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有没有觉得西方人看中国的小说，像看某类社会文献？
李洱：比如说我在德国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经常问我卫慧、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她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们就不是作家。我们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棉棉其实写得不错，是自动写作，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一个人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时候，他必须有一定的技巧，必须有文学史的判断，知道自己的东西跟别人哪点不一样，否则写作是无法继续下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棉棉就是高玉宝。
卫慧则非常极端，但是假极端，虚构的极端。那种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国的生活，是她从亨利·米勒的作品里读来的生活。这就变成一个基本的问题：绝对虚假的写作和最本真的写作，都有可能导致写作无法持续。她们两个正好代表这两种状态。
吴虹飞：现在文学有很多问题。比如，主流系统推崇的那些作家，并不够好，而且许多人根本不是作家，却也打扮成作家。我感到最要命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萎缩，缺乏精神上真正的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写作，然后拉开抽屉锁了起来，又加了密码。有各种可能性，一种是他们不愿意发表作品，不愿意加入合唱，不愿被纳入秩序。你可以说，他是自私的人，自恋的人，也可以说他是高贵的人。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虽然发表了作品，但被我们忽略了，因为他们表达的经验与我们有背离，但那种背离又没有夸张到炫目的地步，所以我们远视也好，近视也好，都没能看见。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文学体制，文学史体制，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它会过滤掉一些非常丰富的内容。筛子的网眼很大，筛出来的都是大块文章、所谓的成功人物。但什么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里，成功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业包装和自我吹嘘的混合物。它唯一的必要性就是带来销量，但是在五年之后，两三年之后，甚至两三个月之后，有没有人会想起来你这本书？都是白忙。精神上的力量？失败算不算一种力量？我们现在所谓的精神上的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愤世嫉俗，有一种外在的冲劲，用高射炮打蚊子，用扫帚打死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鸟的红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们往往不知道爱惜。
吴虹飞：在这种状况下，你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如何自处？
李洱：当代作家每个人都被失败感笼罩着。我们最早接受的文学教育使我们想表达某种思想、经验、观念，并使之成为某种思想资源。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了。作家不得不接受这个失败的命运。很多作品踮着脚去迎合，而不是脚踏实地地去表达，很糟糕，我感觉。
这是一个不重视内心生活的时代，价值观分崩离析。但也许通过财富的积累，人们会重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美和意义。很多贪官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文学，是吧？很有可能。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吴虹飞：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李洱：幸福成了时间概念，成了一种嗅觉，瞬间的，细微的，具体的。闻着婴儿身上的气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着他——他也要寻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写出满意的小说，当然也是幸福，类似于婴儿吃奶。
吴虹飞：你认为自己是否忠于自己的内心？如何才是诚恳的写作？
李洱：在写作的时候，我无限忠于自己的内心。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良反应，是一种创伤性经验。写作就是对这种不良反应的表达和反省。你刚才说到幸福，我还想补充一句，最正确的答案好像就应该是，内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至少在现在，绝大多数时候，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因为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对秩序的认同，你的放弃。所以，在写作上你既要表达，又要对自己的表达做出必要的反省。写作类似于你眼睁睁地看着某种体外手术，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担心做坏的当然还是自己。
（张莹莹对本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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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虹飞，笔名阿飞，作家，记者，“幸福大街”主唱。侗族，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中文系科技编辑双学士，现当代文学硕士。2005年出版乐队摇滚专辑《幸福大街》，著有《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2003）、《失恋日记》（2004）、《木头公仔》（2005）、《征婚启事》（2005）、访谈录《这个世界好些了吗》（2007）、《娱乐至死的年代》（2007）、访谈录《童话》（200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