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的灵感源自酒吧斗殴
In which a bar brawl leads to a plan
当晚，我躺在床上，开始盘算如何把企鹅带回阿根廷。怎样才能通过海关的检查，顺利入境呢？只有依靠我对这个国家的国民心理的把握。虽然我目前只在阿根廷住了六个月，对于这方面我可是了解到了相当多的信息。去到阿根廷之后，我首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基尔梅斯待了一个星期，自那之后我就以这方面的专家自居——这要感谢我的新同事、历史教师尤安·麦克里。
圣乔治学院是一所效仿英国公立学校办学模式的寄宿学校，校园建筑宏伟壮观，颇具殖民地风格，某种程度上似乎还徘徊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学校成立于一八九八年，是一个名叫坎农·史蒂文森的人为了让居住和工作在阿根廷的英国人的子女接受教育而创建的，这些英国人主要集中在铁路修造、冷藏包装和牧场经营行业，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让孩子在英国上学，无论就时间或是金钱而言，他们都负担不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学校的目标客户群体发生了变化，尽管不少学生来自英国家庭（许多人的父辈和祖父辈都曾就读于圣乔治学院，他们已经是定居阿根廷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英裔移民，不再将英国视为“祖国”），但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西班牙血统的阿根廷家庭。
圣乔治是校长联合会（HMC）在阿根廷设立的唯一一所寄宿学校，办学风格独特，学费高昂。那时，该校自认为是南美地区所有中学之中的翘楚，吸引着南美大陆大部分国家的生源，主要授课语言为西班牙语，课程安排遵循阿根廷教育部门的要求，教职人员由当地的专业人士担任。对于那些希望继续在该国深造和工作的学生而言，这样的学习环境很是理想。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课程沿袭了英式教育中初、高级课程（O级和A级）的传统，教师也由英国人担任，以满足希望学校采用英语授课的学生家长的要求。
从英国前往阿根廷的路上，我结识了尤安——我们同为圣乔治学院当年招聘过去的新教师。尤安大我五岁，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不修边幅，深褐色的头发和胡须半长不短，与白皙的皮肤对比鲜明，简直是《丁丁历险记》中阿道克船长的真人版。然而，他与阿道克的相似性仅止于外表：尤安是我遇到过的最令人敬畏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学识渊博，几乎无所不知，像一本百科全书，在家庭背景的衬托下，尤安的这个特点更加引人注目，他在北爱尔兰（他称之为“阿尔斯特”）贝尔法斯特的一处穷困街区长大，父亲在哈兰德做过店员，还在沃尔夫造船厂工作过。尤安的口音非常奇怪，初次与他见面时，作为土生土长的英格兰人，我甚至很难听懂他的方言。
尤安记忆力惊人，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无论诗歌还是其他文学作品，只要读过一遍，就能大段引用。他总是热情洋溢，早餐时喜欢谈论尼采，口若悬河，可如果听者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淹没在他的长篇大论中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最终，我发现正确的应对方式是假装被晨报上的新闻完全迷住（比如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航运报道），无暇旁顾，才能让他有所收敛。可惜，这个办法是我在跟他非常熟识之后才琢磨出来的。
初到阿根廷几天之后，我们的自信略有提升，决定体验一下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夜生活，长长见识。于是，我们从基尔梅斯车站乘火车抵达市中心的宪法车站，又换乘subte（地铁），来到七月九日大道——全世界最宽的城市道路，大道周边蔓生出许多小街，商铺、剧院、影院、餐馆和酒吧鳞次栉比。温暖的二月傍晚充斥着音乐的悸动与蓬勃的生机，是追求氛围的年轻游客的理想去处。
我们在三四家酒吧尝过几杯啤酒，之后，到一个餐馆吃了牛排，这时天刚刚擦黑，我们又去尝试另外一家看起来很受欢迎的酒吧，因为晚上很暖和，酒吧大门敞开着，室内播放的探戈音乐随着穿梭的人流飘荡到街道上，到处都是心情愉悦的人享受夜晚的声音。（换言之，这个酒吧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其他酒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新近喜欢上本地啤酒的我们点了基尔梅斯啤酒，虽然酒吧很拥挤，但靠里一点的地方还有几个位置，我们朝角落里的两把椅子走去，五六个年轻男子已经围着桌子坐在那边了。
酒保以惯常的方式给我们端来啤酒和零食：两只酒瓶上各扣着一只玻璃杯，一份物美价廉的混合风味小吃——主要是腌黄瓜——摆在两块干酪蛋糕上，账单对折着放在食物下面。一晚之间账单会不断累积，客人离开时一并付清。
我们打量着周围的顾客：有的穿着考究的西装，有的则身穿工人的工作服，显然各种年龄段和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有。
我们轻声讨论了一下今天的“成就”：顺利地坐了火车和地铁，吃了一顿可口的晚餐，现在感觉舒适惬意，再来两瓶啤酒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
很快，我们的其中一位同桌转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好。”
友好的姿态开启了并不顺畅的交流。那时我只会讲一点儿西班牙语，尤安则对西班牙语一窍不通，但像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样，我们的新朋友略懂英文，于是我们磕磕绊绊地沟通起来。
“是的，我们是第一次来布宜诺斯艾利斯。”
“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不，我们不是游客；我们来这里工作，只是刚刚过来而已。”
他们做了自我介绍：卡洛斯、劳尔、安德烈斯……我们也报上自己的名字，谈话得以继续。
“是的，我们认为这里有很多美女。”
“不，我们还没看足球赛，但很快会看的；基尔梅斯的足球俱乐部很棒，我们知道。”
“是的，我们知道一九七八年的世界杯会在阿根廷举办。”
我叫来mozo（服务员），又点了两瓶啤酒。
“不，我们当然不是美国佬！我们是从英国来的。”
“啊，好吧，我冻了……你们是茵国人，对吗？你们住在伦顿，是吗？”卡洛斯说。
“啊，不！窝不似英国人！窝来自乌尔斯塔。”尤安回答。
我们的新朋友彻底糊涂了。
“窝来自阿尔兰！”尤安说，我觉得他的语气过于焦躁。
由于我现在也听不太懂尤安的“西班牙语”，我们的新朋友们更是不明白他说了什么，而且我发现他开始口齿不清，进一步让人难以理解，我简略地给大家解释了一番——事实上，阿尔斯特既不属于英格兰，也不属于爱尔兰共和国——化解了尴尬的局面，可还没有高兴多久，就遇到下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那么，既然你们是英国人，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1)，你们怎么看？”
当时的我不过是个毛头小子，对福克兰群岛没有丝毫概念，此前，在我眼中，这片位于阿根廷最南端以东约二百七十五英里处的地区，无非是英国和阿根廷长期主权纠纷的政治论题而已。即便如此，虽然英阿之间的“马岛冲突”十几年后才爆发，但我还是很快发现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在阿根廷国民政治意识中的重要性。
我根本不知如何回答，尤安却对这类事情了如指掌（这是自然）。
“切！完全不值得讨论！这个问题很蠢！”
转瞬之间，我们与新朋友交流的气氛变了，方才一直面带微笑、轻松畅快地与我们谈话的小伙子们，突然变得十分严肃，肢体语言剑拔弩张。
他们——主要使用西班牙语，间或掺杂蹩脚的英语，在此我尽己所能地做了翻译——严词谴责了英国偷窃他们的岛屿据为己有的海盗行径，简直跟当年西班牙人谴责弗朗西斯·德雷克夺走他们从别国搜刮来的金子如出一辙。
得益于惊人的记忆力，尤安列举论据的能力无与伦比。他开始高声驳斥阿根廷人的论点，指出了一些令人厌烦的事实，比如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在南美洲拥有的土地是其祖先收购而来的，他们获得所谓的“权利”和“产业”的途径是不折不扣的种族灭绝，而英国人就从来不会这样做，尤安说。
震惊之下，我观察着周围人的反应，意识到出现了我未曾见过的情况：同桌人的声音提高了，其他顾客也开始对我们表现出不甚友好的态度，与我之前初到阿根廷时受到的热烈欢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注意到，一些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正在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移动，似乎想要加入辩论，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今晚的状况完全出人意料。
尤安的嗓门越来越大，还敲打着桌子强调自己的论点，我焦急地提醒他该走了，却被他彻底无视，他既没有注意到向我们这边涌动过来的人群，也不曾发觉周围的人对我们露出充满敌意的表情。显然，一直与我们辩论的这些年轻人不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再讨论下去势必导致更大的不愉快，有些人甚至试图拉住自己的朋友，劝他们不要搭理我们。
“好了，别再说了！够了！我们不希望再和你们这些英国人说话了，就这样吧，够了！够了！”卡洛斯转身背对我们。这番话他当然是用西班牙语说的——
“Okay．¡Ya suficiente！¡Basta！No queremos hablar mas contigo．Déjalo．¡Basta！¡Basta！”
如同从自行车上掉下来的时候那样，时间变得缓慢难挨，而我对此无能为力，根本阻止不了最终“摔倒在地”的结局。
“你叫谁该史的炸种？你这该史的炸种？！”(2)尤安腾身而起，抓过一只啤酒瓶，握住瓶颈，对准桌子边缘猛力一磕，瓶底应声掉落，啤酒瓶瞬间变成最邪恶的谋杀凶器，晶莹剔透的玻璃碴在他娴熟的挥舞下闪出寒光。他紧接着扑了过去，探出另一只手，揪住卡洛斯。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酒吧的一位保安扬起木质警棍，打向尤安的胳膊，迫使他的酒瓶脱手，碎裂在地。这时，另外两名保安一个搂脑袋，一个箍肩膀，控制住尤安，第四名保安掐住了我的后脖子。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桌椅翻了一地，玻璃杯纷纷滑向地板，在一些顾客的协助下，尤安被保安结结实实地扔到了街上，这个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的大块头蜷缩在地上，好似一座肉山，而我被人推出了酒吧。我惊恐地看着尤安，简直不敢相信刚才发生了什么。他笨拙地慢慢爬起来，脸上挂着讨人嫌的诡异微笑——随即竟然唱起歌来！目睹这一幕，我不得不得出结论：他其实乐在其中。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老实说，我害怕打架。我是来自以和缓丘陵著称的苏塞克斯的乡下孩子，平时和同伴打闹时，至多不过轻描淡写地挥几拳了事，从未超过这样的程度，而且严格遵循昆斯伯里规则(3)的胜负判定。我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往车站走，傍晚的凉风很快便帮我醒了酒。这时，尤安仍旧摇摇晃晃地立在街道中间，高声叫骂“该死的杂种”，朝酒吧比出V字形手势（这个手势在阿根廷没有任何意义）。酒吧门口站着一排保安，双手掐腰，用身体组成一道栅门。我继续调动全身力量，努力在街上走着直线。
他没用多久便赶上了我。
“嘿！你去哪儿？”
“我要回学校！”我回答，眼睛没有看他。我根本不想和他一起回去，正在暗自盘算如果我一个人回去见到校长该怎么说。要不是对于他的安危还怀有某种荒谬的责任感，我刚才早就把他撇在混乱的人群中独自离开了。
“为什么回去？难道你不想继续逛逛？”
“继续？继续？”我震惊地说，“不，我不想！我可不觉得这是个美好的夜晚！”
“他骂我‘杂种’！”他气愤地说，“我能忍吗？嗝。”
“他没骂你杂种，”我怒道，“他说的是‘basta’，是西班牙语‘够了’的意思。你的反应太过激了。”我原本想加一句“你这个愚蠢的杂种”来着，转念一想还是不说为好，因为我也不知道附近是否还能找到空啤酒瓶。
坐在近乎空无一人的车厢里，尤安揉搓着脸和手。被丢到马路上的时候，这些地方刮得不轻，他挽起袖子给我看保安的木棍打出来的丑陋瘀青。
“该死的杂种！”他喃喃地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你想不想在回去的路上来一小杯啤酒？”
“不！”我说，“当然不想。我这辈子从来没被人扔出去过！”
他斜睨着我，好像在说，他这辈子从来没遇到过不经常被人扔出去的人。
“你从哪里学会用酒瓶当武器的？”我问，尽量试图调和尤安的两种人格：渊博的学者和酗酒的疯子。
“我们那里的孩子天生就会。”他满不在乎地说。
我只能相信他的解释。但想想这种武器的强大杀伤力，我就觉得后怕。
他看着窗外掠过的灯光，又开始唱起来。
我拼命假装不认识他。
短暂的沉默后，他说：“看见没有，朋友，跟着我混，你会很开心的！”
我的嘴巴不由自主地一下子张开了，惊得目瞪口呆，言语无能。这话从何说起？
“今晚你喝到了免费的啤酒，多亏了我！”他解释道，“你现在欠我的情，伙计！”
这是真话。我们没有付啤酒钱，一共多少来着？每瓶两块还是三块？更糟的是，我有种欠了这个神经病钱的感觉。
尤安这套可恶的逻辑让我的惊惧之情无以言表，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了防止情况恶化，我认为最好还是保持沉默。我头一次觉得被他给操纵了，他把我逼到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无论如何，我都下定决心，再也不和他去任何地方。不过，我也从中学到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体会到了福克兰群岛纠纷的严重性，发现阿根廷人的爱国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了极为狂热的程度。
为了明天一早赶路，我早早躺在床上等待入睡。此时一个计划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成形——如何将胡安·萨尔瓦多从乌拉圭带到阿根廷。虽然计划的细节仍然需要一些微调，但看上去比较可行。只是，我大概真的欠了尤安·麦克里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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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即福克兰群岛，又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
(2) 译注：西班牙语basta 意为“够了”，与英文bastard（杂种）发音相似，所以尤安在此误认为对方辱骂自己。
(3) 译注：拳击规则，三分钟为一个回合，一方被打倒后十秒起不来就算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