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宁：《花腔》是你重要的一部长篇，也是中国作家知识分子题材中的佼佼者。我看重的是它传达出的知识分子在历中选择当中难言的那部分。主人公葛任选择了隐居，各种政治势力带着不同的使命而来，想要把他放在他们想要摆的位置上。通篇都是不同人围绕着葛任的“有甚说甚”，但这到底通往历史的真相，还是不同人的“花腔”？小说留给我们许多疑惑。重读《花腔》，我在想，李洱不是在探求真相，而是在表达对历史真相的疑惑。
李洱：写《花腔》的时候我很犹豫，就像走钢丝。这有点像书中的人物。他们在讲述葛任的故事的时候，也是东躲西闪的，不敢一锤子定音。敢于一锤子定音的，肯定是句废话。事隔多年，我几乎还能想起书中某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前面一句是什么，后面那一句是什么。因为那种犹豫的写作加深了我的记忆。可是奇怪得很，如果你叫我把整部小说要表达的意思完全说出来，我又不知道该从何谈起。对“历史的真实”的困惑，显然是小说要探究的主题之一。可是，经过那么多人的讲述，我们最后看到的真相，可能就是那些材料，那些眉飞色舞的讲述，那些腔调。要说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相，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就是真实。一分钟之后，它就成了回忆。当我们拿起笔去记录的时候，就已经免不了要丢三落四了，要添油加醋了。如果考虑到，小说的那三个人，差不多是枪逼着，或者是在利益和美女的诱惑下，去讲述故事的，那么他们所讲的故事与当初的那个真相，距离就更远了。我比较满意的是，主人公葛任的命运，通过那些讲述还是比较清楚地呈现了出来，绝大部分读者还是能够感觉到葛任的基本性格，感觉到他的悲剧性，感觉到他作为一个人在面对历史，面对现实的时候，要做出一种选择是多么困难。我想，这部书的很多读者，其实都能从葛任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
孙小宁：葛任与瞿秋白，令我想到基耶洛夫斯基的电影《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我特别喜欢刘小枫对它的诠释，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一个痛哭，另一个会有感应。在你创作的时候，葛任与瞿秋白的双设，是不是你最得意之笔，你是怎么想的？
李洱：很感谢你的这个理解。那也是我喜欢的一部电影，你的这个比喻很贴切。我承认，葛任身上确实有很多瞿秋白的影子。我多次想过，如果瞿秋白没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死去，而是经历了长征，到达了延安，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死当然肯定要死的，即便没有肺病，他也会死去的。如果他侥幸没死，而是通过隐居活到了“文革”，他也会死的，即便他没有病，小酒喝着，爱情美满，儿孙满堂，他也会死的。不过，要把这两个人做比较的话，我想说，就命运的复杂性而言，瞿秋白好像还比不上葛任。葛任思考的问题，面对的困境，只能比瞿秋白更多，而不可能更少。因为我们的现代史和当代史，越到后来越复杂，有些事情是瞿秋白没有经历过的。
孙小宁：我把《花腔》形容成流动的花腔，因为你尝试了一种正文与解释性附本互文穿插的结构。韩国评论说：线索很多，但李洱头脑并没乱。我的惊叹也在这里，我理解，这都是你的谋篇，一切都统在你要完成的对中国一段历史的看法上。这可能才是韩国知识界的共鸣点吧？
李洱：很早就想写一部书，由正文和附本构成，有无数的解释，有无数的引文，解释中又有解释，引文中又有引文。就像从树上摘一片叶子，砍下一截树枝，它顺水漂流，然后又落地生根，长出新的叶子，新的树枝。或许人的命运就存在于引文之中，就存在于括弧内外，也许那就是他命运的疆土？写《花腔》，正好用上这种叙事方式，我认为它最适合表达我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看法。
韩国作协秘书长金在湧说这部书至少可以在韩国卖二十年。不止一个韩国作家和批评家在和我交流时告诉我，小说的主人公很像韩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才知道，韩国很多学者，以前都住过监狱。韩国有一个学科，就叫“鲁迅学”，研究鲁迅的那些人很多都是在坐牢期间爱上鲁迅的，这使得他们对历史的体认比我们这边的学者要深切。所以，他们是带着这种体验切入文本，与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交流和对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