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乡土性》第六章 应对生计：策略与技巧

我们6个人去搬家，我们不能一下说300块钱，这个数目很大，很吓人。你要说一个人给50块钱，有时候人没回过神来，个人50块钱不多。如果你一下说300块钱，别人就想“搬（一）个家要遭（花）三百”。他心里就承受不了。你说50元，他半路回过神来，已经晚了，已经搬了一半了。这就叫技巧。[1]

上一章有关“棒棒”社会构成的研究，揭示了“棒棒”社会以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合方式，并经由对合作与冲突的考察，使“棒棒”社会结合的机制和动力得以厘清。可以说，“棒棒”作为都市底层的流动群体，不仅是“棒棒”社会构成体系的产物，也是“棒棒”社会的实践者和构造者。他们的生存实践体现在其谋生的策略和技巧之中。都市实践过程中的能动性表现，关系着“棒棒”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感受。而正是生计图式中主观的身体感受、鲜活的生计技能和策略，及其靠谋生收入维系的生活背景构成了“棒棒”生活的每一天。

本章的中心是考察都市适应过程中的生计策略。第一，本章将考察“棒棒”在劳动过程中的身体技术和身体感受，主要着眼于他们如何获得身体经验，具备身体劳动的基本技巧；第二，将考察他们如何增加业务机会的思考过程，以说明关系网络在生计中如何发挥作用；第三，将考察他们与主顾讨价还价的过程，进而讨论在利用有限“资本”和资源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的实践中，“棒棒”如何形成一套讨价还价的策略；第四，将既关注他们对于生计行情的了解，分析他们对待收入的态度，又通过生活现状的事实呈现，来思考他们适应都市的特殊性。

第一节　身体的经验

“棒棒”作为都市零散人力搬运群体，“下力”为其显著的生计特征，负重的身躯凸显出“棒棒”的集体群像。在这个意义上，“下力”的身体既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又是体验“痛”、体验“累”的物质性存在。在体力劳动式微的现代都市，“棒棒”的身体成为该群体在都市谋生的工具和表述媒介。然而，一个个种庄稼、喂牲口、向土地要饭吃的农民，在将体力转变为具有服务能力的劳务商品的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身体经验？身体经验作为一个既包含身体实践中获得的某种能力，也包含身体感知相关内容的概念，具体到“棒棒”这个以体力支出为主的群体，又有怎样的特征？

一、身体能力的获得与实践：“要动脑筋，不能使蛮力”

身体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能力，是身体经验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体技术”[2]就是这种能力的代名词。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强调“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3]，明确地指出了身体作为工具性存在的事实。不同文化中行为的特殊性与基本活动的文化差异性已经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近年来将身体感知能力视为身体技术的“身体感”研究也频频出现。此类研究深入地探讨了身体技术与身体感的联系，揭示出身体能力与社会等级的关系，但这些成果主要还是基于身体与物的关系的研究。[4]关于人如何使用物质性的身体，如何经由感知的渠道，主动地获得身体技术和运用身体技术的问题，还未成为研究的焦点。重庆“棒棒”以体力支出为特征的生计过程，可以被视为身体技术生成和展演的舞台，是身体经验获得与实践的典型呈现。

在从事人力搬运工作的过程中，“棒棒”获得了以“抬”、“挑”、“扛”、“托”、“背”和“走路”为主的身体化技术，这些技能既包含农业劳动延续的部分，又有城市人力搬运的新特点。农村体力劳动的经验有助于提升农民从事该行业的优势。不过，由于都市人力转运中货物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该行业对身体技术，特别是对从业人员之间身体的合作技术有更高的要求。

在通常情况下，一根棒棒、两根绳子是“棒棒”除了身体之外仅有的工具。如何借助外在的工具达到体力的最有效支出是身体技术的关键。绳子将重物与竹棒相连，竹棒则是连接身体与重物的媒介，肩膀、背部则是支撑重物的支点。人力搬运的目的就是完成物理学意义上的体力对抗重力的全过程。然而，“有经验能力的身体”并非完全被动的载体，而是经由身体感受的“网络”[5]面对身体与重物的关系，以形成体现生计技能的身体能力。比如如何用两根绳子捆牢不同形状、重量、质地的货物就颇有讲究。面对一大堆装着食品、生活日用品的塑料袋，他们会将绳子系成很多个圈，一个个穿过塑料袋挂在竹棒上；如果是一米多高的大箱子、大柜子，他们会将绳子先展开挪到重物下，提起两头交叉捆起套在竹棒上，并在行走的过程中双手扶持货物……“要动脑筋，不能使蛮力”是他们对“身体技术”的理解。挑着大体积重物上坡下坎时，侧身慢挪；跷起超大型重物时，巧妙借助支点；过跳板时，双手协助保持平衡……“棒棒”在“身体技术”的获得和实践过程中，表现出被动的身体（物质性身体的载体）与灵活的身体（经验的身体）并存的特点。身体不仅是工具，更是有着经验感受的主体。

身体体现在生计中的技能与规避身体风险的能力紧密相关。为了提高效率、避免事故，他们对抬起重物、放下重物的时机，走路、用力的步调都很有经验。绳子在竹棒上的位置、距离合作者的远近，都关系着合作的有效性和同行间的道义。具体而言，走平路时，竹棒上的绳子距离谁近，谁就会“吃亏”；下坡时，绳子应该距离后者近一些，否则走在前面的人就会“吃亏一些”；而且占据有利地势的一方应该让处于不利地势的合作者先起身；一高一矮合作，矮的一方要“吃亏”。因此选择“合得起”（合得来）、彼此搭配的“搭档”很重要。特别是在做类似多人抬预制板等建筑材料过跳板上建筑高架的事情时，任何一个参与者因力气不够或缺乏平衡技巧而产生的失衡状态都很可能导致砸伤、坠亡。有报道人这样表述：“他有力，但是抬板上架子走路要差点，不会走路。抬预制板是6个人抬，你一个人不会走，东倒西歪的，要影响这5个人，搞得不好全部都要掉下来摔死。”因此，体现在生计过程中的平衡能力、用力技巧、走路方式等“身体技术”是顺利“下力”的保证。

在田野中，还遇到“棒棒”搬运机器等大型设备，柯平是其中最有经验的一位。

方太亮经常喊我做事。来当“张飞”后都喊我。他的东西重，一般一吨多，有的两三吨。不用抬，用吊，就省力。关键是看怎么操作。上次有“棒棒”在邮亭（重庆双桥区）搬机器，冲床立起很高，倒过来就把下力的人轧着了。听说肠子都轧出来了，医药品一共赔了二十几万。像我们经常干着的，就知道怎样才安全。[6]

“棒棒”这个以重体力劳动为主，以从事危险、脏、累活为特征的行业必然意味着身体面临的危险和风险高于其他行业。比如王渝成回忆一起干活时同伴摔死的经过时还心有余悸。所幸我在一年多的田野中，没有遇到死亡事故。但“棒棒”受伤在田野中屡见不鲜。2009年10月，我已经离开田野，在电话里听说陈国伟、郭华权先后受伤。一个是手臂骨折，一个是脚踝骨折，都需要休养，干不了活。他们自己已经花费了几千块钱的医疗费用。“棒棒”在生计过程中，从不与主顾或包工头签订书面合同。文字对于“棒棒”业务并无明显作用。一旦出现经济纠纷或伤亡，费用支付的多少全凭主顾的良心。由此看来，“棒棒”虽然谋生在都市，却依然与城市的法律体系距离很远，呈现出“无诉”的特征，从根本上没有融入现代社会。

图6-4　上石梯

图6-5　“八抬大轿”

在田野中虽然遇到很多个案和表述可以说明“棒棒”这个行业的高危险性，但并不是意味着“棒棒”在寻找业务和接受业务的过程中，没有自主选择和拒绝的可能。由于“棒棒”行业的危险性和高风险，“棒棒”又无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所以他们干活的时候非常小心，前面考察过的身体的技巧和能力就是规避危险的保障。当然他们对于没有把握的活儿也会拒绝，如有的明确表示高空作业、挂广告牌的活儿不接；有的表示清理化粪池的活儿不接。

此外，“下力”合作中的技巧还包括对劳动号子的依赖与运用。劳动号子多为前喊后合，听上去浑厚、低沉。为了统一步伐，“棒棒”通常根据路面情况随机创作或灵活运用。比如：

Hēi zuō，Hēi zuō。（平路时抬运过程中协调步伐的号子。）

天上明晃晃，地上水凼凼。（遇到水坑障碍时的号子。）

幺儿拐，两边甩。（拐弯时的号子。）

滑又滑得很，踩要踩得稳。（地滑时的号子。）

高矮不一，各踩各的。（路不平时的号子。）

门口一尺八，两步作一步qiá（迈）。（过沟渠，需要步子大一点。）

懒洋坡，慢慢梭。（下坡时的号子。）

抬头望, bā（爬）坡上。（上坡时的号子。）

丫婆，矮啰。（一起放物时的号子。）[7]

这些劳动号子在重型货物的转运中经常使用。“棒棒”在“下力”的过程中获得了这样的技能，并不自觉地形成在群体的生计活动中，成为“身体技术”的有声表述。

“棒棒”如何动作、如何保持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协调的技术是身体技术形成的表现。就“棒棒”个体而言，这是习得经验的过程。因此，使用身体的方法关系到经验的内容、经验的形成过程和呈现方式。

二、“下力”的身体感受：“心得”

身体经验的重要方面还来自于作为物质性存在的身体的感官经验。“身体感”研究视这种感官经验为身体能力的一部分，而本研究关注的并非“身体感”与“身体技术”或能力的联系，而是“棒棒”“下力”过程中感官经验的内容以及主观性评价。

“下力”是劳动方式之一，而劳动研究往往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脉络中研究物化的、商品化的身体，并没有给予生物性身体的感受经验以足够的重视。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劳动被赋予了精神和价值的象征意义，身体也成为没有物质束缚的文本。但“下力”作为一种身体活动的事实提醒我们，重力学和生理学原则打破不了，肉体的局限性无法逾越。在获得和运用身体技术的同时，一个个鲜活的身躯正在流淌汗水、经历危险、感受疼痛、体验劳累……劳动过程中作为有经验能力的身体的感知过程，以及以身体感知为途径的身体经验，势必带来主体的另类感受，故关注身体的社会性隐喻应以对身体感受的考察为基础。

在社会学、人类学转向身体的学术背景中，有关工作场所的民族志，如商场、工厂、餐馆的民族志研究已经开始关注特定空间中的身体，此类研究中的身体是被制度、权力、话语建构的被动的身体。[8]但在某些资本剥削不明显或者说资本不屑于介入的行业，身体却显得沉默无语。恰恰在诸如“棒棒”这样以原始体力支出为主的行业中，“下力”过程中的身体感受是个体最直接、最真切的经验。山城“棒棒”的调查发现使我将注意力放在了被遗忘的有感知能力、有体验能力的身体之上。

对于生计过程中的身体感受，“棒棒”将其概括为几点“心得”。“当‘棒棒’要晒得、淋得（雨）、热得、冷得、饿得、渴得、累得、吃得（苦）、等得、跑得、走得……”这些“心得”暗示着“下力”者的承受能力，有被动和无奈之意。作为对身体感受的反思性评价，这些“心得”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理性认知。

“晒”、“淋”即日晒雨淋，是“棒棒”对置身其中的谋生环境的直白表述，其中的身体感受也不言而喻。“热”、“冷”等则是通过身体感官的感知来直接呈现生计过程中的身体感受。田野经历告诉我，单是忍受重庆夏季持续的高温天气和秋冬连续的阴冷天气都很不容易。何况他们是常年在户外顶烈日、冒寒风。如果说“棒棒”干活时并不冷，冬天好过一些的话，酷暑就相当难熬：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满是汗渍的白色印迹；下身、腋下出现糜烂、发炎；烈日下晕倒……从这些现象，不难理解“棒棒”生计过程中的冷暖感知。为了赶时间干活，饮食无规律；舍不得在外花费，饿着肚子回家吃饭；一早出门，在外“站轮子”守业务，一天饮食全赖晚上一顿“胀”。“饿”、“渴”等身体器官的感受是身体感知的直接反应，这些感受往往预示着顽疾与疼痛。

“下力”过程中身体最直接的感受与承受重物相关。“抬重了，站起脚腿都痛”、“抬重了，腰杆胀得很”、“太重了！腰杆都砸痛了”、“太重了！把xuán（泥鳅和黄鳝等动物分泌的黏滑物质）都bǎn干了”等表述是“棒棒”在向重力施加反作用力的过程中，对身体感受的描述。由于“棒棒”亲历的疼痛和劳累是其生计过程中最为突出的身体感受，访谈发现，每位报道人在谈到身体感受时，语言都非常生动、形象。比如：

担上两百斤，是很难受噻，说不出来的苦。担重了，腿胀，腰胀，承受不住了，一个肩膀挪到另一个肩膀，一会儿又磨过去，磨过来，还是承受不了，汗水出来后人好像虚脱了，四肢乏力，无力了。要是担上跑走一天的话，三四天腰、腿都痛，四五天膀子都痛。突然搞一天的话，腰腿要痛几天。[9]

“等”、“跑”、“走”等身体动作是体现在揽活、搬运等惯常生计过程中的形象化表达。其中身体化的动作“等”在“棒棒”而言是守地盘、等业务之意。在街头，棒棒朝下搭在肩后闲逛、放下棒棒打牌或“摆龙门阵”的场景随处可见，总体上“棒棒”在揽活时呈现一种被动的状态。然而，揽活又是“棒棒”生计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等业务”是承揽业务前的状态，既是消极的等待，也是揽活策略的身体化表现。

重庆市民对于自己生活区域内的“棒棒”集聚地点都比较了解，凡是有事需要“棒棒”，除非有电话联系，一般都会到“棒棒”揽活的聚集点去找。有报道人认为：“‘棒棒’越多的地方，越找得到钱；越没得，越找不到钱。比如沙坪坝‘棒棒’集中在这儿，要‘棒棒’的就到这儿来喊。‘棒棒’散了就没得活。”因此，报道人每天早上像上班一样到地盘上等着。正如他们所言：“早上在家搞好了，就出来了。没有不想出来的，反正出来也是耍。在这儿等着的，都是来求点事的。在这儿耍，可能有业务，在屋头睡觉、打牌的，就没有业务。反正都是耍，不如到这儿来耍。我们是心甘情愿地守（业务）。”

图6-6　等业务

他们将“耍”与等业务相结合，然而“耍”仅仅局限于街头等揽活场所，因为在“耍”的过程中，业务随时会出现。他们的揽活不是主动的“揽”，而是“等”，那么为何能“等”到呢？这需要回到对“棒棒”在山城大规模存在的原因分析上。除了地理环境等众所周知的因素外，山城市民的消费习惯与此紧密相关。当地人从菜市场买菜出来、开车到小区楼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只要有几十斤重的物品都会喊“棒棒”，少有人自己动手，因为：一是的确太重，说不定还要爬坡上坎；二是怕弄脏衣服；三是不太雅观，自己扛没面子。当然，这还只是搬运市民的日常生活品。诸如搬家、搬运装修材料、商店进货发货等更是离不开“棒棒”。一般来说，“棒棒”联结了汽车运输和家庭、商店、餐馆等终端场所，是现代运输体系的末梢和有益补充。当然除了传统人力搬运外，“棒棒”也是专业技术不屑于或还用不上专业技术人员的其他领域的劳动力，比如清理化粪池、安装广告牌、简单装修等。以泥水工为例，在田野期间，当时正规泥水工120元/天，“棒棒”做泥水工就是80元/天。因此，无论是在消费习惯上还是在价格优势上，“棒棒”在重庆都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等业务”则是卖方市场的显著特征。因此，“等业务”、“守业务”与市民的消费习惯相关，市民往往会在“棒棒”聚集之地喊“棒棒”，在已成规模的“棒棒”聚集点“等”就不失为有效的揽活方式。

报道人表述他们“眼睛随时都在盯着，要灵光（反应快）”。小李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他等业务的状态：“在这儿像弓一样弦是拉满了的，我只要一出去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和别人摆龙门阵的时候都盯着四周。眼睛骨碌碌地转，随时都要跑，随时都要冲刺。有时候即使在看报纸，都是左顾右盼的，有业务随时冲刺。”

他还说到了对声音特别敏感：“我们对声音敏感得很。比如听到停车，我们就要扭头去看。对发生在周围的事情很敏感。比如早上出去，看到有人在和‘棒棒’谈什么，我们就要慢慢地靠过去看在谈什么呀。如果我偶尔搭句话，搭白的人就可能有业务。”

“棒棒”在街头“等业务”是他们生计的一部分，在看似散漫、被动的等待中随时有着“商机”。他们已经习惯将闲谈与“等待业务”相结合，在外人看似被动的“等待”中寻找着业务机会。

“跑车”是“棒棒”等业务时经常发生的场景，“跑”与争、与抢相联系。有时，他们正与我聊得热闹，突然全都跑开了，原来是有公共汽车或货车到了。当然，主顾一般都会先喊熟人，但如果都不认识，就会喊“棒棒，来一个”。这就是“棒棒”们“百米冲刺”的时机。他们全凭体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追车，去抢两块钱的生意。跑得快的一般就是优胜者，跑在后面的就自动放弃。如果是货车到，跑得快的马上爬上了车厢，业务非他莫属了。“在黄桷坪，都忠超是一号飞毛腿，苗娃儿只算得上二号，杨明高算三号。”不过，“跑车”与平静的“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是“等业务”的过程中最为危险、最惊险的环节。

“走”不仅是体现在搬运过程中的身体化动作，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走”也是一种等待业务的方式。不同于“守”在某个地方“等业务”，这是一种流动的、无固定地盘的揽活模式，是在“走”中“碰”业务。当然不同的个体，对于揽活的方式感受不同，取向也不尽相同。有报道人坦言，“大生意要过守，小生意才过走”。这是基于生计经验的身体策略。事实上，固定于某个地盘“等”业务的“棒棒”占多数。

综上所述，这些总结性的感受展现的是“棒棒”的身体经由身体感知来体悟的身体与下力的关系，其本质在于经由感知体悟到的身体与生计的必然联系。诸如冷热、疼痛、劳累、饥渴的感知是沟通身体与生计的渠道。通过对身体的痛、胀、无力、累等生物性的感受和多样化的表述，其内隐的心理感受得到展现。特别是他们对身体的行为、状态的控制和运用是在身体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生计策略，这成为他们生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揽活策略

笔者与报道人的沟通多选择在他们没有业务的时候。在田野初期，我常常因为占用他们的时间而不安。然而，通过第四章对“棒棒”生计方式中“自由”的特殊性的考察，及其本章前面有关身体化的策略—“等”的考察，发现“耍”与谋生没有明显界限，也就少了一份内疚。随着对“棒棒”生计策略的进一步考察发现，他们能够如此“悠闲”地“耍”，是因为还有其他“招”。

一、业务与社会关系：“熟人业务”

自手机在“棒棒”中普及，老主顾有业务，多是电话联系“棒棒”。有报道人表示：“现在电话业务多，起码占所有业务的一半。大业务，往往都是电话业务。跑得快那种，都是小活。跑得快的人是鼠目寸光，只看（一）点点远。”喜欢打牌的“棒棒”也表示：“现在个个（人人）都背着手机。电话打起来，我们放下牌就要跑。”更有甚者，根本不捞着“棒棒”外面转，“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比如陈定平就很少捞着“棒棒”出来等业务，他“有活路（业务）就做，没得活路就打牌”。报道人中“资历”最老的魏大汉更是从未在街边“守”过业务。他邻居说：“以前他都不出去等业务，都是别人到屋头来叫他。现在有电话，就更方便了。他认识的人多，业务好。他肯干，什么都做。负责任，别人都愿意找他，别人都信任他。”他也表示：“别人喊到就做，没人喊就算了。没得活就在家搓麻花，搓麻花的钱将就过生活。”

电话业务不同于在街头揽活，它主要依赖于“棒棒”在都市中的社会关系。“棒棒”一般会有意识地结识潜在的主顾，有报道人这样理解：“现在出来了，大方多了。包括对女的都大方多了。在农村不认识的女的，肯定不去打招呼。在这儿还要主动打招呼，为了以后打下基础。别人对你有个模糊的印象，便于以后找钱噻。没得业务也主动搭话，为了图以后。”

在“棒棒”看来，要想保持长期的业务联系必须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比如：“这回给人做活，人家觉得我们还踏实、稳当、可以，就喊我们留个电话。”这是他们在陌生都市谋得“回头客”、提升生存能力的关键。在田野中，经常都有主顾走过来直接拍着某个“棒棒”的肩膀就走了。有的即使当时不在，主顾都要等着他，或打电话找他。因此，熟人业务主要还是基于“信任”。比如白崖口小学的陈老师有业务都打电话叫小李，他认为小李做事踏实、稳当。小李自己也说“陈老师对他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再如，当地房管所有维修旧房需要爬屋顶的活儿都会打电话给张太学，因为“让他做事放心”。由于很多“棒棒”长期在一个地方揽活，和周围居民都熟悉，邻居信任他，他就更讲责任和道义。有报道人表示：“特别是邻居，做事就更要尽心尽责，价格高了还不好得。我说三千、四千都要拿，但就没有职业道德了。我自己过意不去。如果是不认识的人，我巴不得他多给点钱。”

照片6-1　留下“棒棒”的电话

燕渝苑小区门口的封师傅和宋师傅就此有过这样的对话：

封：我们只要担（挑东西去）过一次，就知道哪家是哪家。老板不去，我们都知道担到哪儿。我们不可能担起跑了。担起跑了，就不在这里当“棒棒”了。

宋：不可能为了一点小事，把地头（地盘）都卖了。

封：只要认识了老板，老板不用去跟着，（我们）都要给他担到屋头去。[10]

事实上，笔者平时回家到小区，经常把车上一大堆东西交给“棒棒”，他们知道送到哪儿，只要家里有人，我根本不用跟着。再如，我出远门前，打个电话叫他几点到家里来搬行李就行，他会准时到家并帮我挑到车旁，并在那儿等着帮我放上车。偶尔急着要带什么东西回家，又不想上楼，就直接将东西交给小区门口的“棒棒”，他会按我的要求送到家中。主顾有业务一般会找自己信得过的“棒棒”。

能够给“棒棒”带来业务的“老板”（主顾）包括普通市民、店铺老板，也包括包工头。从承揽业务的包工头手里拿业务，与自己接活干，分属于不同的用工关系。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棒棒”，直接接触主顾的机会毕竟有限，而且一些大的业务通常是层层分包。因此“棒棒”从包工头手里接业务很普遍。三方利益“地盘”上的用工形式就是属于包工头下的承揽业务性质。不过因为业务相对稳定，“棒棒”感觉不到随时需要揽活的紧迫感，在人们的观念上习惯将其与“露天坝”找钱的方式区分。其实，从用工关系来看，它与“棒棒”从包工头手里拿业务做性质相同。在这种用工关系中，雇佣双方相互间的信任尤为重要，因为这是长期的业务关系，是“棒棒”业务的主要来源。

小李向我提到他以前跟过的包工头，他说：“前几年业务多，主要是认识一个包工头，他相信我，有一次接到一个活就是二三十人在3天之内挖个鱼塘。我喊他孙老师，我帮了他5年，如果他没有打倒（出事），我可能还在跟着他干。他放心我，我钱也好挣些，安排也好安排，有些价格就是我说了算。”我问他那时候是否可以吃点钱（不平分，多得钱）。他说：“关系很好了，完全相信了才行。他那时候经常请我吃饭。而且不到一天的活路算一天，都是他主动拿。比如剩几十块钱，剩半个活路那些，他就都给我，这个钱就该我得，不可能拿出来平均分。”[11]

田野期间，我发现他经常接苟老板的业务。苟老板与街道（办事处）熟，比如修路、清理化粪池、除渣、修栏杆的业务都是他的。2008年春节前，小李他们16个人抬流动厕所，苟和我都在场。当时他等着小李组织人去除渣。因为马上过年了，居民意见大，街道也催促苟。他告诉我小李做事“踏实”，有业务都是首先喊小李。小李后来告诉我：

苟二娃一直很器重我，看得起我，任何事情都喊到我。他有业务，第一个电话打给我。因为我名堂（办法）多。跟社区疏通化粪池是在白天，喊（一）个车遭（花费）几百，人工费要遭好几大百。我们想，干脆白天舀起来，晚上又倒下去，就是这样搞，搞去搞来还不是搞……的钱。白天舀出来让这些看，一堆一堆的，别人会想“确实掏这么多出来。”晚上又“物归原主”。你说这是不是有点不人道。“棒棒”就是这样，我也不隐瞒。不过，我只代表自己。过年前，忙得很。苟老板非要喊我来。我这段时间在外头还忙不过来，挣钱还多些。但不给他做又不好得。平时业务不好的时候，还要靠他。[12]

小李在我面前没有隐瞒，把他的“名堂”也暴露了。看来，“棒棒”所谓的“踏实”通常是就直接“老板”而言，他们只需对其负责。

由于“棒棒”的工钱比技术工人低，如果“棒棒”能胜任，包工头会尽量喊“棒棒”，这样能减少他的费用。像小李这样“能干”的“棒棒”，往往能取得包工头的信任。谈及包工业务，有必要注意这样一个现象：一些国有单位的业务，经手的环节太多，到“棒棒”的时候，已经无利可图，用“棒棒”的话说是已经“被吃了几道”，他们权衡后也可能拒绝。

有的“棒棒”由于取得了主顾的信任，可能获得比较固定的业务，他们称为“定摊业务”。固定业务时间之外，他们也在外等业务。不过有了稳定的业务，在收入上比起其他同行会更有优势。与报道人们聊到业务有关的内容时，他们往往主动告诉“我有定摊业务”，言语间充满了自豪。

为了更真切地体察有“定摊业务”的报道人的心情，笔者记录下了他们的表述，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个案一：

我有定摊业务。给茶楼担水，5块一挑，我今天挑了4挑，挣了20块。担水一般一天要挣30几块。[13]

个案二：

我有定摊业务。主要是打扫清洁那排新房子。每个月六百。每天早上四五点去做，要做两个多小时。做完后吃了早饭就到这儿来（等业务）。那个活路并不累人，又不担。扫下来后我用车子拉到垃圾站。[14]

个案三：

刚才那个喊我去摆摊。上午摆起，下午去收，40块钱。[15]

个案四：

我有个固定业务，有个建筑老板每次进超市都喊我跟他一路，他要买很多东西，80个人吃饭，他就跟这儿的经理说，我就把棒棒拿起，跟着他一路（商场不允许捞着棒棒的人入内）。我跟着他进去帮他看着东西怕丢。每天担一挑，5块钱。那一挑比一般的要重些。有一百多斤。从楼下担到楼上，有时候坐电梯，有时候硬爬（楼梯）。[16]

个案五：

我有固定业务，专门给别人送货。我送水送饮料，车子拉到哪个地方，我就送到楼上。有空就在外面逛（捞棒棒）。[17]

个案六：

我一个人（单身汉），晚上去天星桥菜市守水果摊，一天10块。[18]

个案七：

我的固定业务是送液化气罐，做了4年多。气罐58斤重，送最近的2块，最远的10块。白崖口我是送遍了的。过年过节要多点，像这个节气（国庆），馆子生意好，送气罐生意就好。这7天，每天挂（平均）得到（达到）70块，我忙不过就喊我兄弟（堂兄弟，陈国怀）送。这几天“棒棒”生意不好，小李他这几天才挣了30块一天。这几天好多“棒棒”一分钱都没挣到。送气罐弄不到几个钱，而是稳定，平时一般一天二三十块。因为送气罐，那些人需要气打电话给我，有业务他们也可能喊我，所以我的活要多些，像有些业务我忙不过来也喊别人去做。[19]

此外，两江门批发市场的一部分“棒棒”在市场多年，长期做一些经营户的业务，经营户一有业务就会喊他做，比如拿老板的身份证到货运部取货、帮老板发货等，有的还替老板收钱和办理托运，主顾与“棒棒”之间有非常高的信任度。因此，“棒棒”必须有责任心，保证货物不遗失。由此可见，“定摊业务”跟“电话业务”一样，都是基于在城市中建立的稳定业务关系，其优势在于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业务不稳定的风险。

二、业务与时间感：“时间要算好”

在考察农民工择业的理性考虑时，发现“棒棒”行业有着一定的季节性。除了码头等受气候影响较大的场所有典型的季节性外，各种市场、交通枢纽、学校的业务也有一定的季节性。当地的“棒棒”凭借多年的经验，已经对所在区域业务的季节性有了相当的把握。比如，学校附近的“棒棒”对开学放假时间把握得很清楚，“像学生开学放假我就到学校门口去帮学生担东西”。批发市场“棒棒”对进货规律有把握，以文具批发市场为例，那儿的“棒棒”有对季节性有这样的认识：

市场有季节性。这儿是文具市场。（农历）正月后学生上学，就是一个旺季；到了四五月份要换季，换热天，又是一个旺季；到七八月份（开学），又是一个旺季；到过年，又是一个旺季。旺季只有个把月（一个月左右）。那个时候最能做毛收入一千四五（一个月）。三四月份（淡季）最多四五百块钱（一个月）。[20]

旅游码头的业务也有季节性，而且“棒棒”还要遵守“上班”时间和把握轮船到达时间。不过，由于轮船受天气情况影响大，他们等待的时候经常没有定数。有一次我随他们从清晨等到下午三点钟，由于雾大，游轮一直未到，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打牌。他们告诉我：“早上七点钟上班，有船就接，没得船就耍。到外面去接业务钱都要交回来。外头业务也少。干脆耍。上班规定了时间的，加班，时间没有规定。”旁边一“棒棒”插话进来：“前天晚上，晚飞机（晚上到重庆江北机场）的客人要上船（在船上过夜），我们忙到2点过。”

某些特定场所的“棒棒”对于时间的感知不是季节性的，而是按时刻计算。在火车站的“棒棒”对列车时刻了若指掌。有报道人说：“在这儿‘捞棒棒’比外面‘棒棒’好耍些，把列车的时间搞清楚了，哪个（什么）时间来，哪个时间走，到时来就行了。‘棒棒’之间不存在抢业务。现在沙坪坝火车站车次少了。我们一般早上四点过、五点过出来接火车，过了就没得好多生意。”

有的活动范围较大的“棒棒”是在“走”中碰业务，他们对于时间的理解又不同。有报道人说：“今天我早上从联芳花园走，经过小龙坎，到石碾盘，早上那些门市还没开，我就先在下面（天星桥）菜市转（因为菜市生意早些），然后转上来（马家岩一带的建材市场），门市一般9点开门。”[21]

即使在固定区域揽活，“棒棒”一天之内业务量的分布也有高峰和低谷，“棒棒”会在固定业务与随机等待的业务之间做合理的安排。比如，“今天上午给那边下水（卸桶装水），120桶，15块钱，经常都喊我。我有时打电话（给水站），有时看到送水的车子来了，自己就过去，先把水放下来，因为白天外面业务多些，晚上没得事，我再（把水）搬到店里。时间要算好！”

对于熟悉行业的“棒棒”而言，如何周密地安排时间是提高收入的重要策略之一。比如在旺季，尽量做收益大的业务，将熟人业务、时间要求不急的业务安排在晚上或中午，这样既保证了不错过熟人业务，又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能揽到业务的时间。“有时候，熟人业务不急，就可能这样安排。比如老太婆（一位邻居）喊我给他改房（改变房屋内部结构），说了好几天了，我说过几天，意思就是说不忙的时候，过节的时候（过节业务少）再做。这种活路别人做不到，早做晚做都是我的。”言外之意，熟人业务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这种业务是跑不掉的。

做了点工后，有些肯干的“棒棒”还要充分利用下午六点钟之后的时间，比如：“有时候做点工，我六点钟下了班，我还要出去搞点菜钱，就六点到七点多钟，搞个一二十块钱回来，只要没黑都要利用这个时间，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有些“棒棒”也并非一年四季都捞棒棒，在淡季，他们可能去工地上做“点工”；业务好的时候，又回来捞棒棒。在建筑工地上，要辛苦些，一天九十个小时，工价七八十不等，但是收入稳定。这是淡季时“棒棒”的退路，也是他们提升生存能力的策略。

第三节　讲价技巧　　

一、讲价时机：“讲好价了再搬”

由于“棒棒”“弹性”劳动的特点，他们随时可能面对不同的主顾、不同类型的业务。因此讨价还价也是“棒棒”生计中的重要一环，而且其结果直接影响着收入的高低。但是约定俗成的业务一般不用讲价，都是公开的价格，双方对价格都是认同的，如果某一“棒棒”不愿意做，其他“棒棒”也会做。有报道人解释：“做生意，并非都要讲价。比如给张飞牛肉（商店名）担货，一挑3块钱。它天天都有货喊人担。担过的，双方都知道这个价格，达成了默契。长久以来价格已经定在那儿了，规则已经定了。”“棒棒”和老主顾之间往往也不讲价，“棒棒”相信主顾不会不给工钱，主顾也相信“棒棒”不会“乱宰”。有市民说：“像以前挑点东西讲价都是砍过去砍过来，喊价喊得很高，他们以为单位里面的都有钱，其实像我们这些百姓也没得啥子钱。现在也不讲价了，他晓得你也不会亏他，你给他多少他就拿多少，也不会来跟你讲。”

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棒棒”普遍认为：“讲价双方（应该）踏实点。”有的说：“如果偶尔一次，素不相识的人，肯定要讲价。”“特别是人不熟的时候，要讲好了再搬。”在生计过程中，他们都有干了活所得报酬不合理的情况，因此在这方面都“吃一堑，长一智”。

比如有的表示：“担东西，一定要先把价钱讲好，那些说‘你放心嘛，不得亏待你’，都是‘假打’（骗人）！聪明的‘棒棒’不会这样干。不懂的‘棒棒’才容易被骗。”有的很有经验：“还有那种开始说不谈钱，说大话，不得亏待你，最后到了拿得很少，但是也有大方的拿得多的，也有好人。还有很多时候，他请‘棒棒’只拿一两块钱，现在起步价一般都是三四块，我说哪个要你那一两块钱哟，一两块钱请什么‘棒棒’嘛。”

有的甚至有过这样的经历：“好几回做好事，别人上了车，我把东西给他搬上车，结果车子就跑了，钱又没有拿到，吃了很多次亏。”

过去干了活收不到钱、被无理砍价的不愉快经历，当再被重提时，都已经汇成了我的报道人们侃侃而谈的经验和策略。他们不仅将讲价视为业务中的重要一环，还对讲价的时机非常讲究。比如：“跟人家讲价，最好是他一个人在场，如果是他有三朋四友在，那个价钱是最不好讲的。别人从中帮腔，这个插一句，那个插一句，事情都搞不成。如果是一个人，你单刀直入地跟他说。艄公多了打烂船。”

讲价是“棒棒”规避风险、提高收入的一种策略。但“棒棒”业务从来没有价格合同或安全风险约定，他们全凭与主顾在口头上的“商议”。虽然，也有报道人遭遇过干了活收不到钱或收钱少的情况，但他们从没想到过用合同等书面的形式来规避风险。

“棒棒”作为一种灵活性极强的城市人力服务提供者，在价格上拥有优势。比如同样是搬家，搬家公司的价格就高得多，很多主顾之所以将业务交给“棒棒”来做，一是价格上的优势，二是彼此熟悉。城里人认为找自己熟悉的“棒棒”来搬运更容易沟通，而且价格低。不过，这也有弊端，没有意外则罢，如果物品损坏或人员受伤，责任由谁负担就存在争议。“棒棒”对于规避赔偿风险、对工具和责任有这样的理解：

有一次我在陈家湾担鸡蛋，我问老板，是用你的绳子还是用我的绳子。他说用他的绳子，我们的绳子是尼龙绳，用一两个月就要换新的，他的绳子是棕绳。我就对他说，用你的绳子，我担出去如果断了鸡蛋打烂了不关我的事，他说要得（行）。我问是有目的的，免得扯皮（发生纠纷）。担出去之后，不到50米，绳子断了，鸡蛋打烂二十几个，他就喊到我，我就说人要讲良心，你同意用你的绳子，鸡蛋打烂完了都不关我事，如果是我的绳子断了就该我赔。结果我还做好事，拿水冲了，最后拿了一块钱。[22]

郝大汉也跟我谈到过，在转运建材时，如果绳子是老板的，绳子断了轧了人，就该老板负责，否则就自己负责。在看似没有任何风险保障的生计过程中，“棒棒”并非完全被动，他们也有应对的经验和策略，不过在现实中，这些经验和策略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当出现货物损坏时，“棒棒”可能跑掉，以逃避赔偿。

由此看来，“棒棒”生存的技能还是基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凭一张嘴和彼此的信用来建立劳务关系，这与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方式有着类似之处。

二、技巧与心态：“城市人也有傻的”

作为零散人力搬运行业的从业者，“棒棒”需要与主顾面对面地讨价还价。力资[23]的多少与“棒棒”与主顾的交涉能力相关。一般来讲，力资是有某种限度的，通常主顾心目中有一个最高和最低的工资水平，即上限与下限，上下限之间存在一定距离，这为讨价还价提供了余地，“棒棒”得到的报酬是接近上限还是下限，要看双方哪个的交涉能力强。交涉能力往往存在差异，同样的业务，不同个体得到的报酬也有差异。排除主顾性格、道义、情感的因素，“棒棒”交涉能力的高低也与讨价还价的技巧相关。虽然“棒棒”群体的收入与当地城市居民相比，还显得很低，他们的体力很低廉。但并不能否认在都市谋生过程中，他们已经形成了应对生计的经验，其中就包括了丰富的讲价技巧和策略。在田野中，他们经常跟我聊到如何挣钱，如何多挣钱。我在他们面前只能是听众或学生。

用报道人的语言来说，他们讲价时要“有帮腔的”、要“分开说价”，而且在讲价过程中还要“欲擒故纵”，揽活不要表现得那么急切，当然还少不了“讲道理”，让主顾心服口服。虽然“大胆喊价”有风险，他们也会适时采用，因一旦成功，就“搞到着了”（搞到钱）。当主顾嫌活又脏又臭，对业务量和业务难度没有把握时，“棒棒”就会“故弄玄虚”，制造业务难度很大的假象，把很容易的活复杂化，作为提高要价的理由，以取得还价的主动权。笔者并不认同“棒棒”这样的做法，但他们在都市谋生过程中所拥有的这些“武器”表明，他们在城里人面前并非总是被动和弱势的，至少在体力劳动的技能和对业务行情的了解上，他们是“内行”。

“棒棒”在生计过程中，由于长期的经验，已经生成了许多非常奏效的技巧。从业人员在生计中是否“动脑筋”，决定了其收入的高低。“棒棒”大多表示“确实当‘棒棒’有几种档次”。言外之意，“棒棒”也有能干与否的区别，当然收入高低是最主要的衡量标准。然而，靠体力谋生挣来的是“汗水钱”，“pā hé钱（容易挣的钱）”才决定收入的高低。这主要是指靠动脑筋而挣得的钱，包括旧货交易或包工抽钱所得。

在居民区附近揽活的“棒棒”收入比车站、市场等公共场所的“棒棒”收入灵活。有报道人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我给你搬家总共160块钱，4个人平分，每个人才40块钱。彩电、冰箱、洗衣机、不要的报纸啊，我们可以拿去卖钱，不要的东西可以买出来拿去卖，又要增加一笔收入。”可见，力钱只是收入的一部分，有时候其他收入比力钱还高。

小李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我搬家呀，力钱是次要的。任何时候力钱都次要，关键是卖里面的废铁、烂冰箱、烂空调。力钱算几个钱哟，如果我买到一个空调、一个烂冰箱的话，买成（买价）50块，我要卖到一两百。比下力划得着（划算）多。我一般走到别人屋头，就要问，你这个卖不卖呀，锈成这样，要（留）起来有啥用呀，你搬到新屋头去，莫把地势占到。要套他的话出来噻。听他的口气，如果他想回答又不回答，说明有招。你慢慢再来对症下药，加强攻势就行了。光靠下力，我挣得起那么大栋房子哟？早得很，远远不得行。全靠动点歪歪脑筋。还是要做生意找钱，光下力找不到钱。我们啥子（什么）都做。帮别人介绍业务也要得回扣。别人家具不要了，我从中倒卖出去，我也要找钱，任何东西只要过了我的手，都有赚钱的空间。[24]

事实上，小李家有好几个空调。他自豪地说：“我每间屋都安了空调，都是二手货，屋头空调还多得很，床下都是收的二手空调，价格合适就卖。收成一两百块钱一个，朝低处（最低价格）喊噻，就是卖烂铁也要卖一两百块钱一个，好的还要多卖几十块。”

报道人普遍表示像这样挣钱很轻松。“比如你空调烂了，说‘这个空调给你，你帮我甩了’。我们就拿出来拆了，拿去卖了。”“还比如电视坏了，10块钱给我，我拿去卖百块钱。搬家也是这样的，有钱的不在乎，不要的就便宜卖给我们。”

在这些“棒棒”看来，“搞钱要选择手段”。比如介绍包车业务，车主会主动给介绍费。报道人有这样的经验，“介绍一辆车子两三块钱，无意当中，买包面（的钱）有了”。“比如按主顾要求介绍一个专业人员，顺手找5块、10块也是很容易的。比如贴地板砖，这些我不懂但是我可以介绍人来和老板谈价。先接下来再找人来做，得介绍费。”

有的通过买卖河沙、水泥等建材赚钱。特别是新建小区的“棒棒”，除了在“包工头”手下挣力钱，还被允许在小区内卖河沙，挣的钱大家平分。有的后来搞懂了渠道，业务就更扩大了，既是“棒棒”，又兼“小老板”。王运林告诉我：“我是帮装修公司，也卖河沙水泥。相当于一个小老板。以前只是帮人，现在自己当个小老板。收入不固定。今年除了开支还有三万块钱。”

此外，有的“棒棒”包下大业务，自己亲自干，也请“棒棒”来做，给“棒棒”工资。用小李的话来说：“我相当于一个小老板了，这就是变相地‘剥削’别人了。”不过，在接下修房、装修等大业务时，他必须对材料的费用和人工价格进行周密的计算，才能开价、还价、支付工资，为自己留下盈利空间。

田野中这方面的调查材料非常丰富，如何讨价还价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谈话的时候他们的脸上确实有一种因为收获到比预期更多的收入而显出的愉悦与自豪。他们是体力劳动者，具有农民和低阶劳动者的身份重叠在一起而生成的职业身份。他们靠重体力支出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经济价值，然而，处于这个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底层群体也有选择、讲价、谈条件的空间，尽管极为有限。但如何以尽量少的体力支出换取尽量高的报酬，能否最大可能地实现这个目标，关系着他们的信心和成就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们与城里人这个“他者”互动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报道人认为：“没到城市来之前，认为城市人都（狡猾）精灵，来后发现城市里也有傻的，比农村还多些。”“棒棒”与城里人在服务与被服务的交往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讨价还价中的策略和能动性，说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修正了对自己和都市人的想象。这是一个在互动中不断重构“自者”和“他者”身份的过程。

“棒棒”以找钱为目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因“赚了城里人的钱”而产生的愉悦感。然而在与都市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中，除了利益因素，他们还要考虑身体感受（累不累）、身份感受（是否得到尊重）和情感（干得是否愉快）等因素。“别人话说得好些，我们心里要平衡些，哪怕是钱拿少点。有些人是又穷又恶，不吃豆芽脚脚。又出不起钱，又还不得了（了不起），至高无上。”此外报道人还认为，“熟人不好讲价”、“说话对头，钱少点都行”。可见，讨价还价的目的在于提高报酬，但也受到身体、身份、道德情感等因素的影响。

讨价还价本是经济学博弈论的经典命题。简单的博弈论把每个人理解为没有文化背景的人，而实际上博弈过程中的决策与人的文化经历相关。同样的事情，按理性选择，有一个最优的选择，但由于个人经历和文化背景，他往往有其他选项，即使经济上吃亏，也宁愿选择适合他的东西。事实上，“棒棒”在讨价还价、接业务的过程中，体力的最优化考虑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诸如身体感受、身份意识和情感等因素都发挥着作用。

第四节　收入行情与生活

以上的考察和分析反映了谋生策略与收入的紧密联系。其实，排除个人能力的高低，揽活的位置、业务的种类，从业者的年龄、性别，以及季节性的差异，都是影响收入高低的重要因素。本节将用数据和客观事实来呈现“棒棒”的收入和生活的基本状况。

一、工钱与收入：“人工费涨得快”

根据2008年7月到10月对白崖口黄桷坪报道人（40名）的收入调查，笔者发现月收入在1000—1500元这个收入段的人数最多，其次是2000—2500元这个收入段。这两个收入段的人数累计共占84%。月收入不足1000元者占13%。月收入逾3000元者占3%。鉴于行业性质决定了零散人力搬运业务不稳定，收入无法预测，每个月收入可能不同，他们提供的数据也只是近几个月收入的平均数。

从小李连续一月的日收入情况，可以大致看到一些“棒棒”群体共性的特征（见表6-1）。表中数据的波动显示该行业收入不稳定的特征。业务好的时候，日收入可以超过300元；而业务不好的时候，收入可能只有几十元；而因故不做业务的时候，收入则为零。同时，该表数据也反映了收入多少的基本情况。“棒棒”的劳动力总体上看是廉价的，但他们在城市的收入比在农村丰厚很多。

“棒棒”以体力谋生为主，人工费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收入的高低和增减。据报道人回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人工费大约20元一天，2007年60元一天，2008年80元一天，2009年100元一天，一直呈现上涨趋势。2010年上涨到150元一天，2011年至今通常为150—200元一天。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中公认的人工费对于“棒棒”的意义在于，这是他们做“点工”（按天报酬，一天8个小时）的市场价格，也是他们考虑是否接受该业务的参考价格。

表6-1　一个“棒棒”日收入一览表（2009.7.17—2009.8.18）[25]

说明：

1. 7月17—20日在歌乐山做包工，每天100元。20日傍晚完工后，晚上又做了一项业务，收入31元，所以20日共收入131元。

2. 7月26日大部分时间是在白崖口小学修补房子，收入250元，其他收入现金67元，当天共收入317元。

3. 8月3日办事一天。为在白崖口所购私房分户一事。该区域面临拆迁，分户与否补偿金悬殊。当天收入为零。

4. 8月7日带小儿子（14个月大）去医院看病。当天收入只有50元。

5. 8月13日收入包括卖二手电视的收入15元。

6. 8月18日办事，为私房分户一事到房管所办事。当天收入只有不足50元。

早在2008年小李就做过对比：“像营业员那些，涨得少。帮馆子的，六七百一个月，一年涨五六十，干我们这个算起来就不止涨这么点了。现在走远了（到其他区域）干活如果一百块钱一天，我们还不得去做。”

可见，人工费的涨幅远远大于其他劳务服务业的工价。人工费的一路攀升，说明“棒棒”在单位时间内的力钱，即劳务的“单价”在整体上是上涨的。当然总收入的高低还取决于业务的多少，取决于劳务市场的需求量。按照市场规律，价格取决于供需关系，工价的攀升说明在整体上人力越来越短缺。

政府对重庆力工的相关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该结论。2008年二三季度，力工连续进入重庆十大工种缺口排行榜，力工的紧缺数量从第二季度的5561人狂升至12156人，力工成为第三季度劳动力缺口数最大的工种。[26]据重庆市劳务办统计分析，2009年第一季度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力工的工资下滑到2000元以下，第二季度因力工的紧俏拉动了工资的上涨，回升到2000元。[27]力工为何紧俏？市劳务办解释，一个原因是，目前从事力工工种的人越来越少，现在的青壮年基本拥有技能，没有技能的人也不愿当力工；另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力工主要集中在35—60岁之间，且大部分力工年龄在50岁以上，身体吃不消，就慢慢退出。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力工缺口可能越来越大。[28]

难怪小李说：“‘棒棒’收入还是可以。只要有活，一天做到黑，丢了这头做那头，一天最低能挣150。”[29]这是2010年的访谈记录。当时，喊“棒棒”的“起步价”已从以前的两三元上升为5元。报道人对人工费的了解及其趋势的把握，是基于多年从业的经验。这些了解和判断，也为他们是否坚守“棒棒”行业提供了支撑。因此，职业感知，在这个意义上，有助于他们形成对自己生存能力的认知。

二、收入与心态：“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官方的统计与笔者的田野考察和访谈中都反映了“棒棒”的收入现状和前景在整体上比想象的更乐观的一面，但我反复强调的差异性还是客观存在的。在田野中，每天上午见面打招呼的第一句话是“开福（开张）了没有？”中午以后见面打招呼是“搞了（收入）多少？”也有个别报道人连续两三天“不开福”，有的连续几天只有几块、十几块钱的收入。处于这种状态的报道人月收入难逾一千，这是在没有田野调查之前，我想象中的“棒棒”的经济状况。当然，前面的考察和访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我的假想，但低收入的现象依然存在。

以旅游码头“棒棒”为例，他们的业务依赖于旅游游轮，取决于三峡旅游的兴衰。近年来水运萎缩造成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报道人的收入比起前几年来大跌，好几次看到他们每人一天就只有几块钱的收入。而且，由于有旅游轮船的行李搬运作为稳定的业务来源，他们没有主动揽活的积极性。此外，在当班时间，他们实行的是平均分配。不管是不是搬运游轮行李，所得的报酬都要交回小组平均分配，所以相对于“散兵游勇”，他们表现出来更“好耍”。大部分人都随遇而安，只有少部分“棒棒”在外面流动找业务。但由于与外界接触不多，比起“露天坝”的“棒棒”没有优势，在总体上，没有后者收入高。

笔者往往为他们一天扛着棒棒闲逛、没事干的状态着急，担心他们“有了上顿没下顿”。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们：“找不到钱着急吗？”“慌啥子嘛？”他们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我看来有稳定的收入极其重要的今天，有这么一群人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对于收入的心态竟然如此的释然。荣师傅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反而还向我解释：

你看这些“棒棒”都是坐起在耍。那天还有个人在问“你们够不够生活哟？”如果真的够不了生活，早就没得人干了。隔行如隔山。做着这行才知道。我们刚从工地上出来捞棒棒的时候，耍起就焦（着急），现在耍惯了，（一）点都不焦。那时候如果有半天没找到钱，就慌。现在今天没找到，明天找得到，（一）点都没得啥子。都摸得到行情。反正习惯了，知道不可能永远找不到钱噻。捞棒棒维持不了生活的，那种还是少哟。只有你不乱用钱，一般都没得问题。有些人乱用，就没得法。[30]

看来他们表现出来的“不慌”心态并非没有压力、没有家庭责任感，而是基于多年来对本行业业务的了解、对收入规律的把握。

现在捞棒棒的哪儿都多。没有捞过棒棒的也不得来捞棒棒，他看到我们“棒棒”这儿十几个，那儿几个，没得事就打牌、吹牛，怎么吃得起饭。他就不得再加进来。他就会进厂，或找其他事做。其实我们自己心头有数，晓得今天没找到钱，明天都会找到的。没有找到钱我心里不慌，我晓得会找到钱。只要有二两米吃着的，我就不慌。有十几天没开张我肯定有点慌，但我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包里有米先煮了吃了再说，如果真的十几二十天都没有开张，就要想其他办法了。[31]

捞棒棒初期，“棒棒”可能因为不熟悉行情、担心没有生活费而慌张，经过多年的积累，其基本生活已经没有问题，即使找不到钱他们也“泰然若定”。如果的确是捞棒棒没得收入了，他们也会想其他办法，不会“坐以待毙”。

2008年国庆节假期一过，重庆街头的“棒棒”猛然增多，扛着棒棒的民工成群结队待在街头路边。[32]我的报道人们的业务量也陷入低谷。那段时间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我还没开福”。王渝成一人负担一家三口的生活。在那段日子里，他有些着急了：“这两天是过正二三月（没得吃的，农村青黄不接），每天家里至少要用三四十块钱。心里肯定慌噻。”但只要挣到了十几块钱，他的态度就变了。“昨前天上午半天都没开张，就是有点慌，昨下午四五点钟过后有生意，找了15块钱，一天的生活费有了。不过反正都晓得，今天挣不到钱，明天都挣得到，只要有生活费就不慌了。”

因此，从对于收入的心态，可以看到“棒棒”由于年龄构成、生活经历较之其他农民工具有特殊性，因此他们对生活的期待值普遍不高，特别是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就更是如此。但“不慌”的心态最主要的根源还在于他们对市场行情的了解、对业务规律的把握。“着急也没得用”的感性表述背后有着高度的理性支撑。

三、生活状况

重庆“棒棒”大多数通过租赁房屋解决住宿问题，极少数自购房或住在亲戚家中。出租屋多为年久失修的平房、工厂家属区、简易房。受访者大多庆幸还能找到这样的房子居住，因为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和城市规划范围的一步步扩大，这种低廉的出租房越来越少。在盘溪市场、朝天门市场一带，“棒棒”用于住宿的开支比在沙坪坝居住的“棒棒”高出一倍多。沙坪坝区的新桥、高滩岩、梨树湾、锅炉厂家属区、小龙坎探矿厂、白鹤林、白崖口、联芳、平顶山、劳动路和铁西村等区域要么是原来的农业用地，要么是破产工厂的老家属区，要么是老居民区，现在都为外来人口聚居的区域。

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棒棒”合租房子、住栈房通铺、住棚户的现象已经得到改观。现在的“棒棒”多独自租房，只有极少数单身打工者以日租的形式租用一个床位。现在白崖口的39户“棒棒”（包括曾经从事过“棒棒”者）家庭中，租房33人，自购房2人，照顾老人免费住房1人，免费住亲戚房1人，住母亲房1人（城市户口），住厂房1人（已改行），房租从60元/月到300元/月不等。房租300元/月以上的租房者，都是举家迁徙者，甚至后面还有可能有一个扩大家庭。走入这样的居所，有一种家的温暖，因为屋里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比如电视、冰箱、空调、微波炉等。然而大部分受访者还是基于“凑合”的标准，尽可能租住便宜的住房，有的“三世同堂”住一个房间，仅用布帘隔开，所谓的“床”不过是砖头支撑的木板。虽然在城里天然气、电的使用都很方便，但只要有可能，他们还是以柴为主要燃料。

两江门码头未改造前，“棒棒”多住栈房的通铺。城市建设发展后，江边棚户、旧房不复存在，部分旅游码头的“棒棒”就免费居住在趸船下舱，以为趸船打扫卫生作为“交换”。

“棒棒”合租房屋，吃住都在一起时，一般是轮流煮饭，饮食和在农村时比没有改善。现在揽活区与居住区域相隔较远的“棒棒”（比如超市门口的“棒棒”，他们要“排轮子”等业务），中午多是吃碗小面或买个“粑粑”（糕点）之类的东西。由于下午时间长，晚上收工后才能回家做饭吃，如果中午吃早了，晚上要挨饿，所以他们往往下午才吃午饭，熬到晚上十一点后才回家做饭，很多报道人都有胃病。

离家近的“棒棒”生活就有规律多了。只要不去其他地方干活，他们一天三顿都回家吃饭—“在外吃饭，又贵又吃不好”。有的“棒棒”上午忙完会顺便买菜回家，临近中午就回家做饭吃。“棒棒”多喜欢吃肥肉。在前面有关合作关系的考察过程中已经发现，吃瘦肉这一消费现象是收入高低的标准之一。[33]随着收入的增加，“棒棒”的温饱已没有问题，但还谈不上健康饮食。在田野中发现，他们的食材中，经常有从农村带来的米、柑橘、西瓜、南瓜、红薯等农产品，及其腊肉、腊猪蹄、鸡鸭、干豇豆等农家自产的农副产品。

房租、饮食是“棒棒”固定开支中的重要部分，此外还有水电费、烟钱、电话费等费用。以小李一家四口的月开支为例，除了饮食1400—1500元外，还包括电话费70—80元，水电气约250元。这是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其他额外的开支远远大于这个数。小李2008年用在第二个儿子李鹏身上的费用有：剖腹产手术住院费3000元、李鹏住院（小儿退黄疸）4000元、农村上户口走关系6000元和李鹏住院（小儿肺炎）1000元。因此，2008年小李用在李鹏身上的开支有14000元，而且还不包括奶粉、尿不湿、服装等生活和日常用品开支。

相对于饮食，大部分“棒棒”对穿着不讲究，多穿城里人送的旧衣服。一般来说，“棒棒”多穿胶鞋，方便走路。报道人告诉我，7块一双的解放鞋可能穿两次就坏了，15块一双的“三五三九”[34]胶鞋可以穿两个月，更好一点是穿球鞋。他们夏天普遍穿塑料凉鞋或塑料拖鞋。当然不排除个别讲究的，会有几套工作之外的衣服和一两双皮鞋，但服装在开支中所占比例不大。

大多数受访者还有赡养父母的费用。此外，人情来往、生辰葬仪的开支也不小，很多报道人告诉我他们送礼钱每次100元。

“棒棒”的娱乐以打牌、聊天为主。在街头巷尾，只要没业务，三三两两就约着“斗地主”，不打牌的就聊天。他们很少花钱买报，通常是捡路人丢下的报纸看。白崖口现有30位“棒棒”，其中13人喜欢打牌。晚上回家后，吃饭比较晚，有时间一般都看电视。对于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而言，除了生活基本开支外，在休闲、娱乐方面没有开支，用他们的话就是“现在我还没有耍的开支”。对于不打牌的“棒棒”而言，在家看电视就是工作之外唯一的娱乐。

在“棒棒”的日常消费中，还有一项开支，即性消费。这在“棒棒”内部已是公开的秘密，是他们生活中抹不去的一部分，笔者也未作回避。在谋生过程中，他们的身体是生存的资本，然而在寻求性替代时，他们的身体便成了拥有主动权的宣泄的主体。他们经常不自觉地将自己作为谋生工具的身体与性服务者的身体相比较，他们看似玩笑的叙述方式，有些粗俗，但露骨、直白的比喻使身体的政治经济学隐喻更为明显。两种身体都是肉体的身体，一个在经历社会价值判断，一个在接受社会道德评价，抑或两者兼有。

“棒棒”光顾的性消费场所主要有三种：舞厅、发廊和茶馆。这三种性消费场所的价格不一，茶馆价格最低，每次15—30元不等，故成为低收入的“棒棒”“量力而行”的选择。排除其他因素（道德、情感和生理因素），“棒棒”光顾的频率与他们的收入、配偶是否异地居住等因素有关。白崖口“棒棒”中有7人有过“走人户”、“屙尿”、“喝茶”的经历。[35]相互开玩笑、炫耀、交流性经验是他们聊天话题的主要内容之一。我“斗胆”问过年纪大一点的“棒棒”，问及他们是否顾及性病，有无采取安全措施时，我发现他们对此满不在乎。说像外国人进出的大宾馆才有艾滋病，他们去的地方很“纯”，不会有病。

虽说“棒棒”大多处于壮年，天天干着重体力活，日晒雨淋，抵抗能力强，伤风感冒并不常见，但也有顽疾。特别是有些年龄较大的受访者，时有生病的可能。遇到这种情况，他们能顶过去就硬顶，的确很严重了，通常在附近小药店或私人门诊看病拿药，很少去大医院。如遇到大病，不得不手术治疗，他们往往选择回到当地的地区或镇医院治疗，以节省费用。

小结

本章考察了“棒棒”的谋生能力，并偏重于叙述“棒棒”在生计过程中的身体经验（包括能力和感受）、提高谋生能力的策略、收入及生活的状态。“棒棒”在生计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既有作为体力劳动者的艰辛和苦难，也有作为理性的、算计的都市迁徙者的自豪和快乐。无论是使用作为工具的身体，还是在揽活、讲价等环节中施展的技巧，都表现出他们在都市生存能力的增强。他们位于都市底层，应对生计的策略和技巧本身就是“武器”。不过，他们不是采用偷奸耍滑、偷懒、说坏话等方式与强者对抗[36]，而是在算计的过程中对抗强者，并有与其他“弱者”的联合（合作）。

都市生存能力提高的表现进一步说明“棒棒”在都市生活中并非是被动的。事实上，生计中的策略和技巧反映了“棒棒”这个都市底层群体具有能动性的一面。在日复一日的谋生过程中，“棒棒”的身体不仅留下了体力劳动的烙印，而且获得了在都市生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生涩的新来者磨砺为“游刃有余”的都市生活者的一部分。而体现在揽活、讨价还价等生计环节中的技能和策略则是他们都市生存经验的积累，这是“下力”的身体与都市互动的产物，是提升都市适应能力的关键。

此外，研究还发现“棒棒”在都市中身体技能的获得，有赖于农业劳作的经历。乡土社会的生计方式与都市体力劳动的相似性，有助于提升他们从事“棒棒”行业的能力。他们对于身体感受的忍受体现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根性”。对于“棒棒”来说，收入的多少是关乎他们当下生存能力的关键因素，他们面对收入的坦然态度，不仅可以理解为“棒棒”群体在整体上对都市越来越清晰的认知，凸显出都市适应能力的增强，而且还应与他们入城的动机结合起来理解。他们是将都市作为谋生的场所，作为提高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生存能力的场所。所以，当“棒棒”的收入较之农村收入更高时，他们就会有满足感。

虽然像“棒棒”这样的农民工群体在都市中的生活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但同样的收入，对于他们和对城里人的意义不一样。表面上看，他们依然坚持节约、低生活标准的准则，没有受到更多现代消费的“诱惑”，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棒棒”群体的这种较为普遍的心态归根到底是一个文化观念和身份归属的问题，有待在后面的章节中做进一步的研究。

[1]报道人：李云华；报道场景：2008年7月26日晚上白崖口王渝成家。

[2]［法］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五讲》，林宗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85页。

[3]［法］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五讲》，林宗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91页。

[4]余舜德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的研究》，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5]余舜德，《从田野经验到身体感的研究》，余舜德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的研究》，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第16页。

[6]报道人：柯平，男，1967年出生；报道场景：2009年4月28日上午白崖口张飞牛肉店。

[7]根据田野观察记录所得。

[8]参见Coy, Mechael W.（ed.），Apprenticeship：From Theory to Method and Back Again，Albany,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 Kondo, Dorinne，Crafting Selves：Power, Gender, and Discourse of Identity in a Japanese Workpla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蓝佩嘉，《销售女体，女体劳动：百货专柜化妆品女销售员的身体劳动》，《台湾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47—81页。 潘毅，《中国女工：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 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中国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9]报道人：李云华；报道场景：2009年5月23日晚白崖口李云华家。

[10]报道人：封某，男，1958年出生，宋某，男；报道场景：2008年7月24日中午在燕渝苑小区门口。

[11]报道人：李云华；报道场景：2009年5月31日晚白崖口李云华家。

[12]报道人：李云华；报道场景：2009年5月31日晚白崖口李云华家。

[13]报道人：唐开荣；报道场景：2009年4月24日下午白崖口黄桷坪。

[14]报道人：刘某，男，1944年出生；报道场景：2009年4月25日上午白崖口沙滨路下。

[15]报道人：曹某，男；报道场景：2009年4月9日下午沙坪坝三峡广场新世纪超市门口。

[16]报道人：邓建华，男，1959年出生；报道场景：2009年2月1日下午沙坪坝三峡广场新世纪超市门口。

[17]报道人：陈某，男，1958年出生；报道场景：2008年7月25日中午沙坪坝工人村陈某家。

[18]报道人：李某，男，未婚，1956年出生；报道场景：2009年4月10日晚沙坪坝梨树湾农民工聚居地出租屋。

[19]报道人：陈国伟；报道场景：2008年10月6日晚白崖口陈国伟家。

[20]报道人：吴某，男，1959年出生；报道场景：2009年8月12日下午两江门小商品市场文具市场。

[21]以上提到的地名可参见图0—2。

[22]报道人：陈某；报道场景：2008年7月25日中午沙坪坝工人村陈某家。

[23]力资专指对体力劳动的报酬。“力资”普遍见于民国苦力调查和档案文献之中。

[24]报道人：李云华；报道场景：2008年7月26日晚王渝成家。

[25]根据李云华2009年7月17日至8月18日实际收入情况记录统计。

[26]重庆市就业局，《2008年第三季度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http://www.cq.gov.cn，2008-10-27。

[27]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2009年第二季度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 http://www.cqhrss.gov.cn，2009-03-30。

[28]《重庆市：二季度企业高管工资降多涨少，力工工资达到2000》，《重庆商报》，2009年3月31日。

[29]报道人：李云华；报道场景：2010年2月13日沙坪坝白崖口李云华家。

[30]报道人：宋某；报道场景：2009年2月20日下午沙坪坝都市花园西路燕渝苑小区门口。

[31]报道人：秦孔宴；报道场景：2009年4月4日上午沙坪坝都市花园西路燕渝苑小区门口。

[32]受金融危机影响，大批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涌入街头捞棒棒。

[33]参见表5-2“喊”的判断对比表。

[34]重庆市江津际华三五三九制鞋有限公司生产的解放鞋。

[35]“走人户”、“屙尿”、“喝茶”与“耍小姐”同义，是“棒棒”之间对性消费的隐讳说法。

[36]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