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虽然是陈坤厚的电影，在您创作的生涯中，1983年的《小毕的故事》应该有非凡的意义，因为这是您第一次与著名作家朱天文合作。她也曾在《下海记》一文中，为初次跟您和陈坤厚见面作了回忆。您还记得当时刚开始合作的情况吗？
侯：那是我在《联合报》读到一个征文比赛开始的。那个征文叫作“爱的故事”，五千字左右的一小篇，我们读到朱天文写的，感觉不错，就联络她，跟她约在明星咖啡馆聊，想改编成电影，那时她已经跟朱天心、丁亚民合作写过电视连续剧《守着阳光守着你》。天文的小说我很早就看过，《女之甦》那篇登在报纸上还是收在副刊的集子上时就看过，她父亲的小说我也看过，在我拍电影之前就看得很多。
谈过之后她说可以，就找丁亚民他们两个一起来编，加进一些个人的经验，她写前半段，丁亚民写后半段。
时机很重要。认识她时，我从事电影差不多有十年了，1973年入行，做编剧、副导演，差不多到一个要改变、转化的阶段，恰好就认识她。
白：往后的二十余年里一直到现在，朱天文变成您创作上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在合作上她能提供别人无法提供的什么东西？
侯：以前我都自己写嘛，写剧本……但你知道我脑子的结构，基本上是影像的，我想的都是影像。影像已经有了对不对，哇那味道是什么，调子是什么，我还要写，很累耶；但写出来大家才知道，才可以沟通啊。跟天文合作以后，很快，我讲给她听，她写很快啊，或者讨论，所以从此我书写的能力就开始减弱了（笑），但我不在意，因为我主要是影像。
因为她从事的是文学，文字的思维是更deep，比影像深，比影像能持续挖掘事物的背后。文字思维的负载度，也比影像大上不知多少倍，这是她对我的最大帮助，不一定是针对剧本的，反而是电影以外各方面的脑力激荡。
就电影本身而言，虽然剧本都是她写，基本上开头都要我开始，我一定要先想然后写。我写比较简单的分场然后跟她讨论，然后再写，再写，一直讨论，再整理，整理到最后交给她……因为我们同步嘛，所以她再帮我整个重新整理。我感觉从以前写到现在，文字这个东西，人家说是想好架构写出来，不是！都是你在写的过程中越深，越发现，把整个内在的东西都提出来。
我现在的习惯，写一个剧本要在咖啡厅待一两个月，前面一直看书，看看看，其实在想那个故事，或一边在看其他的小说，好像没有在想剧本，有一天，砰！开始了！好快，有时候好快。但是唐朝（《刺客聂隐娘》的历史背景）没办法，那太久远了，光看书就看不完。
所以跟她合作到后来，她常常会说觉得自己像个山谷回音——我发声，她回音。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我有一个对象可以讨论，有很多观点很接近又互相激发。她那时候其实很年轻，她是文学世家，所以她有时会有一种奇怪的直觉。我要拍《风柜来的人》，跟她聊，我说以前写剧本很清楚，一边写一边怎么拍都完成了，但现在每天跟新导演们谈些有的没的，什么master shot啊，什么形式和内容啊，我就开始混淆了，不会拍了。结果她建议我去看《从文自传》，她只是一个直觉。我没看过这本，因为他们文学世家比较有这种台湾当时叫作禁书的30年代的书。我看了完全不一样了！马上找到一个视角来拍，所以这种合作关系就一直下来。
白：跟廖庆松老师一样，她后来也当监制……
侯：朱天文啊？
白：对啊！在《千禧曼波》里面不是当监制或制片吗？
侯：都是挂编剧，挂监制是因为她是电影公司，三三电影的董事，所以挂她。当时为了重组新的公司拍片，看找谁来当负责人，几个人算名字笔画，她的名字十四画说是最适合，就借她的名字来用。因为有时候我的名字挂太多，就挂她的，那都不作准的。我们都乱挂的，真的，我不骗你，我不在乎这个，我们都是乱挂的！
白：《小毕的故事》是您当年的制片公司万年青摄制的，但本片也和中影合作，与中影合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们负责发行吗？
侯：基本上是资金对半，一人一半。发行我们认为中影有点老，虽然是小野他们，但是我们想交给民间发行。那个老板叫A哔斯，“惠比寿”的发音，那个脸笑眯眯的财神，日本七福神之一。A哔斯他们有一个公司，做了很多片子，像《上帝也疯狂》是他们发行的，第一集很便宜买的，赚很多。这个老板不看片的，完全是看什么人的组合，他就买了（笑）！
那个时候电影不景气，非常低，就是黑社会片最多的时候，很多片子差不多三天就要换。所以这部片没有什么档，过年档被占了，前面只有十一天的档，我们就上这个档啊，自己剪CF（预告片）在电视上打了。然后这个电视商讥笑《小毕的故事》，他看是“大毕的故事”，小毕的闽南话叫“肖哔”，哔就是裂开，他说这不会小小地裂开，这是大裂开——意思是会很惨——结果出乎意料大卖。我那时候剪CF在电视上打，很准。
而且我跟陈坤厚投资万年青，我把房子卖了，我那时候才分期付款买的，住差不多两年就卖，卖了九十万，搬到楼上租房子。我太太也傻傻的答应，要是赔的话就很惨（笑）。陈坤厚就是回台中他们家族标一个会，那会是“谷子会”，就是收割以后有钱谁最需要谁就标，他弄了一百五十万；我们两百四十万，中影就出相对的资金，总共四百八十万吧。后来片子大卖，还好分回来，我分了一百五十万等于说赚了六十万，才在天母买了房子，后来那地方整栋公寓要拆，盖成现在的新光三越，我又卖了搬到现在的住家。反正自己拿钱拍片就从那里开始。
白：《小毕的故事》的另一个演员是钮承泽——日后的“豆导”，跟您第一次合作。后来《风柜来的人》、《千禧曼波》断断续续都用过他。透过您的电影，可以看到他的成长过程。您跟钮承泽合作是什么样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什么样的变化？
侯：钮承泽最早是拍王童导演的《假如我是真的》。他父亲是戏剧界的，有关系，他那时候正好念表演学校，叫作华冈艺校，初中开始的学校。
庹宗华拍《云深不知处》的时候是童星，那时候我当副导就认识。《风柜来的人》还有一个张世[1]，也是他学弟。另一个胖高的是我朋友的侄子，一心想弄电影，我说好啊来——常常很多片都会有这种人，要当电影明星，来了，拍一次就不会再来了，就毁了（笑）。
他们都是华冈艺校同学，比较要好；因为背景在澎湖，会要求讲闽南话的，他们是外省人不会说，那时候也无所谓，反正是配音，所以里面有很多我的声音（笑），我一下装钮承泽声音，一下装张世声音。
白：您前面讲过，经常用一个演员，一段时间便不再用，但是后来《千禧曼波》还有。
侯：《小毕的故事》那时候他已经出名啦，完了以后，《风柜来的人》更是成熟了。拍他们那几个，《小毕》去念军校的和《风柜》去跑船的那个是庹宗华。还有那个被捅肚子的叫魏伯勤，跟钮承泽两个后来合伙做录音，开一家配音的公司叫“艺言堂”。《风柜来的人》拍完以后，因为题材的关系，大都讲台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用他们，他们各自一直往演员上走；后来钮承泽也是导演，庹宗华、张世到大陆发展，就再没有合作。
《千禧曼波》找钮承泽来演一下下，他变得会很紧张了，因为很早认识他时，我跟他都还糊里糊涂的，现在变成他有自觉要演了。有时候想想蛮残忍的，他们都是才子，我用完以后，感觉下一部片子不适合就不用了，好像把他压榨了！
白：《小毕的故事》还有一个资深老演员崔福生，我查了一下，你们合作的电影很多，包括《双龙谷》、《近水楼台》、《早安台北》、《天凉好个秋》、《就是溜溜的她》、《在那河畔青草青》、《尼罗河女儿》。您跟他合作的片子，比其他演员还要多。
侯：前面那些当然不是我导演，《小毕的故事》、《就是溜溜的她》我感觉他的样子很过瘾，主要是他没什么神情也表情不多。对我来讲，很怕表情太多、戏太出来的，我喜欢这种，所以跟他合作好几部。跟他同代的曹健，我们就合作比较少。
有时候就是一种直觉，回到本色。他很像外省老兵，三十岁就演爸爸，演他儿子的二十几岁，跟他差不到五岁，他就是老相。
白：他甚至还演过《养鸭人家》。拍摄《小毕的故事》，您除了制作方面，其他方面都有参加吧？
侯：我是现场副导，陈坤厚摄影，对演员什么他会丢给我，他负责拍摄，我有时候回去要改剧本。
白：当时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有好几部电影，讲述像小毕这样的再婚家庭，像《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八番坑口的新娘》等等，大部分都是描绘外省男人娶年轻的本省太太。
侯：我没有注意，可能是《小毕的故事》引起的，但也不一定。《小毕的故事》是比较早，都是80年代当际，可能是卖座所引起的。《老莫的第二个春天》也卖座啊，李祐宁（导演）的，这种故事台湾一堆，其实很动人。
白：我在想为什么之前没有很多这种片子，也许是因为外省人和本省人婚姻生下的孩子，到了80年代才开始长大，才反思这种现象。
侯：我感觉这种（孩子）反而都很优秀。外省人娶了本地人，生下的小孩两种语言都会，经历过两种不同的生活背景，眼光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天文家也是啊。
白：1985年您跟杨德昌合作《青梅竹马》，这次天文和杨德昌一起编剧的过程，有什么不一样？
侯：讨论以后，就杨德昌（负责）了，他会写成剧本。像我都是会尽量提供想法，然后天文写成小说，最后交给杨德昌。基本上合作方式是这种，就是导演主导；况且这个故事最初的idea是杨德昌的，连题目最初叫《带我去吧，月光》都是，根据这个，天文去写了小说——虽然发展成另一个故事了。他那时候把我当成角色在想，又刚认识蔡琴，她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才有这个idea。
白：对这个片子您好像参与很多，除了演员、编剧、制片……
侯：我是跟我丈母娘借三百万，这笔钱本来想在天母买房子。《小毕的故事》我赚钱了，那时候房子很便宜，就在天母买。我丈母娘是从山西逃难到这边，他们对房子、土地这种东西很有感觉，意思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房子，所以看天母刚兴起来，就说你们可以买一个店面。有时候聊起来我那个丈母娘，只要听她的话，可能就一堆房子（笑）。结果那个钱我就先周转，拿来投资《青梅竹马》，跟发行《小毕的故事》那家片商合资，老板刘胜忠和合伙人就是我刚讲的A哔斯，没想到这片子赔得蛮惨的。
台湾电影以前好像有类似的一些情况，结果都很赔惨，所以导演不能当演员。
白：但是我听说您差一点就拿到金马影帝，我看您演这部电影的range非常大，从打斗的场面到跟蔡琴的一些非常温暖的戏。您能不能谈谈当演员的经验。
侯：会去演戏，是杨德昌找，我好像有点盛情难却，那时候也真年轻。其实谈不上演，只不过我的某些样子或气质，正好符合杨德昌这片子的角色设定。
我感觉必须专注当演员，不能又当导演又当演员，除非你是个明星。反而明星你就可以一边当导演，因为明星是运用自己本身的一种特质在展现，他不须演戏，他只要展现。明星一站出来，观众就接受他的特质和架势。他当导演的话，多半因为找到一个能展现他那种性格的题材来发挥，他只要顺他的性格特质去表现，基本上是不需着意演什么的。
但演员就不是，他得挑战各种角色，全部投入于表演，自我挖掘，并且在表演上得到最大满足了，没什么欲望去当导演。当导演跟当演员，都要全力以赴，两个很难兼。我不会想当演员，我还是想去动脑子。明星自己导自己演，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加上他的班底很强，拍的片子出乎你意料之多，而且还拍得很棒。
白：所以您这个角色“死了”以后，您整个演艺就停了，就没有再复活了吧？
侯：还有。这个片子完了以后，舒琪找我去演一个香港片，叫《老娘够骚》，片子里我要吹萨克斯风，演叶德娴的男朋友，她叫我玻玻，boy boy的意思，我叫她戈戈，girl girl喽。柯一正也有演。拍一拍有记者报道我没有工作证，我是以旅游的签证进香港的，到期后不发签证给我，我还没拍完，就飞马来西亚再过境香港，利用过境的三天拍完。
有一天拍外景在一个房子里，进念剧团的荣念曾带阿城来探班，我从房里出来，就是那时候认识阿城。舒琪跟阿城、田壮壮都是最早认识的。
白：就是80年代中旬。
侯：《青梅竹马》之后。
白：香港的合作跟您在台湾不一样吗？
侯：我当演员就好，根本不用管。
白：那个时候香港拍片一般特别快，几天就可以拍完。
侯：舒琪也算是快啊，虽然他拍的不多，但是很快。他们镜头就是切割，一个一个很清楚，跟我的拍法不一样啊，我也没特别留意。那时候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同，因为我拍片的风格是一点一点越来越强烈，拍到后来才有自觉的。
白：《青梅竹马》跟蔡琴演对手戏，她本来是歌手而不是职业演员，所以她也很容易进入这个角色吗？
侯：那是杨德昌的责任啊，他对她很有感觉，这个很重要，演员就会有一种信心。
白：重新看了一遍，发现这个演员的阵容除了你们俩，还有吴念真、柯一正等人，好像整个新电影的大家族都有参与，真的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合作精神。
侯：而且那些小孩是我邻居的小孩，还有吴念真的小孩。
白：台北市，您自己拍过几次吧，像《尼罗河女儿》、《千禧曼波》，但它跟杨德昌的台北有个完全不一样的呈现。杨德昌的那种冷漠与孤独，和镜头反射的玻璃、空空荡荡的大现代屋子，等等。您怎么看杨德昌电影描绘台北？
侯：看杨德昌的片子就知道他在台北成长。他在美国十几年，要拍电影，在LA学不到东西就回来，直接拍电影。
他带回来的眼光，完全看到另一个角度，是我这个老土没有的。所以《青梅竹马》那个青年骑摩托车直冲“总统府”，那时候“总统府”还是禁区，那个蛮有意思的。我们原先想，冲“总统府”警察会拦，不能骑摩托车，而且都宪兵、警察看守的，很刺激。
因为杨德昌在美国十年，这个差别太大了，他一眼就看见台湾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政府集权的这种。我们冲一次，没有警察拦我们，再拍、再冲一次，照样没人理；结果，看报纸才知道那天捉“江南案”（涉案帮派分子），那天晚上开始，全省的流氓都捉，叫“一清专案”。怪不得没警察，因为全去抓人了，没人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杨德昌对台湾的角度。
白：片子从头到尾没有离开台北，但是美国的影子非常重，从美国的棒球赛到各种例子，都可以看出美国文化的影响。
侯：就是你不能只有美国，你应该要有自己的角度，意思是这样。
白：同一年，您还参与《最想念的季节》编剧工作。其实很有趣，这也是台北的故事，但处理的方式跟《青梅竹马》完全不同，这个反差太大了。
侯：这个我写了开头几场的剧本，其实很早。很早这个剧本的idea，是来自一间公寓的录音间，叫三芳录音间，在那边像现在大楼，楼下有一个可能是外省兵退伍下来的，他的名字很好笑叫“毕宝亮”（“哔啵亮”谐音），就很亮，就从这名字开始。然后就想陈友啊，香港的陈友来演小气鬼毕宝亮，都市喜剧，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是很早的故事。
后来陈坤厚要拍这个，就把idea说给天文听，由她按小说的形式先写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讨论整理完我就没参加了，就交给他们去执行。因为陈坤厚拍，加上《风柜来的人》赔钱以后有些债务，我们（就先）帮中影拍了《小爸爸的天空》还债。《小爸爸的天空》那时候我还有在现场，《最想念的季节》就没了。其实我已经慢慢走到另一个方向了，这种分野，就会造成最后的状态，因为观念不一样了。
白：像《最想念的季节》，这片子在台北还到处都可以买到，但是《青梅竹马》那么经典的一部片子都找不到了——等于没有人发行——很多观众看不到。不只是这一部，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很多老经典都没有了。
侯：杨德昌跟中影谈那时候，中影还没有卖给郭台强，就是要拿自己的一些片子回来，到大陆发行，但是来不及，他就去世了。后来他的太太彭铠立也要做，但没有签约也没有谈成，就没有了。我还帮她去谈了一次。
至于《青梅竹马》主要是我本身，很怪，我拍完就不理，丢在那边。我公司的人也是懒骨头，其实很多底片都留的话，像王家卫那样，很多没剪到电影里的底片，是可以整理出来发行的；但我一堆底片，好像剪完就算了。《青梅竹马》当时没有卖录影带的版权，所以市面上买不到，底片目前在现代冲印厂，保存得不错，明年会印拷贝，在“光点”重新放映。
白：差不多同一段时间，您还参与《油麻菜籽》的电影编剧，这是台湾新电影的经典之作，也是万仁拍得最好的一部片子。这是根据廖辉英的小说改编的，您跟廖辉英合作的经验是怎样？
侯：主要就是约讨论啊，因为她小说本身很完整，跟她讨论完以后，就编一下，那时候动作很快，一下就弄完；万仁就自己去拍，因为跟他的背景很接近。本来找的不是苏明明，是当时刚出来的一个歌星，很单纯、古典，但是唱片公司不放，所以我建议万仁找苏明明，而她也棒，很适合。
白：他们俩的range非常大，而且角色随着电影的发展，整个位置都有所改变，整个性格被扭曲的感觉，表现得相当不错的。
侯：然后蔡琴唱主题曲。那个片子也卖钱，是张华坤跟刘胜忠的公司合作，属于张华坤的片子。当时来不及了，要上广告了，才剪了第一本，第一本剪完六百多英尺，片商刘胜忠来看，他说不错，我说这个就当广告了，他说：“什么？！”（笑）在戏院放广告，是九十英尺一分钟，六百多英尺五六分钟，很好没什么问题，大家看了很迷，那片子票房很不错。
白：有时时间跨度那么大，角色不太像，但苏明明跟柯一正都演得相当出色。演阿惠的儿童演员李淑桢也非常好。
侯：她也演过《冬冬的假期》，后来台大毕业，现在也在这行业。她很直接啊。她爸爸对她很好，很聪明，很会演。你看像《冬冬的假期》要她演很强硬的那种很像，但是再大一些，可能就不行了；不过还好，再大一些时，她就念书去了。
白：那这部片子除了编剧，您整个制作过程都参与吗？
侯：我当监制很奇怪，我都不去现场，只有支援需要我会去帮忙——所谓支援，除了钱之外，譬如选择演员之类的，这个我会帮。
白：但差不多十年之后《少年吔，安啦！》好像参与得特别多。
侯：整个就是我在现场。主要是徐小明拍了五六天，这部片子的制片人是张华坤，他看了毛片觉得拍不到，想放弃算了。但这是他成立城市电影公司的第一部片子，我就想说好啦帮他，其实前面演员的调整都是我弄的。
白：我看很多都是《悲情城市》的班底来的。
侯：我把颜正国找回来演，颜正国已经是个小流氓，脱离电影圈了。场景重新弄，徐小明等于是帮着我一起。那时候能量很足，很快，拍刺青、流氓这些，片子很卖座啊。
白：听您这样讲，可以说是您合导的——是不是能这样说呢？
侯：但是我通常都不会这样讲。反正很多时候我在旁边帮忙，调度场面之类，连那个摄影——因为摄影张惠恭保守，拍很暗的酒吧，光圈按照测量的光度放，我说暗部太暗会看不见，他说光圈已经最开了，我叫他光圈尽量放大让它over没关系，印片的时候再回压，就正好，而且暗部的细节层次都看得见。这些我都清楚，所以很快。
白：《少年吔，安啦！》与您自己片子的一个不同，在于怎么处理那些暴力的场景。您自己电影都有一种距离，但《少年吔，安啦！》很近，整个感觉有一种冲击性。能谈谈这种不同的处方式？
侯：因为不是我的片子，虽然剧本我参加，但我还是尊重导演。他们需要这种冲突的时候，直接也是可以拍，对我来讲不难。我自己比较喜欢隐藏一点，但他们要直接。
那时候申请从香港的枪械公司租空包弹，爆破是从菲律宾来的。菲律宾来的这一群，是科波拉在菲律宾拍《现代启示录》训练出来的，当地（配合的业者）跟着都会了，有时候技术的转移也是很好玩。真的枪械、有声音，那力量才会出来，以前没有啊，是枪管放火药，枪后面接电线从袖子啦裤管啦或哪里穿出来，连到一个电瓶，一通电引爆火药就像开枪，还冒烟咧，很假。我们申请枪械进来，每天拍完要交给当地警察局，核对公文，用了多少火药，多少空包弹——就是没有弹头，用蜡封的子弹——都要清清楚楚，第二天再填好公文，然后领出来用。
白：除了这些镜头以外，整个电影也表现许多黑社会和吸毒的场面，很大胆。而且更大胆的是政治的一些显露，像那个议员啊——黑帮老大超哥，就是议员——还有警察的无能，这都表现一种非常黑暗的社会现象。您那时候有充分的自由，拍这样的社会题材？
侯：已经解严啦，连《悲情城市》都拍，还管什么。这种片子没拍到这些东西，就没什么能量，像一个吸安非他命的镜头要拿掉，我说留下；后来张华坤他们很后悔没有拿掉，变成限制级，不然辅导级的话，他们认为会卖得更好。
白：这部片子是林强、伍佰做台语摇滚，在当时这也应该算一种创新？
侯：音乐都是一些新的。这部片子的音乐是倪重华[2]和他的“真言社”制作，林强之后（加入）的；有现在很红的伍佰，还叫吴俊霖的时候；还有叫“Baboo”的四人乐团。那是那群年轻人最有爆发力的时候，林强开创的台语摇滚《向前走》大卖之后嘛。《点烟》、《少年吔，安啦！》、《电火柱仔》这些歌真的劲爆，倪重华还说：“这次我们走得最远，远离所有流行歌曲的套式。”
白：电影的原声带也有您自己唱的歌！
侯：对，那时候爆发力很足，很强，刚好是解严后的能量。
[1] 张世（1966—— ），台湾演员，曾以《香蕉天堂》获1989年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其他电影作品包括《风柜来的人》《国中女生》《五魁》《红柿子》《风月》等。
[2] 倪重华，台湾资深音乐人，一手创立唱片公司“真言社”，带起台式摇滚嘻哈流行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