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以前我们讨论过读者的话题。读者在哪里？据我个人了解，现在的文学读者主要是作家和批评家、大学中文系的极少部分学生、打工者中的更少部分的“文学青年”。当然，仅就这些也足以称得上是无限的了，你的作品恰好适合这部分人吗，或者是其中的谁？
答：现在是小说读者在减少，但是文学读者并不减少，比如很多人喜欢读散文，读随笔，也喜欢看话剧。我每次去看话剧，剧院里都是座无虚席。他们也应该算文学读者。如果考虑到很多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那也几乎可以说，那些电影观众其实也是文学读者。我是不是在给作家鼓气？
我的读者确实相对集中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绝大多数。
问：我听到也看到好多搞写作的老老少少说是为自己而写、怎么舒服怎么写、写作是要让自己高兴之类的话，他们或者有自己的道理、有理论支撑，但我觉得有点赌气的意思。如果说是为自己而写，因为自己有表达的冲动或者要抒写不平，但也会期待与读者的遇合吧。
答：只为自己而写，那写日记就行了，干吗要发表呢？作家只是为自己而写，这种说法我很难接受，也很难相信。就是聋子和哑巴，也要通过手语或别的形式来交流的，不然他就仅仅是一个会走动的植物人，或者一个真正的白痴。一篇小说从写作到发表到被阅读，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形成的过程。其实再往前推，在写作之前，作家之所以决定要去写这个小说，也是因为受到公共空间的触动、刺激。所以，小说的整个生成过程，都离不开公共空间。
前面我们对话的时候，我说小说应该想办法激活它与现实的联系，不然小说的存在意义就很可疑。小说应该成为一种特殊的对话方式，一种对话的容器，一种设置了和谐共振装置的器皿。小说在寻找自己的读者，寻找自己的回声，并将那回声再次发射出去。我当然希望读者尽可能多一些，与读者有更多交流。
问：你觉得在目前的文学活动中，一个作家还会得到，或者还需要来自读者的反响及其带来的惊喜吗？我想你当然常遇到这样的读者：有的号称是为了批评和研究，也有的为了炒作故意找碴儿，还有的是请你帮忙斧正和发表作品，但你是否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人——自然他至少有点了解你——与你联系，仅仅是因为读了你的东西想和你交流？
答：遇到负责任的编辑，他会把读者的来信转给你，与你交流。我自己收到过很多这样的读者来信，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些是编辑转来的，也有的是读者自己寄来的。我收到过从旧金山写来的一封信，和我讨论《花腔》中的冰莹的命运。这封信，转到我手上时，时间已过去了半年。我也收到过德国、意大利读者的来信。有意思的是，从国外写信来的，都是女性。一些人后来到了中国，还和我见过面。一个意大利姑娘读了我的小说之后，还和我做了一次对话。她对我的小说的熟悉程度，让我大吃一惊。想想看，她甚至看懂了我的《遗忘》。我也曾收到过一个江西老农的信，他来信和我讨论《花腔》中的一个地名的考证问题。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感到自己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问：这正是我感兴趣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是文学批评和研究应该关心的对象。有一种专门的批评方法叫读者——接受研究，在我的视野中很少见，而对现时作品所做的与读者或接受有关的批评都不可靠。我的书稿写到提纲中的“再说我们的文学是为什么人”的一节，有很多想法，但落实到键盘上显示在屏幕中的满是大而化之的话，从作品中搜寻的依据也好像是臆测或者一面之词。文学是为所有的人的。现在不用我费劲去说了，只要您说到的这些例子就行啦。但是，为什么一篇小说会引起完全不同的人的兴趣，为什么虚构的东西有时比真人真事更真实，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讨论的。事实上，这部分出现在你面前的读者肯定是你读者中的极少数，更多的读者读你的作品，但是与你无关。记得我年轻时非常喜欢迟子建的小说，几乎所有她发表的文字我都搜了来，也不知道要对它们做什么，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做，早撒手了。我在阅读作品时也会有很多问题、想法甚至有时也很冲动，但我从没想到要写给作家信什么的——这样“不为人知”的读者应该更多吧。
答：我自己感觉，这种“读者——接受研究”很重要。批评家怎么想我不知道，小说家显然需要留意，小说家必须考虑怎么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读者，必须设想读者在接受这部作品时，可能会有哪些反应。这跟媚俗、媚雅无关，跟发行量和版税无关。我说的还是写作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写作本身要求作者去考虑这些问题。
问：我从一个纯粹的读者的立场来看，太多的批评文字无味无趣，也不见得有多少见识，不如那些毫无干系的读者，常常会给作者带来惊喜，至少是一点有意思的意外吧。
答：有些场合，我有时会遇到读者说他知道我。为了和一些真正的读者交谈，我会开玩笑地问他，哦，你说你知道李洱啊，那个“洱”字是哪个字啊？如果他说错了，我也不便当场指正，我会想办法溜掉。如果人家说对了，我就想，大概人家真的看过我的作品。人家要是和我谈作品，我就认真地听听人家的看法。就在上个星期，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人，我并不认识，他写信到杂志社问我，《花腔》写的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山西人，说他有空想到小说中提到的二里岗去一趟，凭吊一下二里岗战场。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对文学是个外行。可我仍然很高兴。因为我写这篇小说，就是要让人把它当成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的“错误”，专业读者当然不可能犯。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专业读者读《花腔》，反而难以读进去。为什么？因为他对小说的形式，对讲故事的方式，有较固定的看法。如果你的小说与他的看法相异，他接受起来反而有难度。倒是那些非专业的读者，他不管这些，他只关心真实不真实，准确不准确，好看不好看，有趣不有趣，小说给他提供了哪些有意思的信息，这样他读起来反倒顺畅。这篇小说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责编刘稚女士对小说的印数没有把握，她就找了几个人来看，其中有批评家、职业编辑，也有她的母亲和她家的小保姆。她就发现，她母亲和她家的小保姆，读起来最快。而一些批评家和职业编辑反而读得磕磕绊绊的。很有趣不是？
问：我很喜欢你的小说，但我要避免读者以为我在拍马屁，所以我要说明这与我的鉴赏力和你作品的质量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我个人的趣味有关，或者说是因为我可以借你的作品浇自己的块垒。
答：很高兴我的小说能被你喜欢。能被你喜欢，我何止是高兴？说激动也不过分。
问：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文学创作整体水平不高，甚至很低，原因在于作家和著名作家太多了，而每一个作家又写得太多、太多了。当然写得慢发得少不一定好，写得快发得多不一定不好。也许我这个想法太老土太冬烘了：即使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作家，如果写慢一点，比如把写两部小说的经历用在一部上头，或者修改、重写，是不是比被人催着等米下锅会好些呢？
答：中国作家整体创作水平不高，我想与作家写作快慢有关系，但主要问题好像比这个要复杂。我想，它涉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问题，涉及文化传统的问题，涉及当代中国的复杂状况如何用文学来应对的问题。作家的个人才能当然与作品质量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也很值得探讨。
几年前我看到张志扬教授的一个说法，当时深有同感。他的大意好像是说，汉民族和犹太民族承受的苦难几乎相当，但汉语在传达这种沉重的苦难的时候，往往就会失重。而犹太人，不管他是英语写作，还是用别的语言来写作，比如用匈牙利语来写作，却没有这种现象。汉语似乎无法准确地表达中国的奥斯威辛。这当然首先是文化问题，跟我们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前几天，我看到上海的王鸿生教授的一个演讲稿，他梳理了汉民族的叙事历程，谈到汉民族的叙事历程与其他民族相比有其特殊性，比如汉民族的神话没有系统性，没有自己的谱系，汉民族从来没有真正的史诗，在语言上没有自己的“族徽”。他提到的神话问题，我在写作《遗忘》的时候，曾下过一段工夫，当时就感触颇深，因为我发现我们的神话故事是破碎的，谱系非常混乱，几乎理不出一个头绪。我想，这些，都对我们的叙事传统有深刻的影响。
而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巨大变化，用文学语言去应对的时候，确实会出现捉襟见肘。生活变化得太快了，礼崩乐坏，分崩离析，让我们目不暇接。所有人都成了刘姥姥，连凤姐也成了刘姥姥。我们甚至连刘姥姥都不如，刘姥姥到最后还可以出面救出巧儿，而我们连自己都无法保命。生活的巨大浊流几乎将所有人裹挟而去，而去往哪里，却没有人知道。这样一种混乱，我们的古典文学，我们的现代文学，新时期文学，我们在新时期以来广泛接触的西方现当代文学，都没有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可资借鉴的经验。所以，我常说，现在的作家，当然我指的是有些想法的作家，他的写作几乎是无本可依，面对复杂的世界，写作者真的就像一个孤儿。去年，在一个研讨会上，我大胆说出了一个真实的想法：就是曹雪芹再世，在表现当代生活方面，他也不见得比现在的作家高明。
但这些问题，一般的读者是不会考虑的。当然，人家也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些问题。一个人喜欢吃苹果，喜欢也就喜欢了，没有必要知道苹果是怎么长熟的。我想，读者的感受可能会是这样的：我所感受的世界为什么在你的作品中，没有能够得到呈现？或者，你所呈现的世界，与我感受到的世界，为什么全然不同？写作和阅读的最高境界是“视野融合”，但是现在却是视野分离。在这种情形下，所有人，包括写作者本人，都会对目前的写作表示不满。
问：我很赞同你的说法。6月30日，我是破天荒地参加一个会，还忍不住发言说自己是一个“努力自救的人”，会上会下就有人问，过去有生产自救，而今有艾滋病自救村，不知道有“自救型知识分子”。我当然无言以对，只得琢磨自己有啥已入膏育的隐疾。心里怪自己既要自救，为什么到了还是要出来在人扎堆的地方大放厥词。正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像一个孤儿，我们才会四下寻求呼应，正因为在分离的视野里存活，视野融合才有可能。写作和阅读是为了寻求视野的融合。我想，视野融合更应该是作者和读者以文本为中介，彼此诚实地面对，而不是你的世界恰好是我熟悉的或者感兴趣的。实际上说到对写作满不满意的问题时，我们谈话涉及的对象不能不是游移的。试想一下，如果读者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第三类读者——他可能和当作家的你直接讨论，也可能把你当做曹雪芹那样的作古之人；作家是你说的有些想法的作家，在这个前提下，视野融合才可以讨论。撇开用于文本解读时的专门性，视野融合也应该包含接受不同视野以开阔自己的眼界的意思。说到汉语言文化和叙事传统的特殊性，我以为它至少不是现时写作者写出有意思有品格的东西的障碍。一个作家真的关心“人”，他会真的用心去写。就算一个作家关心人终究是为了自己，他也会用心写出好东西——把花在“人”身上的工夫算做投资嘛。有好些新老作家真的太短视、太急切，只关心作品轰动不轰动，年内能不能走红等等，如此，又岂能为自己？所以，说到曹雪芹，我倒是觉得是一个为自己而写的人，而且，他也只写了当时的某个圈子的生活。我无法想象他再世会如何。
答：这句话太好了，“在分离的视野存活，视野融合才有可能”。这句话，甚至给了我写作信心，也促使我进一步考虑问题。
汉语言的叙事传统，应该说这些年人们日渐关注。我的说法是，写作者开始重新检索我们自己的叙事资源。前两年，格非写《人面桃花》，我知道他写作前后都在阅读《红楼梦》和《金瓶梅》。格非是我见过的读书最多的作家，可以说是一肚皮的学问，关于小说的高头讲章已经写了几大摞了，可他在周游列国之后，现在最佩服的作家却是兰陵笑笑生。记得毕飞宇的《玉米》发表以后，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征求我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当时不少人关心小说如何描写了权力对人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一个花季少女如何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毕飞宇自己还写了一篇创作谈，说他写了人身上的鬼，这个鬼就是“人上人”。但我觉得对这部小说来说，这其实还只是皮毛。重要的是，小说如何发展了《水浒传》和《金瓶梅》的叙事传统。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毕飞宇与施耐庵是老乡，小老乡，同是江苏兴化人。毕飞宇也告诉我，他写《玉米》的时候，案头确实就放着《金瓶梅》。毕飞宇是我见过的最为狂妄的人之一，可他在谈到金瓶梅的时候，立即低眉顺眼。想想看，这些作品，这样一些叙事资源，我们以前其实忽略的。现在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些叙事资源，如何被我们开发和利用。在开发和利用的时候，写作者显然要设想，如果曹雪芹和施耐庵再世，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们又会如何处理？
你说曹雪芹是一个“为自己而写的人，只写了当时的某个圈子的生活”，我虽有怀疑，但无法提出相反的例证。“为自己而写”，虽然几乎是个周期性的论题，但这里面的问题却很复杂。曹雪芹虽然说，他写作是为了记下那几个女子的音容，但是曹雪芹的个人生活史，几乎天然地融入了时代的各种要素，就像《水浒传》虽然只写了草寇的生活，但他写的却是儒道释全都反了，又全都被招安了，其中有大的文化命题。如果说曹雪芹只为自己而写，仅仅通过描述一个家族的命运，就可以感动无数后人，那么撇开个人才能的因素，为什么很多为自己而写，也去描述家族命运的小说，却无法达到曹雪芹的成就？可见问题很复杂。
对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而言，不变的东西少，变的东西多，甚至那些不变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变了，它其实也就变了。如何检索各种叙事资源，使得文学能够有力地去应对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真实的生活感，使我们宛如生活在真实中，可能才是变中的不变。
问：你的小说我最喜欢的是《遗忘》和《花腔》，它们“形式”的别致，使整个故事及其讲述自然洒脱，开阔而又富有智趣，但如果都写成这样恐怕也不行，这两个小说的形式是否和题材的独特有关系？
答：先得谢谢您，谢谢您喜欢这两部作品。《遗忘》和《花腔》在形式上有相通之处，我是写完《遗忘》以后，才敢动笔写《花腔》。相对而言，《花腔》的写作难度更大一些，形式上还是有一些变化。同时，它也更多地寄托了我的情怀。我前面好像提到过，葛任身上有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化的认知。说到形式，我记得《花腔》出版以后，不止一个朋友，而且是圈内的朋友，建议我赶紧照着《花腔》的样子再来上一两部，使得这种形式成为“李洱体”。我没有再这样写。一来我不愿意重复，二来我也不能重复。我认同你的说法，小说的形式和题材有重要的关系，一部作品，一个故事，一个主题，必须找到它最适合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故事应该用不同的形式来写。比如，《石榴树上结樱桃》如果用《花腔》的形式来写，那肯定是很滑稽的。
但是，形式虽然有所不同，我还是认为《石榴树上结樱桃》与《花腔》在小说精神上有某种连贯性。比如，它们都不是单纯讲故事，在讲故事的同时都暗含着许多分析，暗含着对一些文化的辨析，都力争吸附更多更复杂的经验，使这个故事能够在不同的文化境遇中得到检验和审视。我甚至想，如果我照着《花腔》的样子又写了一部小说，它反而违背了《花腔》的精神，当我换一个法子来写的时候，它反而延续了《花腔》的精神，一种探寻的精神。
问：这话使我又想起，《花腔》中曾说到，虽然追求真实的确像剥洋葱，但每一瓣洋葱片的辛辣就是真实的。说实话，这两部小说使我对通过虚构探求真实有了更具体深刻的理解。以前我读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像《铁皮鼓》、《比目鱼》、《大盗巴拉巴》，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国内的一些“新历史”小说时，就总在历史、虚构、真实、故事、真相等问题上遗巡不已。说到写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时，许多作者和批评家都理论到底能不能虚构细节，可以虚构到哪一步算适度。后来闹新历史主义时，写历史题材都和正史叙述唱反调，可无论怎么对着干，也要借“历史”一张皮，用历史造一个空穴，至少借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再来做自己的道场。虽然现在影视作品还有大量的戏说或乱说，但新历史小说其实只是一阵风。而你完全将故事和讲述置于虚构的框架下，但处处都是“历史”，在虚构中重现历史和演示历史如何成型。我觉得这两个小说并不是同一种文体形式，更不必变成一种成型的风格化的文体，当作者为求真欲望所驱使，面对不同的事件、身在不同的处境，自当有不同的表现样式。
答：您说得对。
问：我理解这种说法，任何一种历史、或者任何人对事件的客观叙述都只是一种“叙事”，而不是真实本身，甚至也很认同那种历史相对主义这一目前仍然很有市场（这得归功于海登·怀特）的观念。但这些观点既不能带给我们真实也不能消灭真实，“真实”依然是我们的向往。我以为对历史的相对主义态度也许是我们朝向真实不得不跨越的路障，而不是虚构叙事必须遵从的唯一的法则。通过虚构认识真实，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说法。记得是保罗·利科说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一种真实，而虚构叙事告诉我们真实的实质。涉猎“历史”的小说应当是在相对主义和正统言说之外的探索。
答：你提到了海登·怀特，我就顺便补充一点。《花腔》发表以后，不少人认为我是受到海登·怀特的影响。刚出版的时候，河南大学的刘思谦教授和她的博士生们，搞了一次关于《花腔》的对话，我应邀参加了这次对话。这个对话后来发表在《作家》杂志。就是在那天，我第一次听说海登·怀特的名字，我还让一个博士生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好让我知道是哪几个字。《花腔》不存在受海登·怀特影响的问题。大概十几年前，我读到尼采的一句话，出处我都忘了，他说真实只是一种修辞学上的幻觉。我想，这句话给了我很多启示。十来年前，吉林的张钧来郑州和我对话。他问到我对真实的看法，当时我正在写《花腔》，对话的时候我引用的就是这句话。《花腔》中有一个小标题，“历史诗学”。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我想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有人用过这个名字。我之所以会用到这个词，首先是因为我以前写过《午后的诗学》，将“午后”和“诗学”这两个不相干的词，组成过一个词组。而用“历史诗学”这样一个词，还想表明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叙事和历史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有一种同构关系。就像我前面曾经提到，我担心“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这样一种说法生造的嫌疑一样，我当初还很担心“历史诗学”这个词被别人认为“说不通”，让人们觉得无法理解。
你提到的保罗·利科的那句话，再次让我想到那个俏皮的说法：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别的都是真的。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经常念叨这句话。
问：在中国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中，你最推崇的作家作品是什么？谁对你影响较大或者你对谁印象最深？
答：三十五岁以前，古典文学中最喜欢的是《水浒传》。三十五岁以后，是《红楼梦》。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我都喜欢。但我并不研究版本，我的意思是说，我拿起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说来好笑，去年到今年，我除了看小说《红楼梦》，还看了电视剧本《红楼梦》，刘兰芳的评书版《红楼梦》。但是很奇怪，就小说叙事而言，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不觉得我的小说受了《红楼梦》多大影响。
问：这个暑假我读《红楼梦》，半天读《红楼梦》，半天看《西游记》电视剧。刚才我就是看完了旧《西游记》的最后一集才来仔细拜读并回复您的答复。去年暑假看《红楼梦》电视剧。我以为影响不一定就表现在从你的小说中看到《红楼梦》的影子，一定有好多东西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影响着我们。另一方面，即使完全是模仿之作，也可能会独具魅力，并有独特价值。以前读到林语堂说他自己是照着《红楼梦》的样子写的《京华烟云》，感到吃惊。这阵子重读《红楼梦》，明白了他的确是照着写的，是怎么照的，但也更明白了两个小说到底如何不同。这一点也没有减损《京华烟云》的光彩。
答：我们好像提到过《红楼梦》为什么没有写完？也就是他的“未完成性”。就这个问题，我不妨再补充两句。很多年前，我在高校教书的时候，有学生问我，《红楼梦》为什么写不完呢？不就是一篇小说嘛，怎么一辈子都写不完？我无法用生病啊、穷困啊、人的寿数啊等等来搪塞。我就对学生说，那是因为曹雪芹不知道怎么往下写。话一出口，我就感到这话好像有问题。再一想，好像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我后来就此写过一篇短文，说曹雪芹之所以写不完，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写长大以后的贾宝玉。作为成人的贾宝玉，应该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应该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曹雪芹心里没底。让他像他爹那样去当官？让他大隐隐于市还是小隐隐于野？要么让他去当和尚？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个成年男人的所有可能的选择，曹雪芹都不忍心让他去做。也就是说，曹雪芹无法解决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贾宝玉长大以后怎么办？所以，这部书他也就写不完了，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巨大的缺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举了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卡夫卡和他的《城堡》。和曹雪芹不一样，卡夫卡可不仅仅写了一部小说，除了《城堡》，后来他还写了很多小说。也就是说，《城堡》没有写完，并不是因为他生病了，不是因为时间不够了。那么他为什么没写完呢？我想，这与曹雪芹没有写完《红楼梦》有相似之处。他写不完，是因为他不知道主人公K到底进不进城堡，进了城堡以后怎么办？这是卡夫卡给后人留下的问题，一个巨大的疑问，巨大的缺口。在那篇短文的结尾，我小心翼翼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曹雪芹和卡夫卡之后，作家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书写贾宝玉们长大以后怎么办，K进了城堡以后怎么办？我想，我的一些小说，受到了这种想法的影响。
问：中外比较而言，你受国外作家影响更大吗？能否谈谈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艺术家、思想家等，使你受惠最大的是什么？
答：我自己感觉，总体上，受国外作家影响要大于中国作家。国外作家当中，我喜欢加缪、哈维尔和索尔·贝娄。年轻的时候，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喜欢博尔赫斯，很人迷，但后来不喜欢了。加缪和哈维尔既是作家，又是思想家。哲学家当中，我喜欢本雅明和福科。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学家，是我很喜欢的，比如斯特劳斯，就是写《热带的忧郁》的那个人，还有贝尔，就是写《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那个丹尼尔·贝尔。您可以看到，我喜欢的这些人，都会讲故事，但又不仅仅是讲故事的人；他们都很有思想，但又不仅仅是思想家。
问：什么时候我也读读《热带的忧郁》。笼统地说，我认为中国文人注重伦理纲常、修身养性，西方的文化人更注重求真——真知、真理、真相，更具探寻精神，所以他们也会不断地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当然，很早我们的儒家也讲三省吾身，但那是为了使个人行止合于礼仪规范。通过你的文字，我常看到很强的自省意识，而这是当下写作者们所稀缺的。可不可以说，博尔赫斯是技艺高超的作家，但算不上有思想的作家，如果一定要你说的话——有思想的作家又当何为呢？
答：至少我不能否认，博尔赫斯不光是一位技艺高超的作家，还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他的很多短篇小说确实很了不起，比如《南方》、《马可福音》、《第三者》。我说我现在不喜欢他，一是因为我不敢再喜欢他了，就像一个穷汉不敢喜欢一个公主一样，时间、精力都耗不起；二是我不愿意再喜欢他了，我更愿意去写历史，写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离他的小说越来越远了。
问：你的文学创作的历程应该已有二十年了，前后对比，你觉得自己的变化在哪些方面，一直未变的是什么？
答：最大的变化，是我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了。一直没有变化的，是我时刻都能感受到写作的困难。
问：你在写作上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或者，虽然不大，但经常遇到的困难？
答：任何时候，我都觉得困难。题材选择的困难，讲述方式的困难，词语表达的困难，反正没有不困难的。没有选好题材，就觉得选好题材是最困难的，因为时间有限，你不能什么都写，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选择一个来写。选好题材，怎么讲述，用什么方式讲述，又变成了最困难的事。有些人可能会说，你既然这么困难，还写小说干什么？但是谁又能告诉我，现在做什么事不困难呢？相对而言，我反而觉得，写小说还不是最困难的，还能让我感到乐趣，甚至是幸福。
问：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写作习惯？有什么癖好？
答：我一旦开始写一部作品，哪怕是一部短篇小说，也会像上班一样，早上九点半左右，准时坐到电脑跟前。我白天写作，写一天，晚上看书，或者和朋友聊天。以前不用电脑的时候，我用五百字的方格稿纸来写，而且必须是十六开的稿纸，稿纸上面的格子最好是虚线。一张稿纸上如果写错一句话，这张纸就得作废，需要从头抄起，否则心里就不舒服。而我，偏偏又是一个喜欢修改的人，这意味着，我把写作变成了重体力劳动。这个臭毛病，使我苦不堪言。感谢电脑，它终于把我从反复重写重抄的“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了。
问：不是臭毛病，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嘛。我几回听说李洱的掌故，说是不拘何时何地，看到报纸的一角还是什么字片儿，就蹲下去研究大半天。
常有文章说这个作家注重故事性，那个注重结构，这个重视写人物，那个重视写气氛，先锋作家当红时更常见“由讲什么变成怎么讲”之语，这说法现在也不难见到。批评家这么说我多半不信，作家也这么讲就不由得你不信了。您认为这些东西在写作过程中分得出轻重吗？或者您有此中哪类偏好？
答：“写什么”和“怎么写”，无法分出轻和重，也跟人的偏好没有太大关系。很难相信，一个人事先就偏好“怎么写”，而另一个人却事先偏好“写什么”。其实，在你想着“写什么”的时候，“怎么写”的问题几乎是同时出现的。那个“什么”，也就是你要写的那个东西，它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形式感，那是一种天然的形式感。它具有一种规定性，在你写作之前，它已经大致规定了你要写的那部作品的形式。
问：如果你不得不停止写小说（我想你大概不会不愿意写小说的），你干什么？
答：我就重干老本行，回学校当老师，比如可以讲讲小说写作。
问：前面我说无法想象如果曹雪芹再世会怎么样，现在我有点知道了，估计他闹不好会去当一个讲小说和诗歌的老师。请给您那些兴许在小说创作中前途无量的学生一些忠告如何？
答：用怀疑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包括怀疑自己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