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你怎么体验生活的？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某个出版公司跟电视台合作，邀请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后写出这个普通人的传记，电视台再拍成电视片。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没兴趣。我每天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生活不是生活，非要“体验生活”，那是他忽略内心生活，忽略真正的生活。
吴虹飞：你平时的写作是什么样子的？语言的密度、细致，是怎么达到的？
李洱：我是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各有各的习惯，所谓猫钻猫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我的朋友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而且一写就是几千字，大写意，泼墨。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就像在磨洋工。一个句子，放在这里好，还是放在那里好，诸如此类。有点把小说当成女人了。同样是一团脂肪，长在乳房上是一种丰满，长到腰上就是赘肉了。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最要命的是你的想法一直在变。我常常感到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验总是会被新的现实击中，被它冲垮。你的想法，你的观念，也就一直在变化。曹雪芹那个时代最适合写长篇，贾宝玉是什么人，有什么想法，曹雪芹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写出来就行。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发生着变化，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却稳定得就像门前的石狮子。可是现在，贾宝玉接一下电话，是林黛玉的，林黛玉说她在什么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贾府了，贾宝玉立即觉得这个女孩不能要了。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样，突然不怎么样。现在你睡个午觉起来，你的想法可能就变了。这种情况很不适合写长篇，至少不适合再写原来意义上的那种长篇。
吴虹飞：你可有尊崇的作家？
李洱：两个，一个是加缪，一个是哈维尔。哈维尔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我全都看过。他不是一流作家，但他是一流的文人。当了总统之后，他的秉性也没改。他踩着滑板接见贵宾，抽空就写荒诞派戏剧。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还是谈美德吧。从专业角度讲，准确是作家的唯一美德。
吴虹飞：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一点名？一点钱？你最开始写作的时候有什么目的或者动力？
李洱：不是一点名，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
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
吴虹飞：现在读书界、媒体圈子比较认可的卡佛、厄普代克，你怎么看？你在《阅读与写作》一文中提到的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好像对今天的都市人群来讲都太陌生了，太严肃了。
李洱：我读卡佛应该是在（19）89年前后。卡佛是个好作家，好的短篇小说作家。那时候我还在学校教书，我给学生们讲过卡佛，讲他的名篇《大教堂》。有个女生突然泪流满面。我也没有劝她，因为卡佛的小说不会让人号啕大哭、影响课堂秩序的。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槟》。卡佛死前曾经站在床前凝望玫瑰，卡佛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导师契诃夫的死，写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酒，香槟酒的瓶盖自己蹦了出来。这两个细节的意义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辈作家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从契诃夫到卡佛，再到后来的作家。一个作家，往往是在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能够最终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和疑难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它们又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现在终于认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可的是卡佛，下个月是谁？
吴虹飞：你对顾彬的一系列言论怎么看？他毕竟是一个颇可掂量的汉学家。
李洱：顾彬在德国有个绰号，叫“痛苦的耶稣”，可见他在谈论德国文学的时候，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之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说他没说过这话，他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就跟他做了访谈，可是那个访谈却没有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的很多媒体只愿意听他骂中国作家，对他别的话不感兴趣。哈，最早的媒体只是在借顾彬之口骂人，人家要是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注意了，请他骂的是作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家。如果他骂了别的什么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刊登。这是不是很有趣？媒体先塑造出一个自己需要的顾彬，然后别的媒体一哄而上，去讨论同行们精心创作的那个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实想法，别人却很难知道，也没兴趣知道。耶稣若真的复活了，这会不会是他在传媒时代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