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故事的人拥有相似的模样，而他们的故事却不尽相同。
现在，推门走进办公室的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么个模样的人。平时那个时间几乎就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翻报纸的时间。于是，我问他，有事？他说，没事，没事。他还站在那里不动。虽然，我知道他一定有事，但我还是问，有事？他方动了动嘴说，也没什么事，就来找一个人。
找人就是一件事了，虽然我知道这点，但我什么也没说。我从灰色的钢厂工作服、黑色条绒布鞋、胳肢窝里夹着一个老式公文包的外观，判断着他要找的人是谁。他站在办公室门口不动，脚下踩着自己的影子。我在信访办一年多，工作无非是听别人带着哭腔讲述自己的故事。心想今天来的也无非是一个受了谁欺负的老乡吧。于是，给他在饮水机接了杯水，又在他的对面坐下——双方在这个时候都期待着发生什么似的。老人喝下半杯水，吭吭哧哧地对我说：我找的人是老羊逼他家老二。他看我没听懂自己的话，恍然大悟似的“喔”了一声：外号，是外号。我找杨树林，杨同志……而他叫马建明。得知他家在西郊的马家庄，离城里不是很远的一个村庄。知道这个地方的原因，来自于那座用垃圾堆成的小山。整个城市的生活垃圾，夜以继日地全都运去那里。完全可以说，我们生活的清洁是用那里的污染换来的，就在上个月，我接待了几户上访水源污染的马家庄村民。所以，他说起马家庄的时候，我连说知道。您老，坐着等。
杨树林是我们单位的外事，我们在一个办公室，负责联系政府与城里各个单位之间的一些猫腻儿。或者，下农村处理一些乡间纠纷事务什么的。马建明说自己是杨树林他二舅。于是，我无聊就给小杨打手机，打扰打扰。听得出在电话里，杨树林记不起自己还有个二舅。
二
我将半掩着的窗帘拉开，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报纸。我没理坐在边上的马建明。办公室像往日的下午一样安静，偶尔传来“咕噜咕噜”往喉咙里灌水的声音。但我能感觉到他瞅了我几次，想搭话，又出于什么原因放弃了。手头的报纸上每天都在报导一些车祸、奸杀、创建卫生城号召、公安大行动之类的事情。我总是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一天与我们这些公务员的一天一样无所事事地过去呢？以前，我关注的财经版，也越来越没啥好看的，证券版更是心疼，没钱投资的时候，反倒是熊得一塌糊涂。这年头穷得活穷死了！心里说着这句话，放下报纸，我递给马建明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了，再把洋火丢给他。黝黑的脸上仿佛能看见清晰的红色：瞧您这是……点燃后深吸一口，嘿嘿笑了声问道：同志贵姓？我说自己姓赵。向他做拱手的姿势。大姓呀！他深深的皱纹渐渐抖开了。又问：赵同志，咱这儿别的不管？我说：基本上主要接待信访群众。是！马建明应声。这声音我感觉是那么意味深长。再问：文物哪个部门管？文物？经常去古玩逛，听见这个词，我好奇心一下就来了。马建明凑近了，说自己有个清朝的盘子。
我一想，他到这找外甥的目的在这里。
自各正琢磨着有意思的空儿，杨树林走了进来，他们见面后，几声客套的言语让我听出隔代的生分。我于是以有事为由，独自走到隔壁找人聊天。大约半小时，杨树林猛地露出头，跟我说出去一趟。我回到一个人的安静。办公室的时间，已过下午两点，流淌得很快。坐在桌子前整理文件，攒了攒夹在腋下，送到了文秘刘小晴那儿。姑娘爱开玩笑。这次，瞄准我的新衬衫，赵主任你这件衣服不错。我回她：小蜜送的。见我也不太严肃，她点了点头。行，那你看着给买一件吧？我说完，转身走出了那间充满了女人香味的房间。甚至，到了走廊转弯的地方，还听见沿着阳光泼过来的刘小晴，如笛声婉转的声音：什么啊主任……我的平淡无聊的生活靠这些不疼不痒的玩笑来支撑。杨树林事儿办完了，已经坐在办公室里开始翻报纸。他看见我来了：赵哥，你猜二舅啥事儿？我和小杨的关系不错，他单身汉一个，宿舍在我家隔壁。我并没提进门时马建明跟我讲的文物的事。见我不吭声，他便饶有兴趣地讲开了：捡到了文物！喔？我微笑：大新闻啊！他说：不是文物。
然后，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下班后，杨树林遇上我，非拉我去喝酒。平时总是这样。酒桌上，我问他：你爸有外号？从他的眼中，我看到了一种诧异的神色。要不是今天有人到单位找外甥，话题不一定是什么。他指了指自己吃着油炸豆腐的嘴，因为这张嘴，我他娘的也随他了。他立刻在脸上做出了那种表情。我们一边喝酒，一边扯到足球联赛，说句真格的，他吧唧着的那张嘴的形状，真是越看越像。
三
妻子赵琳琳在晚报当记者。我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我们是夫妻。当年追她没费什么劲儿，平平淡淡的这层关系就从革命友谊升华了。她老家是南方的，随我回北方小城，一直让我觉得欠她，好在她没费吹灰之力就进了晚报社，做起外行看起来风光的媒体工作。其实，她告诉我，无非写小新闻，群众反映之类的烂事，不是什么高工资的工作，她干得起劲，毕竟大学四年学的是新闻专业。以至于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两眼泛光。我觉得她有一种信心，就是指不定哪天什么大事就等着她去报道。然后，她就可以申请提干了。女人喜欢家长里短，还是别有什么大事发生好。我开玩笑似的这样评价她。这时，总是给我一顿狠掐，夫妻间这就算了。受不了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那种瞧不起你的眼神。晚上睡觉，除了周末例行夫妻生活，平日都是工作交流。一般来说，她说很多，时间是同一块，自然我讲的少。这天赶上周末，吃完晚饭，小琳就进厨房刷碗，我在看电视。按惯例，我猜赵琳琳女士一定要报什么新闻给我听了，她从上学时就是这样，有兴奋的事儿，开讲前总是憋着，一声不吭，你要问她了，她反而跟你装傻。好歹这么多年了，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索性不理会，让她自个儿酝酿去，她总有憋不住的时候。我上个星期跟她去参加同学聚会的路上，跟她开过这样的玩笑，她当着司机的面给了我一句：你当那是屁呀？你们这些公务员！我说：得，我不跟你辩论，你是说了，不过三天之前我早看出来了。
新闻联播结束，她主动坐在我身边。我还没到该“转移”的时候呢，不是还有天气预报吗？我向她打着马虎眼。谁跟你抢电视了？小琳说，有大事跟你说。你不会说拉登找到了吧？我说。拉登我没找到，我觉得一个好新闻送上门了。这次，她连必看的连续剧都放弃了，匆匆催我上床说事。我们躺在床上静默了一会儿，见她没动静，我起身靠在床头看起了报纸，小琳夺过报纸，满脸神秘兴奋地对我说：老公，知道我今天遇到什么事了？我揽过她的肩膀，问：啥事让我们赵女士撞上了？
一个老头儿来我社说捡到文物一件，要求登报寻找失主……她的话极其简练，编辑新闻工作的职业病就在这里，不愿浪费一个字。这新闻我负责的，我还为这老头儿做了专访，这可是机会。小琳的两眼又放出那种光，就是这种眼神让我很讨厌。虽然，她讲话时脸红得招人爱。文物是大街上想捡就捡的？我没上心的一问，这人比拉登还厉害。她说那个人叫马建明，好像是住在城郊，是个收破烂的。这个人立刻与我那天下午找杨树林的人对应起来。我立刻精神起来，大致描述了一番马建明的外貌特征，小琳拍了一下大腿，忙说是，就是他，你也认得？
我把马建明怎么来单位找杨树林，怎么是个假货的细情儿一五一十地说了，还特意加上了有人亲眼看过，说是赝品。小琳沉默了，说调查清楚再说。无非是老头儿捡个瓷器非当是真的，想登报露个脸儿什么的。没什么大不了。这样想了想也对，我也就没往心里去。扭头看看夫人白皙的身体，便一把将她扑倒在床上，拉下了她的格子睡衣，轻声说：该做作业了吧？她推了我一下，那一刻我感觉她还和上学时那样，像一个大胆的姑娘。我当年就喜欢这一点，多年下来竟然把天真的少女形象，扮得越来越自然了。是不是真的？她嘀咕着钻进了我的怀里。
四
周一上班，我跟坐在对面桌的杨树林，说起他二舅的这桩子事。他一拍后脑勺：二舅找报社去了？我没搭腔，人家的事儿，一个大男人还是少说三道四的。上午十点多，杨树林接紧急任务出门。我在办公室里，接待上星期约的上访群众，听他们的故事。这是我的职责，我们这个信访办人员不多，管的却是整个城市的破烂事儿：下水道堵了、邻里纠纷、下岗工资拿不到了、某机关办事不力搞“皮球”接待了，甚至具体到谁家闺女跟谁家小子跑了……一个朋友戏称我们这儿是“城市居委会”，小琳的许多小新闻是由她老公这儿出去的。
下午，来了一个短促的电话。小琳说反映了马建明的事，主任让她认真地调查一下。不管文物是不是真的，都是一个好素材。那你注意点儿安全，马家庄挺偏僻的，我嘱咐了她几句。小琳也没什么别的话，就是单纯地笑笑。我还说咱们的女一号记者要冲向新闻第一线了。她发出一声：向他二舅出发！挂了电话。
眼看着我的这个下午所剩无几，只剩下喝杯水，再伏桌休息一会儿，眼睛盯着办公室墙上的表针。今天和往日不同的是马建明的事反复出现在脑中。这个办公室一到这个时间差不多就剩下自己了。除了想想一些有意思的事儿，你说还能怎样？于是，那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站在办公室门外，向我挤眼，并且认真地说捡到了文物的老人，突然给了自己一个想法：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来又对自己说，什么真的假的。此刻，推门进来的杨树林，桌边抄起一个杯子，吁吁地对我说：我说哥，刚在路上想了这事儿，万一是真的呢，咱下班再看看去？事情这一刻好像有了延续。我应下来。快下班的时候，又给小琳发传呼，对寻呼台的小姐说请留言，有事下班晚回家。出了大院的门，我和杨树林就边聊边进了一家饭馆，点了两碗打卤面，席间我们都没说话，只顾抹着发丝上流下来的汗水。这顿吃得很饱，骑车向马建明家去的一路也感觉挺有劲儿的。
下乡小道上除了蝉鸣，就是车道沟钓鱼老人的吸气声。上坡下坡好几次，我们在快到国丰区的地方停下。一座高高的山，这是常山的第三座山？杨树林说真是鼎鼎大名，这些年这地方一直出现在相关污染的上访文件里，我无奈地说：是啊，有名！
五
垃圾山脚下的屋子有着极小的窗户，门边堆了几个大鱼鳞袋，满满登登地露出废纸和塑料瓶。杨树林喊：二舅！足有半分钟门开了，马建明背着光，可能是眼神不好，认了半天。窗户对着垃圾上的上车道，气味难闻。我挪步看了看，遍地旧家具。一个黑色的破写字台上放着那天我见的那个老式的公文包。我个子高，站在屋里，离我头不远的屋顶，充满了一种烧焦的味道，檩空儿之间盘旋着一股浓浓的烟气。我们来之前，马建明也许正用大灶烧饭。他让我们坐下，自己拿了碗，舀了勺稀饭，我看得见上面铺着些青菜叶，也没问我们吃了没，就自个儿吸溜吸溜地划饭，没等半根烟的时间就划完了。马建明擦擦嘴，接过我递去的烟。
杨树林说了一些问候二舅身体一类的话。显然，他们对这些驾轻就熟，随随便便地应付两声。我碰了碰杨树林，他直奔主题。马建明找东西时，我问，今天有记者来采访？他有些脸红地说：晚报的同志问了经过，瞧了东西。
你们看！从床下的皮箱里，他拿出一个布包，瓷盘被洗得干净如新，釉色红润倒是真的，造型别致，说着他向我们指了指盘底“大清道光年制”的字样。我和杨树林对望一眼，仔细看了，好像是油漆，不像火漆。我看了一会儿，将盘子给马建明，让他小心包好，我们一直等着它回到原处为止才说话。
马建明说是从这垃圾山上翻出来的。这里还有宝贝呀？我笑了笑。他还说，谁没在意这个，我读过几年书，认得那几个字儿。杨树林咽了咽唾沫：二舅，你有没有想过这万一是假的，我是说，万一。马建明半晌无语，我一不图钱，二不图名的，就是捐给国家。
突然，电话响起。一看是家里打来的，我说二舅，这不，我们还有事儿，拉着小杨就告辞了。
六
路上，我没搭理杨树林，他也没说话。我上楼要进家门时，他还问我：是真的？杨树林又肯定地说：不会，太假了。一边进了门，小琳正斜在沙发上看着连续剧，讨厌的哭哭笑笑的声音又一次在我的耳畔飘过。我看见她美丽的背影前俯后仰的，断定又有新闻要报了。没等我走近，她就说话了，今天有事啊？于是，我跟她说了今天的事儿和她差不多，和杨树林去了一趟马建明那儿。小琳伸伸懒腰随便应了声，你俩也太没眼力了吧？洗脚的时候，她在床边说，她今天上马建明家去了，还给瓷盘拍了照，回来拿给博物馆的人。话到此处，我听得出有些愤恨的成分，仿佛有人骗了她。很久以前和她吵架，我说过她对好素材的热情不亚于对我，气话归气话，不过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好不容易逮个有价值的新闻，搞了半天是假的。
这事给谁都没着没落的。我劝她有故事的人多的是。这世界没钱的多，没故事的人少。跑新闻哪能次次线索都是有价值的，你没看还有报假消息的呢，千山万水地追线索过去，发现那里不是窑子馆，而是游乐园。你说气不气。差不多。她抿着嘴看着我，我就问她了，什么差不多？她加重语气：不过是一帮大人打飞机，一帮孩子打飞机的区别而已。
七
没过几天，我在无意中翻了一下晚报看到一篇报道，以“捡宝心不正，老汉假充真”为标题，详细说了一个老者捡到一个瓷盘之后大肆宣扬的故事。最后，还给下了定论，给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我操他娘的！激动时无疑这句话，最反映我的内心。我有这个信心，以我家小琳的为人，不大会写出这样失实的报道。立刻，拨电话过去晚报编辑室，电话占线，打小琳手机，她人在外面，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忽然，门“咚”地开了，杨树林把报纸“啪”地往我桌上一拍。小杨有些不耐烦地说：太离谱了，完后像是歇了会儿，他才说：这该不是咱嫂子的杰作吧？不一定，我刚放下电话。我说。二舅那儿看看去。杨树林丢下话，推门走出办公室。
下午，妻子的电话打来了，上来就说报道不是她写的，主任让一个实习生写的。她还说，努力争取了，说不实报道是不行的，没用，主任说调查过马建明，他不单来报社，连博物馆也去了，人家都说了是假的，他不信，还到处说，你知道他联系人要卖掉那个“文物”呢！我不敢相信，马建明不会，他不像这样的人。小琳在电话那头感叹：是啊，我瞧也是，这年头保不齐，咱还是别管！
小杨那头儿把我刚才的话对他说好了。本来，想向杨树林说这事儿。杨树林的手机，却怎么也不通，想来是在马建明家，那地方信号不好。想想，搁下话茬儿。等等他，说不定他还会在下班前赶回来。果不其然，下班前半小时，杨树林回来了。我跟他讲了小琳在电话里的话，问了问他二舅的情况。他摇头：这几天可热闹了！不断有人找他，除了二道贩子，还有公安局的。我今儿去，马建明跟我说瓷盘埋了，弄得他见人就躲，不再敢跟人说话了。公安找了几次，也就不了了之。
八
信访办开始提干，晚报社也操持着第一批职工分房，我迎来了三年工作之后的焦头烂额。听说，杨树林新交了女友，整天不见人影，出去约会，我也没空再和他喝酒去了。新房钥匙到手不久，我又得去买木质地板。那天去政府开会途中，我抽了个空跑了趟城郊的装饰材料市场。讨价还价热火朝天之际，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的身旁一闪而过。
马建明正在拖一叠厚厚的纸箱。灰色的钢厂工作服，黑色条绒布鞋，胳肢窝里夹了一个老式公文包。他站在门口，踩着留在地板上长长的影子。
走上前喊了一声：二舅。
马建明站起来，认半天。我递给他一支烟，他恍然大悟。我帮他把压扁的纸箱拖到了角落。马建明坐下，吸烟，又问我杨树林可还好？我说，好着呢，都谈对象了。问他是小杨父亲家，还是母亲家的二舅。马建明说是他爸爸那头的，还说老羊逼人不错，他又说比自个儿还实在。老羊逼，紧接着他纠正是杨树林他爸放了一辈子羊。
上次的事，他看看我低头说：我还有话没说。马建明拉住我的衣袖，直视我，说：会不会，看错了？
既然鉴定过了，您就放心吧！我看着马建明垂下了手，但是嘴上一个劲儿说：肯定有人会识货。继续搭话没意思，我随便找了个理由告别了他。最不是味道的是临了，马建明弓着腰，拜托我，一定替他留心，再遇见懂的人赶紧通知他。
九
妻子小琳问过我：“好好一个人因为一个假盘子都快精神错乱了，认死理儿没啥好处。”
我没法回答，她又问：“马建明的生活现在归谁管啊？”
我说：“家里有儿有女，好像村委会按月有补助，可看他生活这么难不像有人贴补。”
小琳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你说，马建明会不会是因为复杂的家庭矛盾才以捡破烂为生的？有难言之苦？又或者，年轻时受过什么迫害？”
晚报记者小琳同志还是有觉悟的。她坐在一个塑料的小马扎上，一边洗脚，一边望着沙发上的我，表了一个态：“马建明是个有故事的人。赶明儿，我还是得给主任说，这绝对值得深入采访，说不定能挖到什么社会问题！”
谁没有故事？妻子说得有理，一个认死理儿的人的确是有故事的。同理可得，马建明离上新闻的日子不远了。我躺在布艺沙发上，严肃地，下了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