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乡土性》第五章 “棒棒”社会：行业与社会

我们“棒棒”干活，人不够就要喊（发出邀约）。人在包包头（衣兜里）装起的。就像孙悟空，从包里拿出来一吹，人就出来了。[1]

以上三章，我们讨论了“棒棒”入城前后，从想象到直感再到择业过程中的情况，揭示了面对“都市”（空间）这个异质性的“他者”，“棒棒”依“时间”顺序所获得的“都市感知”。特别是第四章从“棒棒”基本的行业特征着手，分析了农民选择入城打工并扛上“棒棒”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揭示了乡土性对他们流动和从业选择的作用。从本章开始，将对“棒棒”社会的内部结构进行考察。本章力图揭示的主题为：源于乡土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乡土生活经验、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如何与生计模式背后的社会构成和社会结合方式发生联系，这些乡土社会的特质如何影响“棒棒”的谋生过程？

本章将分别从“棒棒”这一行业的空间分布、社会内在结构、合作方式和冲突事件等方面着手，深入地考察“棒棒”社会的构成、领地边界，发现“棒棒”社会中社会结合的纽带，分析其在生存空间的维护和重构过程中的生存策略，以及社会关系实践中的情感和工具理性作用，揭示“棒棒”社会本身的特点与乡土经验、亲属关系、人伦传统和文化惯性的关联性。

第一节　“棒棒”的空间分布：“地盘”

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均对有关社会基层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地点、空间的体认研究日益关注。该研究在空间认知研究的基础上考察特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判断事物边界的方式，探讨空间合法性获得的途径及其维护方式。[2]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在进行人文生态研究时，关注到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中存在与生物领地类似的资源争夺[3]，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用“领地性”（territoriality）[4]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概括。笔者对散布在重庆城区的零散挑夫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一都市底层群体对生存空间生成的体认和感觉较为敏感，这种对空间边界的认知和判断，可以理解为一种“领地感”。在本节中，笔者将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从行动者空间感知的视角来考察“棒棒”群体的社会组成形式和固有的乡土文化特点。

在传统底层社会研究中，研究对象往往被定位为被动的角色。研究的主题或是形成社会分层的制度背景，或是底层社会本身的社会构成和文化逻辑，少有对实践中的人的关注，关于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对边界的感知和理解的研究也鲜见。1980年代以来，“实践”与“行动者”成为人类学理论界关注的立场。[5]在这样的视角下，观念和行为规范在相关研究中被放在具体行动和策略中来理解，不再是一套既定的系统，而是在行动者的实践过程中被构建，并不断被实践所选择和重构的结构。[6]因此，“领地感”的研究可以打破底层群体形象“被动的”基调，转向从行动者实践的立场来关注行动者本身，考察他们在实践中展现的生存策略，在实践过程中对生存空间的感知，特别是如何利用资源和社会关系对生存空间进行选择和重构的行动。

一、分布概况：“重庆垰垰角角都是‘棒棒’”

“棒棒”行业的人员构成以川渝农村入城农民为主。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演变、人力搬运市场管理的松动以及各相关利益方的博弈是以人力搬运为主的“棒棒”行业的基本背景。特别是随着重庆城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建设和工商业持续发展，城市各区域的功能也日趋分化和明晰。在认知劳务供求关系、业务规律的基础上，“棒棒”从业人员主动地利用相关资源，在某些场所聚集揽活。历经约30年的演变，重庆“棒棒”无论在数量、分布范围上，还是影响力上都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有关重庆“棒棒”的已有研究注意到了“棒棒”活动的主要场所类型[7]，但对具体场所的分布没有抽样调查，更没有在一个较大区域内进行过分布概况的摸底。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报道人的描述，以沙坪坝区为例，将该区“棒棒”分布的位置、规模以地图形式呈现，并希望以一个区域的概况为基础，形成对重庆市区“棒棒”分布规律的整体性把握（见图0-2）。

从此图来看，“棒棒”广泛分布于各“站”、各“口”，并在重要场所聚集。各大交通枢纽、商品集散地和居民小区都是“棒棒”集中的场所。在重庆主城区，“棒棒”聚集的交通枢纽主要指包括菜园坝火车站、龙头寺火车站、沙坪坝火车站、朝天门旅游码头、菜园坝长途汽车站、红旗河沟长途汽车站和石桥铺陈家坪长途汽车站在内的各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公交车站和轻轨站出口。商品集散地指包括朝天门批发市场、盘溪农产品批发市场、马家岩建材批发市场在内的各大中小型批发市场、商场、菜市场。

街头巷尾的都市元素（如公路、商场、菜市场、车站和码头等）是“棒棒”群体生存的实体空间的定位坐标，同时也是区隔不同聚集场所的边界。街头、路口、码头、车站和超市等是现代都市建筑、功能区域的重要元素，然而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元素少了某些与现代都市消费空间紧密相连的意象，多了几分生存实践的现实感。对他们而言，这些场所是他们扛着“棒棒”揽活的空间，是获取和利用生存资源的空间。

二、“散棒棒”的领地：“露天坝”

重庆“散棒棒”[8]群体的典型性在于他们“随处可见”、“随叫随到”，似“散兵游勇”般游荡于现代都市。他们在数量和规模上构成了重庆“棒棒”群体的主体，其生存策略的形成与作为谋生场所的都市空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散棒棒”为自发而成，以一种典型的“强关系弱组织”形式存在。他们不像多方利益牵制下的其他“棒棒”群体需缴费办证或向相对固定的“包工头”交纳费用以取得入场资格。除了与主顾发生劳务关系外，他们一般不与其他利益方产生直接联系。其生存策略更多地通过其自身的实践得到体现。

（一）“散棒棒”的生存空间

“散棒棒”谋生的场所为都市的大街小巷，这使得“散棒棒”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不同于在有明确边界的码头、车站、市场等场所内揽活的“棒棒”，因为“散棒棒”找的是“露天坝的钱”[9]。

有报道人认为：“‘棒棒’进进出出，来去自由。干这个，哪儿都不拒绝哪个，各人（自己）干各人的，各人凭各人的能力。”也有的认为：“你自己想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没有人管。反正喊到你，你就去做；喊到他，他就去做。”“散棒棒”对谋生环境的感知和理解集中在入行、揽活的“自由”上。“露天坝的钱哪个想找就去找”是基于对无明显外来干扰和限制的生存空间的理解。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指，在他们的生计空间中没有专门承揽业务并向他们提取费用的“包工头”（如新建居民小区的“老板”和旅游码头的“老大”）、没有特定场所（如各大批发市场、火车站和车站）管理部门针对“棒棒”的特殊规定。

“散棒棒”大多有过被城市管理部门或特定场所（如码头、车站、市场和旅游景点等）管理者限制入内的经历。该非正规行业与社会正式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实则反映了社会身份背后深刻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中国农民工面临的共性问题。然而，“散棒棒”之所以认为那些制度与自己关系不大，是因为其认知的日常生计空间范畴已经排除了以上特定场所。尽管他们被挤压后的生存空间只剩下大街小巷，但在长期受到乡土性濡染的农民看来，街头巷尾是一个开阔的、公共的概念。所以，较之“散棒棒”每时每刻都在感知的更为广阔的都市公共领域，正式制度和该行业以外力量对他们从业的约束和规范并不直接，也不明显。本研究欲追问的是，即使制度性排斥不为生存实践中的“散棒棒”明显感知，自文化的规范可以忽略不计吗？“散棒棒”真的能那么自由地谋生？

（二）“地盘”与“领地感”

“棒棒”，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是低（无）技能、低文化程度的农民工集中的行业，故成为众多从川渝农村到重庆城区打工农民的谋生方式之一。对重庆“棒棒”进一步的调查和访谈发现，“低门槛”并非意味着行业准入的随意性。入行渠道、从业者对行业规则的理解和维护都影响着入行的有效性。与“露天坝的钱谁想找谁就去找”形成悖论的是，在通常情况，“散棒棒”并非可以随机选择揽活（等候业务）场所，而是只能在相对稳定的“地盘”内从业。“地盘”是他们对自己谋生空间的直白表述。正如“地盘，就是一帮人在一个地方干久了，就拿下来的”所言，“地盘”这个生存空间的形成具有时间性和过程性，且蕴涵相对的边界性和排他性。

“散棒棒”通常有相对固定的揽活地点，他们按照揽活的区域范围来判断“地盘”的边界。下面以重庆白崖口街区两位报道人彼此相关的表述来说明“棒棒”从业者对“地盘”的理解。李安明说：

我是老表苟尚勇带下来的。我刚来的时候在张家桥当“棒棒”。白张路修通后，热闹了，我就去白崖口了。我是第一个到白崖口的“棒棒”。那时候“棒棒”没有现在多，不像现在这样分开，我们在黄桷坪、新街两边都做业务。我现在在黄桷坪，但和新街的（“棒棒”）熟得很。他们做街那边的活，我们做我们这边的。我过去（到新街揽活），别人就少喊一个，不好得（不好）。我现在住在老表苟尚华那儿，他在新街（扛棒棒）。[10]

在这之前，我遇到了李安明提到过的苟尚华。他当时这样说：

我来的时候，白张路还没有修，在张家桥那边“捞棒棒”，白张路通了后一直在这儿。各在各“码头”，自己的地势（地盘）熟悉些。黄桷坪那边我也捞过一两年，后来在这儿（新街）定下来。[11]

这两个个案有密切的关系。在亲属关系上，李安明和苟尚华互为表兄弟；在入城渠道上，李安明于1991年由苟尚华的哥哥苟尚勇带到重庆从事“棒棒”行业，苟尚勇当时在白崖口拾荒；在地理位置上，两个揽活场所都在白崖口，仅一桥之隔。

如此看来，白张路一带“棒棒”的“领地”格局并非在“棒棒”出现时就固定了。随着城市道路交通发展，“棒棒”规模日益庞大，他们根据各自对业务分布规律的认识、理解和判断，逐步形成与现在的揽活区域越来越稳定的联系。从业者一般都会自觉遵守该区域内绝大多数从业者恪守的格局，不会随意打破这种约定俗成的局面。老李对边界的理解和感受，正是众多“棒棒”在实践中判断边界的方式和心态。即使相互间有密切的亲属关系，他们在业务揽活区域上的界线划分也非常明显，而且主动规避可能产生的越界行为。

图5-1　白崖口一带“棒棒”聚集点位置关系图

目前该街区“棒棒”主要集中在黄桷坪街口、新街街口和沙滨路下的路口。如图5-1所示，三个聚集点呈三角形分布，各点之间距离不过百米。沙滨路下的路口再往下就是嘉陵江边，不再有“棒棒”聚集点；而距离黄桷坪街口、新街街口最近的“棒棒”聚集点分别位于大约100米开外的张家桥立交桥下路口和劳动路附近居民小区。正如报道人介绍的：“这个地势（新街）有二十几个人，黄桷坪那边接近三十几个。沙滨路下面有四五个人。张家桥立交桥下有接近三十几个人，劳动路那边也有。各人有各人的码头。我们守这个码头，一般不到别人的地方去守业务。”

重庆主城其他各区的报道人对揽活区域都有着与白崖口街区报道人类似的理解，而且他们反复交替使用“地盘”、“码头”、“地势”等词汇来指称“领地”，惯用“守业务”、“守码头”来描述他们在特定空间中身体的状态。顾名思义，“守”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与时间的悄然流逝相关。业务是“守”（等待）来的，地盘是“守”（看护）住的，每个“棒棒”当下的“地盘”是由时间来验明、由对边界的维护来实现的。“棒棒”对“地盘”的感知不仅通过个体划定周遭事物边界的方式得以呈现，而且体现在边界维护过程中他们对时间重要性的理解上。从业场所看似具有“包容性”，其实区域内从业者的人员构成都较为固定。因此，作为生存空间的场所实质上具有“领地”的内涵，“棒棒”对有关“地盘”、“码头”、“地势”的理解，是从业者在实践中历经围绕资源空间争夺的冲突、矛盾和妥协，而逐渐形成的对特定空间的认知，即“领地感”。

（三）生存实践中的“领地感”

自古人力搬运不仅本身是通过物理空间的位移来实现价值和体现意义的行业，而且围绕这个位移空间的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整个近代城市人力搬运史。换言之，包括重庆“棒棒”在内，整个中国近现代城市人力搬运业的历史就是获得空间的合法性的过程，并具体表现为围绕地域空间而展开的利益冲突。无论是神会制，还是民间集资定股制，[12]无论是行帮，还是工会，无论是制度内人力搬运工人，还是体制外“野力”，任何一种社会结合方式的根本目的都在于利益的最大化。生存空间的合法性就注定成为这些有利益冲突的利益单位（个体）争夺的焦点，而这又必须通过获得和维护“领地”得以实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都市的空间，不单指都市的公共场域，而且是生存竞争的领地，是利益相争的场所。对这个多重含义的空间的认知，即生存实践中个体对“领地”的感知和态度，关系到“领地”规则的生成与重构。以下拟从行动者的立场出发，透过行动者对生存空间的认知和判断，考察该群体如何选择、维护、打破和重构“领地”，进而揭示生存实践中的行动者与社会文化规范的关系。

1. 选择“领地”

山城重庆依山而建，临江而筑，市内山多路弯少平地，坡峭路陡，楼房重叠错落，这一特有的地势地貌，为人力搬运这一民间行业提供了特殊的生存空间。在现代都市中，“棒棒”聚集场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位于货物、生活用品的中转点。无论是搬运大型货物，还是生活物资，这些聚集点都处于上下车、上下楼的节点上，这是“棒棒”揽活的“地利”。此外，由于各种市场、交通枢纽、学校的业务有一定的季节性，附近区域的“棒棒”凭借多年的经验，已经对所在区域业务的季节性有了相当的把握。这是“棒棒”揽活的“天时”。

“棒棒”空间分布上的规律还与从业者对供求关系和业务规律的认知相关。在“棒棒”看来，具有揽活优势的地点才有可能被赋予“领地”的内涵。有报道人认为，“‘棒棒’是哪儿有活路，就待在哪儿”。这反映了“散棒棒”对“地盘”选择的一种极为朴素的标准。还有报道人说：“就像摆摊设点，在口子（路口）上业务要好些，我们就在口子上。”因此，“散棒棒”对领地的感知内容和方式影响着其在生计过程中利用资源和生存空间的策略，而理解和选择领地的过程本身又在构建领地的范畴和内涵。

然而，在重庆的机场、各星级酒店这些旅客行李集散之地并无“棒棒”聚集现象，因为此类场所有着不成文的规定，即扛棒棒者莫入，否则“太不雅观”。显然，“棒棒”这一行业虽然已经成为重庆都市生活的一部分，但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日益强大的现代文明的排挤。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冲突和制度性背景下，“散棒棒”这些来自底层的民众所选择“领地”的范围是被挤压后的空间，他们理解和选择领地的过程受到制度性背景的制约。不过，这种排斥也推动了其业务范围向非搬运领域拓展。故“领地”这一概念不仅指作为“揽活区域”的实体空间，也通过揽活的多样性得以延伸。他们除了从事人力搬运，还从事其他脏活、重活、苦活、危险活。“散棒棒”这一行业在现代都市中一如既往地填补着现代交通工具无力覆盖的空白，连接着现代生活方式无法企及的领域。“散棒棒”这一劳务形式在现代资本还不屑介入的城市人力转运和服务行当中以非正式的方式存在着，从业者在生存的夹缝中感知和选择自己的“领地”，一方面以实践的生存智慧与正式制度进行着无声的较量，另一方面在有限的生存空间内，实现对“领地”的获取和维护。

2. 维护“领地”

“散棒棒”群体内部规则的生成贯穿于生计实践的全过程。其生存实践建构着“领地感”，又为规则所形塑。所以，“领地获得”受到规范的制约，也在实践中重构着“领地”的内涵。事实上，“棒棒”获得“领地”的过程就是维护空间合法性的过程。只不过，对一部分人而言这是“获得”，对另一部分人而言，这却是“维护”。因此，围绕“领地”之争，排斥与被排斥的过程是并存的。

很多“棒棒”在入行或进入某个地盘的初期都有过被排斥的经历。有报道人回忆：

以前不是这个门的，根本入不了。各人（自己）内伙子（亲戚、朋友、熟人），三亲六戚，不沾熟人，就在这儿做不稳（干不长久）。以前这个地盘，哪个地方（来源地）人多，就占强些。他们都是广安的，我刚来的时候，有活路（业务）他们就抢了。有时候做了活路，钱都得不到。你也不敢去要。刚来“捞棒棒”，烟索烟索（怕兮兮）的。你写活（揽活）就走远点，不挨在一堆。你如果挨这一堆，别人喊到你，你也做不了，也是他们的。还有，你一转身，他就把棒棒拿去甩了。反正就是夹磨（欺负）你。[13]

“这个门”是与入行渠道相关的亲缘或地缘关系，这是“领地获得”的“人和”。从业时间长短与血缘、地缘等因素一起，共同构成了对该空间的合法性的认同。事实上，“领地”内的人员构成呈现出某一来源地农民相对集中的现象，原因正在于空间的合法性获得和维护与亲缘、地缘关系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入城之前他们主要通过亲戚和乡邻来了解都市和“棒棒”行业，他们更倾向于口碑相传所获得的信息；他们主要通过“一个带一个”的连锁移民的方式入行，从业渠道围绕亲缘、地缘关系而构建；不仅于此，亲缘、地缘关系在维护空间合法化的过程中一直都是最可能调动的资源。如此看来，传统的乡土资源作为一种谋生的策略在生存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散棒棒”对领地维护的方式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揽活地点的守护上。通常，“不明争，却暗斗”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外来“棒棒”会由于对“码头”不熟悉，或没人邀约干活而主动离开。本“码头”的“棒棒”对其不是不理睬，就是利用外来“棒棒”不熟悉地盘的劣势，通过强化自己与主顾的关系“吓唬”他们，称“莫在这儿做，做了你得不到钱”，或者“算计他，叫他多担几挑，分一样的钱，这样他下次就不来了”等。当然，维护“领地”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暴力冲突，这在某些超市门口的“棒棒”中偶有发生。超市门口的“棒棒”中，老、弱、残疾、女性比例最高，是“棒棒”中生存能力最弱的群体。在生存能力极为有限的群体中，生存空间的获得和维护的意义尤为突出。

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散棒棒”对“领地”的维护和主张主要依赖该群体自身的力量来完成，而非“散棒棒”群体对“领地”的维护过程中还有其他利益方（如特定场所管理者和“包工头”等）的介入。因此，较之其他群体，非正式规则在“散棒棒”的生存实践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研究还发现，在争取资源空间的过程中，“散棒棒”也有策略性的“退让”。比如，后来者意识到自己在气势上比不过先来者，往往会有意识地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向先来者递支烟、搭话，往往是融入新领地的策略。因为对于新加入者而言，为了获取“领地”，就不得不加速打破或重构原有“领地”格局的进程。实践中的策略是灵活、富有弹性的。

总之，在维护或获得领地的过程中，无论排斥或被排斥的冲突形式和程度如何，这个过程既有对“领地”的维护和主张，也有对“领地感”的构建，并通过利用策略获得和维护领地的实践得以实现。

3. 打破“领地”

“被排斥”是进入新“领地”者的共同遭遇。对“被排斥”者而言，实际上这是一个打破和重构“领地”的过程。“棒棒”重构“领地”时并非都导致冲突。他们在日常生计过程中更多地是以一种非“冒犯”的方式，来打破原有的“领地”。

“散棒棒”习惯在自己熟悉的较大区域“转”，这个区域比通常所说的固定揽活地点范围更广，可能涉及几个聚集点。由于彼此熟悉，来自不同地盘的“棒棒”之间没事的时候也聊天，人手不够时也会邀约在一起做业务。这种方式并不构成对原有“领地”的侵犯，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领地”的边界。不过，处于自己地盘上的“棒棒”，比起“转”到该揽活点的“棒棒”，拥有揽活的优先权。“棒棒”地盘间的边界不因为跨界流动的现象而消失，但不同地盘上人员的互动为“打破”提供了可能（这种边界模糊的现象并不存在于其他非“散棒棒”群体）。而地盘外“棒棒”对揽活优先权的认同，无异于对领地的认同、对边界规则的遵守。由此可见，“打破”也受制于原有规范的制约。不过在生计的实践过程中，这些规则始终处于被重构的状态。

白崖口每月25日（逢周末提前在周五）“赶场”，沙滨路下的道路全是摊位，原本在沙滨路下揽活的四五个“棒棒”每逢赶场，就到附近几个“地盘”“转”。2009年4月24日笔者在黄桷坪遇到一位陌生的“棒棒”，别人都积极地揽活，他却一直坐在黄桷树下。他向我解释：

我平时在下面（沙滨路下），生意还好些，今天是单独在这儿，只能担别人漏掉的。在这儿，自己也不好跑（不好意思抢业务）。在下面都是熟人，货一到了，我就去（挑）。今天上午担桃片，那是下面的业务，你看他一来就喊我，这是我的业务我就敢跑。否则只有他们（黄桷坪的“棒棒”）都走了，或者人手不够，我才去。我和这儿的“棒棒”都没冲突，自己晓得（知道）规矩。[14]

此个案在“棒棒”对于“地盘”的理解方面具有典型性。受访者“侵犯”别人的领地时，即使不具有同等揽活权利，也能坦然面对。一般来说，没有“地盘”的“棒棒”是“野棒棒”[15]，离开自己“地盘”的“棒棒”在别人地盘上也是“野棒棒”。“野棒棒”在哪儿都有可能被“欺生”，只能捡别人“做漏（剩余）了的活儿干”。没有或失去“地盘”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喊到业务就喊他们的人噻，就相当于撵我们。但搞不赢（忙不过来）也要喊我们。”

以上资料表明，“转”为“打破”原有“领地”增添了可能，但越界者不失对原有边界的敬畏和遵守。尽管“领地”的重构进程始终贯穿于“散棒棒”的生计实践，但我们不能否认这股持续暗涌的力量（能动），难以逃避规则的制约（被动）。规则与行动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离不开实践这一媒介，可观察的行动者能动的生存实践策略是这个持续抗衡过程的一个个横截面。正如本研究中的“棒棒”，他们在“领地”的重构和“领地感”的生成过程中，形成了作为行动者的生存实践策略。更确切地说，重构规则与形成策略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出普遍因果律的时间先后。

4. 超越“领地”

街头底层研究认为，扩大领地是竞争的重要手段，而且往往在领地空间内或通过跳出这个文化空间/社会空间来实现。[16]“棒棒”群体生存空间的竞争是基于揽活区域上的“领地”，但超越“领地”范围获取具有更大资源意义的生存空间不失为更有效的策略。

“棒棒”的实际业务范围经常超越揽活的区域，正如他们所言，“我们是满城飞”。“棒棒”这个行业的特征本身包含了业务空间上的灵活性，但这个空间与地盘的内涵不同。新街的报道人告诉我：“（我们）‘捞棒棒’，重庆差不多的地方都去过。”比如白崖口的“棒棒”就经常去北碚区除渣、去渝中区除渣、去歌乐山除渣，甚至去九龙坡区含谷镇抬轿、去江北区搬家等。这是“棒棒”生计的常态。可见，所谓的“领地”（揽活场所）的范围相对于业务可能涉及的地域是很有限的。

超越“领地”的策略关系着“棒棒”如何扩大业务范围的问题，这与其内部的合作方式相关，也取决于他们在都市中的关系网络。当主顾主动电话联系或“指名”某个“棒棒”时，“地盘”的效力随即失效。“地盘”在主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正如他们所言，“‘老板’永远比‘棒棒’高级，老板想让哪个搬就让哪个搬”。

尽管如此，揽活的“地盘”毕竟是“棒棒”生存的根基，是他们最可能拥有“控制力”和“合法性”的生存空间，正是在这些方寸之地，随时演绎着围绕生存空间的争夺与冲突。由此，“棒棒”群体理解的“地盘”边界既是固定的，也有灵活性。“领地”的内涵随时在变化、被打破，甚至被重构，有关生存空间边界的认知与判断的“领地感”也在不断生成或重构。

以生存实践中的“领地感”为突出特征的相关业态认知说明就“散棒棒”而言，“领地”范围主要为揽活区域。这些揽活的地点因为“棒棒”的参与而以不同的方式被感知，地点变成了特定意义的空间。然而，不仅于此。“散棒棒”对“领地”的感知是对以资源利用为主的生存空间的认知。他们在选择、维护、打破和重构“领地”的过程中的认知和感受，是“领地感”的典型性呈现。其“领地”内涵可以理解为经由“领地感”折射的对结构和规范的认识。

“散棒棒”“领地感”内涵的变迁，虽然揭示了其对生存空间的感知受到结构和规范的制约，但这又是一个能动的认识过程。因为，他们进入、获得或维护“地盘”的方式，是其对规范的态度的呈现。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散棒棒”对领地的感知和生存策略虽然受到其文化和规范的制约，但他们作为行动者又在对规则进行着新的认识，并利用资源和策略打破和重构着这些规范。这种双向且持续的能动过程揭示了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该发现对于理解个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之关系有启发意义。

“散棒棒”对血缘、地缘等乡土资源的利用是建立新的空间权威的主要渠道。因此，“散棒棒”获得空间合法性、维护边界、打破和重构领地的过程，主要通过非正式权力的实际运用得以实现。“散棒棒”生存实践的现状凸显了非正式规则的生成过程，但这并非否定社会的正式制度对非正式规则与行动者的制约，以及被行动者和非正式规则所重构的过程。生存实践所受制和重构的结构和规范既包括非正式规则也包括正式制度。从总体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社会等级的差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些结构和规范的制度性背景和文化根源，导致了城乡对立和社会不公正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样强大的结构性压力下社会底层自然处于“被动”状态。因此，揭示行动者的能动性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总之，重庆“散棒棒”空间感知和生存实践的研究，借助个体的认知和实践行为，发现行动者对这一业态的非正式规则实际上有着明显的重构作用，而被重构的非正式规则又构成了与社会的正式制度抗衡的民间力量，即他们通过运用非正式权力所重构的非正式规则又进而重构着更大范畴的制度和文化。这种自下而上的生生不息的力量，为这一业态的未来提供了非常乐观的支撑，并在与社会文化规范的交互过程中为中国都市化进程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三、两方维护的领地：“缴费办证”

上文的“露天坝”指的是位于街头巷尾，没有企业、物业管理等力量直接介入的空间。实际上，在重庆还存在一种与自由的“露天坝”不一样的“棒棒”揽活场所。这种揽活场所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因为领地被他人占有就会直接危及自身的生存和利益。这种场所的“棒棒”对领地的感知和理解与“露天坝”的在程度上有差异，而且对于边界的理解比后者更清晰明确。在他们的领地感里，没有“转”的概念，也没有“无声”的妥协，他们维护领地的意识特别强。但值得注意的是，维护领地的责任不光在“棒棒”一方，还在其他受益者，比如物管公司、大型批发市场（如蔬菜市场、装饰市场、建材市场、水果批发市场、干货批发市场、服装批发市场等）的市场管理机构等。在火车站、批发市场这类场所，人力搬运必不可少。由于成建制的人力搬运已经逐步退出运输企业，由企业组建人力搬运的成本更高，而“棒棒”与企业没有用工关系，靠自己的体力挣钱，正好填补了这种需求。企业就通过收费、颁证、统一着装的方式来统一监督、管理所属区域的人力搬运。对于收费企业而言，这并不是他们的生存空间，就无所谓领地的概念，但他们要维护该区域经营的有序化，通常实施一定的管理措施来维护缴费“棒棒”的领地。

作为重要场所的火车站是“棒棒”密集的地方。由于菜园坝地区人力搬运分布较广，且分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因而各自的管理模式也各不相同。菜园坝人力搬运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由渝中区交管所下属的菜园坝交管站管理的人力搬运者，主要分布在向阳隧道口至重庆长途汽车站之间，包括火车站门前原102路车站及火车站广场内的大巴车、出租车站一带，约有100余人。这一部分人力搬运者历经了不同的管理模式。从2002年开始，由菜园坝综合管理处负责，将这些人统一登记、统一着装、建立档案（登记表、照片、身份证复印件），并每人收取50元押金和20元至30元不等的管理费。当时共有184人登记并交了押金。2002年4月，区政府根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调整管理职能，菜园坝综管处在管理了该地区人力搬运管理者3个月后把他们移交给菜园坝交管所。由于行政部门不应直接收费管理，经渝中区交管所同意，委托太阳搬运装卸公司进行管理，但由于企业管理后服务不到位、农民工不愿意接受企业管理等原因，公司管理不到半年就宣告退出，继续由菜园坝交管所管理。该所在菜园坝派出所的配合下，将人力搬运区域分为7个片区，每个片区由农民工推选出一名组长，收费标准根据《运管费征收管理规定》，按照收入的千分之八征收搬运装卸管理费，定为每人每月20元和40元两种，并持上岗证上岗。这种管理持续到2004年底。除了供需市场本身的变化外，《行政许可法》和《道路运输条例》也不再赋予交通管理部门管理人力搬运者的职责，管理缺乏法律依据，管理力度自然减弱。

二是由火车站综合治理办公室（综治办）管理的火车站候车厅内的人力搬运者，有30人。火车站综治办隶属的成都铁路局下属的重庆火车站，为企业性质，它根据日业务量的需要，核准30名农民工进场从事人力搬运装卸工作，范围为火车站的管辖区域。30人注册登记、统一着装、佩戴有编号的证件，并且建立了监督、考核、培训、淘汰制度。每人每天向办公室交纳2元，每人每月共60元管理费。

三是固定在各类批发市场内的由市场业主管理的人力搬运工，约有800人。比如菜园坝水果市场内，由市场管理办公室和派出所根据市场货物量规定场内人力搬运者的数量，每月收取70元管理费，统一制服，统一编号，约一年发一套工作服。

四是没有接受任何部门管理，散布于菜园坝广场、公路干道揽活的人力搬运者，约有100余人。[17]

在重庆火车北站（龙头寺）调查时，我在火车站广场管理处见到了广场“棒棒”的队长包某。在龙头寺火车站建成之前，他一直在菜园坝火车站，所以他对“棒棒”集中的火车站这种特定场所的人力搬运情况比较了解。他的介绍印证了以上的情况。同时，从他那儿，我还了解到火车北站的人力搬运现状。

在火车北站，有三种形式的“棒棒”。一是“水屋檐”（滴水的屋檐）之内的人力搬运。“水屋檐”是火车站管辖的范围，经允许的“棒棒”可以在候车室揽活。这部分人平时帮着火车站管理机构干些杂务，不用交费就可以在候车室内揽业务；二是“水屋檐”外，即在火车站广场综合管理处登记的“棒棒”，接受广场综合管理处的管理，每月交纳一定的管理费，如有好人好事行为，可以免当月管理费；[18]三是广场及其周边的“散棒棒”。同为广场上的“棒棒”，前者唯一独占的领地是出租车站，主要是接出租车到站的客人。广场其余地方，任何“棒棒”都可以揽活。出租车站这种领地的维护，因有所在场所管理方的介入，边界非常清晰。正是鉴于此，有些“棒棒”宁愿缴钱，以图业务能得到保证。后来由于公共服务单位的收费必须要立项、经物价局审批，部分不合理收费取消了。有些特定场所，取消了收费，只办证不收费，比如沙坪坝火车站、两江门交易厅等。

在诸如火车站、批发市场等搬运业务集中的区域，如何合理化管理成为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业主关切的问题，因为人力搬运市场的混乱将严重影响公共场所和市场的秩序和治安。为了保证相关区域有序化，相关部门和业主都自动介入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使辖区内的人力搬运保持了相对的稳定，避免了偷窃、漫天要价、强拉强运等现象。以办证为必须程序的这类人力搬运，因为管理者的介入，上述特定场所的领地无论是对于领地内的“棒棒”还是领地外的“棒棒”都有着特殊的含义。由于场所所属机构管理力量的介入，这种领地的边界很清晰，往往是以管理机构的地理范围为界。在管理者看来，这是他们正常的职能范畴，他们为“棒棒”提供了揽活的场所同时完善了场所的管理，无所谓领地的概念。而在领地上的“棒棒”一方看来，交纳管理费，自己的业务得到一定保证，他们一般情愿损失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获得对领地的占有资格。在领地外的“棒棒”看来，这种区域内的业务量相对有保证，但自己没有资格，所以不会去逾越这个边界。

四、三方维护的领地：“一块五，各得五角”

“棒棒”的领地从资源占用的主体来看，除了以上两种外，还可能涉及多方利益主体。重庆两江门旅游码头就是典型的三方维护的领地。该码头人力搬运的利润分配原则为“一件货一块五，各得五角”，这很形象地说明了该领地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趸船的主管部门、“老大”和几十名“棒棒”。“老大”手下最多时有80人，最少时也有四五十人。

沈星（“老大”），1988年在两江门码头干搬运，见码头上有人专门接大宗业务，收入很好，他便把“散棒棒”集中起来，自己去和船长、货主打交道，逐步垄断了五码头鳝鱼、笋子、毛肚等货物的上货下货业务。据1989年就到两江门“捞棒棒”的龙贵华介绍：“当时‘棒棒’比现在多得多。两江门可能有一千多人。那时候要乱些。也有老大他们，他们有十几个人。比如大活路他们拿，一百块，我们做二十块。后来就他一个人（垄断）了。”

随着水路运输萎缩，货运生意衰落，沈星就专做旅游轮船行李的上货和下货的业务。现在八、九、十、十三码头都是旅游码头，都是他的领地。据他本人介绍：

旅游船一直都在做，我管了二十几年了。我的规矩是第一不能偷；第二不能整烂（损坏）。这些规矩都是口头给他们说。为什么旅游公司相信我？因为我是老大，压得住，黑白两道我都行。我只得（收入）那五角钱。我保证包包不丢、不抢、不被损坏，折（丢）了一个赔一万，但从来没折过，弄烂了的有，弄烂了赔一两百。我拿五角钱，他们有什么事情都找我摆平（解决）。旅游公司都认我，他们找我搬运放心，也有些新的旅游公司不了解情况找别人做，第一次可以原谅，第二次必须找我做，找别人做不行，因为趸船上的钱是我交的，必须我来搬，整个渝中区都是乱“棒棒”（无管理），只有我这里管理得最好。旅游公司对我们很信任。码头上就我这一块净土。上面（旅游码头之外的地方）都很乱，又偷又抢，小偷起坨坨（很多）。小偷不敢到我这儿来，发现了要被打。所以政府很看重我这个人。我做的事说合法也合法，说不合法也不合法。反正我不偷不抢。我的搬运（工），我叫名字。我不喊“棒棒”，我要尊重他们。[19]

照片5-3　上下趸船的码头“棒棒”

他所言的“信任”，不是依据现代社会的契约或制度担保，而是熟人间相互信任的关系。他反复强调因为有他就不会出问题，这是熟人社会的特征在都市社会的延续。在熟人社会，诚信建立在社会关系及其人伦准则上。从他拿下领地的经历来看，与各方的关系的建立并不是“一锤子买卖”，信任的形成一定是经过多次的、反复的来往过程。这种领地的核心人物是“老大”，他是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中心。

沈星对他手下的搬运工有一套口头约定，而且严格执行。约定中具体包括层层组织模式、平均分配方式、严格惩罚制度、工伤福利制度等。

我的手下都是熟人介绍进来的，没得人担保，东西丢了咋办？每个组两个组长，两个会计，避免贪污。组长一是要踏实，二是要在里面能横得住（管得住）。会计也是要信得过的，这里很严，违反了规定该罚的就罚。每组三十几个人分四个班，一个班值日，有活就干，没活其他人就休息。他们每天上午搬完东西就分钱，中午有人值班，下午5点又上班。每个班有四个小班轮流换，每天都分两次钱。其他扶客费（搀扶客人上下船的报酬），“棒棒”平分，有会计记账。总之，上班时间在哪里干活挣的钱都要缴来大家分，下班以后挣的钱归自己，分钱是平均分。会计负责看着扶了客的人，钱不能往自己包里揣，贪污一块罚十块。贪污十块罚一百。很多都遭了（被罚）的。必须要严。不严就搞xīn（坏规矩）了。当班的时候人不在，罚30块，拿来他们买烟抽。穿拖鞋罚五块。上班不拿棒棒、索索（绳子），罚十块。下雨不能打伞等。上班期间不准喝酒。因“公”受伤“公费”，比如，干活扭了脚的就休息，医药费组里出，工资照拿。[20]

他所言的“担保”是保证一旦出了事（丢了行李），能找得到人。他采用了层层组织方式，分为两个搬运小组，设有组长和出纳员，一组负责大河（长江），一组负责小河（嘉陵江），根据业务量轮换。而且还有一套上岗、值班责任的规定，分配工作、请假、收入分配都是组长和出纳负责。保证这些得以执行的是严格的惩罚措施。这里有现代管理实践的影子。沈星告诉我，他是在口头上约法三章。平时出现问题，搬运接完船后，他在码头上就口头严明纪律和规定。在分配上采用（组内）平均分配方式。每接完一班游轮，出纳当众报告收入件数和总收入，按出勤人数平均分配，不搞任何截留，当场结账。他以一种农民心理上最能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劳务收入分配。因为在农民看来，“拿到手头的钱才实在”。二是避免了中间环节的麻烦，保证“棒棒”得到“五角”，领地内部的稳定才能保证各方长足的利益来源。

经“老大”的引介，我与他手下的“棒棒”有过多次的交流。他手下的“棒棒”都告诉我，没有“老大”的同意，他们不会接受我的访谈。由于打消了顾虑，每次谈话，他们都很热情。有报道人谈到了对此的理解：

我们都是沾亲带故介绍进来的，不然老大不得要。干这个，是没有进来的人想进来，进来了的又不想走。干这个，忙就是那一会，其他时候都是在休息。不像在公司上班，一整天都在忙。干这个自由。即使纪律管得严点我们都愿意。这样管起来大家都安全。在这个码头，没得人欺负我们……

我们只是搬行李（旅游车上的行李），旅客的其他东西可以喊外面“棒棒”搬上船。我们一般不上船，只搬到趸船。不然船上东西丢了我们要负责，除非是船上的服务员把东西打好包，喊我们上去搬才可以……

负责值班的人，行李来了要做业务，如果做丢了，要赔。这下面有两个（人值班），上面有两个，业务都看得到。做丢了的，是要赔钱，不然没得规矩，哪个去做。而且，当班时候“外业务”（不是船上的业务）拿回来交一半。如果违规，被看见一回就要被罚……

老大聪明得很，没读过书。他不轻易在外头吃饭，很低调，不乱来。我们这个收费（搬运行李的价格）是最低的，像在外面起步价都是两三块，一件行李至少四五块。趸船还要收过档费，很不合理。[21]这是变相（换方式）吃我们的钱。十件行李，轮船公司还要除两件，说他要提两件。

旺季我们七天一个班，淡季两班人马，两周两周地轮流上班。就六七个月忙，有几个月都没得业务。有的就回去。不忙的时候，就回家干农活，也有些在外面找些散业务。[22]

“老大”所言的担保并非书面或口头的担保，而是表明手下的搬运者都是沾亲带故，或熟人介绍带进来的。报道人有的在这个领地干了十几年，他们认为“干这个是没有进来的人想进来，进来了的又不想走”。除了“棒棒”行业本身自由、现钱的吸引力外，还有“在这个码头，没得人欺负我们”的安全感，这是“露天坝”上的“棒棒”没有的感受。我认为，这有赖于领地绝对、清晰的边界，及其“老大”在多方博弈中的地位。在田野观察中，我发现“棒棒”都服从于“老大”的权威及管理，没有“调皮捣蛋”的。

两江门码头的管理单位很多。有些地方界限不清，协调不及时就可能造成管理的空当。[23]对码头人力搬运者的管理虽是由两江门综合治理办公室（综治办）负责，但实质上还是以派出所工作为主。为了规范管理，避免旅客被“棒棒”乱宰乱敲等混乱现象，综治办曾经对两江门码头“棒棒”实行登记办证制。其负责人介绍说：“那时候就是限量，比如‘老大’一个月只给（批准）你200个人在港口，喊他做黄褂褂（背心）。整个港口只能办200个证。不收钱，我们发的……‘棒棒’自己来登记。登记后，‘老大’心里有数，有哪些人。他帮助我们协调。”据知情人介绍，“老大”类的人物还协助公安机关，提供情况，抓捕罪犯、小偷。“丢了钱包的，找沈星，他能找回来。凡是丢了东西的就在某某那儿去找，给50块钱。小偷没得用的身份证就给那个人，吃点回扣。”

由于旅游码头现有搬运管理模式的合法性还有争议，“老大”对于现在的领地能否一直维持也有顾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调研基础上，曾建议其成立合法公司，但由于人力搬运市场本身低利润、高人工成本的特点，再加上码头搬运受制于气候，具有季节性，业务不稳定，沈认为单靠他的力量成立公司、建立正式用工关系不现实。“生意短暂，每年四五六（月）是高潮，七八月没啥生意，因为天热，外国人不出来旅游，到九月底、十月、十一月，一年只有几个月的高潮。公司开起来怎么办？他们的收入都摆不平（无法解决）。”目前，灵活、弹性的劳动力在不稳定的劳务供需关系中的优势在于，没有业务的时候，“棒棒”可以回家务农、当“散棒棒”或自寻业务，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基本生存需求。

以上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三方维护的领地是如何获得的，以及相关主体如何感知这个与资源相联系的生存空间。从“老大”二十多年来拿下领地的经历，以及“棒棒”对在老大手下求生存的感受，甚至管理机构对这种人力搬运管理现状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一个涉及双方利益主体和政府管理机构的领地的概貌。这种特殊性领地的形成和维护包含了历史的、现实的、管理的、法律的、潜规则的、权力的、个体利益的多方面因素。虽然“棒棒”处于这个复杂链条的最低端，但这一领地对于他们而言，却是最现实的谋生空间。

这种领地的获得有赖于熟人关系，其秩序的维护依赖利益各方的共同努力。在领地内部的规范过程中，不同利益方被结合起来，然而建立在口头约定上的用工方式和收入支付方式，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没有正式的用工关系，全凭熟人间的口头约定，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很麻烦。“棒棒”们自己也表示：“有什么事还是尽量私下解决。”他们没有借助法律解决问题的意识，而且认为自己是外来者，“在城里说不上话。城里人不会为农村人说话，打官司也是输”。

在对重庆“棒棒”考察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与此利益分配模式类似的领地，即新建的住宅小区。小区在“棒棒”看来也是一个有着明显边界的场所，是有着明确领地概念的场所。与收取管理费的场所不同，新建小区的“棒棒”的上面有一个包工头，他不是“棒棒”，而是从物业公司将新建小区装修中的搬运业务打包过来，再转给“棒棒”做，想进入小区的“棒棒”需要交纳入场费。入场费根据楼盘大小不等，一般几千元。

赖廷光在港城花园干过，为人公正，还是当时“记账的”。对于相关的情况他很清楚。

李老板从物管那儿把港城花园包下来花了11万。老板接业务价格都是根据小区的大小来定。进场费摊在每个“棒棒”头上，缴了入场费才能做老板的活路。2005年我们缴入场费1300元，当时我们这个小区费用算是最高的。现在就更贵了，一般进一个好一点的小区都是4000，一般小的小区安排十个人就做得下来，大的小区安排下来就是三四十人。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包总渣，意思是“棒棒”不交入场费，除渣也得不到力钱，力钱由物业统一打包给老板。进场费就相当于与“棒棒”除渣的力钱抵消了……“棒棒”刚来，老板要给他提要求：你在这点要听管理人员的话，你做了多少自己记清楚；不能拿业主物业的东西，不能在小区里打架吵架；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搬坏了，如果搬坏了，自己赔……力钱都是当天算账、当天分钱。老板不下力，算一个工天。由比较负责的“棒棒”充当管理人员，具体安排每天的工作，谈价、记账，哪个“棒棒”做的、做的哪栋楼、做的啥子活路，我必须落（记账）下来，力钱是多少也要落下来。当天活路做完了，我就要公布出来哪栋楼、好多人去做、搬运好多材料、得了好多钱，这样账才清楚。我们那时是天天扣50元，直到把入场费扣完。[24]

他抱出来几大叠本子，都是他的账本。每天的每笔力钱、每人的出工情况分别记在零碎账、工天表上。[25]此外还有收入分配表，记录每天按工天平均分配的力钱（见附录五）。[26]

在这种领地上的收入依然采用平均分配的方式，“包工头”算一个劳动力，他在进场费和垄断小区河沙水泥上还有“赚头”。“水泥、河沙你（业主）自己拿得进去，外面‘棒棒’就可能拿不进去，他（保安）把外面‘棒棒’吃得住。所以赚头很大。相当于通过保安买断了的。”可见，这样的领地的维护由物业、包工头、包工头手下“棒棒”共同维护，因为这涉及三方的利益。但，这依然只是“棒棒”的领地感，“业主为大”，意味着主顾可以打破领地的界限，因为对业主来说，喊哪个“棒棒”是自己的权利，他无所谓领地的概念。

这些表述中，提到了在这种三方利益维护的领地上，“棒棒”与“老大”或包工头采用的都是口头约定方式，而且“棒棒”内部实行平均分配，且有口头的惩罚措施，比起第二种领地，尤其是和第一种领地的维护相比，这种方式更具强制性和绝对性，它不具有第一种领地蕴涵的默认甚至容忍的成分，跟第二种领地一样，都有非“棒棒”的主体的介入和维护。后两种领地的“棒棒”对于自己谋生空间的封闭性感觉更好，收入因为有领地的边界维护而相对有保障。不过大多数“棒棒”由于不一定有这样的信息或关系进入此类领地，更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接受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被别人截取，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习惯自己挣多少得多少的方式，更倾向于“棒棒”社会自身文化潜规则维护的领地上谋生。

上述三种领地说明，不同利益主体的合力形构了领地的属性。可见，“棒棒”社会的社会空间属性既是人身体直接感知的结果，但也显然包含着权力参与其中的历时性累计的因素。

“棒棒”对领地的感知是对以社会政治空间为主的权力结构的认知。他们对权力结构的感知，受到权力空间和规范的制约。在生计中，他们对于边界的维护和打破正是通过实践对权力结构的认同或打破来实现的。

此外，从“棒棒”分布和从业人员对于业务活动区域的感受和理解来看，“棒棒”整体上是“各自为战”的。各领地之间没上下层级关系，只要不到别人领地上揽活，彼此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他们各自在为生计忙碌着，但都有基于“棒棒”这一行业共同身份的认同。这样一个以职业共性被认同的群体，其社会构成和内部关系有何特点，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第二节　“棒棒”社会的内部结构

重庆“棒棒”群体是基于零散人力搬运这一共性的生计方式而被（重庆市民、政府、学者）认同的群体。“棒棒”群体自发而成，内部无明显组织和阶序。只要不到别人“地盘”上揽活，不同揽活点的“棒棒”彼此之间就没有必然联系。正如前一节所显示的，“棒棒”的生存实践处处体现着反映空间区隔和边界的“领地感”，故其权力空间的形成，以及“棒棒”在实践中对领地的重构过程，都呈现出“棒棒”社会内部构成的动态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接下来研究以职业为契合点的“棒棒”社会的内在构成。

重庆“棒棒”群体内部存在一种分类的意识，把人群用“坨”这一术语加以区分。这一群分类概念与“地盘”有联系，但不限于地盘，而是比后者的实践意蕴更为强烈。在本节中，笔者希望基于重庆“棒棒”对“坨”的基本认识，来分析“坨”的形成和运行机制，揭示“棒棒”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在这一以职业为契合点的社会构成过程中血缘、亲缘、地缘与业缘如何交织并发挥作用，尝试通过对一个群分类概念的解读来展开实践中的社会关系体研究。

一、“坨”：“棒棒”的群分类概念

“坨”在西南官话中是对一群人的统称，人数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在意思上与普通话“一拨人”的“拨”接近。[27]“棒棒”常用“坨”这个词来指称“棒棒”内部的某个群体，比较常用的口头语言如，“我们这一坨”、“我们这坨‘棒棒’”、“这坨人”、“这一坨”、“那一坨”。

沙坪坝金诚广场的梁世虎这样表述：“我们有固定的‘坨坨’。‘棒棒’有这种‘坨坨’，也有到处走动的。”在他看来，“坨”用于指称相对“固定”“地盘”上的“棒棒”，对应于不固守某个“地盘”而以“转”的方式揽活的“棒棒”。[28]

白崖口的郝大汉对“固定”有不同的理解：“小区‘棒棒’是固定的，白崖口是一盘散沙，是散兵游勇。两江门有自己的一坨。”在他看来，像新建小区（垄断装修期间的劳务）、朝天门码头“地盘”上的“棒棒”才称得上“坨”。在那种“地盘”上，存在明显由多方维护的边界，其“坨”内与“坨”外边界非常清晰。而白崖口和沙坪坝金诚广场上“棒棒”的“地盘”不同于新建小区、两江门码头和某些批发市场的那种“地盘”，在这种区域里，没有其他利益主体的介入。“棒棒”揽活的“地盘”上并无除“棒棒”之外的其他利益主体介入的，其内部没有组织结构，靠一些非正式权力维护其边界。相较于小区、两江门码头那种“地盘”上的“坨”，这种“地盘”上的“坨”内与“坨”外无明确边界。

事实上，郝大汉后来也承认说：“白崖口黄桷坪有一坨，有二三十个人。”可见，此刻他使用的“坨”指的就是某个揽活点上所有“棒棒”，与梁世虎表述中的“坨”的内涵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棒棒”所认知的“坨”与“固定”有联系，但并非必然联系，原因在于“固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总体上，小区、两江门码头那种“地盘”上的“坨”的揽活区域和人员构成最固定；在街头巷尾区域揽活的“棒棒”有相对固定的揽活区域，但较之前者，又没有明显排他性的边界，是“不固定”的，但较之纯粹以“转”的方式揽活的“棒棒”，它又是“固定的”；纯粹以“转”的方式揽活的“棒棒”，由于没有固定揽活点，算不上“坨”。

尽管“棒棒”对“坨”的理解存在差异，但是，当他们进行群分类时，都会以“坨”为基本分类概念，并频频出现诸如“我们没得什么坨坨，就是耍得好的、合得来的在一起做业务”、“坨坨是自然形成的，几个要好的拉起来整（干活）”这样的表述。

当然，“坨”不过是“一群人”或者“一拨人”，如果不深究，从字面来看，即指个体的简单累积，只存在物理形态上的聚合关系。这似乎正吻合了“棒棒”对他们自己这个群体的描述，如“一盘散沙”、“散兵游勇”。但是，“棒棒”日常生计过程中又经常使用“坨”这一术语来指称这个庞大职业群体内部更次级的群体。“散沙”意味着缺乏稳定的组织方式，但并非意味着这盘散沙、那盘散沙没有区别。因此，“坨”的内外必然存在差异。而恰恰正是这个内外有别的概念及其蕴涵的划分标准暗含着一种基本的群分类意识。“坨”不仅表明了作为个体的“棒棒”们聚合的状态，也表明了他们对群分类的一种认知。

笔者注意到，重庆市民在谈论“棒棒”时，有的会按照搬运货物的种类分类，比如蔬菜帮、水果帮、摩（托车）帮等。事实上，“棒棒”自己并不用“帮”来划分。要特别指出，“坨”虽接近于“帮”，都是人力搬运行业对有某种共同利益的非正式群体的定义，都有边界的内涵；但是，“坨”又不同于“帮”。“帮”的内部有严明的阶层性，有忠诚和遵守规则的义务和要求，边界远比“坨”清晰。在人力搬运行业的历史上，“帮”与行帮（如大力帮）、秘密社会等相联系，这些社会组织及其结构对重庆零散人力搬运的行业文化及社会记忆有一定影响。今天的人力搬运所使用的“坨”虽然也是一个群分类概念，但是其内部不一定有阶层，也不一定有清晰的边界。从报道人的表述也可见，他们所认知的“坨”的“固定”程度有别。因此，“坨”时有时无、可有可无，其范畴时大时小，表明了“棒棒”富有情境性的群分类意识。“坨”的社会结合程度越低，其边界越模糊，就更缺乏排外性；“坨”的社会结合程度越高，其边界越清晰，其排外性也越强。

二、“坨”的划界标准

从重庆“棒棒”使用“坨”的情况来看，“坨”无论是在使用的场合，还是所指的范畴，都是一个带有高度主观和感知色彩的概念，但是它又是群体成员共有的认知。以上考察已经发现“坨”与“固定”这一状态有一定关联。由此，多个个体在数量上的聚合状态演化为一种时空上的延续状态，而其在时间上的延续又以对权力空间的维护来实现。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坨”与“地盘”的关联上。这种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坨”内与“坨”外之划界标准问题。以下表述很有代表性。

小龙坎“棒棒”有几坨，小龙坎雾都大厦有一坨，二三十个人；石小路二路车站有一坨，十几个人；国美电器门口有一坨，有二三十个；此外从实验一小上去，水厂还有几个；探矿厂还有一坨，有二十几个。再远点，嘉福苑对面是另一坨，有几个；空军招待所、水泵厂有一坨，那边最多，就在石碾盘长途汽车站过来一点点，主要是守空军招待所、水泵厂、家具厂、长途汽车站、住家的；锅炉厂斜对门菜市场门口有很多，那是一坨；再过去……[29]

在以上表述中，“坨”以空间来界定，“坨”的范围与“地盘”重合，是指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棒棒”的聚合。像这样用“地盘”来界定“坨”的方式在访谈和观察中比比皆是。比如，梁世虎说：“我们这一坨有二三十个人，守业务都在这儿，不得到那边去（新世纪凯瑞商都门口），那边是另外一坨。”

在金诚广场揽活的陈某却说：“我们是老的一坨。年轻的一坨，他们得行（能干）些，我们担不赢他们。”显然，“坨”的划界标准发生了变化，此类表述中的“坨”按照年龄段、体力和能力等标准来划分，而非空间上的划分。事实上，梁世虎与陈都在同一个地方揽活。如果按照“地盘”来划分，他们同属于一个“坨”。由此可见，在“棒棒”群体内部，与“地盘”等同的“坨”是范畴最大的分类概念，其内部还有数量和范畴更小的“坨”。所以，“棒棒”认知的“坨”之范畴时大时小。当然需要指出，以与生物性因素相关标准进行分类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谋生，而彼此的合作是否有助于提高收入则关系着群是否分化。

白崖口“棒棒”中合川人居多，来自垫江的只有两人，其中一名报道人荣洪兵的家属都忠蓉就曾埋怨：“合川那坨人，他还是不欺负（人），但那坨人裹得紧。”荣说：“我在这儿就划单线（不属于任何一坨）。‘猫儿’和‘聋子’（两位‘棒棒’的绰号）是广安的，不是合川的，还不是单线做媒，各跑各的。”王渝成是下岗工人，现在捞棒棒，是白崖口“棒棒”中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抱怨说：“合川有些人心凶。他们合川那坨人多，就有点儿欺负我。有些事不好说。他看我是城市人，没得本事。”这些抱怨展现了表述者对“坨”的认知，这个意义上的“坨”显然是与“棒棒”的来源即他们之间的地缘关系紧密相连的，当然地缘关系本身还包含了血缘、亲缘的成分。

然而，一般来说，“坨”不适用于为完成一项业务而临时形成的组合，只有经常在一起干活的人群才成其为“坨”。这是“棒棒”使用“坨”的最基本原则。“坨”是一种以生存为目的的结合体，这与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的“棒棒”这一特征相吻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与划界标准相关的一种共性认识。因此，“坨”成其为群分类概念，关键在于其在时空上的延续状态，也与业务合作频繁度密切相关。比如，即使在同一个地盘上，长期在一起合作的人员也可以将其他人边缘化，双方彼此将对方排斥在自己所属的“坨”之外，这就出现同一个“地盘”上的不同“坨”之间的冲突。

由此看来，“坨”有时候等同于“地盘”，与权力空间的领地边界重合，包括某个揽活点上的所有人员；有时候是指因年龄、能力上的一致性而形成的群体；有时候是因为其固有的联系，如血缘、亲缘、地缘等而形成的群体……“坨”尽管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其分类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这必然导致“棒棒”对“坨”在使用和认知上的模糊性和情境性。如前分析，在模糊性和情境性中，又有以生存为目的的共性，这些因素如何交织并发挥作用，成为解释“坨”作为群分类概念之特殊性的关键，而这有赖于对“坨”的形成和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三、“坨”的形成与运行：实践的关系

重庆“棒棒”群体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在庞大的“棒棒”群体中，“坨”是与作为个体的“棒棒”之间相互结合的最紧密相关的群概念。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实，有关“棒棒”的入城渠道的论述已经分析了血缘和地缘关系在入城或从业渠道中的重要作用。当面对完全陌生的都市时，利用血缘和地缘关系是农民工的适应策略。因此，在入城初期，乡土固有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这是“坨”形成的黏合剂，有助于增强“坨”内部的凝聚力及其对外的排斥力。以“坨”而聚对于消解“棒棒”的陌生感、不适应感，甚至畏惧、害怕的心理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农民来自熟人社会，关系是他们在新的生活空间中相互依存的纽带。他们往往以家庭为利益单位，一般不会形成强组织的社会关系。关系是“坨”的形成的纽带。“坨”是有关系的人组合在一起形成的社会单元，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体。

“坨”的形成离不开血缘、亲缘、地缘等固有关系，联结社会关系体的关系兼具情感性和工具性。而且“带”与“回报”等方式强化了“坨”内个体间的联系，关系成为“棒棒”入城一种基本生存策略。这些关系在日后的生计过程中是否依然发挥主导作用呢，并如何体现在“坨”的运行之中呢？

研究注意到，小李由李安明带到重庆。在田野期间，李安明时常提到当年对李云华的关照，而且时而埋怨小李现在“不认人”、“和我不再是一坨了”。李云华也承认是老李直接带他下重庆的，但由于老李年龄大了，与他干活不合拍，他无法在业务上照顾老李。尽管双方有相互不理解的因素，但都难忘当年如何带领他人，或者如何被带入“棒棒”行业的这段经历，这说明从业初期“引路”很关键，受惠者理应有回报的姿态，但在日后的生存实践过程中，报道人对自己所属的“坨”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

再如，陈定万、陈国怀、陈国伟都是由陈定平直接带下来的，他们相互都“有人情来往”。但是，陈定平对三个“家门”（同姓）的态度并不一样，这源于他所期待的回报与现实有一些出入。

血缘、地缘在打工初期，特别是从业引入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主动方还是被动方，都将其视为能给自己提供资助和情感依赖的资源，并不自觉地在都市适应中采用这种应对策略。然而，在都市适应的进程中，农民工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依赖也发生着变化，与从业初期其在都市打工决策中的绝对重要地位相比略有不同，这些变化又与不断生成的新关系（如业缘）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影响着“坨”的运行。

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了“坨”能成其为群分类概念，关键在于它表明了一种时空上的延续状态。但行文至此，应更确切地说是个体之间关系如何体现为一种时空上的延续状态。如前分析，“延续”与“固定”相关，但并非固化。同理，“坨”这一社会关系体中的关系也并不固化。事实上，以上入城初期和日后生存过程中“坨”的范畴的区分已经说明“棒棒”所关涉的固有社会关系（如血缘、地缘、亲缘）对社会结合的影响力在不断变化、整合。通常而言，原先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构建的“坨”，在日后的运行过程中，其内涵和范畴会发生变化。原先的“坨”的范畴可能变大或缩小，原先“坨”中的某些成员被排斥，或者说原先“坨”中的某些成员生成了新的“坨”。不仅如此，这些固有的关系还与在都市空间中形成的其他关系交织在一起，在冲突和张力中不断发生着新的组合，并深度地反映在“坨”的范畴和组合方式上。这从以下表述可见一斑。

白崖口转运工有一坨，人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一般有七八个，包括周围张家桥共有两三坨，有业务大家做。其他人也是以前搭伙（合作）做过的，现在自己去成了一坨。原来那些搞转运的都是和我一坨的，他个人又找人兴（形成）一坨。往往自己有业务有自己的一坨人。[30]

正如这位“棒棒”对于这个群分类概念的理解和态度，“棒棒”在不同的场景会以“己”为中心来生成新的“坨”，或者可以说，生成所囊括的成员（除自己以外）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关系体。这正如“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31]首先，“坨”内成员数量和范畴不同。在这个层面上，“坨”体现为可大可小，具有伸缩性。“坨”可大可小的特征还可以从另外一种现象得到印证，即“坨”是由“己”为中心向边缘扩散，凝聚力逐渐减弱。其次，由于由同一个“己”可能发散出不同的“坨”，“己”成为“坨”与“坨”之间的交叉点。特别是对同一个地盘上的“棒棒”群体而言，其内部各“坨”相互间的交叉联结点非常明显。以“坨”为基本社会结构单元的“棒棒”内部犹如由交叉在一起的多个圈构成。这些圈的辐射范围大小有别，但都可能交叉，这些不断生发的社会关系体表现为交叉生成的“坨”。无论哪种情形，“坨”在生计过程中的动态特征体现的都是实践中的社会关系。

“棒棒”在谋生过程中需要合作，“坨”的动态特征说明这个社会关系体具有灵活性，有利于最大化地抓住业务机会，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尽管在“坨”的形成初期，某些个体有“回报”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是极为有限的。通常“坨”内部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组织关系，个体在利益上是平等的，“坨”内部成员也没有明显的责任和需要忠诚的义务，因此，“坨”随时可以组合或消失，不仅是极具灵活性的社会关系体，是为谋生而伸缩自如的社会关系体，而且也体现出一种在各种关系的交织中运行的策略性。

综上所述，重庆“棒棒”的“坨”大多是自发形成的，它表明在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棒棒”所形成的对个体归属的认同和理解。因此，“坨”作为一个群分类概念具有认知成分和主观感受、态度的情绪成分，从业人员对“坨”内与“坨”间的理解基于他们对人与人关系的认知。简言之，“坨”是一个以关系为纽带的，兼具人伦和理性色彩的社会关系体。重庆“棒棒”以“坨”的形式存在和运行，这是一个人与人关系的实践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空间，尤其是有外力介入的领地上，“坨”往往表现得边界清晰，灵活性不明显，通常以缴费、上缴部分收入、缴管理费等形式明确其边界。这些“坨”带有一定的组织特征，与“露天坝”上“坨”的弱组织构成存在差异。但无论哪种领地上的“坨”，相对于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其组织的力量都很弱。即使在有着严明的口头约定，甚至明文管理条例的重要场所（如火车站、旅游码头）上的“棒棒”之间，组织的力量也来自外部，而不是“棒棒”之间。“坨”时有时无、可大可小、交叉生成的动态特征是“棒棒”社会这种松散的弱组织关系体的共性。虽然“坨”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强调社会关系的相对固定，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坨”本身的伸缩性和动态特征，它为无常的、情景化的谋生过程中灵活、变通甚至暂时性的合作提供了可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将深化对实践的社会关系体的研究，当然，这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对“棒棒”生计过程中合作方式的微观考察。

第三节　“棒棒”的合作与冲突

德克里利夫-布朗曾指出：“当人类行动的权益存在一种相互适应或‘接合’（coapatation）的时候，社会关系就存在于两个或更多的个体之间。”[32]人与人结合一般具有目的性和实利化倾向，“接合”不是简单的结合，而是社会成员做出适应或修正后的结合。正如他所言：“所谓的接合包括与其他人假定意图有关的行为修正，因此任何社会关系都必须包括若干种类在参与者的头脑之间的交流或‘思想交换’。”[33]尽管适应和修正可能只是一种程度很低的合作，但它揭示了社会关系与广义的合作的天然联系。

“合作”（co-operation）一词本身指人与人在一起做事情，为了实现某个集体性意向而长期或暂时地发生关系。不同于经济学从博弈论视角研究如何合作，人类学的旨趣在于合作背后的社会关系（即与谁合作），以及社会关系如何推动或阻碍合作的有效性，如何在社会结合中发挥作用。一般来说，社会结合指“人和人之间结合的纽带、方式及其功能”[34]。社会结合的纽带可能为血缘、地缘、业缘或趣缘；社会结合的方式可能为差序格局，也可能为团体格局；不同的社会结合方式，功能也不尽相同。总之，社会结合关注人与人如何联结成为具有内在结构的群体（社会），从而将“社会结构”回归到关系之中来思考。

或许由于合作是关系的应有之义，合作在社会结合中地位反而被忽视。已有研究也只是集中于村落社会，如近代华北农村耕作习惯中的“搭套”、“合具”、“伙养”，朝鲜的“结耦”、日本的“结”等合作方式在当地社会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35]然而，当非村落社会中的合作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中国传统社会结合的纽带交织在一起时，人与人结合的社会实践过程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样式呢？

重庆“棒棒”群体是处于现代都市与传统社会之间的人群，其主体为经由“一个带一个”而入城的农民工，他们之间裹挟着亲缘、血缘、地缘关系；而且，人力搬运的从业人员都靠从事重体力劳动谋生，其间少不了在从业过程中形成的业缘关系；此外，正是由于在都市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特殊性，“棒棒”之间的合作程度非常高，值得关注。本节将主要考察合作对重庆零散人力搬运群体谋生的不可或缺性，通过深度访谈考察该群体生计过程中的合作策略，分析血缘、地缘与业缘这些在先的关系如何与实利化的合作关系交织在一起，进而揭示该群体社会结合的方式及其关系实践的样式。

一、合作的契机与社会结合的可能：“喊”

重庆“棒棒”的业务一般为车辆进不去、机械不便施展、无须多少技术，没必要找专业人员完成的体力活，比如送生活用品、扛大件、搬家、做清洁工作、清理化粪池、除渣等。“棒棒”从事的都是体力活，业务范畴广、种类繁多、收入不稳定、随机性强，随时都需要揽活、与主顾讨价还价。在田野中，“今天（业务）怎么样？”就像“吃饭了吗？”一样不仅是“棒棒”之间每天见面时的问候语，也成为他们与笔者交流的重要话题。以下为一位报道人连续20天的业务清单。

表5-1　一个“棒棒”的业务清单[36][37][38]

表5-1连续记录了李云华从2008年9月1日到20日20天的主要业务项目。由此表可见，业务种类繁多、零碎，且不固定、随机性强，报道人从事的业务并非都为自己承揽。而且，大多数业务并非独立完成。在其表述中，反复出现“喊”这个词。事实上，在田野中，笔者经常听到“你喊几个？”“他经常喊我们3个（人）”“我喊了他”“昨天去北碚除渣，我喊了8个人”等表述。“喊”[39]在“棒棒”的生计过程中出现的频率极高。

语言信号“喊”表征了“棒棒”有业务需要合作时向同行发出的邀约，它使得作为个体的邀约者与被邀约者之联结成为可能。对“棒棒”而言，需要发出邀约进行合作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类为了体力上的协作；一类便于业务中的角色分工。

“棒棒”在都市谋生的方式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共同完成一项业务的情况居多。有些重体力活必须由多名熟练的从业人员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合作的不可或缺性尤为突出。还有些业务对从业者身体的合作技术有相当高的要求。为了提高效率、规避事故，从业者对抬起重物、放下重物的时机，走路、用力的步调都很有讲究。他们对劳动号子的依赖与运用就是有力的佐证。此外，绳子在竹棒上的位置、距离合作者的远近，抬重物“起身”和搁放的时机都关系着合作的有效性和同行间的道义。[40]

受访者通常表示“忙不过来就相互喊”。“喊”的规模根据业务量而定，如果一个人能完成，就没有喊的必要。“被喊”人数与业务量的大小成正比。规模较大的业务往往涉及“几十上百”的“棒棒”，比如遇到百货大楼转场、人行天桥电梯测试、重型机械搬运、拆迁搬家等业务，相邻区域的“棒棒”往往相互邀约，大规模出动。

以上合作是出于体力协作的需要，此外，还有角色分工的需要。一是技术上的分工。比如垒墙壁、筑灶台、垒石梯等业务，需要泥水工、石工，承揽业务的“棒棒”如果不能胜任，就得请有技术的“棒棒”来合作。他们甚至还可能为了谈一个好价钱，喊一个主顾不熟悉的“棒棒”，以充师傅，因为专业师傅的工价比“棒棒”高得多。二是为了讲价方便。比如他们会邀约一个适当的合作者来担当讲价的角色。比如，都忠超的爱人在馆子里帮工，店里如有业务，店主通常会照顾都，但都碍于熟人关系不便跟店主讲价，往往由小李出面讲价，然后大家一起做业务。同样，小李邻居要装修房子，小李不便跟邻居讲价，就安排一起干活的郭华权去讲价。此外，有时候一个业务本来一人能够完成，他们也会多喊一人，那是为了“避免开价在老板看来太高，相反平摊到每个人就不高了”。当然，为了争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回报，“棒棒”自有“小算盘”：“比如两百多斤，一个人担一回（次）4块钱，两个人担每人3块钱，一个人担要多一块钱，但多喊一个人要松活（轻松）一半。”

通常，合作关系建立在已有的亲缘或地缘或业缘关系之上。合作关系与这些在先的关系交织在一起，与某些固有的社会结合范畴发生重合。总体上，这种合作关系主要发生在同一个“地盘”之内的“棒棒”之间。但是，在人员不够的情况下，“棒棒”也会“喊”地盘外的同行：“比如现在我们有4个人在这儿，老板要8个人，我们马上就到别人那儿（地盘）去喊人。他们人不够也到这儿来喊。”在朝天门旅游码头，我遇到正给旅游船担菜的“棒棒”。他告诉我：“附近‘散棒棒’有一百多，大概挂得着脸（见过），叫不出名字。有业务忙不过来的时候也会喊。”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的结合完全基于合作的纽带。它可能是不同地盘间的群体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