说她高）的女士，本地人，戴圆顶硬礼帽，身披一块色彩缤纷的披肩，带了三个小孩子和一群动物——许多鸡和猪崽子。整个行程中，这些动物有时候是待在各种盒子里的，有时则很难讲。不用说，虽然车厢里空位不少，这位女士还是坐在了我旁边，因为体形庞大，除了她自己的座位，我的座位也被她占了大半部分。在接下来五个小时的路程中，她既要管束三个熊孩子，还得把不停钻出盒子的动物塞进去，我不得不时常往边上靠，根本坐不稳。
这一次，我的所有东西都装在帆布背包里，只有萨尔瓦多待在网兜，网兜外面套了个大牛皮纸袋，我在袋子底部割了两条窄缝，把网兜的提手从里面拽出来拎着，所以别人看不到里面装了什么。我实在不想和任何人讨论我为什么要带着个装着企鹅的网兜，更不希望看到各界人士——他们毫无疑问是出于善意——哪怕有半点机会也要紧紧抓住，排着长队向我提出建议：“如果我是你，才不会这样做呢！”总之，我意已决，木已成舟，不会改变。无论如何，我都要带着这只企鹅返回阿根廷，我不能把他留下自生自灭，尤其是前一天晚上他已经在海滩上表现出了不愿意离开我的态度。此外，我真的没有想到，胡安·萨尔瓦多如此留恋这个世界。如果送他回海滩，即便不再遇到油污，我也担心他会饿死。就我所知，他至少十二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我们遇见之前，他可能已经饿了好几天；被我救下之后，如果他没有恢复健康，当然也不是我的错。事情就是这样，我不打算继续讨论和评判，也不希望与人争辩或者接受什么建议。
前往蒙得维的亚的巴士之旅只需一两个小时，旅途令人愉快，随着气温的上升，汽车开过几个小村庄和一片郊野。为了消磨时间，我很快就和邻座的漂亮女孩聊起天来，她名叫加布里埃拉，要去看望她在蒙得维的亚的阿姨。我们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无论加布里埃拉还是其他乘客都没发觉胡安·萨尔瓦多的存在。他躲藏的网兜就搁在我的两腿之间，别人根本不会注意，而且外面还套着牛皮纸袋。
快到蒙得维的亚车站的时候，车厢里冒出一阵轻微的腥味，乘客们左顾右盼，捏着鼻子嗅来嗅去，想看看是谁打开了装鱼的袋子。但很快，他们意识到这股味道比鱼腥味难闻许多，于是开始检查自己的鞋底和手提袋，担心踩到了恶心的东西或者有脏东西莫名其妙地掉进了袋子里。可想而知，只有一位乘客没有加入大家的侦察行动，不过我的脸变得更红了，因为这股令人困惑的气味于我而言并不神秘，我是这辆巴士上唯一知晓它——地板上的企鹅粪——来自何方的人，当然，我决定最好还是不要告诉同车的乘客。
见到我的反应，坐我旁边的加布里埃拉自然怀疑我是这股可怕气味的来源。她既轻蔑又厌恶地看着我，可我又不能和她解释，难道我要说出“别怪我，要怪就怪企鹅吧”这样的话吗？况且现在解释为时已晚，汽车已经开进了总站的停车处。另外，我并不觉得她能为我保守秘密，无论她长得有多漂亮。
感谢老天，终于到站了，我没去察看网兜，也没检查地板上究竟有多少企鹅粪，径直抓起行李溜之大吉，不去管加布里埃拉怎么想以及还可以怎么办。
我逃进一条小街，跟着指向某个广场的路牌走，来到一个漂亮的城市广场。这儿有草地、树木和休息的地方，这样的休闲空间很符合这个有些破败的大型殖民城市的气质，广场一侧还有座壮观的巴洛克式教堂。不过，最让我满意的是这儿的新鲜空气。
有些顾客在附近的酒吧和餐馆的露台上喝咖啡、吃早餐，于是我也过去坐下，点了吃的和喝的。我检查了套着纸袋子的网兜：除了一小块污渍，其他地方并没有鸟粪的痕迹。在众人探究的目光中，我把网兜移到隐蔽处，稍稍掀起纸袋朝里看，释然地发现胡安·萨尔瓦多高高兴兴地待在里面，神采奕奕，也没有试图逃脱，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我。
“我们到了吗？”他无声地问，并没有表现出做了错事后的愧疚之情。
“我能拿一只企鹅怎么办？！”我问，“你知道刚才我有多尴尬吗，胡安·萨尔瓦多？”他继续看我，显然不为我的诘问所动。
我深吸一口气，不得不接受没法跟企鹅讲道理的现实。毕竟木已成舟，我已经决定收留他。不是吗？不会改变了！此前的这些想法陆续冒出来，嘲笑我的动摇。好吧，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气馁。而且，情况不可能比这更糟了，对吧？
“我们接下来去坐水上飞机，会很好玩的！不过，拜托，不要再给我惊喜了，好吗？”我恳求道。
距离起飞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必须赶到港口。我又用袋子套住胡安·萨尔瓦多，边享用早餐边打量周围。热气腾腾的咖啡很快就让我振作起来。
在南美，课余时间不踢足球的时候，大部分学龄男孩常会赚钱贴补家用，其结果就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擦皮鞋的男孩出没。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大家随时随地可以擦鞋；年轻人的家庭获得些许收入，游手好闲的人数量减少。
一个擦鞋男孩发现了我，跑过来，在他自制的木箱上坐下，木箱的手柄是精心设计的，可以给顾客放脚。按照传统，擦鞋这种交易无须言语交流，顾客把脚搭到箱子上，就相当于签订了服务契约，如果他认为自己的鞋暂时不需要照顾，只管忽视男孩的存在，孩子会知趣地静静退开，丝毫不觉受到冒犯。我把脚放在箱子上，男孩开始工作，奋力清除鞋子上的尘土。然后，出于因物质缺乏而养成的勤俭习惯，他往鞋刷上挤了极少的一点鞋油，抛光打磨，异常用力，试图弥补缺少鞋油的不足。第一只鞋擦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会用鞋刷背面敲两下顾客的脚，这是请顾客换脚的信号。
他给我擦第二只鞋时，我开始考虑如何防止胡安·萨尔瓦多在水上飞机里留下企鹅粪，因为飞行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对于胡安·萨尔瓦多在那辆巴士上闯的祸，沐浴着冬日的阳光坐在广场上的我满怀愧疚，甚至幻想蒙得维的亚的所有警察都会出来寻找传说中的企鹅贩子，嫌疑人的外貌描述大概会是这样的：金发，欧洲人，身穿红色滑雪夹克和蓝色牛仔裤，手提网兜一个，内有一只企鹅。想到这里，我顿时觉得自己在人群中变得有点显眼。
男孩又敲敲我的脚，表示服务已经完成，检视了脚上的皮鞋之后，我往他手里放了几个比索。
擦皮鞋的男孩们不会总在你身边转悠，他们顶多花费一两分钟为每个顾客服务——因为经常擦拭的缘故，顾客的鞋子一般不会太脏；他们也不会嫌钱少，干完之后就迅速掠到另一个最有希望购买服务的潜在主顾旁边。但今天这个男孩却打破了传统。
“先生……”他说。
我有些惊讶地低头看着他，可能很像班布尔先生(2)看着奥利弗·崔斯特。
“你的袋子里是不是有只企鹅？”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到胡安·萨尔瓦多的脚。“我能看看它吗？”
确信没有其他人注意到我们，我略微提起纸袋，让他从下面偷瞄，企鹅和男孩默然对视了一会儿，我觉得他俩似乎在无声地交流，用一种只有孩子和鸟儿听得懂的语言。
最终，魔咒打破了，男孩的嘴里吐出了几分钟前我就很想问自己的那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带着一只企鹅呢？”
他知道多少？企鹅告诉了他什么？我试图回答他：“因为……呃……嗯，因为……”每当我开口，词句就会立刻蒸发，我为什么要用网兜把一只企鹅带到蒙得维的亚的市中心？我又试了一次：“因为……”
“因为你是英国人。”男孩小声提示我，同时会心地点着头。他的神色中甚至有点卖弄自己见多识广的意思。显然他说的是个陈述句，而非问句。
“听着，”我企图夺回主动权，“那些都不重要，我现在需要的是一只结实的塑料袋，好把企鹅放进去。如果你能帮我找一只塑料袋来，我就给你五十比索。”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看得出，他是在计算耗时同样多的前提下，留在这里擦鞋和帮我找塑料袋哪个赚钱多。接下来，他决定还个价。
“一百比索怎么样？”他说，脏兮兮的脸上露出顽皮的笑容，但我可不会轻易就范。
“当然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得自己把塑料袋送过来，交给我，在我喝完咖啡之前。”我说。得让他看看究竟是谁说了算！他没再说什么，瞥了一眼我杯中剩余的咖啡后就跑得没影了。
我悠闲地吃完早餐，很快便高兴地看到男孩拿着一只合适的塑料袋穿过广场向我跑来，我给了他两百比索，他拔脚就溜，乐得嘴巴咧到了耳根。
对于无意中发现了一只企鹅并且很快便莫名其妙地决定把企鹅带在身边旅行的乘客，定期往返于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Aliscafo （水上飞机），将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思考对策的时间，从而帮助他们应付目的国海关关员的各种反应。这是因为水上飞机飞行时噪音很大，气流不断造成颠簸，本来就小的舷窗糊满污垢，所以乘客在路上没法欣赏风景，只能全神贯注地想自己的心事，与别人交谈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反而让我觉得庆幸），书也没法读。横穿拉普拉塔河的三个小时里，引擎的轰鸣和冷风的吹拂，成功地在我和周围的乘客之间制造出一道屏障，使我得以专心思考解决下一个潜在问题的方法：我先是想到了企鹅的天性，然后脑中慢慢地形成一个计划——当然，这又要感谢尤安·麦克里。我打算大摇大摆地过关，宣称“没有任何行李需要申报”，全程隐藏胡安·萨尔瓦多。如果企鹅不慎被人发现，我就解释说企鹅是候鸟，我只是帮忙把这只阿根廷企鹅送回他的祖国而已，因为这只不幸的企鹅偶然受了伤，在恢复期间只能由我暂时照料，伤好之后我会放他回归野外，可这毕竟只是我单方面的计划，如果布利诺斯艾利斯的动物园愿意收留他，那就再好不过了。“这种人道主义的救助行为，”我会反问对方，“当然不会违反任何规定的吧？”
我希望通过强调企鹅来自阿根廷，来打动怀有民族主义情感的海关关员。这是我从最近那次酒吧斗殴中学到的，但愿他们不要给我扣上企图实施生物恐怖袭击，或者未经许可进口外来物种的罪名。考虑周详之后，我又放松了不少，接下来就等仁慈的天意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了。不过，若说丝毫没有顾虑，是不可能的。
在当时，阿根廷的海关和出入境管制，与世界其他地方并无太大不同。如今的入境规则更宽松，个体获得的尊重更多，但那时候的海关可不是个好玩的地方。
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那些阴郁的移民局官员并不陌生。初来阿根廷的时候，我只有旅行签证，为了获得工作签证和居住在该国的许可，必须得到入境事务处的同意。当然，去阿根廷工作的外国人必须展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证明自己在这些方面优于本地劳工，并且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定的好处。年轻气盛的我自然吃惊地发现，获得工作签证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按规定，申请人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携带所有必要的文件，前往港口移民局的“工作许可”部门报到，当天没有被叫到号的人必须次日一早再来，重新排队，直到自己的号被叫到为止，达到目的之前时常需要坚持很多天。
尽管对于来自更发达地区的人而言，当时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但相较阿根廷北边的那些穷国，这里还算是个不错的地方，所以总是有很多申请者去港口排队。不过，阿根廷不希望招收不熟练的外国工人，为了让滥竽充数者望而却步，他们规定的工作许可申请过程既漫长又令人不安。
缓解移民局带来的恐惧感的办法还是有的。例如，持有阿根廷企业发出的工作邀请的专业人士可以获得照顾，雇主可派一名员工代替他们递交申请，然而，对于不得不在港口排队的人而言，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行贿除外）。
圣乔治学院聘用了一位出生在阿根廷的退休英国人（杰夫）帮助外国雇员申请工作许可，只要给杰夫一点儿劳务费，他很乐意花上几天时间，拿着我的护照帮我去移民局办公室排队。只需耐心和毅力就能成功。然而，尽管排队这种苦差大都是杰夫为我代劳，但他实在没法过去的时候，我只能亲自出马。我们两人总共排了大约十天的队，几个月后，我才终于拿到了盖好“工作许可”公章的护照。
这一次，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之后，我走进宽阔的大厅，紧张地加入了Entrada（入境）标识那边的队伍。我向一位空闲的边检员出示了护照和签证，他示意我到几位海关关员的办公桌那边去排队，那里已经排了很多人，数百名旅客拖着箱子踯躅而行。队伍最前面的人把所有的行李放在一张桌子上供海关关员查验，同时还要回答他们的问题。大厅里一直有武装士兵巡逻，他们警惕地监督着海关关员的工作——最近的军事政变迫使阿根廷实行戒严政策，以“铁拳”管束边境。
虽然紧张得喉咙冒烟，但我仍旧对自己的预先计划有信心，我拖着胡安·萨尔瓦多栖身的塑料袋慢慢向前走，姿态优雅，仿佛一只刚做父亲的企鹅，看护着面前的宝宝，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帆布背包放到上帝指派给我的那位官员面前齐腰高的桌子上。他是个精明和蔼的小伙子，身穿制服，礼貌地和我打招呼：“早安。”但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另一位关员就敲打着他的手表走了过来。“谢谢。”第一位关员对他说，然后便离开了。原来，第二位是过来接班的。这一番临时变动顿时吓得我心惊肉跳——命运女神，我感谢你全家。新来的关员体格肥硕，面颊松垮，下巴大得和脑袋不成比例，暗褐色的制服陈旧邋遢，因为太胖，衬衫最上面那颗纽扣没有系，领带散乱地套在脖子上，下嘴唇上黏着一支已经熄灭的手卷纸烟，原本灰色的小胡子也被尼古丁熏黑了，从下巴上灰白色的胡子茬儿来看，他已经有两三天没刮脸了。他戴着粗框墨镜，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关员可供我察言观色，判断事态的发展。
“有什么要申报的吗？”他问。
“没有。”我对着他眼镜片上我自己的倒影回答。
“你去哪儿了？”他问，丝毫不打算放缓语气，让人听着舒服一点。
“我在乌拉圭住了一阵。”
在他眼中，我显然只是个来自欧洲的游客，毫无特别之处，所以他猛地把头拧向一侧，示意我可以离开了，我抓起背包，缓缓走开。我过关了！太棒了！感谢老天！真高兴！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而昨天下午我还被各种忧虑的愁云笼罩着，现在连海关关员在我眼中都突然变得正常了，简直跟天使差不了多少。
然而，现在高兴为时过早，当时我还不知道胡安·萨尔瓦多会被我的情绪感染，抑或是那天我得意忘形，不小心踩到了他的脚趾头，无论什么原因，就在我放松地长舒一口气的时候，胡安·萨尔瓦多发出了我遇见他以来听到的第一声鸣叫——由三个音节组成，响亮而刺耳，穿透了纸袋。
那个瞬间，几百名旅客同时停止了交谈，整座大厅陷入可怕的寂静，每个人都扭过头来，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制造了如此非凡的噪音。我感到寂静中透出危险的意味，几百双眼睛投射出带着温度的目光，打在我已然变得通红的脸上。突然之间，大家纷纷对我的个人事务产生了兴趣，而且，看到关员的注意力被我吸引过来，他们似乎也在为自己的那些黑暗秘密得到隐藏而感到庆幸。我仿佛看到所有的武装警卫已经端起枪来，走到我的身后，还掏出了手铐。
“那是什么见鬼的玩意儿？！”刚才放我入境的那位关员咆哮道，他现在变得十分警惕，宛如野兽嗅到了血腥味。他趴在桌子上，向下看着我放在地板上的纸袋，而我正打算把它藏起来。
“什么那是什么？”我说，企图拖延时间。
“就是你准备藏起来的那个袋子里面的东西！”
“噢，那个啊？”我说，“就是一只企鹅，我没打算隐瞒什么的！”我尽量表现得满不在乎和自信，然而，我自己也感到这么做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巴士上的那件事，也许只会令人尴尬，而这里的事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你不能把动物带进阿根廷！往这个国家走私牲畜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针对这种情况已经演练过无数遍的我，开始礼貌地向海关工作人员解释，企鹅根本不是“牲畜”，而是野生的候鸟，每年沿着阿根廷和乌拉圭一线的海岸迁徙，最远甚至可以到达巴西，它们的活动并不需要获得任何人的批准。至于为什么这只企鹅要通过如此方式返回阿根廷，是因为他不幸受了伤，必须暂时由我护送。一旦他恢复健康，我解释道，就可以自由地继续迁徙了。
我不停地说下去，生怕一旦住嘴就会引发什么不可预知的变故：正常情况下，一只企鹅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给共和国的海关关员添麻烦，而且我这样做根本不算走私，因为这是一只阿根廷企鹅，所以我只是帮他回国而已。（我相当满意这句台词，坚信它具有出色的效果。当然，实际上它没有。）
听完我的辩白，关员面无表情，显然未能理解我话语背后那无可挑剔的逻辑，所以依旧顶着一张臭脸。我突然冒出一个令自己不寒而栗的想法，最近上台的军人政权可能不屑于给企鹅签发动物保护令，也不太可能给人类签发人身保护令。
“跟我来。”关员说，他走进一个私密的房间，粗短的手指招呼我过去，仿佛不祥的预兆，我拿起背包和装着胡安·萨尔瓦多的袋子，听天由命地跟了上去。他重重地关上我身后的门。小小的问询室里有股难闻的气味，坚实的墙壁完全阻隔了外界的声音。
“给我看看。”他说。我把胡安·萨尔瓦多放在桌上，拿掉纸袋。胡安·萨尔瓦多看看我，又看看他。
“噢！还真是企鹅！”他惊讶地说，似乎很意外。
“我告诉过你，这是只企鹅。它们是候鸟，但一般不会从海关过境，我猜。我只是暂时照顾这只受伤的阿根廷企鹅而已。”
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他想了一会儿，审慎地打量着胡安·萨尔瓦多和我。
“你确定它是阿根廷企鹅？”他怀疑地问，弯腰直视胡安·萨尔瓦多，“那样的话就不一样了。”
“噢，是的！”我强调道，“根本不用怀疑，他是在里奥-加耶戈斯附近孵化的。”里奥-加耶戈斯位于阿根廷大陆的最南端。“看看他的斑纹，瞧，我是企鹅方面的专家。”我说，带着仿佛天生就了解胡安·萨尔瓦多的高傲神气编造着离谱的谎言。
海关关员又看了企鹅几秒钟，摸着下巴。“嗯。”他说。胡安·萨尔瓦多也看着他，但并非好奇地转着脑袋打量他，而是勇敢地直视这个人类。在这场对抗中，关员首先示弱了，终于，他得出了结论。
“没错……我明白了……当然。”他说。
他迅速地察看了周围，确认门已关紧，然后隔着桌子倾过身来，几乎贴到我的脸上，说：“你有美元吗？”他露出贪婪的微笑，牙缝里发出低沉的嘶嘶声，心虚地瞄了一眼身后，大拇指和食指不停捻动——这是一种全世界都熟悉的手势。
打通关节的时候到了。诚然，我没有违反法律或者任何规定，他也根本不在乎那只企鹅，只是想要贿赂，认为我会吓得给他点钱。虽然我手中有些美元，但并不打算为了这件已经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的鸟事付钱，况且他已经将把柄交到了我的手里，现在我占了上风。将军！轮到我突破他的心理防线了！我后退两步，做出被恶心到了的样子。
“你怎么敢索要贿赂？”我调动起一个二十三岁的人可能拥有的全部浮夸演技，故作义正词严地质问道，“我要向当局投诉！你的上级呢？”我知道，现在政变发生不久，如果向军方投诉，一定会得到回应。说着我就转身朝门口走。
“你留着这只鸟自己照顾吧！”我回头说，“他喜欢吃鲱鱼，而且饭量很大。噢，对了，如果我是你，我不会把手指放在靠近他嘴边的地方的！”
没等走到门口，我就听到一声威胁的喉音。
“站住！别再向前走了，先生！”
他掏枪了吗？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犯下大错了吗？我立刻站在原地，缓缓转过身去。他已经与桌上的企鹅拉开了相当远的距离，双手紧张地背在身后。
“把这只鸟带走！你不能把它留在这儿！”他说，说完又加上一个谄媚的微笑，“你没有必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对不对？对不对？”
于是，我拎起胡安·萨尔瓦多，趁关员没有改变主意或者因为办公桌上突然出现的鸟粪发难之前，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我的旅程的下一段——从港口前往宪法车站乘坐地铁，到达基尔梅斯后转乘列车——只用了不到一小时，全程平安顺利。又坐了十五分钟的公交车，我们便到家了。
“你好！”我快活地向学校的门卫打招呼，尽量显得一如往常，向他们保证等我洗完澡就给他们讲述旅行见闻之后，我一边祈祷不要撞到别人身上，一边旋风般地冲向自己的公寓。
啊！伸腿踢上身后的公寓门，把胡安·萨尔瓦多放进浴缸，我彻底松了一口气，这样的感觉多么美妙！就一整天都待在网兜里而论，他看上去棒极了。
“好啦，我们回家啦！”我对正在熟悉新环境的企鹅说，但他没有看我。“你怎么啦？”我问。
“什么里奥-加耶戈斯！我还是在福克兰群岛孵化的呢！”他愤愤地看着我，仿佛在说。
“得了吧你！”我说。“你今天给我惹的麻烦够多的了！Basta！你为什么要在海关办公室嘎嘎叫？在公交车上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后来你又差点儿害我坐牢！”
他终于转过身来，纯真无辜地看了我一眼。我笑了，这是因为我无惧艰难险阻，终于把他带到了阿根廷，领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