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坐车看到高楼，车子都开过了，脑壳（头）还歪起数楼层。在想到底有好高，怎么上去。想房子这么高，怎么没得好久就修起来了。修这么多房子卖给哪个，肯定很贵，哪种人才买得起呀。现在看到高房子我都忍不住要数。看到一栋楼比其他楼高，数清楚了心里才踏实。[1]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棒棒”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有关都市的信息，经由何种方式生成都市的图景，他们都是将都市视为谋生的场所、改善生存现状的梦想之地，并没有“扎根”都市的动机。作为“外来者”，“棒棒”从“想象”到“进入”都市空间中所产生的“都市直感”将是本章关注的问题。都市直感是凭直觉和经验所得的直觉感知，一般比较生动和感性。[2]在中国，此类认知体验最集中地体现在农民工都市入城的初期。“都市直感”勾连了农民入城前后两种状态，而且鉴于“都市直感”无论在时间序列上，还是认识都市的程度上，其相对于整个都市感知过程都是基础性的，因此，都市直感开启了都市适应的漫漫长路。
本章将清晰地阐明，想象的都市如何成为实践的都市。通过展现“棒棒”对都市环境和都市人的初步感受和评价，考察“棒棒”在都市适应初期的特点，笔者将追问“棒棒”这样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安顿”下来之前，是如何评价和感知都市，他们感知都市的方式是否受到乡土经验的影响，进而呈现该群体在入城震撼期的总体性特征，并分析导致此类特征的原因。
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农民初入都市面对都市景观的感受；第二部分考察城乡巨大差异的冲击对他们都市感知的影响；第三部分揭示农民入城后的担忧和主动的规避意识；第四部分考察农民离乡背井初期与家在情感上的联系。
第一节 都市景观直感
农民离开熟悉的村庄，踏上了入城打工的征程。“我们刚出来的时候，没得啥子感觉，就像是傻子，大脑里是木（麻木）的，看得眼花缭乱，慢慢才知道红绿灯那些东西。”该表述再现了“洗脚上田”的农民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初次面对繁华都市时的茫然与无措。扑面而来的都市环境的刺激，使他们“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懵懵懂懂”……农民工在视觉上的炫目感，印证了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观点：“与农村生活相比，大都市引起了有辨别力的动物—人类更多的注意。”[3]有学者认为个人接受刺激的感觉器官并非具有同等的优先权。[4]其中，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5]“棒棒”对于城市景观的炫目感与西方视觉主义的这一理念吻合。而且，受访者面对都市的茫然也印证了林奇（Kevin Lynch）在理解城市景观与心灵的关系时的观点，他认为人身处都市景观之中，可能会有“失去方向感”之类的“心灵反应”。[6]
农民从乡村进入高度流动和异质性的都市，都可能产生这种茫然感，这种感觉是对都市景观的切身体验中最为直接的感受。但是，在接受景观刺激的同时，景观所蕴涵的现代、时尚、品味、美感等都市元素是否也构成“棒棒”入城初期直观感受的一部分呢？访谈中，他们对此少有表述。因此，尽管现代都市景观对刚入城后的他们刺激很大，也最直接，但由于他们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以及保持乡土性的程度和入城的动机上具有特殊性，他们对都市的了解程度、了解内容也都有别于其他农民工群体，其认知世界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新生代农民工，那些青年从小就不自觉地接受都市文化的熏陶，对都市文明的现代元素极为敏感。
在谈到猛然面对都市后的茫然感受时，大多报道人都会用“很稀奇”来表述当时对诸多从未见过的都市景观的直观感受。有报道人表示：“看车就像城市人看农村骑马一样，稀奇。”都市人看农村人“稀奇”，农村人看城市也“稀奇”，正是“稀奇”[7]一词道出了农村人在真实世界中面对城乡差异时的直观感受，这是农村与城市彼此为“他者”的现实在农民心理上的投射。
有报道人回忆：“坐车舒服，喜欢坐车。刚到重庆，公交车一块钱，不坐到终点站不划算，我宁愿坐到终点站，再走回来。”有的报道人说：“第一次坐电梯，也很稀奇，不会按，刚开始坐还有点头晕。”还有的报道人第一次坐电梯，感觉很神奇，坐上去又坐下来，反反复复地坐着玩。
报道人还表示自己经常歪着头数楼层、数道路上的车辆。比如：“最喜欢看车子的标志。那时候我只认识奔驰，别人告诉我三个角的是奔驰，管（值）一百万。每次有车开过，我都在想开这种车的是啥子人呀，他啷凯（怎么）买得起这种车呀，不晓得他有好多钱？”这是他们对于城乡富裕程度的差异性意识。
此外，他们还对都市里的“高科技”深感“稀奇”，并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有报道人回忆：“我从来没有见过轮船，到重庆看到后稀奇得不得了，当时我想‘这是铁做的吗？像个大房子，怎么不沉下去？’”面对新鲜事物，即使反思，也如此生动，这正是“棒棒”都市直觉思维的特殊性表现。
这种带有反思但表现方式极为感性的表述非常生动。如：“八几年时候也来过重庆。从杨家坪坐到沙坪坝三分（钱）还是五分（钱），记不得了。他们说是电车，我在想它怎么会跑，可能是搭着电才跑得动，我还是理解不带电就不叫电车了。”再如：“第一次出来看到城市的建筑是很新鲜，什么都没有看到过，觉得心情很舒畅。在农村赶场才看到一两层高的房子。在这儿几十层，我在想这么高是怎么弄上去的，建筑科技好发达哟。看到高楼，我会想那栋楼才修得高哟，好漂亮哟！”
报道人几乎都谈到车子稀奇、高楼稀奇、电梯稀奇、广告牌稀奇。每位访谈对象在对第一印象的表述中都涉及对城市的高楼、公路、车辆、熙熙攘攘的人群的直观感受。由此看来，他们对都市的感知有一个不自觉的选择过程，不是所有的现象都能引起他们强烈的主观感受。接受外部刺激的强度取决于他们以前生活环境和现在生活环境的差异度。因此，作为现代化都市符号的建筑物、交通工具等，就首先成为“棒棒”感兴趣的事物。也可以这样理解，在人进入一个新环境时，注意力往往停驻在与他以前生活经历对比之下差异性最大的事物或现象上，与他们所熟悉的乡村比较，充斥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物质景观就取得优势。如果不是从农村来，而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关注的往往就不是楼有多高、电梯有多快，而也许是建筑外墙装饰档次和风格、道路绿化程度、道路是否畅通、人们的生活节奏等比城市硬件设施更富于内涵的内容。当然，入城前的经历也包含着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的因素。[8]个体经历的差异性还包括性别的因素，男性与女性关注的对象是不同的，“打工妹”对服饰、消费的印象特别深刻。[9]由此可见，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体验会影响主体对感知刺激物的接受强度，即个体对感知来源有一个不自觉选择的过程。“稀奇”凸显了入城者在感官上产生的对都市的强烈震撼感，是差异性感知的基础。
按照人类的认知规律，进入一个新环境的主体必然面对新环境生态特征的刺激，不过，主体的认知还受到前经验和预期内容的影响。因此，报道人的反应不仅与都市生态的直接刺激有关，还与传统的、文化的、身份的、社会地位的背景相关，与入城迁徙的预期和目的、意图有关。“懵懵懂懂”的感性的直觉是“棒棒”认知都市世界的基础，然而他们又不同于都市的旅游者。虽然都为都市的“外来者”，重庆“棒棒”是将都市视为谋生的场所，而且能意识到自己注定要在某些层面“介入”其中。这些以直觉性感知为主的感受和感觉，感性成分居多，但它成为以后进行比较、判断的基础，可以说，感官的感觉是农民工们认识都市世界的基础，而在初入都市这个阶段，他们的都市感知以感性认识为主。
正如中国入城打工的农民工，在新奇和忐忑中涌入了城市，成为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都市的“风景线”一样，在这些刚刚进入都市的群体的眼中，都市景观也是他们的风景线—中国的都市与入城打工的农民工，彼此相依，互为对方的风景线。如果说对于都市景观的第一印象，“棒棒”们怀揣的是好奇、希望，甚至还有点欣喜和安逸，那当他们进一步涉入都市这个社会空间时，他们又有怎样的感受呢？当实实在在面对城乡差异的时候，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感受呢？这些直觉感受如何影响他们与农村的联系呢？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笔者继续展开对他们入城初期感受的进一步考察。
第二节 城乡差异直感
面对都市景观扑面而来的感官刺激，“棒棒”表现出了人本性中对新鲜事物的好奇，这是农民体认新事物的方式，体现了他们对都市的认知过程中最初的直观感受。这种新鲜感源于乡土与都市环境的差异，及其更深处的乡土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对立。
他们以切实的生活经历，亲身触摸都市社会的肌理，他们所理解的城乡差异直接影响着他们认知都市的方式和内容。[10]如果说景观直感，是他们在差异性强度的影响下，无意识地选择性地接受的感官的刺激而形成的感觉，那么有关城乡社会差异的感知，则是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眼前的环境与乡村对比后的判断。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访问的报道人对于城乡差异的感知集中体现在对城乡生活环境、社会环境方面。
一、生活环境的对比：“很不同”
在对都市整体氛围的感知上，他们普遍认为都市比农村明亮。有报道人说：“刚来时，这些地方的路灯亮起，也睡不着。在屋头黑不溜秋（黑暗中）搞惯了的。农村‘落雨天旱晴天，到了擦黑（傍晚）就怕鬼’。”
由此可见，由对城市景观的“稀奇”到对生活环境的适应过程中的感知，视觉依然占有“统治”地位。这些来自视觉差异的感知，不再是面对城市地貌、建筑景观的“稀奇”，而是在城乡差异对比下的主观感受，是面对“很不同”的都市生活环境时的自主反应。
对于导致这样感觉的差异性刺激，他们不曾思考过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明亮是都市必然的特点。的确，都市作为经济、娱乐、消费的中心，是与“灯火辉煌”、“不夜城”等符号相关联。但事实上，都市的亮与农村的黑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了都市景观和生活氛围的差异，它折射了两个生活方式的不同，其背后有一整套现代都市生活理念、品质的概念。“棒棒”虽然只是感受到了城乡明暗的差异，但正是这样的直观的差异性感受，标志着他们都市实践的开始。
在对都市整体氛围的感知上，居于第二位的是对声音的感受。生计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棒棒”整天穿梭在重庆的大街小巷，对城市的“热闹”感触最深。守在超市门口的“棒棒”们说：“农村安静。感觉这个城头一天都吵吵闹闹的。刚来的时候觉得很热闹、很新鲜，待久了，就觉得城市不好了。”有受访者对两种生活环境中的声音有过非常形象的比较，
感觉区别很大。特别是晚上城市比农村嘈杂多了。农村晚上出来狗不叫，鸡不叫的话，清静得很。就像上课老师喊默读时一样清静。在农村，好睡觉得很，好清静嘛……城里哪里都闹嚷嚷的，睡不着觉，我来了一个礼拜后才习惯。现在有时回到农村，觉得农村安逸得很，好睡觉，一晚上做几百个梦都不晓得。[11]
以上有关声音的感受描述了两个典型性的图景，一是只有水声、雨声、风声、犬吠、鸡叫、蛙鸣、蝉鸣的静谧的农业社会；一是充斥着汽车喇叭、机器轰鸣、叫卖声、人声喧嚣的现代工业化、商品化都市。而且，不同于其他工作场所的农民工，比如工厂工人、建筑工天天听到的是机器声，甚至音乐，感受的是工业化氛围，[12]蹲守在街边、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棒棒”接触到的是市井之音。
那么，以声音环境的改变为主要内容的生活环境的转化，会引发个体怎样的体验和感知？他们往往用“不习惯”、“不舒服”来表述自己对“太嘈杂”的反应。“不习惯”表现在生活习惯上，比如“睡不着”、“睡不踏实”等等。在完全不同于村落的都市里，声音中有悦耳的、也有刺耳的刺激。“棒棒”对此有愉悦、有兴奋，也有烦躁、焦灼与无奈。为了在城市里实现挣钱的梦想，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这些声音的刺激，并在这样的声音环境中开始对都市生活的适应。其间也表现出无奈：“一天坐在这儿车多，很闹，刚开始来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坐，但又守不到业务，还是要在这儿坐起才有人喊你。闹起很不舒服。”
需要指出的是，“棒棒”所处的声音环境在他们还没进入都市前就真实地存在，构成“棒棒”必须适应的内容之一。显然，这不同于井口淳子观察的杨家沟，那里的声音环境是逐步变化的，环境中的人在声音环境中经历着静谧小山村时代的、政治的、历史的发展，而不是适应这种变化。[13]
对亮度和声音的感知是“棒棒”表述中较为集中的方面，但他们表达的感知其实远不止此。在谈及初入城时对都市生活的感受时，“棒棒”对农村和城市生活条件的差异都进行了对比。
就这方面的内容，他们主要偏重于对都市正面的感知，如：“还是城头好些。在城里吃东西要方便些，在农村有些想吃的东西没有，离街很远。城头的人世（周围的环境）也好看些，懂的东西要多些，在农村就是看那些土坡坡，喜欢看到这些新鲜事件。”这里面的“方便”对应着农村的“不方便”，城市的“新鲜事件”对应着农村的“土坡坡”。
“看到这些楼房肯定比农村好噻，没来城市的时候就想到农村肯定比城头差，城市条件各方面要比农村好些。在城市出门鞋都干净些，在农村出来下点雨，泥巴弄得一鞋都是。”这些入城初期就能感知到的都市的优越性，其实与他们想象中的都市是相符合的，只不过“眼见为实”的都市生活体验产生的直觉更强化了都市想象中对城乡差异感知的内容。还比如：“还是城市环境好得多，是有规划的，像修房子，环境、交通都搞得很好。农村现在都在挑水吃……感觉区别很大。”这样的表述凸显了个体对都市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城市规划、生活设施和道路设施等的直观感受。不过，在城乡差异感知下的表述并非总是看到都市的优势，“城市条件好，但农村水、空气、蔬菜好”，则暗含了个体在城乡生活经历对比后表达出对都市负面的感受，只不过这不是直接对都市的否定，而是在强调农村的优势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感受。
在谈及对入城初期有关城乡差异的感受时，他们通常使用描述型的语言，并不自觉地将乡村与都市比较。比如“黑魆魆”与“明亮”、“清静”与“嘈杂”、“空气好、水好喝”与“污染严重”、“下雨到处都是泥巴”与“不好走路”、“到处都是草草笼笼（草丛），蚊子到处jū（咬）人”与“没得什么蚊子”、“烧柴黑魆魆的”与“烧气烧电干净”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极为感性的表述呈现出报道者在感知过程中将农村与都市环境彼此“他者”化的倾向。
二、感受“他者”：“城里人跟我们很不同”
报道人表述多集中在以上对都市物质景观和生活方式等感受的描述上，但是也包含了对都市人与农村人的对比性表述。不过，入城初期关于人的认识的表述在广度上没有对环境感知的内容丰富。有报道人说：“感觉城里人就是各顾各找钱，没得怜悯之心。感觉那些人也高傲，真的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有的说：“感觉你们城里人有文化些。”这些表述只描述了作为“他者”的都市人。而“我们长得黄皮刮廋（又瘦又黑）的，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土农民”、“我们说的都是土话”、“还是我们农村人有亲情些”、“我们能吃苦”等表述只描述了作为“自者”的农民。这些描述性语言呈现了“城里（人）跟我们很不同”的具体内容，与此对应的描述用词不言而喻。
报道人以感性的方式表述城里人与农村人差异的表象，这套表述不同于学术、官方、主流的话语。[14]“棒棒”表述的零碎性和不完整性，与文化中“不言而喻”的认知方式相关。因此，对“自者”和“他者”的差异性描述，是入城打工者，特别是“棒棒”直觉的呈现。这是一种将城乡彼此“他者化”的直觉，体现了报道人对“我群”与“他群”彼此互为“他者”的感性认识。
当然，以上的表述以评价性的语言居多，是“棒棒”对城乡差异最直接的感知。他们把自己作为这两类概念的连接点，按照自己的分类标准，将“自者”与“他者”分开，将“自者”的环境与“他者”的环境区分开，形成对“我群”和“他群”的整体形象的认识。这种主观上的区分不仅受到“棒棒”城市体验的直接刺激，而且为入城前的长期社会关系实践、乡土生活经验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观念所影响。此外，这种差异性的感知甚至直接与他们对都市的想象和期待相关。为什么会不自觉将“我群”与“他群”截然分开？在入城初期，他们少有反思和疑问。因此他们对于乡村和都市之间差异的感知类似于“瞬间顿悟的直觉能力”[15]。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直觉与佛教的“直觉”、道家的“直观”一样都是不通过推理、思考的认识过程，但来源于佛家的“直觉”讲究觉悟、顿悟，来源于道家的直观讲究“以物观物”、“以天下观天下”，故二者都是理性的直觉（直观），而此处讨论的“棒棒”的直觉是基于文化背景而不是基于理性逻辑，与理性的直觉相比，“棒棒”对于城乡差异的直觉是以感性认知为主的，但它又是在其乡土文化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其个人生活经历结合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主观感受和判断。从深层次来说，这是一种身份意识的启蒙。在这个意义上，“棒棒”对城乡差异的感知实质上是一种身份直觉。
上述经由城乡差异的身份直觉形成的都市感知，特别是其中关于身份感知方式和内容的部分，可以说明，身份直觉是“棒棒”在都市适应过程中的行为表现、感受、情感和心态的根源。只不过在初入都市阶段，以感性为主的直觉，对于心态和行为所提供的理性支撑尚未明确显现。
第三节 入城初期的担忧
在谈及刚入城时有无担心这个问题时，“棒棒”往往使用与“怕”相关的表述。
一、陌生的环境：“怕人生地不熟”
都市景观和社会环境总是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心灵感受。[16]李安明说：“到城市，一是怕过马路，二是怕骗子。”陈国怀有类似的表述：“刚到城市怕城市人骂人、打人，只要不惹麻烦。”这两位访谈人的年龄都在55岁以上，他们的“怕”是不是与年龄有关呢？是不是特定年龄组“棒棒”的典型性感受呢？我们来看看其他年龄段“棒棒”的表述：
陈定禄（38岁）回忆：“看到车子来了莽起（赶紧）跑，生怕被压着了。看到车来，要不人赶紧跑过去，怕遭车子撞，要不隔很远，等车子先走。在农村不是哟，车站喇叭一叫，人跑很远。”李云华（38岁）也有同感：“到城里来，刚开始，过马路都怕。瞻前顾后的。经常遭júe（被骂），比如我看到一个车过去了，我就准备过马路，结果又来一个车，他就骂‘你不想活了’。”可见对车的“怕”并非特定年龄组的感受，不是人老了而怕过马路，而是他们面对都市景观时共同的不适应反应。人对自己没见过的事物有新鲜感，但当自己必须亲身参与时，就可能有畏惧的感觉。
耿东（45岁）谈到对城市人的提防方面时也有类似的担心：“刚来的时候胆子要小些，怕被别人骗，不认识的人不敢说话。”李云华同样担心：“别看我们大大咧咧的，其实内心还是怕当地人吃诈。在城里，出了事情，又没得人出面帮我们解决。”“怕”，没有年龄差异，而是研究对象中普遍存在的与都市人交往过程中的担忧。因为有这样的担忧，他们普遍采取了有意识规避的策略。
都忠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心情背后的原因。
因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人生地不熟，怕。这儿都是城里人的天下，哪是我们农村人的嘛。我们是到了别人的地盘，就莫去惹是生非。在城市，言行要文明些。别人说什么，都老老实实的，不去惹别人。在农村该吵就吵，该骂就骂，甚至该打就打。在城市就收敛些。你打，也没有两个兄弟伙（哥们儿、朋友）（帮忙）。[17]
因为“陌生”、“不熟”，报道人对都市心存畏惧，再加之在都市环境中的无助感，这些都会促使他们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避免在新环境中可能出现的麻烦。
苟春林对初次入城时的心情还记忆犹新：
初次出来是有点怕，担心找不到路。抽支烟都要被抓，走在街道上都怕兮怕兮的。怕吃了（东西）乱甩、甩了烟头要被罚款。当时觉得好像那些人专门注意农村人，一下子便紧张了……我八几年和别人一起在下头做了点小生意，一起打（从农村收）菜来卖。在路上遇到人把货抢走了，第一批货没有挣到钱，又做二批。第二次，把货拉到观音桥，结果那儿的货多得很，又拉到学田湾，在路上遇到一伙兔崽子，他硬要我们的货，不给他又怕他，结果低价给他们了，又没有赚到钱。[18]
频繁出现的“怕”字，体现了入城农民由于对自身行为习惯、言谈举止的不自信而产生的胆怯与畏惧。报道人早年入城“被宰”的经历强化了对城市生活的担忧。
农民入城的目的是打工挣钱谋生存，入城初期他们都有过经济上的困惑：“那时候一是人生地不熟，害怕做了拿不到钱。二是耍起（没活干）就焦（着急）得很，找不到钱慌。”强调“那时（候）”，显然当时的心态与现在的心态是有差异的。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游刃有余”来形容现在的生计状态，那他们初入都市时的确是“有了上顿，怕没有下顿”，而且谋生手段也颇为生涩，收入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必然是他们担忧的主要方面。报道人现在侃侃而谈，正是基于对这种变化的深刻认识。当时不熟悉都市环境，不熟悉“棒棒”行业，不懂市场需求，更不懂业务技巧，现在这些方面的理解和认识在不断加深，相关的担心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
研究还要考虑到性别的因素。对于女性“棒棒”或男性“棒棒”的配偶而言，她们入城打工时还“怕欺负”。为了规避麻烦，她们在行为上自我约束和控制，形成了应对城市生活的策略。
如一位女性报道人回忆：
在食堂打工时，晚上我把房门都关得死死的，又没得风扇，好恼火嘛。我就是害怕呀。不关睡不着，钻一个人进来都不知道。像我才下来，也不了解城里人。你说不防别人，还要防老板。在那儿洗澡也是，一个烂门，拉起摇晃，没有锁，洗起澡都怕。[19]
二、身份的差异：“怕被看不起”
除了对陌生生存处境的“怕”，报道人还有对自我身份的担忧。
那时候自己都感觉要低人一等，走路、穿着跟城里人都不一样。自己把自己看得很低贱。因为在农村走路，直冲直冲的。在城里走路就不能再走得很土（土气），要看别人怎样走，自己跟着学。背打直点，走路走慢点，举止不能粗。怕被看不起。[20]
说乡下人“土气”，带有“藐视的意味”[21]，本是城里人对乡下人“棒棒”的偏见。由于受到社会、文化、媒体对农民的表述的影响，加之自己在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言谈举止、外貌长相等方面与城里人有差异，故“棒棒”不自觉地将自己和都市人已经进行了二元的划分（这在城乡差异直感部分初步讨论过），而且认同自己很“土气”，从而产生了因“农民”身份而带来的卑微感。
“棒棒”的身份直觉来源于对城乡生活习惯差异的感知。比如小李告诉我：“我一顿要吃一盆面，还要吃一大碗饭。”由于饮食没有油水，又是重体力劳动，身体消耗大，需求也大，这些饮食习惯的差异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卑微感很强的入城农民看来，“吃得多”是与身份相关的生活习惯，而生活习惯也是铭刻身份的标签。因此，“不好意思”、“脚手都找不到地方放”就绝不只是对于社会交往的担忧，而是由于身份差异导致的有关自尊的心理层面的感受。
“棒棒”在都市生活初期所言的“怕”，往往根源于都市想象中的负面内容，对城市和城市人的负面印象强化了入城后的胆怯、担心和畏惧。“不踏实”的担忧、畏惧的心理都被标上一个“怕”字。所以，“棒棒”“怕”的感受，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惧怕”、“惧感”等非常强烈负面的情绪体验，它在内涵上更接近于担忧。不过担忧的程度有强有弱，在某些情景中，它也会转化为内心的焦灼、恐惧。
这些生活世界的社会交往感受，以及与农民紧密相连的生活习惯，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本身认同农民卑微身份的“棒棒”在都市生活中侧重规避社会交往的原因。
从表面看，“棒棒”面对新的社会情景与规范表现出来的担忧和规避，是在关系、情感、价值支撑这些固有的安全感和熟悉感丧失后的主观感受和行动策略。[22]但进一步访谈发现，入城初期，乡土社会的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消失，甚至可能得到了强化，以便缓解入城后的陌生感。正如小李所言：“刚来对人对环境都陌生。只认识老李，有什么话就跟他说，其他没得亲近的人。”这说明原有的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在“棒棒”的都市适应过程中实际成为一种情感力量，连接着关系中的个体。
第四节 家的慰藉
“棒棒”多来自重庆主城周边农村，大多为近距离的流动。他们与农村的家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生计策略，而且是其固有的乡土性在都市生活中的延续，并作为一种获得情感抚慰和精神力量的方式，以双向的情感需求表达出来。
一、家庭责任：“就想挣钱拿回去”
从“棒棒”入城初期的返乡规律来看，农忙时节是固定的归期。这不仅是出于生计的考虑，也是作为一家之主对家庭的责任。因此，他们通常精心安排农活和外出打工的时间，以做到两不耽误。正如杨富贵的描述：
那时候老家庄稼做了的，我不放心屋头的（家人），栽秧打谷就要回家。正月二十几把秧田做了下来。我打电话喊老太婆（妻子）把秧田赶（平整）好，做好后我回去栽就行。栽下去就不怎么管，到夏至，把田里的水放了，过后把水关（蓄水）一寸就行了，肥料一次性就放（施）了，喊她看到谷子黄了再撒点鱼子蛋（一种肥料），然后就等着打（收割）谷子再回去。[23]
再如小李的表述：
那时对城市一点都不留恋，一心想回去。城市只是找钱的工具。回家才是我的归属。那时候一个人出来打工，呵护不了屋头的（家人），心里担心。一家之主，就想挣钱拿回去，比别人过得好。把钱拿回去，面子上也好过些噻。挣钱都拿回去支农。刚开始就是想多挣点钱屋头轻松些（好些），把账还了，娃儿拉扯大，把庄稼做好点，吃的要有吃的，用的要有用的，赶场要有钱用。多生鸡蛋赶场去卖，卖了就买东西回来了。那时候心思在农村。还有就是城头的东西拿回去都稀奇。好点的东西都往农村搬。在城里看到绷子床，屋头还没得，还安逸！花205（元），我和李书一个买一床回去。那时候还买货票，费不完的力才弄回去。[24]
以上表述表明从“棒棒”入城初期的消费行为来看，他们对于城市的期望是基于乡土社会的家庭价值的文化导向，消费也主要受制于家庭对他的期望和他本人对家庭的责任。他们往往把钱存起来，花到建房、子女教育上，这对于提高家庭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家属这方，有报道人表示：
钱拿回来了，很高兴！不想他走，走了不习惯。他在屋里，我不想做了，可以喊他做。担不起，他可以做。他不在，什么重活都要自己做。他写信回来，问庄稼、鸡婆（母鸡）、娃儿。屋头有什么事，也不告诉，怕他担心，不安心做事，怕出事。[25]
刚入城时，报道人们普遍没有在城市长期生活的预期，在都市没有“安顿”下来之前，“只想多挣钱回去”。“城市只是找钱的工具，回家才是我的归属”是他们在对家人表示依恋和愧疚时，流露出来的高度理性的认知。反思性评价通过如此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非常鲜见，这说明他们对于城市之于自己的意义具有清晰的认知。他们独自外出打工，并没有放弃家乡的土地和生活资料，近距离流动正好满足了“两头兼顾”的生计方式和情感需要。他们的一系列行为表现，比如好东西都往农村搬、农忙回家务农、挣到钱就资助农业等，都说明“棒棒”打工初期的生活目标和重心都在农村，都市只是谋生存、挣钱的一隅，是生活的“驿站”。初入城市，都市生活带来的强烈不适应感，也因为这种富有策略性的生计方式而有所缓解。
二、家的温暖：“还是家里舒服”
“棒棒”打工生涯的初期，往往是独自外出。即使是夫妻外出，子女也留在农村，举家外出的情况并不多见，家庭的重心仍在农村。所以，有报道人表述：“不行了就回去，舒服了又再来。”据小李回忆：
还是家头（里）舒服，回家有家庭的温暖。一个人在外的时候，中午白开水泡冷饭，刨（吃）两口就出去了。回去（回家）有两口热饭，自己不得（可以不）洗衣服，有老婆洗好。对家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依赖感觉，根本不想出来。经常拖两天才下来（到重庆），给自己找借口。“哎呀，把屋头什么事做了才下来。”对家人的体贴，有相互间的依赖，有一种精神的依托。对小家庭的依赖。家人嘘寒问暖，比如“不要累着了，不要一味挣钱，还要注意身体呀”。听到了很温暖。回去能得到家庭的安慰。在外就没有家的感觉，有家（没家）就是不一样。[26]
就家属这方，她们通常担心：“他莫出事，担重了。莫被压着。担心生活，吃得匀净（有规律）不。万一有什么（病痛），谁来照顾你嘛。”
“棒棒”从业者进入都市后，由都市景观和都市社会文化氛围带来的巨大震撼所产生的不适应会激发对家和家人的思念。他们通常会用“想家得很”、“就是很想家”、“就想往屋头跑”来表达外出打工初期对家的依恋。有的是由于当时收入不高，“三心二意的，隔一个月就回去耍几天再来”。“没得钱心慌，就想往屋头跑。”如此看来，“棒棒”面对陌生的都市时，其对家庭温暖和安慰的渴望和依恋不容忽视。有过跨省打工经历的报道人，谈到第一次外出后回家的感受时其急切心情溢于言表。特别是女性报道人，面对都市生活的不适，会不自觉地产生对家、对子女的强烈思念。如杨智华回忆：
哎呀，刚下来就是不习惯，很想回去！很想回去！就想家里有事，（有借口）回去了就安逸哟。我是（农历）二月间下来的，那三四个月，简直度日如年！真的，熬呀熬呀！又想娃儿!（李磊在农村读一年级。）直到那年，李磊放假了，把他接下来，才好些了。[27]
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棒棒”与家如何彼此抚慰和调节入城初期的强烈不适应感。一是“棒棒”对家庭的抚慰。由于远离亲人，有对家和家人的歉疚，也有对家里的不放心和牵挂，报道人会将这种责任和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如农忙回家帮忙、好东西拿回家等。这些理性支配下的行为，不仅履行了对于家庭的责任，而且是对家人情感的一种补偿。挣钱体面、回家修房、改善家庭生活，对家人的抚慰是他们对家的责任和情感，这些构成了支撑“棒棒”应对都市不适应的精神力量。二是面临陌生的都市，家的舒适和温馨唤起了他们对家更强烈的思念和对家的抚慰的期待。不定期返乡的行为方式揭示了他们面临强烈不适应期的心理平衡模式，即家庭是“棒棒”的依托，心理平衡机制通过家人的抚慰来实现。换言之，家与家人抚慰着身处都市的心灵，引领他们走过艰难的第一步。
小结
“棒棒”进入都市初期，还未“安顿”下来之前，经历着城乡差异的巨大冲击，有着强烈的不适应感，处于迁徙过程中的震撼阶段。在这个阶段，“棒棒”认识都市的方式以直觉感受为主。对景观的直感、对城乡差异的直觉都表达为看似印象型的感性认知，但正是他们对城乡在景观、社会氛围、行为方式、文化规范上的差异性的感受，凸显了城乡在社会、文化上的二元对立。这是他们身份意识形成和强化的直接反映，想象中的都市是“先入之见”的“他者”，而在真实的都市中，农民与都市彼此为“他者”的对立状态更为明显。
本章叙述表明，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离开熟人社会，进入城市这样一个异质性和流动性都极强的陌生人社会时，会具有强烈的不适应感。这在一定程度也确证了老一辈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传统乡村社会特质的诸多分析，尤其是费孝通对村民的“土气”与“不流动”的熟人社会之间关系的精彩描述[28]。我们若不想仅仅停留在验证这些论述的地方，则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析，农民固有的乡土性，在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中是否依然发挥着作用。如果有，乡土生活的经历和文化经验又将如何影响农民都市感知的方式和都市适应的过程。
若从乡土性对农民初入都市时的不适应感的影响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乡土生活经验和文化观念在都市中延续的一系列表现。农民入城前生计环境、生活方式的经验和家庭伦理等文化观念，影响着他们对都市感知刺激物的不自觉选择和反应强度，成为他们感受城乡差异的基础。因此在欣喜面对陌生的都市的同时，他们有对陌生环境的担忧，有因为身份差异而产生的自卑感。这些感受成为他们进入都市后面对都市性与乡土性冲突的主要困惑。城乡在外貌、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形成了他们进行社会建构和农民自我身份认同的要件。由此，乡土性“尴尬”遭遇都市性的局面必然出现。
不过，乡土性不仅导致农民初入都市的不适应感，它同时还成为“棒棒”入城初期消解不适应感的情感支撑。这主要体现为他们在以家庭责任为支撑的入城动机下，拥有对家强烈的依恋，无论如何经历都市的冲击和震撼，都可以回眸身后的故土和亲人，始终获得情感的支撑。对于“棒棒”而言，如何谋生挣钱最为紧要。这既是生存的基础，也是履行家庭责任和实现情感满足的需要。在“两头兼顾”的生计方式中，打工收入对农业的“反哺”[29]不仅本身成为一种生存的策略，而且表达了他们对乡土的坚守。
[1]报道人：李云华；报道场景：2009年4月4日下午白崖口李云华家。
[2]“都市直感”是指个体在经历从乡村到都市的空间置换后，凭直觉和经验所得的感知。确切地说，是都市的“他者”从都市之外进入城市之后，面对城市与乡村在景观、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性而直接产生的认知体验。换言之，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人，缺乏城乡空间、社会、身份的差异，不会经历这样的体验。都市直感的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对都市景观、整体空间的直感，也包括对都市社会氛围的初步感受，还包括与不同对象打交道时的第一印象，等等。
[3]［德］格奥尔格·齐美尔，《大都市和精神生活》，郭子林译，载孙逊、杨剑龙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21页。
[4]［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珩、石毅、李昌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第271页。
[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154页。
[6]［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项秉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95页。
[7]“稀奇”是一种非常口语化的表达，往往用来形容儿童的天真与好奇。还有一种用法就是“看稀奇”，不过“看稀奇”的人一般都是在街头无所事事、爱看热闹的人，不用于见过世面的成年人。在重庆话中表示新鲜、好奇，也意味着兴奋、激动，甚至些许应接不暇、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感受。
[8]在对入城年轻农民的研究中就发现，调查对象除了对城市景观感兴趣，还对城市人的时尚、时髦的观念特别感兴趣。参见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社会》，2006年第2期，第136—158，208—209页。
[9]朱虹，《“土气”与“洋气”：打工妹的城市适应》，《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7日，第8版。 朱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社会》，2008年第6期，第153—175页。 朱虹，《身体资本与身体的城市化—一项有关打工妹的社会适应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11月22日，“全球化、亚洲妇女、亚洲妇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0]（农村/城市）城乡之间的差异历来被看成“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之一，但国家话语下的城乡差异的消灭主要是在如何解决民生，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上下功夫。学界理解的城乡差异是制度性歧视下的不公平以及乡土社会与都市社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迄今为止，这些讨论和关注主要是以都市的视角和假设、以学术的理性、以政策的权力优势在整个社会经济和结构性差异下来理解城乡差异。农民眼中城乡的差异、农民自我感受到的城乡差异究竟是什么却鲜有关注。
[11]报道人：耿东，男，1962年出生，四川安岳人；报道场景：2009年8月10日下午沙坪坝区都市花园西路燕渝苑门口。
[12]潘毅,《中国女工：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第151—165页。
[13]［日］深尾叶子、井口淳子、栗原伸治，《黄土高原的村庄：声音·空间·社会》，林琦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14]如杰华曾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有关城乡差异的词汇做了列举，反映了社会传统和正统意识形态对农民和农村负面的符号化标签。［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52页。
[15]庄孔韶，《中国人类学的直觉主义理解论》，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328页。
[16]林奇帮助我们理解城市景观与心灵的关系。他所言的“愉悦”和“紧张、不安，失去方向感”等心灵反应，正是人对都市的切身感受。在对“感觉亲切、适意和从容”的城市环境的美好向往的同时，面对都市环境表现出来的不适应、尴尬、压力也是很常见的。［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项秉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95页。
[17]报道人：都忠超；男，1969年出生，重庆垫江人；报道场景：2009年4月30日上午黄桷坪街口。
[18]报道人：苟春林；报道场景：2009年4月29日下午盘溪蔬菜市场苟春林家。
[19]报道人：王智华；报道场景：2009年4月4日下午李云华家。
[20]报道人：苟春林；报道场景：2009年4月29日下午盘溪蔬菜市场苟春林家。
[2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6页。
[22]有论者认为农民工在都市“必须面对新的社会情景与规范”，“与旧有的关系的疏远，失去长期以来所建立的网络的支持，同时丧失他所熟悉的社会价值的支持。”参见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第131页。
[23]报道人：杨富贵，男，1947年出生；报道场景：2008年10月13晚沙坪坝劳动路杨富贵家。
[24]报道人：李云华；报道场景：2009年4月4日下午李云华家，妻子杨智华也在场。杨智华，女，1970年出生，重庆合川隆兴镇人。
[25]报道人：杨智华；报道场景：2010年2月10日晚李云华家。
[26]报道人：李云华；报道场景：2010年2月10日晚李云华家。
[27]报道人：杨智华；报道场景：2009年4月4日下午李云华家。
[2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7页。
[29]1986年，费孝通提出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理论，他认为乡镇工业的兴起，靠的是农业的积累，但工业一旦初步成长以后，就会对农业不断地支援，“补农”、“建农”，促进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是“反哺”。后来在《苏南行》文中，他进一步说明了城镇如何“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反哺”作用。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第137、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