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杂志编辑，我开车上班1个小时20分钟，坐地铁快些，13号线换10号线，45分钟。那是我从前的生活，每次往返数千步的小长征，到达卖力气的地方。2013年我从编辑转入专业写作，不必早出晚归，节省许多时间、体力和麻烦。如果死后能进天堂，我想象不出更好的生活，我觉得天堂的大门长得最像作协办公楼。从此什么样的好工作，对我都难以形成诱惑，心里层澜不起。
由于不勤奋，我一直没有磨损对创作的热爱。伴随生活节奏的停摆，我担心自己是静置的枯井，被彻底挖空。四年的职业写作，我创作的体裁还是散文。潜能和体能不足，叹气之后，我拿加缪的话安慰自己：“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产生兴趣。”
对我来说，散文从未丧失最初的神秘，甚至是它宗教化的神圣。当然，有人只拿写作当个谋生的差事也谈不上什么羞耻。散文如水。水，既是饮用之物，可以沏茶煮汤，也可以清洁衣物或冲洗马桶。广泛的应用性，使水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更应受到保护与尊重，它更值得被歌颂。水同样流动在我们体内。点滴渗透的水，也是人体占最大比例的组成部分，在每寸皮肤之下，在每个细胞的核里。均质、透明、神秘……它简直成了每个人命里的舍利子。不动声色的散文，就是不断渗透、影响和决定我的如水之道。
我使用一台词汇量很少的电脑。是输入方法决定的，打字时它几乎没什么联想能力，不会提供数个储备版本备选，常用词组也出现障碍。我只得一个字、一个字地拼。我觉得它智商不高，或者刚脱盲不久，它都不知道托尔斯泰和果戈里。
不升级，不换代。因为巴洛克的修辞，一直为我偏爱，是我的特色也是我的软肋，所以不想更眼花缭乱。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作诗但求好句，已落下乘。”极是，可惜知易行难。我写过若干浓墨重彩的创作谈，似有检讨之意，效果倒更像死不改悔的宣言。朋友说，我敲击键盘的声音很重，打桩式的；又仿佛和电脑有仇，感觉是怀着一腔愤懑在敲打离婚协议。一年又一年，我陷在和散文的旧婚姻里，相处模式没变；我依然是孤单又自恋的病虎，身体上的条纹，是囚禁自身的美的牢笼。
我不满足，不满意，难获自信。有人能，即使他们交出的只是一捆木柴，也自信读者能从中嚼出甘蔗的甜度。我试图让自己的文字被灌溉，保持某种植物的清凉和苦味——结果，仿佛在吞咽自己的胆汁。不甘啊。我的散文风格有僵化趋势——可无论“前是”或“前非”，我都不能痛改。写了这么多年，我被钉在一把旧椅子里。
不过，散文家？多奇怪的说法。小说家和诗人，都会写散文；然而，当一个写作者被称为“散文家”，等于昭告天下：他既不会写诗，也不会写小说，无能得可怜。没人因为写信就成为“书信家”，所谓的散文家，不像正式且名誉的头衔。如同有些许情感纠葛的人被称为“恋爱家”一样，难骄傲，只尴尬。
很少有人专事散文，我一直保持着这种被动的忠贞。我没有诗人的天赋，没有小说家的附体能力——从事这两种文体，需要神助。散文属于凡人，是自说自话，是仰望星空的井底之蛙在发声，几乎靠本能完成。有小说家说，写散文太难，像戴着脚镣跳舞，他觉得小说就没有这么沉的负重。对我而言，散文写作者不过无法摆脱大地引力以及自重，小说家才难，什么都不带就在半空飞行。我由衷敬佩，小说家的海市蜃楼，甚至禁得起考古学和建筑学的审查——从年代到结构、材料和装饰。二十多年的散文写作，我愧于积累的不过残砖断瓦。我决不因此轻视散文，相反，感谢它收容我这样本领有限的表达者。散文如同漫长婚姻里沉淀的亲情，逐渐令人信赖和安慰；恰是它的日常乃至平庸，给我自由。
我有个不科学的、不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只凭经验和直感做出的主观判断：出版三本散文集之后，才能看出散文写作者真正的潜能与余勇。许多写作者出道时令人惊艳，很快呈现规律性下滑：一鼓作气，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因为散文写作的耗材大，拿缓生的树当速燃的柴，烧不了多久，黑暗和寒冷就来了。作为平凡之辈，我们不具备漫山遍野的生活经验，难免贫瘠和荒凉。散文之所以被警告为一种只宜老者开展的文体，也是这个道理，为了维护晚年的体面。
对于从年少起就徘徊在艺术散文里的写作者，何去何从？有的金盆洗手，有的改弦易张，有的向历史深处掘进，有的从新闻中索取线索……每个人都在寻找秘密的退路或后援，否则难以为继。我的办法，是从小说家那里偷艺。
庄子，到底应该划归哪种文体？散文与小说的界标，我至今没想透。什么是绝对的是，什么是绝对的不是。有种文字，像灰，在白与黑的交集地带。我希望把戏剧元素、小说情节、诗歌语言和哲学思考都带入散文之中，尝试自觉性的跨界，甚至让人难以轻易判断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石头、剪子、布》写食物链，其中镶嵌入室杀人的段落，属于小说笔法，我想实现文体内部的跳轨和翻转。《有如候鸟》两万多字，写迁徙，露出水面的冰山是散文，隐藏其下作为支撑的是小说——我想增强散文的消化能力，让散文不仅散发抒情的气息，还可以用叙事的牙把整个故事嚼碎了吃进肚子里。我要的不仅是物理意义的肢解，还要完成化学意义的溶解，这就是从《石头、剪子、布》到《有如候鸟》在小说利用上完成的递进。
并非背叛。我尝试以寄居蟹方式存在的散文。小说的肉已被掏空，我利用更结实的盾壳，保护散文，探索更远的路。
散文？小说？还是媾和之物？我想起杜鹃、鹧鸪、白头翁，它们有着共同的美妙之处，既是花木，又是鸟，它们既是植物的名字又是动物的名字，置身生物两界。我不想陷入概念的误区。如同一些动物的命名潦草，是既有概念的拼贴，最后就成了它们的符号。熊猫，既不像熊也不像猫；黄鼠狼，无论和鼠和狼，都扯不上关系。别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样合乎规格和概念。只有不像模板上的标准尺寸，文字才能逃脱被复制的命运。
我的电脑里存着诸多准备中的题目。像正在做梦的蛹。我需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需要充分的安静和安全，慢慢孵化它们。我不猜测谜底，谁知道孵出的，到底是蝴蝶翅膀上的耀斑还是苍蝇鬼祟的复眼。我没有期待中的答案，管它什么性别和种类。何况，羊、鱼、人类乃至恐龙，在最初的胚胎状态，极其相似。
算不上创作态度的洒脱。我也不想掩饰自己的糊涂，我不怕把挣扎、犹豫和混乱带到写作过程之中。对我来说，散文不是结论性的审判，而是一种关于自由的表述，带着我的主观与自相矛盾，带着情绪性的倾诉与对结果的好奇，甚至天然密布自觉与不自觉的谎言。
操千曲而晓声，观千剑而识器。我不太信空谈，我信频繁错误中摸索的道路，我信头破血流后的醒悟。我知道自己是个特点和缺陷同样突出的写作者；或者说，我是一个由缺陷构成特点的写作者。不着急，我慢慢努力，为文字服役，也为行枷减重。
小时候我好奇海螺如何生长。海螺无法一下子推翻自己钙制的墙，也不能吃掉外壳，不能边消化边筑造新的壁垒。它从轴心开始生长，随着长大，海螺就把里面的腔室腾空、封死。海螺不断搬离，只居住在最外面的腔室。写作需要像海螺不断封闭自己曾经的腔室，才能壮大——离开旧舍，才获新生。寄居蟹更是如此，一旦扔下旧壳，就不再回去；我愿自己和自己的散文，都能舍弃旧习，在更大的空间里，既勇敢又怀有怯意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