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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录》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 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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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启蒙主义。几乎每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其中都有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是社会变革的介入者,通常以启蒙者的身份介入,启蒙的对象自然是中国人的主体,也就是农民,而用来启蒙的工具,则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和知识,启蒙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如果要变得富裕,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国家要变得强大,那么必须走出一条与以往不同的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从1949年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突然变成了失败者的角色。这是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重大转折。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从启蒙者变成了被启蒙者,而原来的被启蒙者,比如农民,现在则变成了启蒙者。农民们对知识分子启蒙的主要内容,是要知识分子跟他们学会种地,不仅要在生活上而且要在思想上过集体生活,也就是放弃个人的所有感觉——当时的术语叫“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也放弃所有批评性的观念——众所周知,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能。换句话说,农民们要求他们放弃知识分子身份。

一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其实只有两类,他们形成了一个顽固的二元对立的格局:其中一元是农民和工人,他们可以被统称为大众,被认为是进步、无私、勤劳、朴实、欢乐的化身,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精神;而另一元就是知识分子,他们被认为是落后、自私、虚荣、懒惰的化身,沉浸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腐化的情欲之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作家的小说,在表现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的时候,与其说是在向大众致敬,不如说是在自我贬低,是以向大众致敬的方式贬低自己。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作家实际上也放弃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起码职能。我曾经在一批小说中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生活在自身以外”,他无法忠实地表达自身的经验,无法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阉割”。

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1985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一年开始,在中国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审视和调整。在莫言、王蒙、张贤亮、张承志、韩少功、刘震云等人笔下,大众的面孔不再千篇一律,而是形象各异。当大众身上的弱点被重新暴露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开始被重新认识。但我们必须承认,直到今天,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与中国历史的种种复杂纠葛,并没有在中国小说中得到真实和相对丰富的呈现。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命运。2002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花腔》,希望这部小说对知识分子与革命、大众、历史的关系,做出某种探究。当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认识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和写作境况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俗化浪潮已经席卷中国,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经济和文化产品已经涌入中国的大街小巷;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历史依然带着强大的惯性在向前滑行。与此相适应,一方面中国好像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与国际社会充分接轨,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依然处于前现代时期。这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式的处境。

因为处于前现代时期,所以一种可以被称为传统的痛苦,比如贫困、专制、暴力、愚昧、压抑,依然让中国知识分子忍受着良知的折磨。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都能时刻感受到这种痛苦的“重”,一种难以承受的“重”。波兰作家米沃什,曾经把波兰比作“另一个欧洲”,意思是说,波兰虽然属于欧洲,但是波兰人却依然生活在欧洲的某一段早已过时的历史过程当中,经受着那种过时的痛苦。中国目前的境况与米沃什曾经描述过的境况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也可以被描述成“另一个亚洲”,“另一个东方”。但是我想,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欧洲、美洲的作家,只要具有世界眼光,只要具有清醒的历史感,他都会认识到中国作家的那种“重”的痛苦,依然具有普遍意义。

除此之外,中国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和世俗化的浪潮之中,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感受到另外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对中国人来说还比较新鲜。那就是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而带来的无力感,以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这种新鲜的痛苦,如果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为“无法承受之轻”。更多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两种痛苦之间徘徊,并为此发出悲鸣。

我最后想说的是,对于“重”和“轻”的双重书写,对于“重”和“轻”的关系的繁复探究,有可能是中国小说的重要篇章。一个民族国家百年来的梦想和实践,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的成功和失败,也就在这“重”和“轻”的书写中得到呈现。

(2007年11月,应“亚非作家会议”邀请,李洱赴韩国全州出席会议。此文为李洱在这次会议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