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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录》|李洱|从知识分子到农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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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你怎么体验生活的?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某个出版公司跟电视台合作,邀请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后写出这个普通人的传记,电视台再拍成电视片。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没兴趣。我每天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生活不是生活,非要“体验生活”,那是他忽略内心生活,忽略真正的生活。

吴虹飞:你平时的写作是什么样子的?语言的密度、细致,是怎么达到的?

李洱:我是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各有各的习惯,所谓猫钻猫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我的朋友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而且一写就是几千字,大写意,泼墨。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就像在磨洋工。一个句子,放在这里好,还是放在那里好,诸如此类。有点把小说当成女人了。同样是一团脂肪,长在乳房上是一种丰满,长到腰上就是赘肉了。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最要命的是你的想法一直在变。我常常感到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验总是会被新的现实击中,被它冲垮。你的想法,你的观念,也就一直在变化。曹雪芹那个时代最适合写长篇,贾宝玉是什么人,有什么想法,曹雪芹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写出来就行。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发生着变化,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却稳定得就像门前的石狮子。可是现在,贾宝玉接一下电话,是林黛玉的,林黛玉说她在什么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贾府了,贾宝玉立即觉得这个女孩不能要了。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样,突然不怎么样。现在你睡个午觉起来,你的想法可能就变了。这种情况很不适合写长篇,至少不适合再写原来意义上的那种长篇。

吴虹飞:你可有尊崇的作家?

李洱:两个,一个是加缪,一个是哈维尔。哈维尔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我全都看过。他不是一流作家,但他是一流的文人。当了总统之后,他的秉性也没改。他踩着滑板接见贵宾,抽空就写荒诞派戏剧。

吴虹飞:你如何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还是谈美德吧。从专业角度讲,准确是作家的唯一美德。

吴虹飞: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一点名?一点钱?你最开始写作的时候有什么目的或者动力?

李洱:不是一点名,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

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

吴虹飞:现在读书界、媒体圈子比较认可的卡佛、厄普代克,你怎么看?你在《阅读与写作》一文中提到的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好像对今天的都市人群来讲都太陌生了,太严肃了。

李洱:我读卡佛应该是在(19)89年前后。卡佛是个好作家,好的短篇小说作家。那时候我还在学校教书,我给学生们讲过卡佛,讲他的名篇《大教堂》。有个女生突然泪流满面。我也没有劝她,因为卡佛的小说不会让人号啕大哭、影响课堂秩序的。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槟》。卡佛死前曾经站在床前凝望玫瑰,卡佛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导师契诃夫的死,写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酒,香槟酒的瓶盖自己蹦了出来。这两个细节的意义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辈作家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从契诃夫到卡佛,再到后来的作家。一个作家,往往是在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能够最终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和疑难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它们又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现在终于认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可的是卡佛,下个月是谁?

吴虹飞:你对顾彬的一系列言论怎么看?他毕竟是一个颇可掂量的汉学家。

李洱:顾彬在德国有个绰号,叫“痛苦的耶稣”,可见他在谈论德国文学的时候,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之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说他没说过这话,他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就跟他做了访谈,可是那个访谈却没有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的很多媒体只愿意听他骂中国作家,对他别的话不感兴趣。哈,最早的媒体只是在借顾彬之口骂人,人家要是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注意了,请他骂的是作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家。如果他骂了别的什么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刊登。这是不是很有趣?媒体先塑造出一个自己需要的顾彬,然后别的媒体一哄而上,去讨论同行们精心创作的那个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实想法,别人却很难知道,也没兴趣知道。耶稣若真的复活了,这会不会是他在传媒时代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