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担着东西，喊很多次，他不但不让（路），还说“你不要把气管炎吼发了”。他觉得自己是城市人，不得了。在农村“人不求人一样大，水不下滩一样平”。我们从农村到城市，处处都在人家的地盘上，觉得人家有优越感，再加上城市人要大势点，我们就要软弱些噻。我们农村人看到那些人，都要走远点，惹不起，我让得起，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实际每样事情（东西）都出自农村人手头，像城市建筑都是农村人建的，城市人哪样会做嘛，他倒还看不起农村人。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想就是多挣两个钱超过他，才不会被人瞧不起。[1]
前三章基本上以时间为序，紧扣“谋生”，探讨了“棒棒”在都市空间以“挣钱”为主的都市感知特点。自此，经由“棒棒”的“职业感知”而考察到的“棒棒”行业的生计、“棒棒”社会的结构、其关系实践的特点已得到彰显。笔者还探讨了在这种职业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身份感知”。
本章将展现“棒棒”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们在都市融入过程中心理上的困惑和感受。第一部分，笔者将考察“棒棒”的身份意识，分析他们对自我地位的判断和标准，以及社会观念对此的影响；第二部分，将考察他们面对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时的心理体验，以及反映在其中的有关社会阶序的身份感知；第三部分，将分析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面对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时的应对心态，揭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这种心理平衡机制对于“棒棒”这样的都市底层群体的意义和内涵，探讨农民工在与都市人的群际冲突语境中应对心态背后的身份认同问题。
第一节 感知“卑微”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棒棒”有农民工群体的普遍特点，但作为都市底层劳务群体，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本节通过考察“棒棒”群体与生计方式紧密相连的身份感知，在把握研究对象有关身份认识和评价的基础上，分析围绕“下力”的感知和观念背后的社会建构成分，探讨“经验之身”在身份意识形成中如何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如何糅合社会文化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最终回到“棒棒”对其社会身份的感受上。
一、身份意识：“比叫花子好一点”
为了考察“棒棒”身份意识形成的社会因素，笔者对与“棒棒”相关的群体，比如普通市民、政府官员等进行了访谈。其中比较典型的表述是，“‘棒棒’是劳动者”、“没有贵贱之分”。在社会共同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观念下，人们对一切合法的行为都赋予道义的美化，比如“劳动光荣”、“人无贵贱”。但有的受访者直言不讳“一个字：脏”，道出了“棒棒”的社会形象。而“苦，无固定居所，无常人的正常生活”是市民对“棒棒”生存现状的评价。“处于社会底层”则是对“棒棒”社会地位的评价。其实无论是在学术话语中，还是在政府、市民的观念中，按照职业和收入标准来划分，“棒棒”都处于社会的底层。非“棒棒”群体表述中极力掩饰的地位歧视虽然不言自明，但身份意识终归是心理和观念层面的内容，他们闪烁其词的评价还不足以深刻地揭示“棒棒”身份意识的内容和形成特点。
身处社会底层的“他者”有着不为人知的坎坷和尴尬，这是底层叙事的基调。研究对象究竟有着怎样的感受、负面程度有多深，却不得而知。在关于“你认为‘棒棒’的地位如何？”的访谈中，“棒棒”大多会用“社会的最底层最底层”、“重庆什么都缺就不缺‘棒棒’”、“低人一等”、“‘棒棒’要矮一截”、“我们‘棒棒’是最低档的”、“比叫花子好一点”、“在农民工中也算最低档的”等表述来表达他们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认识及其身份感受。这体现了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高度一致性，但隐含在“棒棒”表述中的身份意识真的那么悲观吗？
笔者继续追问：“你是如何感受的？”一位年过五旬的女性受访者这样告诉我，“‘棒棒’是最下等的活路。我想到自己是一个女娃儿（女性），找不到好活路，做这个好下等，好下贱哟，不好得。妹儿，你不了解我们情况嘛，说起都没有脸！”其他相关的表述有，“不好意思”、“低贱得很”、“丢人现眼的，没得身份，丢脸得很”、“很自卑”等。在使用这些情绪化的词语时，他们通常会详尽地描述初入“棒棒”行业时“不好意思”的具体表现；有的“棒棒”甩在这边，人站在那边；有的“把棒棒放在屋头，有活喊，才出去”。有的“把棒棒藏在衣服里才出去”；有的“才出来（入行）的就跟在后面，由老‘棒棒’捞（拿）棒棒”；有的“走中间，像怕鬼一样”。诸如此类的表现，“棒棒”谈起来绘声绘色。这是他们从业初期就有的感受，是在对“棒棒”行业还无切身的身体感知之前就有的关乎身份的典型意识，所以对身份意识之建构成分的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过分。
二、劳动观念与身份意识：“下力好脏人”
“棒棒”对自我身份有着明显负面的判断。他们虽用词不同，但有一条共同的身份意识主线，即“棒棒”作为农民工，特别是作为城市苦力的“卑微”的身份特质。农民工都面临是否被都市接纳或是否能够融入都市的问题，但“棒棒”更容易成为被边缘和被他者化的“卑微”群体。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棒棒”为何认同这样的社会地位？他们如何接受这样的价值评判？隐藏在社会阶序中的“卑微”者衡量“卑微”的标准是什么？在关于“为什么觉得捞棒棒低贱”的问题上，受访者的回答凸显了“棒棒”不同于其他农民工群体的感受，因为一路下来，尽是他们对“卑微”的理解。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往往与行业特征紧密相连，而且直接归因于“下力”的身体。在他们理解，从事“棒棒”行业是他们在都市社会中“被瞧不起”的根本原因。由于身体是他们谋生的本钱，为了生存就不可能改变身体的现状，生存的无奈和客观现实不容他们放弃这个职业，因而，他们接受和认同社会的分层和价值评价，并形成“下力好脏（羞）人”的情绪和感受。此处的“脏”并非与干净相对应，而是表达“丢脸、不好意思、羞”之意。
由于体力是唯一的谋生资本，虽然“棒棒”抱着“在农村下力，在这儿也下力”的意识入城打工，但谋生的经历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下力低贱”。入城前，凭一身劳力谋生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在集体经济时代的农村，全劳力就能拿满工分，那是很自豪的资本。不过，虽然“祖祖辈辈都是下力，在屋头种庄稼下力是为了敷嘴（吃饭），在外头捞棒棒也是为了敷嘴”。但进入都市后，艰辛的从业过程使他们逐步意识到都市并不缺少“力气”，进而发现下力“低人一等”。这折射出“棒棒”的身份意识与“下力”的社会文化意义之间的联系，背后其实是一个劳动观念的问题。
如果说在西方体力劳动的目的为培养谦卑，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惩戒项目。[2]在中国的传统劳动观中，对劳动的价值评价则一直模糊不清。劳动的神圣性被赞美的同时，体力劳动者却被归类于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自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这种矛盾就伴生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古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3]之说就鄙视体力劳动，并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为社会分工和统治寻求合理的解释。当然，劳动观念不仅根植于中国传统观念中对体力劳动的体认，还先后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去意识形态后商品经济社会中劳动观的洗礼。都市社会对专业劳动力的需求加速了体力劳动者沦为传统的、落后的、边缘的“他者”的进程。同时，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劳动力需求的本质区别也促使“棒棒”逐步接受和认同社会主流的劳动观念。
“棒棒”作为谋生手段的身体，尤其是农村中老年男性谋生的身体，被压在整个劳务资源的底层。他们或有过进工厂，或有过到建筑工地打工的经历，都是以从事最脏、最累、最重的“下力”活为其谋生之道。“棒棒”生计的资本是身体，体力的大小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正如他们的说法，“‘棒棒’身体要强壮，要没得病，身体是找钱的本钱。一说‘棒棒’就是下力的，找不到pā hé钱（容易挣钱）。除了体力，其他不会做。除了流血流汗，没得其他法。我们生下来就是下力的，在农村也是下力的，没有想过搞其他。”报道人的表述凸显了工具性身体对于生存的重要性，而且往往将“下力”的身体的生物性感知与“卑微”联系起来，以至于形成“下力就下贱”的观念。正如有报道人这样认为，“我始终觉得‘棒棒’要矮一截。‘下力’这个名字就没取得好。反正下力就低贱，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在从业过程中，身体无时不在经受重量、烈日、暴雨、饥渴、肮脏、危险的考验。这些看似最直接的生物性的感知，不仅本身在认知世界、感受社会的方式上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不仅是糅合了生理的、社会的、文化的成分的身体经验，是经验之身建构社会身份的过程，而且也是沟通“棒棒”与社会的渠道。
三、底层服务行业与身份意识：“像听人使唤一样”
“下力”之身的社会地位虽因为社会观念的建构和从业者的自我建构而得到了凸显，但还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即“下力”也是将“棒棒”作为工具的身体转化为具有服务能力的身体的过程。受访者对此有这样的理解：“捞棒棒，别人一喊，就一窝蜂跑去抢，喊你东西搬过去搬过来，听他使唤一样，下贱哟！而且别人喊你做什么活，就得做什么活。喊你这样那样做，你还得做！”此类表述说明，除了基于“下力”的身份意识，报道人对“棒棒”行业服务性质的体认也是构成“羞”的情绪的重要内容。
由于“随叫随到”的行业特征，“棒棒”在日常生计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洞察业务机会的经验，用他们的话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对主顾招呼“棒棒”的声音特别敏感，而且随时处于“奔跑”的状态。在田野考察中，我屡屡看到跑出去的“棒棒”尴尬而归，等待他们的是“你想钱想疯了，没见过钱呀”、“你想钱想疯了哟！”“你等着这点钱买米下锅哟！”的嘲笑。报道人表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比如有人喊“胖胖”，听起来就像“棒棒”，我赶紧跑过去，结果喊的是一条狗，这是最大的羞耻。我不好意思折回来，就只有朝一个方向走一段距离，等其他“棒棒”淡忘一点了再回来。你试想一下，二三十个“棒棒”在那儿，别人会嘲笑。再如，有时别人在公路对面招呼羚羊车（重庆出租车的主打车型），把我们“棒棒”盯着，我们还以为喊“棒棒”，几个人跑过去，结果别人招呼出租车。我跑得快些，枪打出头鸟，羞愧得很，当然不好（意思）回来哟！我就转一圈，走到他们目光看不到的地方，隔个半个小时回到原来的位置。[4]
“召之即来”的行业特征使他们难免误将唤狗的、招呼出租车的声音和手势理解为在喊“棒棒”，每每遇到这种尴尬，他们都表现出极大的“羞愧”。
此外，“棒棒”行业的底层性还与“棒棒”从事最脏、最累、没人愿意干的活的客观现实相联系。比如清理化粪池、装广告牌、背病人、背醉汉、背死人、给死人穿衣服等。这些无论在社会主流，还是在“棒棒”看来，都是“低贱的活”。
乔健在对山西乐户的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指出“非生产性行业”是中国传统底层社会的基本特质。[5]当然，这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分层的论断，但传统服务业的底层性在当代“棒棒”身份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也得到了明显体现。“棒棒”所言的“随叫随到”、“召之即来”、“随便使唤”、“随意打发”、“像要钱一样”的服务方式，说明“棒棒”行业与中国传统底层社会的特质有类似之处。
作为工具的身体被任意支配，而且往往被置于社会观念中的低贱服务场景中。因此，“下力”过程中的这种“像听人使唤一样”的身体经验不再是单纯的生物性感知，而是糅合了职业声望的社会评价。这种特殊的服务方式强化了“棒棒”对“卑微”身份的认同。在日常生计中，他们从都市人的神情、话语和态度中看到了自己身份的卑微。感官知觉的强化、社会观念的影响、自我身份的建构将身体经验和身份意识连接起来，而这个过程也离不开物质性身体与社会性身体的互动。
四、身体标签与身份：“人又生得丑，下力莽起吼”
“棒棒”的服务型“下力”的身体，是文化、阶层、地位、身份的载体。既然身体有社会性的一面，那身体景观本身是否也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身体的外在特征与“下力”是否也有联系呢？
“棒棒”往往自嘲，说城里人认为“棒棒”“人又生得丑，下力莽（大声）起吼”。该表述不仅体现了“棒棒”声音、长相方面的特征，而且使人自然联想到体力从业者面貌黝黑、皮肤粗糙、言谈粗犷、举止不拘小节的特点。受访者用“黄皮刮廋”、“说话大声大气”、“不讲究”来形容自己，用“肥头大耳”、“白白净净”、“细皮嫩肉”等来形容城里人。这隐含了“棒棒”对自己的身体在都市中的差异性和“不协调性”的认同。
“棒棒”多为重庆、四川人，都说西南官话，但带着明显的口音和土话，这些语言特点往往是城市人和农村人相互辨认的重要依据。
我们一说话，别人就知道我们是合川的。我问他凭啥子，他说“你说吃gā了，来gā了，走gā了，这个凼（地方），那个凼，就是合川的”。我们不愿意别人lōu（学口音），会刻意避免，否则别人抓你的辫子，重复你的口音你好烦嘛。比如说价的时候，别人学你就把话题转移了，该说的没说。别人明明晓得你是乡巴佬，你还带这些口音纯粹是不打自招。但我们自己摆龙门阵的时候，乡巴佬的话就出来了，那时候口无遮拦。我们以前拉板板车的时候，还故意说“来gā了！”那是喊人让开，我下力人就是来gā了。[6]
此外，“棒棒”日常语言中偶尔也夹杂着在城里人看来粗俗的言辞。事实上，如果深入“棒棒”的日常生活则会发现，他们语言中的很多习惯用语与对生活的关注点相关，比如“搞到着没得？”“今天走杆了哟！”（今天搞到钱了哟）“现在球gā了”（糟糕）就与收入相关。此外，体现在劳动号子中的黄段子在他们看来是“要有骂人（黄色）的话，要开玩笑，干活才提得起劲”。
“在今天，穿着和社会认同并没有完全分离，并且穿着仍是性别、阶级地位和职业身份的符号工具。”[7]即使与非“棒棒”的农民工相比，报道人也认为：“哪怕都是农民，只要是去上班，看起来衣服都要穿得干净点，就要比我们高等一点。”而且，“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棒棒’”。他们不仅意识到自己与城里人体现在身体上的差异，而且也有趋同都市人观念的愿望，但普遍表示“要‘下力’就不可能讲究”。“下力”过程中接触得最多的是大宗货物、化粪池、下水道、垃圾，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想爱干净，想穿干净点，都不得行”。当然，他们也承认这些特征与长期乡村生活形成的生活习惯有关。
可见，面貌、皮肤、语言、穿着、气味是都市人识别“棒棒”最明显的标签，也是“棒棒”因社会评价而认同“卑微”身份的最直接渠道。
有论者认为“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的身体象征标记提示了城乡二元区分”[8]。而“棒棒”身体的象征意义不仅与乡村社会/都市社会的对立相关，还与初级劳动与专业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不同的社会意义相关。“经验之身”经由感知的途径，在社会建构的强大力量下，不自觉地进行着自我身份的建构，与此同时，这些观念和评价也融入了身体经验的方式和过程。因此，“棒棒”深切地感觉“羞”（他们有时也表述为“不好意思”），取决于他们对其社会身份的认同，以及在这一身份认同过程中主动的经验和感受。
人力搬运，本质上是服务型的劳务行业，虽然不同时代对于体力劳动的主流价值观念有所差异，但都无法完全摆脱对其“卑微”特质的认定。需要说明的是，“棒棒”的自卑感有主动感受和社会建构的成分。都市融入过程中的感知强化了这种自卑心态，并促使主体产生“羞”的情绪。“棒棒”身份意识的形成又被日常生活中的被鄙夷、被误会、不信任等遭遇所强化，因此，这种对底层地位的认同和卑微身份的意识形成也是被社会建构的“被动”的承受者之主动体验的结果。
第二节 “羞辱感”体验
以上研究显示“棒棒”往往以“羞”[9]来表达自己在都市生活中的复杂心理感受，“羞”的本质在于自卑的心态，确切地说，是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的自我感受。这是他们作为社会底层，将自己在都市生计过程中遭受社会排斥和歧视的感受，与原有乡土生活经验基础上产生的自卑感结合而成的情绪和情感，是一种对自己卑微身份地位的认同和感知，有着明显的社会建构和主动感受的内涵。这种情感的特质虽然与心理学的“耻辱感”（stigma）[10]的内涵接近，但考虑到“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内涵，以及社会学耻辱（污名）的社会偏差行为内涵，所以本研究认为“棒棒”对身份的感受准确地说应为“羞”，而不为“耻”。
此外，“羞”不仅是一种基于自卑的主动性感受，而且也是一种对外界有意或无意“施辱”的反应，即造成“羞”这种情绪的原因在于“受辱”。在这个意义上，“棒棒”是作为“受辱者”，即“施辱”这种行为和态度针对的对象而存在的。因此，“棒棒”对“施辱”这种行为和态度产生的“羞”的感受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为“羞辱感”。
因此，尽管“棒棒”在主动感知都市，但大量的认知都市世界的素材都来源于他们作为承受者所经历的“遭遇”。他们如何感知和应对这种“遭遇”，将是理解“棒棒”这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认知都市和应对都市这个“他者”的重要内容。本节将侧重考察“棒棒”感知“羞辱”的途径和内容，分析他们对此种心理体验的理解和反思，以及反映在其中的有关社会阶序的身份感知，探讨造成此种心理体验的社会观念、制度性因素和文化差异。
一、“受辱”的主要途径
报道人普遍表示“在城市，好像什么恶习、缺点都针对我们”。大多数报道人都遭遇过“提醒”。如，“‘棒棒’，你莫挨着我哟。你这么脏，莫把我弄脏了。”“咦咦咦，你这个是啥子脚哟？你（恐）怕几个月没有洗过脚！”有报道人描述“别人认出你是当‘棒棒’的，会刻意走远一点”，“有的故意把脸转到一边，把嘴巴蒙（捂）起来”。“棒棒”在都市生活中都不同程度地遭受过类似的“待遇”，都市人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厌恶情绪，在他们看来，莫过于对自己最大的羞辱，成为自身身份意识形成的素材，也是他们感知“受辱”的直接途径。
再如，在生计过程中，当“棒棒”担东西到主顾家后，主顾说：“‘棒棒’，你不要把手放在墙上，等一会我洗不掉！”在电梯里，一同乘坐电梯的人会说：“‘棒棒’，你不要挨着我了，棒棒不要打着我了。”在商店里，售货员可能说：“‘棒棒’，你那个手不要到处摸。有手指拇印印（印迹）。”给人提菜时，主顾说，“‘棒棒’，你不要把袋子放在地上，地上脏得很（很脏），一袋一袋地放在我手上”。实际上，主顾接过手也可能把口袋放在地上。担东西时，主顾说：“‘棒棒’，过来过来，前面有垃圾桶，你眼睛瞎了呀！”揽活时，“棒棒”问人是否有东西挑，别人回答：“不挑，我都是‘棒棒’。”讲价时，主顾喊“抢人哟！”“傻子，还要钱呀，担不担了？”当主顾不信任时，会说：“东西不要搞烂了，撞坏了要赔。”甚至更有仗势欺人的主顾可能吼：“你做不做？”“你想不想在这儿混了？”“信不信喊你滚出去！”诸如此类的话，“棒棒”再熟悉不过了。
通过这些歧视性语言和表情，“棒棒”感知到城里人对待“棒棒”群体的普遍态度。一般受辱的场合大致有两大类。第一类发生在生计过程之中，是因衣服肮脏、与主顾产生力钱分歧、主顾不信任、被误会偷窃等原因，“棒棒”遭受的“羞辱”；因为劳动力低廉，而感知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产生的“羞辱感”；最极端情况是，由于主顾的蛮横、强迫和无端生事而受到的羞辱。第二种发生在非生计场合之中，由于歧视性称呼而受到的羞辱，比如在非谋生场合当路人问路时被称呼为“棒棒”；由于生活方式差异遭受的羞辱，比如因横穿马路而招致谩骂，因服装、长相和体味在公共场所遭受的鄙夷；因农民身份而遭受的羞辱，比如因户口不在重庆主城，子女入学遭受的尴尬，等等。由此可见，受访者在生计场合和非生计场合都有过被“羞辱”的经历，“受辱”不仅是他们作为体力劳动者的遭遇，也是他们作为都市“他者”，即农民工的遭遇。无论是作为中国农民工的一部分，还是城市零散人力搬运的从业人员，他们的“受辱”经历加剧了其身处都市社会底层的痛楚与辛酸。
二、“羞辱”的主要内容
在与“棒棒”相处的日子里，笔者经常耳闻受访者所遭受的羞辱，以及他们所表达的抱怨和不满。在他们看来，自己遭遇的“羞辱”往往与城里人对自己的偏见有关，这些偏见往往与事实不符。借用欧尔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污名”[11]概念，如果我们将某种偏见视为一种“污名”，他们经常谈及的“羞辱”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身体污名、道德污名和能力污名等三个方面。
（一）“脏”：身体污名
报道人常常向笔者抱怨，“有人说农民来了，脏兮兮的，影响市容”。在某些窗口场所（如旅游景点），他们会不定期地受到所谓的规范管理。报道人告诉我，这些规矩一般包括，“有重要领导人到，要求避让”、“不能在标志性建筑下坐着等业务”等。他们对此不能理解，很委屈地说：“游客都可以坐，为什么‘棒棒’不准站在这儿？又没有明文规定。我们不是人呀！为什么我们就影响市容了？”
通过走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等相关机构，笔者了解到虽然某些场所限制“棒棒”进入，但并无相关的法律规定。唯一可能适用于城市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的规定是《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但是，“棒棒”不同于街头占道经营者，他们的谋生方式与街头“擦皮鞋的”[12]有本质差异。“棒棒”唯一的工具就是手上拿着的一根竹棒，还算不上经营物品。他们属于“三无”：无经营物品、无经营行为、更无占道，故城市管理部门无法从制度法规上对其进行现代意义的规范和管理。相关管理人员认为，对零散人力搬运“棒棒”的管理并不是该条例能够规范的，更不是城管人员“教育宣传、劝其离开”就能见效的。[13]
执法依据的欠缺，为零散人力搬运这种传统行业在现代都市的持续存在提供了空间，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受到城市的欢迎，或者城市的接纳。有关当代欧洲城市的研究显示：排斥常具有空间维度。人们虽然可以合法地出入于一个城市，但会有些微妙的或明确的信号、迹象指示某些群体的成员是不受欢迎的。[14]“棒棒”与现代都市不和谐的身影在繁华都市中穿梭，但为现代城市管理理念所不容，相关的城市职能部门对该行业的活动场所没有成文的限制，但不成文的规定比比皆是。这在“棒棒”看来就是不公平，是排斥，“我又不需要摆摊设点，就拿着一根棒棒走动，不应该受到限制”。他们的理由也正好击中了政府职能部门对其规范管理的软肋。
报道人普遍表示“要‘下力’就不可能讲究”。“下力”过程中接触得最多的是大宗货物、化粪池、下水道和垃圾，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想爱干净，想穿干净点，都不得行”。当然，他们也承认这些身体特征与长期乡村生活形成的生活习惯有关。面貌、皮肤、穿着和气味成为“棒棒”有别于都市人的最明显的标签，也是“棒棒”感受“羞辱”的最主要内容，因为这种外显的长相特征和气质仪态作为“下力”生活经历的刻写，被放置在社会身体之上，身体成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标签，并影响着身份的建构。当然，身体污名背后隐含着体现在文化、生计、惯习等层面上的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立与冲突。
（二）“小偷小摸”：道德污名
田野期间，一位报道人晚上打电话给笔者：
今天，我帮一个老太婆通厕所。干完活，她和她儿子说抵门杠（抵门的木棒）和盆子不见了，是我偷了。我说“我没偷，我不可能偷”。我家都在这儿，我偷了东西又跑不了。我敢当着宝轮寺赌咒发誓。他儿子说“说你们偷，就是你们偷的。你们农村人素质低，见到哪样就要拿”。我说“我都三四十岁了，是两个娃儿的老汉（父亲）了”。我不敢和他们吵，只有自己辩解。他还说“你相不相信，我把你打出白崖口”。我说“我没偷，我摸着良心说我们农村人也不是见什么拿什么”。后来东西找到了，那人还是骂骂咧咧的，一点都没有歉意，好像我们掏化粪池的就是贱民，就该遭骂。应该说我们为他们排忧解难，他们不但不感谢我们，还诬陷……哎呀，比这过分的事还多。[15]
显然，“羞辱”的内容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往往与道德品行相联系。访谈过程中，报道人都提到过城市人对农民“小偷小摸”的偏见。陈国怀说：“农民刚到城市，城市人说农民是贼娃子，其实哪是嘛。事实上我们‘棒棒’手脚干净得很，从来不拿别人的东西。”也有人说：“电视剧上说‘棒棒’偷这样那样来卖。一般百分之九十八的‘棒棒’都是下力挣钱，干得下来就干，干不下来就不干。素质差的人有，但是极少。”
经常受到冤枉的小李这样理解：“城里人觉得农民进城，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大量的民工流入城市，有些不好管理，偷抢那些事都是农村人干的，对我们出来打工的，不太欢迎。如果只是城里几个人，他好管理些。”事实上，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必然给治安、公共卫生等带来巨大的压力和考验。
区或市一级的治安违法、犯罪统计中无法确定农民工的具体职业，但是社区户籍警察对辖区内的农民工的职业相对而言更为了解。在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田野点，户籍民警颇有权威地告诉我：“在我们辖区内，‘棒棒’违法犯罪的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一般是偷电线、交通设备、铁或者井盖等。他们通常会说：‘随便偷点城里的东西有什么的，城里人那么有钱。’”一个社区的情况虽然不能涵盖整个重庆，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棒棒”违法犯罪率很低。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某负责人就说过：“农民工真正扛起‘棒棒’吃苦耐劳的不会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这两位直接否定了政府对“棒棒”群体违法犯罪，有认识上的偏见。看来，这种偏见并非来自官方。一段田野经历加深了笔者对此问题的理解，因为笔者“参与”了“棒棒”一笔“不光彩”的业务。
白崖口正街为一条商业步行街。为了美化环境，白崖口街道办事处出资在步行街两边放置了一些大花盆种植桂花树。步行街上有商家嫌桂花树放在店铺前影响生意，就出钱雇李云华等把花盆挪开。
凌晨12点刚过，小李等八人出发了。我跟在后面。小李对我说：“待会你走快点，万一有啥子（事）。”陈波满不在乎：“有啥子嘛？又不犯法。”我问他们花盆不见了，街道会追问吗？他们告诉我这又不是偷，只是稍微挪个位置。都忠超担心：“街上都是摄像头。”尤光权说：“这个又不违法乱纪。”
步行街黑乎乎的，只有几米宽，有两个行人走过来，小李故意对同伴们说：“晚上来抬？白天抬多好嘛。”行人说：“这是偷，哪是抬嘛！”我屏住呼吸，很紧张。小李又自言自语：“哪个想晚上抬嘛，耽误瞌睡。”其他“棒棒”都不说话，继续用绳索套杠子。
花盆和桂花树总共大约4米高，真像“抬八人大轿子”……大约走过50米，小李说：“听到（注意），放的时候悄悄咪咪的。”他们停下来嘀咕把花盆放在哪儿。小李：“这是关键时候。”这时狗叫了，一妇女出来骂“啷凯（为什么）搁在这儿哟，不行，挡住晾衣服了”。众人不敢说话。“不行，搬走！”狗叫得更厉害了。众人不作声，把花盆向前又挪了大约四五米，放下，离开。[16]
这是一次惊险的参与观察，还真有“共犯”的紧张感。小偷小摸并非群体共性，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偷不抢，坚守道德底线。但是，为了挣钱，他们也从事不太光彩的“业务”，比如违规乱倒渣滓、替票贩子买火车票，这些处于违规、违法边缘的业务构成“棒棒”业务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只要不偷不抢，接这些业务没有不心安的”。而在这次抬花盆的过程中，行人不经意的“这是偷，哪是抬嘛”的判断，正体现了社会观念对农民的偏见。
就连拥有城市户口的“棒棒”对农村“棒棒”都有这种偏见：“农村的‘棒棒’有农民小意识的思想，改变不了，你要承认。下力就下力，不能偷鸡摸狗，不能没有道德。他们素质低，一般就是顺手牵羊，老板不注意就被偷了。”可见，城市人对农民的道德评价不再是传统的勤劳、诚实，而是奸猾、喜欢占小便宜。诚然，有一部分“棒棒”在业务过程中，特别是在为主顾搬家过程中，很在乎主顾是否有东西送给他。甚至有些“棒棒”嘴很甜，总是主动请求主顾把不需要的东西送给他，但这种人“做到太过分了”，在其他“棒棒”看来是“汉奸”，有损“棒棒”的集体形象。报道人们通常认为除非别人主动给东西，他们绝不会“低三下四地求人”。
有关“棒棒”违法状况的考察使笔者想到一位学者曾讲过的故事：一个东北农民因入城打工找不到适当工作，没钱买吃的，便像在农村吃别家园子的水果蔬菜一样在一家饭店随手拿了一捆葱。当警察抓他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偷东西。由此看来，农民对偷窃的概念有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断。[17]在田野中，受访者到工地“拿”点河沙，把路上“捡”到的东西带回家的例子并不鲜见。
农民生存的物质条件极为有限，他们想尽办法获得物质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如前分析，这与农民对民间社会秩序和传统正义观的理解和阐释有关。事实上，当地社会中很少有“棒棒”借口搬运货物偷东西的事件发生。相反，在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有关“棒棒”担着货物尽力寻找主顾的事例。虽然信任构成了市民之间互动的基础，但无论怎样，城市人往往将这些负面的形象赋予农民，自然也强加给了“棒棒”。
（三）“傻农民”：能力污名
报道人普遍认为自己在城市人心目中是“奸猾，要价高”的形象。在我与重庆市民的交谈中，也有人提到有的“棒棒”漫天要价的情形。一位市政府官员坦言：“对‘棒棒’多是同情，一次帮我服务，说是为孩子上大学而为，我付给他多一倍的工钱；但是要价高，刁难时，我也骂过‘苦下力的’。”这说明在现实中，“棒棒”不合理要价的情况还是存在，它无疑也打破了都市人对农民诚实、淳朴的想象。
但凡有过“棒棒”从业经历的人在求职过程中会有意识地隐瞒这段经历，正是基于这方面的顾虑。与重庆市某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就业局负责人谈到“棒棒”到劳务市场找工作是否填报前职业时，她告诉我：“一般不会填，因为企业对‘棒棒’的印象不是很好，农民都会说自己刚从农村出来的，这样给老板一种很单纯、老实的感觉。这种出来混了几十年的‘棒棒’已经很油（滑头）了！”显然，用工单位不仅有对劳动力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有对求职者“单纯、老实”的要求。都市人对地道农民的想象往往与勤劳、老实相联系，他们对“棒棒”的偏见则无论是不是有据可依，都发挥了都市对农民形象进行再造的功能。实际上，在融入都市的过程中，“棒棒”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处世方式和行为准则，呈现在都市人面前的也不再是老实、憨厚、听话的形象，而都市希望的农民是传统意义上的，是不能比他们更精于算计和更能干的人。
城里人一方面认为“棒棒”“奸猾”，这是与驯服或憨厚相对立的一种负面的评价。另一方面，城里人也认为，与城里人相比，农民终归是农民，在能力上是比不上城里人的。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重庆，农民与城里人发生冲突时，经常被骂为“傻农民”。这是我的报道人最不能接受的称呼。
报道人认为这是因为“城市人从骨子里看不起我们”。他们不服气，“我在重庆干过种花、修枝，‘棒棒’还是很多事情都会做，不是像电视上说的我们是‘傻“棒棒”’。我们是穷，但我们不傻。只是说我们不会那些高科技，因为我们没接触过。一目了然的事，我们‘棒棒’看到别人做一次，我们就会了”。因此，有报道人说：“喊‘傻农民’是在作践我们。”
“棒棒”在山城家喻户晓，无论是以“棒棒”为主题的电视剧还是网络视频，无论是在媒体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不鲜见“棒棒”的身影。“棒棒”中识字的也经常捡报纸来看，但大多喜欢看电视。他们认为电视媒体有时候在丑化他们，而且为此展开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某些戏剧化的剧情上。比如有受访者感言，“拿两块钱喊‘棒棒’把狗儿哭上山（送葬），是说我们农村人没得钱，把狗儿当祖宗去哭。自己的爸妈死了才可以去哭。真以为我们农村人没得那两个钱活不下去！这是在丑化我们农村人。其实，随便你拿好多钱，都没有人去哭（丧）。”[18]类似的影视作品突出“棒棒”的“土味”，是将之放到重庆的地域文化中进行的艺术加工，但这些影视人物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负面影响，进一步固化了主流对“棒棒”的偏见，加剧了“棒棒”被污名化的程度。
都市对“棒棒”的身体污名、道德污名和能力污名集中呈现了“棒棒”遭受偏见及其“羞辱”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揭示了身体所铭刻的不同阶层间的文化差异，以及社会观念如何建构了重庆“棒棒”低下的社会地位。
三、“羞辱”的归因
重庆“棒棒”在身体、道德和能力上遭受的偏见展示了该群体被“羞辱”的主要内容。然而，这并不能揭示该群体对其遭受“羞辱”的原因的认识。事实上，作为农民工，他们很清楚城乡差别性对待的存在，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被都市接纳的历程并不顺利。受访者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局内人”对“羞辱”之归因的理解。
（一）社会不公正
重庆“棒棒”感知的城乡不公平待遇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
有报道人这样表述：“农民始终受气，养老保险、福利保险、医疗保险都没法与城里人相比，一旦生大病，就只有死了。”此外，报道人理解的不公平和差异性还集中在户籍制度、子女就读等方面。他们对于前几年深夜敲门时的慌张还记忆犹新，用“睡到半夜查暂住证，鸡飞狗跳的”来形容当时的情形和感受。李云华大儿子读小学二年级时转到白崖口小学，当时一个学期四百元块钱的借读费。邓胜康儿子在重庆主城某中学就读，由于该校不是农民工学校，儿子户口不在重庆主城，就读三年缴了四千借读费。当笔者快离开田野时，他儿子即将高中毕业。由于高考还未实现异地参考，儿子必须回合川高考，他正犯愁又要给儿子转学。由此可见，受访者有对现存社会保障制度的抱怨，有对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公平的期待。宏观的制度性屏障成为受访者理解他们“受辱”之根源的重要切入点。
该群体都市生活经历中所感受到的微观层面的不公平待遇更为普遍。报道人一聊起这些，就愤愤不平。
甲：上电梯不能提（拿）棒棒，有人说是不安全。
乙：在他的眼中，“棒棒”是下等人。你如果把棒棒给老板拿着走，就不会干涉你。如果是我们拿起，他就恶凶凶的，“罚五块”。确实是欺负人。如果是看到有点钱的，如果是你（笔者）拿，就不得干涉你，不得罚你的款。
丙：他们认为我们是农村人，那保安也是从农村来的。
乙：但保安是有单位的。我们算个啥子。狗眼看不起人。[19]
一般来说，商场、客运电梯、宾馆都不允许“棒棒”进入。如果说某些场所不让他们拿着工具进入有一定的合理性，那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可以理解。但事实是，如果主顾拿着一根棒棒就没人干涉，农民长相的人拿着就不行！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报道人感到“不公”的怨愤所在。
2009年春节刚过，我到沙坪坝新世纪超市购物，刚到门口，一个女性“棒棒”（我不认识她）就拿着一大沓收银小票，请我帮她到礼品兑换处换几包洗衣粉。我壮着胆子去了，结果工作人员说，必须是同一张消费卡上的收银条累积起来才可以领取奖品。我失望地走出来告诉她，她抱怨这规定就是针对她们“棒棒”。[20]且不谈商场促销行为及其规定的合理性，但有意思的是“棒棒”对此的态度和评价。“棒棒”对不公平待遇有着强烈的敏感，无论事情本身是否合情合理，他们在直觉上就认为城市对待农村人与城里人是有区别的。
（二）社会排斥
在调查中，有一个普遍现象：收入高的“棒棒”往往隐瞒自己的收入。当王运林如实告诉我他一年的纯收入时，在一旁的爱人赶紧插话说：“你不要这样说！上面（政府）知道了，会说农民收入高，抢城里人的饭碗。像我们农村还有很多人很穷，穿补巴（补丁）衣服。”言外之意，都市人对农民工收入高是不满意的，甚至以“抢城里人的饭碗”为由排斥农民。
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有的城里人甚至认为“你是农民，到这儿来干啥？回去挖泥巴！”在都市低端劳务市场，这种观点很普遍。城市下岗职工，特别是无稳定收入者，对农民工的排斥主要源于双方争夺就业机会的矛盾。我在街边与赖廷光聊天时，有“面的”（以重庆长安车载客或运货的人）和“摩的”（以摩托车载客为生的人）司机加入，于是有了如下的对话：
“面的”：其实农村人和城市人都是一样的，但农村人进来后把价格杀得很烂（低）。我们原来生意做得还好，现在只挣点稀饭钱，除了做点朋友的（业务），其他的都遭（被）农民做完了。他价格低。
笔者：你意思是说农民工进城抢了你的饭碗？
“面的”：嗯。当然农民进来了也有好处，比如卖菜的，都是农村人，城市人哪个去卖菜嘛。关键是农民不能把哪样都做了。你看现在哪样不是农民工打主力。
“摩的”：别人25（元）要拉（载客载货），你25为啥就不拉。
“面的”：那是行规问题，晓不晓得。农村人进来，不晓得行规。你是“摩的”，摩托车起步3块，你2块走不走嘛？
“摩的”：要走，看走哪点。
“面的”：面的起步都要30元，这是行规问题。统一都是这个价，你们要来杀价。
赖廷光（“面的”司机走后）：城市的人吃不得苦，只会找点手边（容易找）的钱。农民到城市就不怕吃劳苦。[21]
类似“面的”司机这样的城市低收入人员，将自己收入的减少归因于农民工杀价，并认为农民工应该安心城市人不屑于从事的行业，不能超越底线而靠廉价劳动力挣钱。虽然，在此种情形中，都市人所排除的主要是农民工中“能干”的一部分人，而事实上，部分“棒棒”也在他所指的“能干”之列。在“棒棒”看来，城市人，特别是低保户，没有就业机会源于“又穷又懒，怕苦，拉不下面子”，而不是农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
此外，报道人还有这样的理解：“农村人入城打工，城市人多了，水呀、电呀，什么都用得多，有人说房子都是农民买贵的，炒高了的。”这也反映了“棒棒”如何认识都市人看待农民工入城的态度。他们认为都市人将社会治安的恶化、公共资源的匮乏、甚至房价的上涨都归咎于他们，从而排斥他们。
由于政府和社会所提供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还跟不上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结构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打破，都市有限的生存空间必然排斥作为“他者”的农民工，这是当前像重庆“棒棒”这样的农民工遭受“羞辱”的结构性原因。
四、“羞辱感”：一种身份感知
重庆“棒棒”都市生活中的“羞辱感”体验，源于都市对农民工的排斥。诚然，对农民的排斥是都市的本性，泛滥的排斥凝缩了城市生活实践中的社会不公正，使“棒棒”的“羞辱感”成为其有关社会阶序的身份感知中最凸显的一部分。但是，本研究注意到，该群体共性与差异性并存，重庆“棒棒”对于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感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由此产生的羞辱感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对差异性的分析为我们理解重庆“棒棒”的身份感知的特殊性提供了启发。
身份感知的敏感度一般与年龄有关。年龄较大的人有较固定的生活模式、更丰富的生活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较之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多的乡土特质，他们不一定追求对都市的归属，对于都市的期望没有年轻人高，所以由身份、社会地位带来的羞辱感，包括担心别人瞧不起而拒绝交往、对别人的态度敏感、隐匿自己身份的欲望等就相对较轻。而且因为从业时间较长，报道人逐渐接受了自己的身份事实；对该行业的熟悉程度和适应能力的增强，特别是收入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羞辱感。此外，在其他因素没有显著性差异的前提下，女性从业者的羞辱感程度明显高于男性。
需要强调的是，感知是一种社会经历。故“棒棒”的身份意识是逐步形成的，“棒棒”对于身份、地位的感知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都市想象阶段，对身份的感知非常模糊；进入都市后，由于景观对视觉的第一刺激是异常深刻的，“棒棒”也经历了身份归属和情感上的巨大冲击。特别是刚入行时，他们经历了一个被排斥的高峰期，大多会用“不好意思”、“好脏人哟”回忆当时的感受。这个时期的自卑感并非完全来自于外来排斥的刺激，也有一些来自自己固有观念的惯性影响。“不好意思”的内涵，即是身份自卑导致的“羞”和“辱”。这是对自我身份的反思性评价，是都市感知过程中最深刻、最概括性的认知体验。
有过多年从业的经历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经常说“习惯了就好了”。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棒棒”的羞耻感、受辱感为暂时的情绪，从事该行业并不会带来恒定和长期的羞辱。一旦离开受辱场域，羞辱感通常会减退或消失。我访谈到的向上流动或者返乡的个案，当事人都表示不会因从事过“棒棒”行业而永久性地背负羞辱。这正是“棒棒”这个底层社会群体“底层性”的特殊性所在。另一方面，“羞辱感”强弱的变化也因为他们主动采取了应对的措施。可以认为“羞辱感”的减弱，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他们有了更有效地应对的心态和方法。“棒棒”在都市化体验中不断修正对身份的认识和评价。他们对固有农民身份的认同程度与对当下职业身份的社会地位的感知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他们具有特殊意义的应对心态。事实上，身份感知中负面的情感和心态不是无限制地积聚，而是在不断消解和化解，否则当下不可能还有那么大规模的“棒棒”群体活跃在山城。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将在下一节展开。
以上研究的关注点不在于排斥或歧视的主体，而侧重于被歧视一方的遭遇和体验，我们应特别关注一个个活生生的农民工面对由社会的不公正、城乡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歧视时所经历的独特心理体验。他们对社会排斥的认识，与城乡差异背景中的都市底层群体体现出共性。不仅于此，人力搬运，本质上是服务型的劳务行业，虽然不同时代对于体力劳动的主流价值观念有所差异，但都无法完全摆脱对其“卑微”特质的认定。从当下“棒棒”的身份感知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棒棒”对于这样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所产生的“羞辱感”的深刻程度是有别于其他农民工群体的。因此，“羞辱感”这一心理体验使得“棒棒”在社会结构性压力下、城乡两种文化的缝隙间、森严的社会等级中处于底层的生存状态得以呈现，揭示了由制度的、观念的、文化的原因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社会歧视的问题。“棒棒”身份感知过程中的“羞辱感”体验是他们都市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此类体验有助于理解“棒棒”这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是如何认知都市和应对都市的。
第三节 “忍”与身份认同
“棒棒”对卑微地位的感知及其羞辱感体验，是其都市融入过程中来自心灵最深处的关乎身份、地位的情感体验，由于其普遍性，它成了“棒棒”群体心理体验最为突出的一面。在访谈的过程中，很多报道人每次讲述完受辱的经历、表达出愤怒与无奈之后，往往会采取自我安慰的态度。在生活的常态中，这群以入城农民为主体的都市底层职业群体表现出来的也主要是“想得开”、“没得啥子”、“习惯了就好了”，甚至是“没得歧视”。这究竟是安贫乐道的传统人格和农民短视行为的延续，还是入城农民这种边缘化的地位已经可怕地演变成为一套理所当然的秩序，进而剥夺了他们对社会排斥的感知意识呢？
梳理与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笔者发现他们的负面感受和情绪真实地存在，但他们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应对心态，甚至发展出一系列的心理平衡机制来纾解这些负面情绪。本节将考察“棒棒”在城市生活中面对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时的应对心态，揭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这种心理平衡机制对于“棒棒”这样的都市底层群体的意义和内涵，探讨农民工与都市人的群际冲突语境中此种应对心态背后的身份认同问题。
一、忍：应对与都市人的冲突
作为都市零散人力搬运群体，重庆“棒棒”凭一身好“气力”在都市中谋生存。在这个过程中，“下力”的身体经验对“棒棒”身份意识的形成作用重大，此外，社会意识形态也建构了“棒棒”“下贱”的身份意识，城/乡、脑力/体力、洁净/肮脏、土气/时尚等二元对立共同建构了“棒棒”低下的社会地位。在城市生活中，歧视和排斥体现在城里人对待“棒棒”群体的态度上。“棒棒”主要通过歧视性语言和表情感知这种态度所反映的社会的不公正。由于城里人对待“棒棒”群体的普遍态度包含了“羞辱”的成分，使得“羞辱感”成为重庆“棒棒”城市生活中人际实践中一种重要的心理体验。当然，面对“羞辱”，每一个正常人都会产生愤怒情绪。愤怒是人们感到不满时的一种情绪反应，往往伴随一些发泄的行为，以达到发泄愤怒的目的。
愤怒的情绪诉求因文化、个体而不同，发泄方式可能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诉讼、自杀、群体暴动等，但也并不总是引起疾风暴雨式的冲突，经常会有一方做出形式上的妥协。比如布须曼人、因纽特人认为表现出愤怒是令人可耻的，因为他们的文化认为愤怒使人失去自我控制，沦落到动物层面。此外，包括日本、中国、越南、朝鲜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其民族性格的特点都强调在激惹和困境面前的自制和忍耐。[22]中国人往往将通过自抑以避免冲突作为一条行为准则，提倡“小不忍则乱大谋”、“让三分心平气和，退一步海阔天空”，不一定非要“匹夫见辱，拔剑而起”。这正如某些学者的观点，忍往往有力地平衡了“气”，实现“以忍御气”。[23]
重庆“棒棒”遭受社会歧视和羞辱时，其心中的愤怒情绪呈现怎样的状态呢？其内心的“气”及其相关负面感受和情绪是否能够或者如何“释放”、“平衡”或“消解”呢？笔者所有的报道人在描述入城打工后经历羞辱的体验时，都会频繁地用“忍”或类似于“忍”的词汇来表达面对羞辱的无奈与无助，以及抑制愤怒过程中的焦灼与痛苦。
表7-1 “忍”的表述用词一览表[24]
“忍”意味着退让、宽容、无助或无奈。有关“忍”的词汇成为“棒棒”城市生活心态的表述中最为突出的语言现象。人会对经常感受到的情感赋予多样化的表达，因此报道人的表述中关于“忍”的丰富表达，印证了重庆“棒棒”在从事零散人力搬运的经历中所遭受的尴尬和羞辱是其城市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心理体验，他们对此的应对态度构成该群体城市生活心态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忍”可谓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人际实践的一条基本准则。
显然，“棒棒”群体应对羞辱、“消解”盛怒的“忍”并非道德修身的手段和非人格高贵涵养之体现的“德性之忍”，而是为了避免冲突的“人际之忍”。而且，都市底层人群“忍”不同于诸如村落社会这类熟人社会内部的“伦理之忍”，后者“忍”的基础是伦常、人情、面子和关系。重庆“棒棒”的“忍”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被欺凌的弱者面对强者的无可奈何的忍，是位于社会底层的弱者处理、应对与强者的冲突的处世哲学。[25]
然而，笔者以为对重庆“棒棒”“忍”的理解应不止于此。因为重庆“棒棒”此种无奈之忍并非发生在“棒棒”之间及其亲戚或同乡之间，而是发生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都市人与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事人力搬运后，依然背负着“农民”的标签，并被贴上“下力”的符号，成为都市排斥的对象、“施辱”的承受者。在这个过程中滋生的冲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具有特定关系的个体之间的冲突，而应定位为群际间冲突。由于群际间冲突，特别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歧视和排斥往往涉及群体成员的身份问题，所以重庆“棒棒”对都市人的“忍”无法回避与身份认同的关联。当然，身份认同是“忍”研究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它往往与农民工入城的现实目的以及生活实践中的处世方式交织在一起。
二、忍的目的：为何而忍
一般来说，“无奈之忍”不是自觉的选择，而是被迫的承受[26]，主要是基于自保的本能。心理学主张，“忍具有目的性：忍是一个目标导引的心理历程”。[27]笔者对此表示认同，并坚持即使是弱者的无可奈何之忍也有目的性。就重庆“棒棒”而言，虽然“忍”的用语丰富，但“忍”的动机高度一致。重庆“棒棒”“忍”的动机集中于避免麻烦和挣钱两个方面。最具典型性的表述为“出门都是求财，哪是求祸嘛！”“为了生存就不顾面子了！”“我受到耻辱没有关系，只要拿钱回家。”
无论是德行修养的忍，还是人际之忍，“忍”都是为了避免冲突，即使只是暂时地回避正面冲突。只不过“忍”的具体目标因“忍”的内容而有所差异。比如：德行修养的“忍”有其超越性的目的，它可能“并不总是为了个体的利益，更多的是为了他人或公众的利益”[28]；基于儒家的礼治伦常的人情、面子、关系的“忍”是为了无讼、息事宁人；而“忍而后发”之“忍”的目的在于“不忍”，工具性非常强烈。就“棒棒”而言，他们避免冲突的目标是为了挣钱，这容纳了重庆“棒棒”通常表述中“忍”的动机的两个方面，其中，避免冲突是手段，挣钱是避免冲突的目的。
到都市谋生，增加收入，以改善家庭生活，是“棒棒”普遍认同的入城动机，他们“忍”的动机与入城动机是一致的。也可理解为，因为有了这样的入城动机才有这样的“忍”的动机。这一重合强化了“棒棒”在都市实践中能忍己所不欲的羞辱的可能性。所以，尽管农民从农村到都市的空间置换意味着他们与都市人之间必然产生互动，有被都市人歧视和排斥的可能，但是由于他们坚守入城的目的，他们就会在这一现实的利益诉求下采取“忍”的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棒棒”特别看重能否“挣钱拿回家”。较之家庭生活的质量和家庭的未来考虑，暂时性的羞辱并非不能忍受。“家”在中国人生命中的地位，在“棒棒”倍受羞辱，却以“忍”应对的心理历程中得到表达。
简言之，重庆“棒棒”的“忍”是无奈的、被迫的，但也是理性的。它既是出于自保的本能，也与小农的理性计算相关联。“忍”不是苟且，而是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在弱者、“他者”或“边际人”与强势群体互动的人际实践中发挥着作用。
三、忍的策略：何以能忍
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在（忍）这样的心理历程中，个人必须选择适当的策略，以有效且顺利地执行自抑的心理机制或历程，去做己所不欲的行为或承担己所不欲的痛苦。”[29]对重庆“棒棒”的深度访谈资料显示报道人能够忍不能忍之羞辱，主要有赖于他们在与都市的互动过程中能够适时转换思维方式，寻求自己在与都市人对立冲突中的优势和正义平衡感。
（一）认识优势
前一部分研究发现现实的利益诉求构成“棒棒”“忍”的动机。同理，如果他们能够在与都市人的互动过程中占据经济利益上的优势，也必然极大地帮助他们实现自抑。
重庆“棒棒”是体力劳动者，具有农民和低阶劳动者的身份重叠而生成的职业身份。由于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底层，“棒棒”的选择性、能动性极为有限。但是，在他们看来，自己能够靠重体力支出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而且在生计中也有选择、讲价、谈条件的空间，因此经常流露出因为收获到比预期更多的收入而产生的愉悦与自豪。
金钱是衡量人的身份的重要纬度，消费能力是自我满足感的一把标尺。“跟那些城里一般的人相比，我们过得还比他们好点。”“棒棒”对城市低收入人群表示不屑。“那些人一个月七八百块钱，最多一千块钱一个月。那么一点钱，我们还花不出手。”“棒棒”在与都市人对立冲突过程中滋生的不平衡心理，往往在发现自己的优势后得到缓解，尽管参照的对象并不一定带有普遍性。
李云华曾自豪地告诉我：“经常有人在我背后指指戳戳地说，‘你莫看他捞棒棒，房子买起很大一栋’。我心里头乐滋滋的。”尽管人力搬运从业者身份卑微，但他们认识到这一行业卑微身份背后的利益所在，较之周围城市低收入者的经济收入，他们颇有经济成就感，这无疑是协调心理不平衡的关键所在。在他家驻留期间，笔者经常见他逗儿子：“搞不搞我这个，挣得起钱哟，可以按揭买房哟。”
有报道人认为：“没到城市来之前，认为城市人都精灵（聪明），来了后发现城市也有傻子，比农村还多些。”因“赚了城里人的钱”而产生的愉悦感对于“棒棒”而言是其与都市人互动过程中占据优势的集中体现，这表明他们具有与城里人这个“他者”互动过程中的能动性。除此之外，“棒棒”认为自己还拥有都市人无法企及的优势，这与重庆“棒棒”独特的生计方式有关。
重庆市民有这样的感叹：“捞棒棒自由。我们还想捞棒棒。做其他的，还要受管。”有小商店老板毫不客气地对笔者说：“他们比你上班的还自由，一天都在耍。没得责任，又单纯。”他们无不表示对“棒棒”貌似“好耍”的生活方式的羡慕。事实上，这也成为在经济成就感的基础上，重庆“棒棒”对自身优势的进一步认知。
报道人常说“干这一行，比谁都自由”。所谓的“自由”主要指进出该行当从事人力搬运“没人管”、生计过程中劳动力节奏的把握上“没人管”、时间安排上“没人管”、业务接受与否的决策“没人管”。也就是说，他们所言的“自由”在更大的意义上是指他们不接受任何机构、个人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完全的自雇职业者，不受制于雇主管理和制度的规训。
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业以其“自由”吸引了众多从业者，因为“自由”在快节奏、强压力的现代都市中的确很难得。农民入城从业一段时间后，对其生计方式、行业内部社会关系、谋生空间和自身社会地位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和理性认知，他们依然不愿意进工厂当工人、到建筑工地打工、进餐馆当服务员、进物业公司当保安……他们宁肯被人瞧不起、承受侮辱，也要继续从事这份社会地位卑微的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愿受制于别人的安排、接受制度化的管制。“棒棒”生计方式的这一特点迎合了农民对现代制度化管理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方式的抗拒心态，对自由的珍视是他们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坚守。都市人不敢奢望的无人管理、不受约束的“慢生活”，在人力搬运从业者看来并不稀奇，所以当与都市人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因为自己比都市人更“自由”而备感欣慰。
总之，“棒棒”认为在与都市人的互动过程中并非一直处于劣势，特别是他们对自己有一定的能力加入城市竞争的这一认知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即使一部分“棒棒”的经济成就感不强，由于不受制于现代制度化管理，他们也认为自己比都市人生活得更为闲适。可见，“棒棒”这些有关该行业收入状况和生计方式的认知有力地促使其实现自抑的心理历程。
（二）反唇相讥
身处都市社会底层，重庆“棒棒”在与都市人互动交往过程中往往转换思维方式，并通过以反讥（反唇相讥）的形式达到对都市人无理之处的反驳，进而寻得心理的平衡和慰藉。这一“武器”的使用体现在其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重庆当地社会中，“棒棒”与重庆市民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价值”。马家岩临江装饰城附近的都谋表达了这样的心理：“瞧不起我有啥子嘛？在这个地盘，你再有钱都要喊我给你搬。”[30]在一次交谈中，李云华提到他的一位同行受到邻居的辱骂而不反驳的事情，这位同行当时在一旁补充：“过后，有活他还是要喊到我。我以为他不喊我耶！”
由于“棒棒”所承受的羞辱有些来自作为农民所遭受的排斥和歧视，所以“棒棒”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不仅体现在都市对人力搬运行业的需求上，而且还体现在都市对农业的依存上。有报道人说：“有些城市人瞧不起农民，我还瞧不起他，我们农民不产出粮食给他们吃的话，他还搞不成。”类似的表述还如：“没得农民，你吃啥？”“没得我们你（城市人）还不得行（没有办法）”，等等。
具有反讥意味的是滕大文的表述：
你吃的东西都是农村产的。城市人吃的都是农村吃不完的，吃的菜是我们踩了又踩，踏了又踏的，是我们不吃喂猪的。白菜到了二三月间我们喂猪都喂不完的，漂儿白（白菜）我们吃都不吃。城里人吃得尚好。我们农村吃的菜没打农药，你们吃的菜全是农药保出来的。我不仅这样想，还当着（城里人的面）说。[31]
在现代人追求健康、绿色、环保的潮流中，人们向往的无公害蔬菜、清新空气、未污染水源、放心猪肉等基本的生活需求，在“棒棒”看来并不足为奇，是自己生活环境和物质保障中最普通的东西。反讥的效果在于通过“你稀罕的我早就享受了”，“我拥有的，你却没有”的心态来实现心理的平衡和超越。报道人的有些表述尽管不雅，但对都市人的蔑视达到了极致，比如：“在城市死了又不占位置，拉到安乐堂去，烧了骨灰还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在我们农村，人死了还是全尸。”
在这样的心态下，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环境的能力也成为他们反讥都市人的理由。有报道人说：“城里人到农村不习惯，农村人到城市就习惯。农村有蚊子要咬他龟儿子，路上有草，全身起疙瘩。”
一位女性报道人的表述更现实地表达出这种蔑视：
他是下岗的，就是瞧不起我们。我和他吵，我说我有钱佃房子，你没得钱佃房子，相当于国家养孤儿、养五保户。你到我农村看一下，我农村两层楼住起的，猪牛都是住的两层楼，你住的房子还比不上我喂的猪住的（房子）。[32]
她将自己在农村的物质条件与城市低保人员相比较，来寻得优越感和心理的平衡，因为农民有农村为退路。其他报道人也表述“当城市人瞧不起农村人，我就想城市人没得钱的时候一样恼火。农村没有钱，但有粮食”。
此外，针对都市人对农民的歧视性态度，“棒棒”会通过对都市人与农村的固有联系的理解来进行反讥。如滕大文的表述：“城市人说话，很大势（好强），随时欺我们。我就问他老人是不是埋在农村。他就没得话说了。”也有“棒棒”表示：“喊我‘傻农民’。我说，‘你不是农民呀，你还不是农民出身！’”
“棒棒”的农民身份是其遭受都市人歧视的根源。然而，“棒棒”在应对羞辱的时候，却往往基于对农村与都市的差异的认识，特别通过寻求农村较之都市的优势来寻求心理平衡。因此，“棒棒”对都市人的反唇相讥依赖于思维方式的转换，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则基于他们对城乡差异的认知。
（三）寻求正义
人类社会存在一些不同文化、不同阶层都认同的普世价值。当遭受不公正待遇带来社会无力感时，人们可能强化某种价值，这种强化表面上并不构成对施辱者的反抗，但在实践中可以帮助他们顺利实现自抑，而且甚至可能唤醒公众普世价值，以此寻求到所谓“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33]。
在重庆，很少出现“棒棒”偷抢主顾物品的行为。绝大多数报道人坚守“穷要穷得硬走（有骨气），饿要饿得新鲜”[34]，颇有“不受嗟来之食”的豪气。为了坚守“骨气”，他们“凭能力找钱吃饭”、“靠气力挣钱”、“不偷不抢”，认同“劳动光荣”的社会共同价值，也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社会的认同。这与其他学者对沿海零散搬运工的调查发现一致。[35]报道人谈到自己是“棒棒”时都有一种尽管无奈但却自立的自豪感，而且还往往以此来蔑视城市低保人员对国家福利的依赖。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懒惰”，应该鄙视。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光荣”这一共同价值发挥着强大的精神支撑作用。在中国的劳动观念中，尽管对劳动的价值评价一直模糊不清，但吃苦耐劳，较之好吃懒做，必然是正面的价值取向。在此等社会共同价值的支撑下，“棒棒”拥有了自尊，这也是构成心理平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其实现自抑的心理机制。
不仅如此，他们往往还通过唤起对正义的认同，来寻求本来己所不欲的对公正的期待。正如下面的表述所示：
我们两个人跟一个老头搬家，搞了一上午，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五块钱，我说你这是欺负人。他想了一下，拿了两块钱出来，“啪”地一声放在桌子上，凶神恶煞地说你们两个人一人一块，拿了钱快给我滚。我说我们是穷人，我们穷得起，这两块钱送给你，我们不要了。结果那个老头跑出来跟我俩吵起来了。当时有二三十个人围观，我把道理一五一十地讲给人家听，后来他拿了20元钱无地自容地走了。[36]
他们也通过唤起冲突中对方的正义认同感来寻求公正。正如报道人所述“上次我跟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担东西，一两百斤，还是有点远，他拿6块钱，我说你是不是拿少了，他就说脏话。结果我把他教育了一番，现在他看到我都不好意思。我娃儿在合川当老师，我都57（岁）了。”[37]显然，这位报道人利用中国文化中“尊老”的美德来寻求正义感，并在与都市人的冲突中占据了优势。
此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也力图在自己的正义天平上占据优势，获得心理的平衡。比如由于主顾不给工钱或克扣工钱，有的“棒棒”即使面对经济上明显比自己有优势的对方时，有气度不收工钱反而挖苦对方。这种经历并不少见。如：
那天那崽儿（蔑视的指称）喊我和都忠超去抬单车，一辆一块钱，我说一块钱，我送给你。现在哪有一块钱的生意，一块钱买菜都买不到。你说好听点，我不要你那一块钱，算我帮你。你是糟蹋我们噻。你说我没拿钱，又拿了钱。你不拿钱，还欠我一个人情。[38]
综上所述，“棒棒”在为了避免群际冲突而努力实现自抑的心理历程中，往往通过认识自身优势、转换思维方式来消解自卑，通过坚守和唤醒他人的社会共同价值来寻求正义感。这些人际实践中的策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卑感、羞辱感和愤怒感等负面情绪，而且能帮助他们承受己所不欲的痛苦以避免与都市人的冲突。
四、身份认同：何以能忍的关键
在心理学看来，“忍”是一种自抑的心理机制。在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看来，“忍”是中国人人际实践的准则，与面子、人情、关系相关。然而，重庆“棒棒”的人际实践并非发现在闭塞的村落社会，而是在异质性极强的都市社会。他们的“忍”是群际冲突下的心理体验，而群际关系研究涉及的是身份认同和归属的问题。鉴于“棒棒”的负面情绪主要来自都市对他们的歧视和排斥，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背景中，他们采取何种身份认同的取向势必影响其城市生活的心态，关系到自抑的顺利与否。
（一）对“农民命”的认同
“棒棒”面对羞辱表现出的“忍”，是弱者无力的表现，也是他们理性的处世之道。在前面的策略缺失或不奏效，都无法使自己实现情绪的抑制时，他们往往以对“农民命”的认同来安慰盛怒之下备感羞辱的自我，并以此对自己的“忍”进行合理性的解释。有报道人这样表述：“遇到羞辱还不是自己忍着。有啥子事情，遇到不顺心，也不会冲动。只有安慰自己，回去想一想，自己就是农民命。”
古语有“安之若素”，今人则说“天生就是这样的命”、“人不跟命争”或“认命”。这些说法均蕴涵着：“命”标志着人或人力的限度或边界。也就是说，这一意义上的“命”标志着人本身—人的可能性—的某种限度或边界，边界则意味着对种种超越欲望的限制。[39]“农民命”规定了农民出身的农民工外出打工、提高生存能力和幸福的极限，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欲望和追求。既然无论如何只能是个农民，当在都市中遭遇痛苦和羞辱时，纵然“想不通”，也没有必要不满和怨愤，因为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无法达到提高生存能力的预期。显然，对“棒棒”而言，如果接受“农民命”，放弃与“农民命”不相符的欲望和奢望，烦恼、痛苦和羞辱都可以消解。
承认自己“命不好”而“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心态一般被称为认命。然而，“棒棒”从农村到都市、从务农到外出打工本是出于改善家庭生活、提高生存能力的勇者之举，是不安于贫穷的生活现状、为实现梦想和欲望的努力和尝试。如果有可能，他们何尝不希望生活在都市为家庭谋得更为方便的生活，为子女谋得更好的教育环境？然而，他们一方面与“农民命”抗争，一方面又认同“农民命”。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的心态呢？
报道人普遍表示：“对城市的生活，也想（向往）。想不到（实现不了），就算了。我们认命。有好大个能，做好大个事。”由此，“认命”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逆来顺受”或“随遇而安”。“认命”是人们在努力改变现状的过程中，在遭受挫折的人生境遇后，意识到因出身背景、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制约无法实现愿望并接受现实或顺其自然的心理。具体而言，就是将由于自我内在和外来的限制所造成的生存机会选择性匮乏的遭遇归于“命”。“棒棒”认同的“命”并非单指先天的禀赋和天赋的阶层和地位，也包括后天教育、能力、人际等综合资本。因此，“认命”有一种“超越日常意义上的积极与消极这一对立的积极含义”[40]。这样就不难理解“棒棒”既然在都市中遭受羞辱，为何不回复到入城前的生计方式之中，何必在都市忍受羞辱的疑惑。
“棒棒”对“农民命”的认同，是他们面对挫折时的自我安慰，是应对羞辱之平衡机制。事实上，“棒棒”为了消解负面情绪，将对“农民命”的认同作为权宜之计的同时，在行动上从未放弃与“农民命”的抗争。
（二）“疏离”都市人
“忍”是一种心理经验，但是，“忍”并不意味没有任何作为，有时不为也可以同时是另外一种作为。在村落社会中，村民们在忍让的同时，常常孤立使自己无法实现期待的正义衡平感的人。[41]“孤立”通过拉远人与人空间距离来伸张本来己所不欲的正义。当重庆“棒棒”“忍”的时候，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空间位移。这些行为可以细分为三类。
在第一类情形中，“棒棒”在“忍”的同时，对侮辱性的语言表示沉默，以避免进一步受辱或激化冲突。如，“我惹不起你我不惹你，就当没听到，只要没打我”。再如，“我儿（粗话）还理他半句，我当（假装）是聋子，我又不得罪他”。
在第二种情形中，“棒棒”在“忍”的同时，不仅通过沉默，而且通过改变人际距离以避免进一步受辱或激化冲突，如他们所言，“惹不起，我躲得起”。
在第三种情形中，“棒棒”在“忍”的同时，拒绝为向自己施辱的人提供劳务，进而完全规避受辱和冲突的升级。他们通过这种实实在在的惩罚，找回了心理上的平衡感。如：“遇到伤（我）自尊心的（人），我不给他做（业务）。”
伴随“忍”的这三类避让行为在空间上让“棒棒”与都市人拉开距离，就如同特定文化的人们对身体距离的感知一样，这种空间距离是社会性的。这三类行为在规避冲突能力上的强弱程度不同。第一种情形中的“忍”主要是“无为”，无奈的程度最高；第二种情形中的“忍”有了实际的空间位移，更为有效地拉开了社会距离；第三种情形中的“忍”有了对施辱者意愿的违抗，虽然看似默默地走开，但其规避冲突的能力很强，实为弱者的反抗，然而鉴于他们谋生的现实需求，这种方式的出现频率在三者中最低。
本书拟借用“疏离”[42]一词来表述伴随重庆“棒棒”“忍”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心理学使用的“疏离感”，是歧视与自卑心态的反映，它侧重于关注主体在空间疏离上的身份感受、情感体验。
然而，“棒棒”的“疏离”及其感受不仅呈现了他们在都市融入过程中基于身份的自卑感，同时凸显了负面感受下的身份认同及其能动性策略。特别是在社会歧视与排斥的冲击下，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归属有着明晰的认识，并不断地生成适应性策略，主动回避羞辱和冲突。这种主动、积极的“疏离”意识和行为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除了找你们的钱，我不和你们（城里人）来往”。这已经成为大部分“棒棒”与都市人交往的基本准则。“疏离”是由社会经历中的体验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策略。都市底层为了维护自尊，在必要的时刻采用“疏离”的方式，不失为一种都市适应过程中的自我保护策略，从底层群体的角度来看，不完全是消极情感，它相对于无奈之忍有了能动性和自主性，是难能可贵的。
显然，“棒棒”在“忍”的同时，疏离使自己受辱的都市人，这一行为的基础在于他们有着“我群”与“他群”之间社会距离的意识，这种距离是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距离，体现了群际间的区隔、对立与不平等，而该意识的本质在于身份归属。
（三）以农民为参照群体
在实现自抑的过程中，报道人有将农村的优势与都市的劣势相比的心理，但这些比较都并非意在比出高低，而是为了获得心理平衡而采取的策略。但是当“棒棒”在遭受都市人的羞辱，愤怒至极的时候，他们会更多地表示“我不和你比，你狠（厉害）”。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他们在都市社会里很难有优越感。较之城里人，他们更愿意与同行、亲戚、同乡往来和互相比较评价。“我不和你比”是另一种寻求心理平衡的策略。这种心理评价策略涉及比较对象的选择，承载了有关文化观念、身份归属和情感依托的命题。因此，“我不和你比”并非仅仅是一种寻求心理平衡的自我保护策略，而是人伦、传统观念、固有身份与现实地位等因素结合之下形成的复杂心态。
计较与嫉妒往往发生在“棒棒”之间、“棒棒”与亲戚之间、“棒棒”与同乡之间。报道人更在乎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人的评价，也更愿意以这些人为参照对象来评价自己。小李经常流露出羡慕之情：“比如方太亮，整天陪着老板。过年回老家，他老板开车一起回去的。好风光哟！我二爸那家把他奉为上宾。我们就自叹不如。”[43]他希望：“我哪天风风光光开个小车回去，而且还有个驾驶员，回去别人说‘哎，这是李幺娃开的车’，那个才光荣哟。冠冕堂皇的！”当我与他走在合川隆兴镇华侨路上时，他指着路碑说：“别人出资40万修一条公路，这才叫风光。”因为，“乡”依然是“‘衣锦荣归’的去处”[44]。
较之融入都市过程中的艰辛和坎坷，“棒棒”更在乎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他们极不希望农村同乡知道自己在都市的谋生方式。有报道人说：“回到乡里，都不愿意说自己是‘棒棒’。回去别人问你在城里干啥子，只说打工。”有的甚至认为：“只要不是当‘棒棒’，哪怕是没挣到钱，风风火火地回来，别人会认为他找到钱了。”李云华每次回农村都待在家里，忙着帮父母做事，不愿意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