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鸣：
您好！
我又写了几行自以为诗的文字：
如果收拾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个窗口
那是我最常用的东西
我的目光，我的呼吸和我的好梦
我的神思从那儿流向世界
我的世界在那儿幻出奇景
我的快乐，从那儿出发又从那儿回来
黎明夜色都是我的魂灵
大概是我总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唯望您能忍受。
我还是相信，爱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梦想，心愿），并不要求它必须是现实。
现实的内容太多，要有同样多的智谋去应对，势单力薄的理想因此很容易被扯碎，被埋没，剩下的是无穷无尽的事务、消息、反应……所以就有一种潇洒的态度流行：其实并没有什么爱情，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换句话就是：哪有什么理想，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但这潇洒必定经不装迂腐”的多有一问：其实“并没有”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不出没有的是什么，如何断定它没有呢？如果说出了没有的是什么，什么就已经有了。
爱情并非有形之物，爱情是一种心愿，它在思念中、描画中，或者在言说中存在。呼唤它，梦想它，寻找它，乃至丢失它，轻慢它，都说明它是有的，它已经存在。只有认为性欲和婚姻就已经是它的时候，它消失，或者根本不曾出面。
所有的理想都是这个逻辑，没有它的根本不会说它，说它的都因为已经有它。
所以语言重要。语言的重要并不仅在于能够说明什么，更在于可以寻找什么，描画理想，触摸虚幻，步入可能。甚至，世界的无限性即系于语言的无限可能。
写作所以和爱情相近，其主要的关心点都不在空间中发生的事，而在“深夜的戏剧”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我想，关键是要解除白昼的“魔法”（即“确定”所造成的束缚），给语言或思悟以深夜的自由（即对可能的探问）。要是看一出戏，其实在大街上或商店里也能看到，又何必去剧场？要是一种思绪独辟蹊径，拓开了生命的可能之地，没有舞台它也已经是艺术（艺术精神）。有或者没有这样的思绪在飘动，会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
昨天有几个朋友来看我，不知怎么一来说起了美国，其中一个说:“美国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不想当美国人。”另一个说:“那当然，当美国人干嘛？”这对话让我感慨颇多，当不当美国人是一回事，但想不想当美国人确实已经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被强调了，事情就不再那么简单。比如，为什么没有人去考虑要不要当古巴人？或者，你即便声称想当古巴人，也不会在人们心中掀起什么波澜，或引起什么非难。所以，存在之物，在乎其是否已经成为问题，而有没有公认的答案倒可以轻视。
我也并不想当美国人，当然让我去美国玩玩我会很高兴，原因不在于哪儿更好，而在于哪儿更适合我。这都是题外话。再说一句题外话：有人（记不清是谁了）曾经说过：不可以当和尚，但不可以不想当和尚。此言大有其妙。
并非有形的东西才存在。想什么和不想什么，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现实会因而大不相同。譬如神，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相信什么样的神，于是便会有什么样的精神。所谓失神落魄，就是说，那个被言说、被思悟着的信仰（神）如果不对劲儿，现实（魄）必也要出问题。
三毛说“爱如禅，一说就错”，这话说得机巧，但是粗浅。其实禅也离不开说，不说怎么知道一说就错？“一说就错”只不过是说：爱，非语言可以穷荆而同时也恰恰证明，爱，是语言的无限之域。一定要说它是语言的无限之域，是因为，不说（广义地说，包括思考与描画），它就没有，就萎缩，就消失，或者就变质。眼下中国人渐渐地少说它了，谁说谁迂腐，谁累。中国人现在少说理想，多说装修，少说爱情，多言性。中国人现在怕累，因为以往的理想都已落空，因为以往的理想都曾信誓旦旦地想要承包现实。
让理想承包现实，错误大约正从这儿开始。理想可以消失为现实，不可能落实为现实。理想的本质，注定它或者在现实的前面奔跑，或者在现实的上空飘动，绝难把它捉来牢牢地放在床上。两个没有梦想的人，不大可能有爱情，只可以有性和繁殖。同床异梦绝非最糟糕的状态，糟糕的是同床无梦。
我曾经写过：爱这个字，颇多歧义。母爱、父爱等等，说的多半是爱护。“爱牙日”也是说爱护。爱长辈，说的是尊敬，或者还有一点威吓之下的屈从。爱百姓，还是爱护，这算好的，不好时里面的意思就多了。爱哭，爱睡，爱流鼻涕，是说容易、控制不祝爱玩，爱笑，爱桑拿，爱汽车，说的是喜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是想的意思，随便你。“你爱死不死”，也是说请便，不过已经是恨了。
“飘飘欲仙”的感觉，在我想来，仍只在性的领域。性的领域很大，不单是性生活。说得极端些，甚至豪华汽车之于男人，良辰美景之于女人，都在性的领域。因为那仅仅还是喜欢的状态。喜欢的状态是不大可能长久的，正如荷尔蒙的分泌之有限。人的心情多变，但心情的多变无可指责，生活本来多么曲折！因此，爱，虽然赞美激情和“飘飘欲仙”，但并不谴责或遗憾于其短暂。当激情或“飘飘欲仙”的感觉疲倦了，才见爱之要义。
在我看来，爱情大于性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离中的相互敞开。
默然相守，病重时我尤感深刻。那时我病得几乎没了希望，而透析费之高昂更令人不知所措。那时的处境是，有钱（天文数字）就可以活下去，没钱只好眼睁睁地憋死。那时希米日夜在我身边，当然她也没什么办法。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只是一同默默地发愁，和一同以听天由命来相互鼓励。恰是这默默和一同，让我感到了爱的辽阔和深重——爱与性之比，竟是无限与有限之比的悬殊！那大约正是因为，人生的困苦比喜欢要辽阔得多、深重得多吧。所以，喜欢不能证明爱情（但可以证明性），困苦才能证明。这困苦是超越肉体的。肉体的困苦不可能一同，一同的必是精神，而默默，是精神一同面对困苦的证明。那便是爱，是爱情与性之比的辽阔无边，所以令语言力不从心，所以又为语言开辟了无限领域。
相互敞开。人不仅“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且是一个个分开着被抛来的。人的另一种（其实是根本的）困苦，就是这相互的隔离。要超越这隔离，只能是心魂的相互敞开，所以才有语言的不断创造，或者说语言的创造才有了根据，才有了家园，语言的创造才不至于是哗众取宠的胡拼乱凑。这样的家园，也可以就叫做：爱情。
性，所以在爱情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就因为那是语言，那已不仅仅是享乐，那是牵动着一切历史（个人的，以及个人所在其中）的诉说与倾听。
我曾经写过：爱情所以选中性作为表达，作为仪式，正是因为，性，以其极端的遮蔽状态和极端的敞开形式，符合了爱的要求。极端的遮蔽和极端的敞开，只要能表达这一点，不是性也可以，但恰恰是它，性于是走进爱的领地。没有什么比性更能体现这两种极端了，爱情所以看中它，正是要以心魂的敞开去敲碎心魂的遮蔽，爱情找到了它就像艺术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以期梦想可以清晰，可以确凿，可以不忘，尽管人生转眼即是百年。
人大约有两种本性，一是要发展，二是要稳定。没有发展，即是死亡。没有稳定，则一切意义都不能呈现。
譬如“现在”，现在即是一种稳定。现在是多久？一分钟还是一秒钟，或者更长和更短？不，现在并没有客观的度量，现在是精神对一种意义的确认所需要的最短过程。失去对意义的确认，时间便是盲目的，现在便无从捕捉。
我想，发展是属于性的——生长，萌动，更新（比如科学）；稳定是属于爱情的——要使意义得以呈现，得到确认（比如信仰）。
所以不能谴责性的多向与善变，在任何人心中，性都是一团野性的风暴，而那也正是它的力与美。所以也不能谴责爱的相对保守，它希望随时建设一片安详的净土。同样的比喻也适于男性与女性。我不用“男人”与“女人”，意思是，这不是指生理之别，而是指生命态度——男性的态度和女性的态度。上帝的意思大约是：这两种态度都是必要的。所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当然是不易的。不易，因而更要作为一种祈祷而存在。
这个话题显然没完，或者也许不可能完，慢慢说吧。
祝新年好运！己卯吉祥！
史铁生
1998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