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华明农忙时从重庆回去点（种）麦子。听他说重庆的钱好搞（挣）得很，六块钱一天，中午用洗脸盆装肉，随你吃，饭随便舀。那时候出来的（人）少噻，听到（说）饭、肉随便吃，都跟他说“我要去一个哟”。那次去了三四十个人，浩浩荡荡走一qiàn qiàn（串串）。背的是化肥口袋，铺盖、棉絮、换洗衣服全部塞到里面，捆了一根索索（绳子），捞起就跑出来了。结果人去多了，另一坨人也来了，做了一天半，被老板放了。吃了点饭，哪有肉嘛。没有挣到钱，自己还出路费。回去别人很好奇，你们出去搞钱，怎么一两天就回来了。[1]
如果按照时间的线性维度来看，“棒棒”对于自身生存现状的认识和反思、对都市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以及对留守与流动利弊的权衡，通常发生在入城之前。这些主观的考虑是决策的前提，构成入城动机的重要内容。农民身处乡土社会，他们对都市的判断必然受到乡土文化经验的影响，也会随着信息的获得而不断改变。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他们将从不同渠道获得的都市信息进行排列组合，建构出一个由乡土经验出发的都市模式，这一模式中，想象与向往是主旋律，可以用“都市想象”这一概念来概括。
想象是在事实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感性但并非不理性的形象。[2]相关研究关注点应集中于这些感性和现实的成分以何种方式组合并对主体产生怎样的影响。[3]由此，都市想象是一种掺和了现实成分的创造，为个体经验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主体对都市的认识和理解。在人类学看来，想象是对“他者”的“先入之见”，着重于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对“他者”的想象。[4]差异性是都市想象的源泉。因此，“都市”界定了“想象”之对象（即“他者”）。“都市”是一个对象化的社会空间，对都市的想象必须基于想象主体身处的实际社会文化空间。“都市想象”强调了差异性的认识论意义，也反映了人类学研究的旨趣所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都市通常作为乡村的对立面存在、被感知或被想象。现代都市，由于往往不被理解为乡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在逐渐脱离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都市与乡村通常在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边缘与中心等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下被认识。在笔者看来，在都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语境下，乡土社会的都市想象首先是对于都市的一种主观理解和评价，然后是在事实和经验基础上的主观加工后最终形成的形象。因此，都市想象是一种掺和了现实成分的创造，是个体经验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章将首先考察宏观背景下城乡关系变迁过程中的都市想象，凸显都市想象的制度性背景和社会基础，然后，考察重庆“棒棒”入城前获取都市信息的来源，分析其乡土经验和城乡差异对其都市想象图景形成的影响，探讨其想象图景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联系，特别关注乡土社会的特质对农民接受信息的程度、想象图景的差异性的影响，深化这些基于乡土生活经验和文化观念的都市想象如何构成入城动机的问题。
第一节 都市想象的变迁
在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存在差异，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加之由于人口管理制度不同，从农村到都市的迁徙自由度也有高低；此外，由于都市的现代化程度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变迁过程，在不同阶段，城乡差异水平不同，都市对于农民的吸引力凸显的内容不同，程度也有高低。因此，从时间这一纵向维度来看，随着与城市关系的变迁，农民对于都市的想象也会有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
在谈及对都市的想象时，秦建良老人回忆：
没来（进城）之前听老人说重庆城人来客往，闹热得很（很热闹），各州县府附近都有到这儿来的，过往人流特别多，包括官员、商人、学生。那时城市相对于农村吸引力并不大，下力在哪儿都一样，到城里比起农村也没啥变化（不一样）。那时候又没啥科技发展、开发呀。土地都是地主的。回去也是下力。农民没有房子，只有佃地主的房子或者住茅草房子。[5]
新中国成立前人力搬运的主体是农民，而且基本上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乡间可以自由迁徙。加之，那时的重庆还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城乡差异没有现在突出，都市对于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不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有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分，农民入城受到了制度性限制。事实上，当时农民很少有进城谋生的机会。白崖口合川籍61岁的杨某[6]回忆六十年代的情形，“那时候不准农民从农村到城里。不准外出搞钱，不准做生意。农村铁匠、木匠、皮匠、裁缝那些五匠[7]出去做一天才一块二角，还要交百分之七十给生产队。如果不交，就要扣粮，那时是集体分粮。交一块钱，就积10分、12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为数不多的进城农民主要从事筑路一类的短期重体力劳动，在城里所得的工钱回来之后要上交集体。因为外出不能参加大队的生产劳动，无法拿到应得的工分。当时有家室的农民根本不愿意进城干活。入城农民多为单身和流浪者。
据来自南川的包忠福回忆：
我们还没出来的时候，就听屋头的老人说重庆。我们那儿的人天还没亮，就背鸡鸭蛋到重庆来卖，从黄桷垭过河，都是走路，卖了回去（南川）都是晚上12点了。听说两江门热闹，我后来出来下力就直接到了两江门。[8]
当时想象中的都市就有了热闹的图景。包忠福从重庆打工返乡后参加工宣队，并成为积极分子，本有招工机会，但由于害怕政策变化，担心进城违法，他放弃了入城的机会。显然，都市当时的吸引力明显低于现在。加之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农民对于入城相当谨慎。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依然不多，但农民开始普遍感觉到城市里的生活水平要高于农村。随着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城乡社会和经济分化没有通过计划经济得到缓解，反而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城乡在收入、教育、健康、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差异性越大，“他者”的特征就越明显。八十年代后期农民观念中的都市越来越“他者化”，乡土社会的农民对都市社会的想象也愈加丰富。
在以上对历史情境的追述中可以发现，城市并不是作为美好的、高级的、现代的、文明的地方被农民所向往和想象。1949年以前城市在生活水平上比起农村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城市人比起农民也没有优越感。计划经济时期，在制度性的背景中，农民入城受限。在农村内部，有无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收入的高低。对于大多数无技术农民而言，虽然挣扎在生存线上，但他们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并没有强烈的通过入城谋生以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和渴望。即使他们也有对城乡差异的意识，但在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下，拥有非常自觉的心理平衡机制。
进入八十年代，依然贫穷的农民清楚地认识到城市相对于乡村的优越性。当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在财富、利益与道德、意义之间失去了平衡机制，“越穷越光荣”的观念被打破，“千军万马，要进城”就成为必然。而且随着制度性屏障不断被打破，土地下放到户，迁徙的自由度增强，农民有了一定自主空间，“进城打工”逐步成为农民实现生活理想的必由之路。
第二节 都市信息来源
“棒棒”群体的人口学特征表明本研究访谈资料可追溯的时间具有局限性。大部分报道人对于都市想象的描述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施行以来。因此，报道人获取有关都市的信息的渠道虽存在个体差异，但在某些方面，还是表现出较为突出的共性，与其他农民群体相比具有特殊性。
通常来说，“棒棒”入城前主要通过亲戚、乡邻，即熟人间的人际传媒，获取都市信息，并以“听打工的人回来说的”、“没来城市在农村就听说”、“没出来的时候，在屋头就听别人说”来开始入城前有关都市想象的回忆。由于“棒棒”这个群体的平均年龄在四十几岁，特别是对于八十年代（那时候农村电视还很稀罕）就出来打工的“棒棒”而言，他们主要通过老人、到过城市的人以及七十年代下乡知识青年传递的有关都市的信息来想象都市。
在人际关系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中，农民更愿意相信乡邻、亲戚传递给他的信息，特别是自己熟人圈子中他人的亲身经历尤其具有可信度。在八十年代外出打工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过打工经验的人在农村很受欢迎。说服返乡者带自己入城成为当时众多有着入城梦想的农民入城的主要方式。他们对熟人所传递的信息持有的高度信任，势必导致通过亲戚、乡邻入城成为一种可以依赖的渠道和策略。不过，返乡者通常在农村传递的主要是关于都市的正面信息，只字不提在城市遭受的歧视和侮辱。当然，这有避免增添家人担忧和烦恼的考虑，但还可能存在更为深刻的原因。比如，生活在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必然有着强烈的“面子”观念，他们入城打工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外，还可能有通过经济的改善来光宗耀祖的目的。但是，这可能导致信息接受者对都市的美化倾向，为他们后来进入真实的都市后可能产生的失落感埋下伏笔。
除了人际传媒外，电视也是一个信息来源渠道。电视的形象性特征让农民直观地感受到乡土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差异。但是对于“棒棒”这个群体而言，在他们开始入城打工的年代，电视的影响和可信度不及人际传播。因此，重庆“棒棒”获取作为都市想象依据的信息来源以人际传媒为主、电视传媒为辅，书本信息传递不明显。“棒棒”的年龄构成、生活经历和受教育程度限制了“棒棒”获取都市信息的渠道，这成为考察其都市想象的内容及其入城动机的立足点。
第三节 都市想象的图景
当“棒棒”从业者通过以上所描述的途径获得信息后，还经历了对信息进行可信度的评价，并将信息重新组合的过程。下面将考察他们有关都市想象的内容，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其进入城市前对都市的关注点。具有共性的关注点将成为本文理解“棒棒”入城动机的基础。
一、对谋生环境的想象：“容易挣钱”
在谈及“入城打工前想象都市是什么样子”时，报道人那时候都认为都市是一个容易挣钱的地方。相关表述如：“那时候经济困难，又听说‘棒棒’找钱，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就出来了。”“晓得（知道）到城市打工，做了事情能得到钱。”“为啥城市不饿饭？因为城市有钱。”以上有关都市的想象图景中，“容易挣钱”是最具吸引力的内容。
在都市想象的图景中，有关谋生的内容最为凸显。都市“容易挣钱”的内容是想象图景的主题。他们的表述中也隐含着关于如何挣钱、在都市通过哪种方式挣钱的想象，但并不明晰。如报道人李云华回忆起十几岁时对都市的总体印象是“没有思想准备，没有其他想法，只是觉得钱很容易挣。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不付出就没得搞头，全凭吃苦下力挣钱”。正是由于美好想象中都市存在巨大吸引力，他们才有外出打工的激情；但是由于想象图景的模糊性，甚至过度美化，他们在都市适应和融入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多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困惑。
二、对城里人的想象：“城里人很狡猾”
与在都市“容易挣钱”的正面想象形成鲜明对比，报道人对于都市人的印象却没有那么美好。在对信息进行组合的过程中，他们不自觉地将自己及其像自己一样的农民与城市人划分开，并始终视都市人为“他者”。在把我群与“老实”、“憨厚”、“上当”相联系的同时，也将“他者”对立为“狡猾”、“欺骗”的形象。应该说，他们对于都市人充满了不信任感，这是他们未进入、甚至未融入都市前一直都可能存在的对都市人的想象。
在乡土社会中，有关都市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信息的传递主要依靠人际传媒进行。利用口碑效应，农民不但能得到关于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基本态度，而且提高了防范与规避“遭骗”、“上当”、“挨打”、“被整”的意识，学到了“出门不要占便宜，不要东张西望”、“找不到路，不要去问”、“赶车不要随便搭白（话）”等如何约束自己行为举止的方法。
当然，在这个阶段，农民划分“我群”与“他群”的依据通常是外化的，如根据穿着打扮、行为举止等来区分农村人与城市人，但是它反映了农民作为群体的持久的行为生成。借用布迪厄的“习性”（habitus）概念可以这样理解，农民的“习性”是其习惯状态（尤指身体）的一种倾向、素质和偏好，而这当然与地位、身份相关。[9]
在与“他者”比较的过程中，农民有了朦胧的身份意识。“我群”与“他群”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由此产生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将成为他们未来都市适应和融入过程中难于突破的屏障。而且，在这个彼此“他者”化的建构过程中，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建构与“卑微”相关。这些有关“他群”和“我群”的极端化的图景，以及自我建构的身份认同，将会深刻地影响他们都市适应和都市融入的全过程。
三、对现代都市的想象：“城里是精彩的世界”
乔从才读过职业高中，喜欢看书报，有时还写写东西。在他眼中，城市是繁华之都，是寻求快乐、实现自我的地方。相比之下，四川安岳籍的耿东（45岁）的表述就很直白：“出门就是为了找钱，第二是想看一下大城市，在屋里看的天只有簸箕那么大。”他想象的都市不仅是找钱的地方，而且是增长见识的地方。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农民满足了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后，其他需求则开始凸显出来。少部分报道人将都市视为实现“见世面”、“长见识”和“寻找发展机会”的地方的现象也成为必然。
不过，这些为数不多的报道人尽管认为城市是长见识的地方，但一般不会主动具体提及与城市现代化的景观和生活方式相关的话题。特别是报道人的想象中有关都市便捷生活的缺失，与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想象存在差异。因为，后者想象的城市通常是既能挣钱又能尽情玩耍的地方。而“棒棒”从业者多为低（无）技术的中老年男性农民工，他们多已成家，不少人处于家庭负担最重的阶段。他们想象的都市，是一个能为他们提供找钱机会的地方，而不是寻求安逸生活和消费的地方。他们对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要求很低，对自己个人今后生活、生计方式也没有具体考虑。
因此，农民在接受这些有关都市的信息时，有一个选择和重构的过程，这与乡土生活经历、自身经济状况、受教育水平等生存现状以及自我意识和期望值等影响因素相关。换言之，乡土社会的生活经历、文化经验与生活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都市想象的图景。报道人对都市最突出的想象是关于收入和挣钱的图景，这是因为这些内容与农村经济的窘迫产生对接，构成了都市最具吸引力的方面。由此，都市在大多数“棒棒”的眼里是一种经济指向的、求生存的都市。其次是关于城里人对待入城农民态度的想象，都市的异质性和排他性，对于习惯了流动程度不明显的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的农民而言，不免成为产生担忧和戒备的主要方面。由此，都市在报道人看来也是关系冲突和体现身份差异的都市。最后，它才是长见识的都市。
第四节 需求与入城动机
从上一部分对都市想象的调查分析可见与生存密切相关的收入水平是他们理解和评价都市时首先考虑的因素，也是考虑得最多的方面。因此，很容易理解他们外出的动因就是为了逃脱贫困，是基于生存的考虑。然而事实上，即使在“棒棒”中，入城打工的动机也不一定是单一的。是农村的贫穷所推动？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是有其他原因促使他们离开农村？推拉理论非常有效地说明了迁徙者的需求与入城动机间的关系。本文欲说明的是乡村的劣势或缺失（推力）就是都市的优势或吸引力（拉力），“拉力”成其为“拉力”恰恰是因为城乡差异性的存在。城乡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在乡村无法满足的需求在都市实现成为可能，并构成入城动机的重要内容。
一、基于生存的需求：“挣现钱”
经济因素是迁徙行为和动机研究都会关注到的重要方面。本研究的报道人也多从物质利益和实际生活质量方面来阐述自己的入城动机，但是他们通常认为八九十年代在农村的基本生活没问题，就是“缺经济”、“缺现钱”。这种态度不仅表明他们处于低层次生活需求的现状，以及对生活的低期待值，而且说明他们所理解的基本的生活开支与“缺经济”的钱不是一回事。前者取之于土地，包括粮食、蔬菜、鸡鸭、蛋类等农副产品，及其用这些农产品换来的基本生活用品；而后者，是现金，是用以支付学费、买家电、增添生活用品的钞票。而且，农民通过返乡的乡邻、通过媒体已经开始意识到都市是与工商业、商品流通相联系的地方，不像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忙了大半年才看得到收成，而且还不一定变成钱。在农村种庄稼、搞养殖的回报周期长，农产品价格也低。因此，大多数人都将入城打工视为增加收入、提高满足生活需求能力的一种尝试。
入城前，他们听说“在城里，帮人提提东西也能挣钱”。对于文化程度低、无技术的这个群体而言，城市零散人力搬运行业有助于其实现“挣现钱”的需求。体力是农民传统农作过程中的资本，在将改变经济现状的希望投向非农谋生手段的时候，他们依然期望靠体力在都市谋生。但在城乡置换的空间中，身体的劳动不再是看不到经济回报的消耗，而是被商品化的劳动力。因此，体力商品化的概念是他们外出决策必须具备的观念和意识。报道人普遍表现出将自己的体力马上变成“现钱”的渴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务农是靠体力劳动，入城打工也是凭体力劳动，不同的是在城里“下力”可以找现钱。
农村经济窘迫是不争的事实，“挣现钱”是本文研究对象入城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而且，在将都市视为容易挣钱的地方的同时，他们更清楚挣钱的意义。不同时期出来打工的报道人但凡有子女者，都将自己入城打工的直接动因归于抚养子女，特别是子女教育投入。报道人普遍表示自己家庭所需承担的教育费用在整个家庭开支中的比例相当高。这与对其他农民工研究的发现并无差别。[10]而且，教育在中国农村传统中一直被视为获得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11]农民既没有做生意的投资基础，也没有可提供机会的社会关系，他们只有把希望投向教育。
此外，笔者注意到田野中的很多个案都是沿着修房—打工—修房—拉（欠）账—打工—还账—打工的路径一路走来。在八九十年代农民刚刚解决温饱的情况下，住房成为衡量农民在农村地位的标准，故修房成为他们生活目标与奋斗动力，这与其他研究发现相吻合。[12]然而，田野调查还显示出这样的变化，即在八十年代以挣钱回农村修房子为目的的农民工比例高于九十年代，而且明显高于2000年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工。
以上分析说明那个为修房挣钱、因修房欠账而挣钱、挣钱回家修房的信念也是曾经激扬过包括本研究对象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梦想。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民自身观念在发生改变。修房作为促成他们踏上打工路的动力越来越弱。究其原因可以这样理解：一是在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农民的基本生存，包括温饱、住房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他们的需求转向其他方面，比如购置商品房、培养子女等；二是农民在都市适应过程中，由于亲身经历过农业与商业、工业谋生方式，体验过农村与都市的生活方式，在理性的比较和现实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与都市联系起来，只不过有的还在徘徊，有的已经做出了决定。当然，这也与“棒棒”群体的特殊性相关。“棒棒”的平均年龄四十几岁，大部分人入城前有过十几年的小家庭生活经历，很多“棒棒”在走出农村从事现在“棒棒”这一行之前都有稳定的家庭和住房，而且大部分“棒棒”现在都是夫妻一同外出打工，甚至将子女也带到城市。尽管他们经常笑谈“高楼大厦，屋里空起耍”、“地板都生草”，但即使是在城市租房住，也坚信只有在城市才挣得到钱，近期都没有返乡的意愿，因此在农村修房的意愿并不明显。
本研究调查过外出从事“棒棒”行业比较多的重庆市合川县隆兴镇天佑村九队。笔者看到了很多所熟悉的报道人在农村的居所，有砖房，也有土房，有平房，也有两层高的楼房。但是，有的房子塌陷了，有的砖房免费给亲戚住，有的两层楼房很威风，但楼房旁边的厨房屋顶没了，锅就露着天，灶都长满了青苔。“农村的虚空化”[13]现象进一步证明了住房在“棒棒”这样的农民工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一栋栋矗立的房子正是农民曾经的梦想，是历经打工艰辛实现梦想的见证。那些孤独、没有人气的居所曾经是当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壮志、情感的依托、回乡的自豪之所在。
二、躲避计划生育：“躲娃儿”
2009年4月在白崖口黄桷坪街口，有来自农村的“棒棒”共39人，已婚者38人，子女数为一、二、三个的家庭分别有18、18、2户，计划外子女都不是在农村出生的。其中好几位报道人第一次打工的原因与经济没有直接联系，而是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显然，农民入城有经济之外的考虑。
照片2-1 垮掉的老屋 照片2-2 没有屋顶的厨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了躲避计划生育而出来打工的比例明显高于九十年代，2000年后出来打工的农民很少谈到这方面的因素，当然这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相关。他们认为，当时“生二娃”就必须外出，计划外生育是“躲出来”的。都市作为陌生人社会，可以提供很好的隐蔽场所。都市在这个意义上的价值在于其隐蔽性，它是农民为了摆脱熟人、摆脱国家政策强制实施而向往的空间。
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生育子女的考虑，从事“棒棒”行业的农民走出农村打工主要是出于对家庭的整体考虑。人力搬运的从业者多为已婚男子。在中国社会，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责任显而易见。[14]特别是成年已婚男子要承担对妻子、子女、父母的责任。对于还处于低生活水平线上的农民而言，经济上的责任感是家庭观念的重要表现。此外，由于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如何繁衍后代、实现家庭再生产也是已婚男性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在年龄、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特殊性，就更能理解他们入城的动机与农民家庭责任之间的关联。
以满足家庭生存需求为突出特点的入城动机是“棒棒”入城决策的核心，这与中国农民以家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这也意味着“棒棒”群体与其他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农民相比，更倾向于将城市视为谋生的地方，视为靠体力就能挣钱的地方。虽然由于文化水平低，他们对都市的想象和期望存在偏见，不过由于比起其他年龄段农民工的期待值低，这种感性和模糊的图景并没有被无限度美化。在想象的图景中，他们并没有把都市视为生活的意义和身份的归属之所在。他们当时往往是以农村为后盾来思考未来的都市谋生之图景的，所以并未表现出抛弃乡土的意图。
三、外出务工的驱动力：“打工是潮流”
我国近年来对农民数量的统计一般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按户籍统计，中国的农村人口现在有9.4亿；二是按实际居住情况统计，真正长期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大概是7.5亿。[15]数量统计的出入可以通过以下数据得以理解：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16]
数以亿计的农民将自己投身于打工的潮流之中，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农民远赴异乡。据报道人提供的信息，他们所在农村的年轻人都外出进厂、学手艺，中老年人中除了要照顾家庭走不开或有手艺者还在农村之外，其他剩余劳动力都将外出视为增加收入的途径。三十多年来，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川渝两地农民最为重要的谋生策略和选择，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打工是一种潮流”。报道人将此理解为“非出来打工不可”的驱动力。他们认定做庄稼无论如何比不过打工的收入，而且认为在农村不出来就没有地位，有的甚至认为不出来打工“不是白痴就是傻子”。
八十年代出现的新名词“打工潮”不仅表明农民工数量庞大，也有“大势所趋”的含义，在这个潮流中“不为所动”是很难的。因此，目前中国国内大规模的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不仅仅是一种劳动力外流，而且折射出农民对农业和农村的观念的改变。因为打工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与身份、面子相关的一种符号。他们参照的比较对象不是城市人，而是自己农村生活圈子里的人。人人都想着外出打工挣钱来改变生活现状，提升自己和家庭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在日益庞大的打工浪潮中，清楚地认识到是外出打工提升了农民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而且意识到唯有依赖都市这个“容易挣钱”的地方，才能改善生活和实现家庭的需求。当然，不同年代外出打工的报道人的打工原因存在差异，农民的入城动机也随境遇不同存在多样性，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程度等参数也影响着对都市的期望和入城动机。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乡土社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等决定着农民的现实需求和入城动机。但是，从整体上看，“棒棒”这样的农民工的入城动机尽管有随大流的成分，但主要是基于家庭需求的考虑，一方面是基于对留守农民与外出打工者在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的比较，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城乡优劣的差异性比较。在他们看来，都市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这些差异性，而且能满足他们多挣钱、改善家庭生活和再生产的需求。
小结
从宏观层面看，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的出现、户籍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主导性地位的凸显，这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演化的制度性背景和经济环境改变着农村与都市的联系，并在个人层面上影响着农民的谋生决策。但是，在这些结构性因素影响下，大多数农民是主动地选择，而非“本能的逃离”[17]，是“艰难地选择改变自己生存方式的途径”[18]。他们在入城的决策过程表现出主观评判、能动选择和策略性的特点。笔者认为，结构性分析虽在宏观上对于都市迁徙研究动因不乏解释力，但对都市迁徙动机和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则关注不够，其偏向于笼统地从制度和经济方面寻找对应的影响因素的方法，往往忽略了社会、文化观念在个体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理性动因分析认为都市迁徙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最少成本的个体决策过程。由于受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农民工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更多地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以获取经济收入为最直接的目的，并建立起外出家庭决策模型。[19]利益最大化从个人转向了家庭，但是对农民而言，利益最大化并非根本目的和决定因素。
正如本章研究所发现的，农民的入城动机和流动决策不是单纯的经济理性能解释的，还受到情感、伦常和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他们基于望子成龙的愿望、无后为大的恐惧、光宗耀祖的需要、落叶归根的观念等文化传统的理性考虑，使得农民为了子女教育、生育子女、修建房屋而走入都市。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对都市的想象和期待不同，城乡对立和差异的程度、个体与城市接触的经历、社会文化的观念都在影响着农民对都市的想象。不同于其他年龄段或性别的农民工群体，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当初并非出于对都市生活和市民身份的向往而入城，也并非有着主动离开农村与乡土习性逐步决裂的“脱根”[20]意识。事实上，他们入城决策过程中的很多考虑都是基于对乡村生活的考虑和规划。乡土性构成了“棒棒”都市想象的基础，其影响力释放在此类群体向都市流动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即乡土性对都市想象和入城动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农民入城前获取有关都市信息的渠道与熟人社会的口碑效应相关，还表现在乡土生活的经验和文化观念的惯性与都市想象的内容和方式的关联上。
不仅于此，由于乡土性影响着都市想象的内容和对都市生活期望值的高低，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经济条件，有对都市打工收入高低的心理预期，当他们在都市实践中发现都市并非挣钱的天堂时，通常会保持“想得开”的心态；他们没有年轻人那样明显的对于都市现代生活方式的想象，当在都市遭受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时，同样会保持“想得开”的心态。该群体入城前所习得的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和文化惯性明显高于其他群体（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其对都市这个具有差异性的“他者”的想象及其入城需求和动机的特殊性，将构成理解此类农民工入城后在都市融入过程中的特殊性表达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1]报道人：李云华，男，1970年出生，重庆合川隆兴人；报道场景：2009年4月4日下午白崖口李云华家。
[2]“想象”在心理学中的含义为：“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人类能想象出从未感知过的或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的形象，但想象内容总来源于客观现实。”这一释意传达出两个重要信息，即想象是“感性”的，但其内容来源于“客观现实”。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第1596页。
[3]如，在社会学里，“想象的共同体”这一主观/认知主义的定义“讨论的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而是“掌握了nation作为一种心理的、主观的‘远景’的意义”。参见吴叡人，《认同的力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6—17页。
[4]参见［美］安德鲁·斯特拉森、帕梅拉·斯图瓦德，《人类学的四个讲座：谣言 想象 身体 历史》，梁永佳、阿嘎佐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9页。与此类似，传播学使用该词时强调“文化间传播”带来文化冲击的同时带来主体对“他者”的想象。参见郭镇之，《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第6页。
[5]报道人：秦建良；报道场景：2008年9月6日上午白崖口秦建良家院子。
[6]杨某，男，1947年出生，重庆合川太和人。
[7]农村“五匠”指石匠、土匠、木匠、漆匠、瓦匠等有手艺的农民。
[8]报道人：包忠福，男，1956年出生，重庆南川人；报道场景：2009年2月20日晚沙坪坝区天星桥包忠福家。
[9]［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第79—123页。
[10]柳文，《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破解三大障碍》，载《中国改革》，2006第6期，第72—74页。
[11]［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34页。
[12]［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34页。
[13]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载《读书》，2005年7期，第74—83页。
[14]［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第161页。
[15]陈锡文，《农民数量正在逐步减少》，2006年2月22日上午10时，国新办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来源中国网。
[16]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25日发布，来源http://www.stats.gov.cn。
[17]陈壁生，《“他者”眼光的局限—读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第150页。
[18]黄颖、张大勇，《外出务工农民工的行动反思与调整：重庆“棒棒”群体城市生存轨迹的社会学思考》，载《农村经济》，2006年第2期，第112页。
[19]杜鹰、白南生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第40—51页。
[20]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载《社会》，2006年第2期，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