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初，一个朋友问我对一个张姓作家作品的看法。朋友是个批评家，对张的作品耳熟能详。张当时的一部歌颂穷人心灵美的作品正畅销全国。当然，他在歌颂穷人心灵美的同时，也歌颂了自己的心灵美。朋友的态度很诚恳，我的态度也不由得诚恳了起来。我说，对张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道德优势，我感到很奇怪。他非要让你感到，他是对的，你是错的，如果你想改邪归正，你一定得按照他说的办法来，否则，你就等着下地狱吧。朋友通过厚厚的镜片望着我，我也就继续说了下去。我说，张提出的为穷人写作的观点，也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在延安时代，毛曾与梁漱溟有过一次争论。毛认为必须打倒地主阶级，让穷人翻身。梁说，乡村里其实没有阶级，只有贫农与赤贫的区别。不是要打倒那些地主，而是让赤贫赶上贫农，让贫农成为富农。毛不想和他争论，甩袖走了。我说，如果姓张的理想得以实现，老百姓都要跟着遭殃，好在他的理想无法实现，所以我才能在这里议论他的作品。批评家朋友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两个就争论了起来。争论到最后，这位批评家对我说，别说那么多了，你这是小作家对一个大作家的嫉妒。
如果我对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提出了不满的话，那是否就说明我也在嫉妒托尔斯泰呢？这跟嫉妒能扯上边吗？他早就死了，我想嫉妒也嫉妒不成啊。这就是我当时的反驳。朋友说过那话之后，似乎感到言重了，就做了很多解释，试图把“嫉妒”说成一个褒义词。他一解释完，我就告辞了。后来我还碰到许多张作家迷，他们其实都是张大作家的信徒。在那些人面前，你只要敢对张作家说一个“不”字，他们都恨不得把你活吃了。当作家能当到这个份上，确实让人感慨不已。
事情发展到这里，还够不成一个故事。我记得就在这事过去之后没多久，我的那位朋友编了一本《终极关怀小说选》。他选了张的作品，需要张签名同意他选编。有一天，张受一家著名饭店的邀请到我所在的城市上课。这位朋友要去找他，事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去，说去了之后可以沟通沟通。我当然不去，因为我知道那根本无法沟通。这位朋友拉着另一个批评家朋友去了。在另外一个更高级饭店的总统套房里，我的两位朋友说明来意之后，张说：“我看过你们的文章，觉得还不错，很有发展前途，可你现在怎么干起了这种事？”又说：“我反正经常被别人强奸，再被强奸一次，也没什么。”这一次，我的朋友没有我的运气好，因为他没有得到张作家对“强奸”一词的解释。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便张作家也把“强奸”说成一个褒义词，我的朋友也不会去强奸他。我的朋友一直不愿把他和张的“通后感”告诉我，过了好久，我才知道那天的详情。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们被张“强奸”了！而且，和“嫉妒”一样，“强奸”也绝不是一个褒义词。
“强奸”这个词从张的嘴里说出来，我一点也不奇怪。我非常感谢张作家，因为他“无意中”说出的这个词，正好可以让我拿来用到他自己的身上。在此之前，即便我能够感受到他把读者压在身下，龇牙咧嘴用力的姿势，我也不敢轻易使用这个词。现在是他自己提到了，我也就骑驴就磨台，图个方便吧。他用来强奸读者的，就是他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强大的道德优势感。我不能说，许多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都是受虐狂，但我知道那些读者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对话。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张的作品没有提供对话的渠道。张只是在宣布真理，在布道。而且在张看来，真理的对立面不可能是真理，只能是谬误，是魔鬼。如果我从最美好的意义上来理解张，我可以说，张这样做，对张本人来讲，是幸福的，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依托。但是，当他把这些东西交到读者手上的时候，就有了强奸读者的可能性。张的作品中没有对自己宣扬的道德观念最起码的质疑，在他的作品中，无法诞生出质疑的机制。从他笔下的那块辽阔的中亚版图的上空，升腾而起的绝不是一片祥云，而是一团杀气腾腾的蘑菇云。正因为拒绝了空气的对流，那里才终年干旱，很多地方寸草不生。如果说沙漠一直是个致命的隐喻，那么就让它只是个隐喻吧，而不要让它成为现实本身。当沙漠强奸绿洲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喜悦，而应该感到悲哀。
去年，我碰到另一个批评家。在闲谈中，我们谈到了对个别“美女作家”作品的看法。我问，为什么一定要在作品中当流氓呢？当了流氓还理直气壮，很有优势感。如果说王朔当初提出“我是流氓我怕谁”，在当时具体的语境中还有某种现实意义的话，那么现在“你是流氓你就应该进监狱”。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反道德优势”，考虑到现在已经到了许多批评家所说“后”的时代，我不妨把那种反道德优势称为“后道德优势”。我刚讲完，这位好心的批评家立即用手指头敲着桌边提醒我，注意了！你讲话应该注意了，你这是高高在上。那些年轻作家会对你有看法的！我问什么看法。批评家朋友说，什么看法？你想想当初你们怎么反感上辈作家吧？他们也说你们是流氓。
我听了一愣，“你们”？“你们”是谁？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反感过“上辈作家”？我只反感其中的个别人，就像我只对“美女作家”中的个别作家表示异议一样。比如，我一直认为韩少功、李锐是非常好的作家，披头散发、泥沙俱下的莫言，我也非常看重。格非和余华的作品我不光看重，而且喜欢。具体到下一茬作家中的女作家，就我看到的周洁如和戴来等人的小说而言，我认为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周洁如的短篇小说《花》，我认为和莫言的《拇指铐》一样，都是近年来屈指可数的好短篇。李佩甫写出《羊的门》之后，我的兴奋难于言表。顺便说一句，文学是不是一定要用“代”来划分？生于1969年的作家的作品与生于1970年的作家的作品，必须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批评语言来批评吗？放眼全世界，有这样搞批评的吗？
和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故事一样，事情到此当然还没有结束。这位批评家后来与多位“美女作家”有过交往。其“交后感”是，一些“美女作家”其实并不是流氓，有些人交往起来还很舒服，符合“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标准，其中还有党员同志，总的说来，属于进步青年。
第一个故事中的“道德优势”和第二个故事中的“反道德优势”，都让人感到不安。它们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又是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展开的。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讲，前者是装老爷，后者是装孙子；前者是伪善，后者是伪恶。这是不是一种经验的同构？比如，有时候，在有些人那里，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就是同一个词。更多的时候，将“道德优势”和“反道德优势”看成同一个词，也不会有什么大错。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做是否能对现实作出准确的穿透？如果说，生活中充满了面具，充满了谎言，那么是不是一定要用一个面具去揭示另一个面具，用一种谎言去揭示另一种谎言？它究竟是揭示还是遮蔽？它究竟是对现实的批判，还是现实的同谋？自由的精神能从这样的文字中表现出来吗？如果说那里面有自由，那么在我看来，它只是谎言的自由。但是，仅仅把它们称为伪善和伪恶，是不是太简单了？难道那只是伪和装的问题吗？如果就此盖棺论定，是不是也是一种强奸？我首先亮明自己的看法：仅仅把那看成是伪善和伪恶，对他们是不公正的。所以，我很想和别人讨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到底算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在作品中很少看到自我质疑？
奇怪的是，那些作品都有极大的市场。但我不认为这样的市场就能说明读者和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对话关系。真正的对话关系的建立，首先依赖作品中的自我质疑、互相否定的机制。作者对自己提出的任何问题都不去轻易下决断，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可能。他是在否定中寻求肯定，在肯定中遭遇否定。这样的作品，既不依赖道德优势，也不依赖反道德优势。作家秉烛夜行，而作品就是那风中之烛。作家忍受着各种痛苦和困扰，而我们对作品的阅读，其实是把各种痛苦和困扰，重新集中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在这样的阅读中，得以持续地反省自己的阅读经验和道德惯性。实际上，我倾向于把它看成是包含着新的道德立场的美学立场。
在正式讨论之前，我先做了个游戏。我把第二个故事讲给第一个故事中的那位朋友听，把第一个故事讲给第二个故事中的那位朋友听。我想听听他们的看法。但是，我绝没有想到，他们都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第一个朋友现在对年轻作家充满无限的关爱，很慈祥，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可以略过不谈，关键要看主旋律。第二位朋友对中老年作家充满无限的敬意，他提到的不是主旋律，而是主要矛盾，即他们和现实的主要矛盾。至于别的，他们一挥手，说，别的都可以略过不谈。他们坚定的语气表明，真理就在他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