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狩猎者的道德
笔会。忘了何时何地，只记得行走在风景区里。谢大光老师由于发现了我创作方向上的明显调整，给出一句判断：“从此，你将抛弃、也被大众审美所抛弃，再也不会老少咸宜，不会受到普遍欢迎，你将走上一条偏僻的小众道路，甚至遭受非议，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瀑布盛大，从高处跌落、自杀的水，我的回答为了盖过喧响，音量比平常大，有点宣誓的调门：“当然！这是我选择的道路，我愿意为此承担代价。”
事实上，我的散文集销量不佳，从来没有受到过什么老少咸宜的欢迎；好在我的作品数量有限，不会频繁给出版编辑找麻烦。从来没有获得的财富放弃起来非常容易，所以我态度坚决。
不过，我倒是一直偏爱口音很重的文字，无论阅读还是创作。这使我偏离读者，更靠近往往只存活于边缘地带的真理或偏见。年少时候，像许多人一样，我或许有过类似甜软的糯玉米阶段。后来发现，为什么文摘类型的抒情散文得不到由衷的尊重？我想，它们更像是品德老师发出的声音，这些“对人生有建设性的故事”，励志，却也限制成长。正是“老少咸宜”的安全，使人丧失孤独的探险者才能目睹的极境。书写某种“真善美”的文字，我疲倦，体会不到挑战的难度与快意，几乎是被迫的放弃。我这只软体动物，想试试危险的压强。即使失去外在的舆论声援，我认了——与标准答案的出入，将是我遭遇的灾难或者自由。
写作是最孤独的劳动，我因此理解不够坚持的作家甚至放弃艺术原则，以谋求即刻显现的安慰或奖赏。当我们的精力越来越多用于创作之外的经营，以丧失文学尊严的方式来换取所谓声名的另一种尊严，那才是真正的危机。因为，艺术道德的受损，是权力的虚幻性所无法修补的——我们将被审美的王国所驱逐，部分或全部地，沦为机会主义信徒。我偏爱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几位诗人，写作让他们失去安全、自由乃至生命，而写作者的尊严，恰恰建立在这种“失去的勇气”之中。相比之下，太想从写作里赢得荣誉，反而失去写作者的尊严。多少中国当代作家曾幻想伟大得有如天堂建筑的作品，而今面对的，却是被推倒一片的作为残局的生活。
想想自己，我亦卑怯。我的转折不过是小数点后微不足道的调整，既不存在任何英雄主义色彩，也无涉受害者的心理反弹。好在，我的脆弱不至于如此不堪，能够承受得起一些贬义词和怀疑的句子。
知易行难。理论上想得通，落到实践，我难以摆脱局限，常常受制于善良所带来的软弱。所以我需要一边写作，一边校正自己。美，在今天不仅止古典主义的形式，现代和后现代意义的美，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未必使观众或读者感到愉悦，也许是不适、震撼，乃至对抗中的反感——但美，正因挣扎而得以扩大自己的疆域。我不想混淆概念，在强词夺理的态度中颠倒美丑，但至少，早非少年的我们应该承认，在理念上泾渭分明的美与丑，事实上存在着融合而难以言明的巨大交集。
我们描绘魔鬼的五官，并非由于爱慕，也许是为了通缉的需要。天才的美国小说家奥康纳说：“对魔鬼的充分认识能够有效地抵制它。”常常，对邪念矫枉过正而发育为美德。是的，那发酵的基础，正是尽力想被自身刻意隐藏和试图消灭的恶意。正如，之所以能形成清澈的雨滴，来源于最初的一粒灰尘。瞬间萌生的邪恶，常会惊吓到自己，于是进入无声的自律与自惩，并在自我恐吓中完成另类而有效的自我教育。那种恶念，重量那么轻，构不成辽阔黑暗，只是黑暗最袖珍的部分……宝贵得像一粒酝酿开花的黑种子。
写作，并不能使我们驾驭万物，我们愿望中的文字道德也无法统一世界。唯有诚实运笔，表现自身的混沌，我们才能把脆弱转换成直面真相的果敢；也唯有完成这个阶段，我们所追求和达至的温暖，才具有真正的不毁之力。我知道自己写得并不好，如果说还能有点不一样，无他，得益于当初不算太晚的觉悟，以及不再犹疑的贯彻。
英国文艺批评家约翰·伯格表达绘画中的“逼近”概念，也可广泛应用于整个艺术创作领域：“逼近即意味着忘记成法、声名、理性、等级和自我。”当我们内心受到袭扰，创作上就很难保证纯粹。事实上，声誉这种东西就像套在狼脖子上的铃铛，行动时带来夸张的喧嚣，将使我们无法捕获到猎物。合格乃至优异的狩猎者，视线里只有猎物，为了完成有效的捕杀，它无惧于追随猎物进入绝对的黑暗之境。没有左顾右盼的胆怯。唯有这种坚决和坚持，逃亡中的猎物才会被激发出最大的活力。写作者和他的题材之间，应该保持这种互为危险的生死关系；那些在凶险面前止步者，输于猎物的智慧，将饿死途中。
一只完美的猎豹，无意于顾影自怜地欣赏自己的体态与造型，无意于清点和折算皮毛上的钱币花纹，它在专注的追逐中甚至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不是猎豹。作为一只热衷模仿的野猫，我也耸立自己的背脊，让紧张的爪钩小心探出自己柔软的肉垫。
2 试错的散文
白话文运动以来，相对来说，小说无界，诗歌无界，各种形式和手法似乎都拥有天赋的自由权。而散文，有着内在的律法，比如篇幅短小，比如禁止虚构，等等。漫长时段里太过保守，所以几十年来原本敬陪末座的散文，变化可能就最大。仅仅这二三十年，我们就看到了曾经的“散文律法”从禁止到默许乃至纵容的明显松动。
散文不再是五脏俱全的麻雀，篇幅变长，不仅意味着字数增加，也带来结构、叙述视角以及意义上的变化可能。千字文时代，只能简笔勾勒；加长的篇幅，使散文能从乐器独奏，变成立体的交响乐。原来，散文习惯俯览和纵观，就像地图铺在眼前，写作者通盘布局、全知全能，使用潜在的过去完成时态，来进行描述和总结；现在局面复杂了，就像VR技术，写作者在游戏的迷宫里，呈现给读者逼真的场景带入感，这种正在进行时态的写作，可能出现突然的意外和翻转。再比如说虚构，我们都承认写作需要经验与想象，但在散文领域，我们似乎更多地重视经验，忽略想象，两者的强弱明显，没有很好地平衡，甚至一些想象领域的审美问题被推到欺骗的道德立场去遭受判决。我们现在学习逐渐把想象与编造从虚构这个含混的概念里甄别出来。再比如，“形散神不散”，曾是散文自由精神的标志，它渐渐也成为一条内在的绳索，因为，可以形散神不散，也可以形不散而神散，或者形神俱散或俱不散。
我觉得，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散文一直在进行试错的努力：不让写长偏写长，不让虚构偏虚构。其实创作上难有什么算是真正的错，枯枝败叶也能让植物得以繁茂。散文的试错者，是不断试图逾越警戒线的冒险之徒，即使今天，他们被保守的批评家宣判为非法，也依然获得了越界带来的自由。
随着象征性的解放到来，新的问题出现。原来我们的突围有着具体路标，正是那些禁区标志。哪里不让通行，我们就试图从那里强行闯入。当散文作为笼鸟的时候，突围只有一个方向：外面。等被囚禁的鸟破笼而出，又该往哪儿飞呢？随着障碍被清除，领域被拓展，原来在局促之中形成的物理意义的团结，反而因为这种开阔得以瓦解。禁城之门被打开，队伍没有集合起来迁徙，而是在旷野中渐渐走散。
新散文、原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热衷命名的时期似乎过去了。事实上内部的分野始终就是存在的，既强烈又隐蔽，即使外表趋同，彼此之间也近于种属之别，有如鲨鱼和鲸鱼。艺术风格本来就难以被统一归纳，等从动物园进了丛林，自然成了游神散仙或游兵散勇，各自逍遥。
当初有针对性的破坏，如今变成丧失目标的追踪，我们大概只能凭借头脑里的磁极，凭借没有什么道理的天然直感，无论错误与否，继续盲目探索。从我个人创作来说，比较艰难。构思时，我心怀游刃有余的错觉；一下笔，是捉襟见肘的尴尬。我发现，即使没有外在的禁令，我自身的写作习惯也成为了新的铁律，更为僵化和难以突破。我必须尝试打破写作习惯里那些自以为是的“正确”，持续去“试错”——《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红色皇后说：“你必须全力奔跑，才能待在同样的地方。”
散文是否拥有辽阔到沉重的自由？但愿自由，是背负的翅膀，看似增加，其实却减轻我们的体重，以便离开把脚踝拴在地上的那种引力。
3 盲目的自信
健康的人是自信的，他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安；而患病者的特征，是他格外意识到某样器官的存在……疼得全身好像只剩下牙，或者胃。当我们强调某件事物，可能因为非同寻常的重要性，也可能，正因它隐隐地出了问题。“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中国文学如何增强文化自信？” 这样重要的问题，可能既反映了它的重要，也反映了它的问题。毋庸讳言，当代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比例实在算不上巨大，这是我们不情愿的难堪事实。
手段可以变化万千，但衡量文学的标准，还是需要遵行通约的法则。当我们的文学相对弱势，是不是发明另外一套评价体系就能重塑自信？中国足球不理想，是不是重建游戏规则，就能改变心理上的尴尬。比如体能不好，我们就规定中国足球可以只踢半场？可以上场25个人？禁区里可以用手辅助？或者越位进球有效？显然不行，所谓保持主体性，所谓文化自信，必须是在世界格局的前提下，并非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无论是色厉内荏，还是掩耳盗铃，体现的都不是自信，而是虚弱。我们当然需要从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里获取资源和营养，但它一定不是固步自封的禁地，尤其是在“天涯若比邻”的今天语境里。
曼德尔施塔姆，白银时代的代表诗人。北岛、黄灿然、王家新等中国最为重要的当代诗人，都译过他的作品。让人惊讶的是，一方面，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闪烁不可复制的宝石之光，另一方面，他的诗歌如此禁得起翻译而不流失它的力量，就像最为珍贵也最为朴素的麦粒，可以被碾压，被磨碎，被咀嚼，它进入并成为面包里的细小纤维。曼德尔施塔姆的大量诗歌中都出现地名：彼得堡。莫斯科。罗马。耶路撒冷。希腊。他生于波兰，从小跟随去过芬兰以及波罗的海的几个国家，后来又在法国和德国学习文学和哲学。他精通和掌握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外语。曼德尔施塔姆的写作背景辽阔，他的血管里不仅流淌伏尔加河与塞纳河的水声，也汇聚了波罗的海与地中海的咸度。难怪当有人在集会上问曼德尔施塔姆什么是阿克梅派，他如此定义：“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
中国的文化传统当然重要，但不必立了一尊神，从此就罢黜百家；不必只认一座灯塔，否则我们无法远行，难以停靠其他的海岸，容易葬身汪洋。有时候，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想象为一笔封闭的宝藏，现在只是发现了矿脉，一旦得到有效开采，我们立即就能富可敌国、傲视群雄。跟南帆聊天的时候，他曾提到，传统似乎成为了一个混沌的概念，到底是指唐朝的还是清朝的？这更使我陷入思考的迷惑，魏晋明清差距如此之大，如果传统覆盖到如此辽阔的程度，它与“世界”的本质差异在哪儿？包容比拒绝更有力量，文化上亦如此，兼容并蓄比闭关锁国更体现自信。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那时候的作家深受欧美或拉美文学的影响，他们的态度诚挚、谦卑、纯粹、敬畏，创造出许多当代文学上非常重要的作品；后来有些写作初学者，急功近利，只读中国文学期刊，希望尽快找到自己发表作品的捷径，可是效果如何？我们照着虎，能画出虎或者画出猫；若是照着猫画，恐怕很难画出虎的威仪。美术上什么立体画派、野兽画派也好，大师们都是把素描功底做得扎实，才能变形。许多写作者是素描功夫堪忧，急于创新，出来的东西，什么也不是。许多名家也好，获奖作品也好，难以给读者文学享乐，读起来堪比财务报表的乏味。
我偏执而盲目地认为，中国文学没有带来足够的自信，部分原因，恰恰因为中国作家抱有偏执而盲目的自信。写作者容易在占据文化资源的心理优势下，觉得自己不言自明地具有引领他人的本事。这种在不尊重他人前提下建立的自信，会让我们丧失自省。在十九世纪，手工肥皂开始在家庭和宾馆中普及。以前，病人死于医生未灭菌的双手和手术刀的概率，跟死于医生所努力治疗的疾病一样大。作家也要注意，不要使用这样带菌的手去解剖社会，这样的手同样是不能解剖自己的。不仅是不负责任，还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如果文学没有把写作者教育得懂得尊重，懂得自我批判，遑论我们能够以此为工具教育和引导他人。难道知识，只是教会了我们技术化地自恋或炫耀，教会我们授予自己道德上的豁免权吗？我们文学的教育和引导功能是什么？无畏孤独，信任奇迹，满怀好奇地去认识世界和自己，深入黑暗中去理解，也不在名利的强光里造成瞬盲。文学的好，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领略万物之妙、更宽广地拓展自己，所谓“遇见更好的自己”；那我们把这种好推荐给他人，不是自己冒充神医去推销补品，而是作为运动的受益者，号召别人也以运动以产生自身的化学酶来维持肌体的健康。
前几天跟弋舟聊天，他说我喜欢“强度”，无论是阅读口味还是写作倾向，包括修辞习惯。我自己从未注意，但我觉得，他说得对。我是不是喜欢工笔胜过写意，是不是喜欢油画胜过水墨，是不是天生就不偏爱含蓄蕴藉或淡泊明志的，就喜欢浓稠强烈、色彩和情感都饱和度高的？在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方面，我的确是个可怕的文盲。作为一个没有继承到家族遗产的逆子，我如何去维持日常的温饱？我的阅读兴趣，始终集中在翻译文学领域，那就是源头，我是吃国产奶酪长大的孩子，消化道始终被改良的异域食物填充而获得适应性营养，是否这意味着，我在先天性的背叛里，终将无法忠诚？是不是，我是中国文化的弃婴，失去了文学上的家国情怀，我是个丧失背景的无根的流浪者？我觉得，如果是这些翻译文学供养我成长的，那它们就是我知识学意义的故乡和文化意义的经书。
不过，是否因为缺乏传统的积淀，我就此变成逃避者，此时此刻，正在为自己发明一套“中国足球规则”来掩盖破绽？好吧，不放弃自省。我所希望的自信，是一个写作者通过漫长努力，获得直面的勇气、敞开的态度、受挫的准备与学习的耐心。
4 作家对批评所承担的责任
我平常喜欢看国外的文学评论，比如《西风吹书读哪页：〈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读诗的艺术》等，即使没读过它们所评述的作品，我依然能从书评本身体会到强烈的阅读快感——更精准的概括、更密集的智慧，无论是揭谜的高明还是揭底的恶毒，那些评论家既置身其中，又神游物外。他们运用词语，以一当百，炼金术士般提取最具价值之物；他们可以像警犬一样辨识与追踪，又像神明一样前瞻与全能；他们不需要完整的复句就能概括情节和主题，同时也能从一个细节中窥斑见豹。
许多年前捕鲸业盛行，但人们难以在极其光滑的鲸背上站立；当我们面对一个伟大作品时，有如置身鲸背，它的磅礴在我们的把握能力之外，常人难以获得稳定的支点。评论家的本事在哪儿？我们知道三点固定一个平面，有效、有力、有限的几个词，作品就被勾勒出基础样貌——评论家就像为读者制作了一双钉鞋，帮助他们获得从容观察的角度，以及可能的处理手段。
其实写作者的工作，仅从字面意义理解，主要是醉生和梦死这两项……他们所进入的世界有如秘境。但优秀的批评家窥破其中的光线，他们有把复制的密钥可以潜入，甚至猜出写作者未来迁居的地址。好的评论是双向的，它不是从作品中汲取、提炼并盖棺定论的终结篇，它是对作家的启发和指引，是点石成金的咒语，有如密室中照进的关于未来的光线，意味着解除作家自身的禁锁，让他们获得陌生的自由。
刚才谈论的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知道，当前中国文学的评论现实远未达至。不用多加举证，仅看引文，就能感知背后的不同。我特别喜欢《纽约时报》书评里的引文，谨慎而夺目，就像完美镶嵌的宝石，从来不是随意拼贴的边角料。能感觉评论者背后的态度，是邀约读者共同见证智慧。出于恭敬、激赏和折服，这些评论家找不到不流失容量和精度的其他概括来替代，只好引用原文。他们想与读者一起重温，自己初次阅读时那种由衷的惊喜、赞美和震撼。我甚至能感觉，这些评论家引用原文时，保持着与一个抄录的读者同样的迷恋与虔诚。我觉得中国文学的评论家，多是高屋建瓴、指点迷津的老师，不可能采取这样低微的姿态。
然而，当我想要对批评界表达不满的时候，我也由此发现了问题核心。我们就是让一个热爱文学的粉丝去抄录引文，恐怕也拿不出什么精湛货色。倘若作品乏善可陈，评论家无法把化石粉变成羊脂玉，无法用一根胡萝卜做出满汉全席。
如果作家提供的版本是独特的、丰富的、有力的，甚至难以概括的，评论家必须以专注的、有难度的、被触动灵魂深处的评论才能呼应。当我们自己的作品日近单调和趋同，评论家们的发言只要进行一番学术上的器官移植就可以了，一个概念、一种褒义被施用在不同身体上都可以，没什么排异反应；如果作家独特到熊猫血的程度，评论家就无法拿通用的O型血来应对。
我不是替评论家推卸责任，做编辑二十多年，我自己深有感触。有些作品粗糙无聊，真不值得心血上的投入。写作者是沧海，评论家只是一粟，不可能惠及众生，而许多写作者就像盲目自信的相亲者，误认为每个人都会在惊艳之下乐于给予自己一生的婚姻保障。想想姿色平庸且毫无风致的女子，生硬地拿出一副不匹配的撒娇架势，要求他人给予自己绝代佳人式的溺宠，也够荒谬吓人的。
其实评论家撰写评论，就像作家描述生活，都需要情感的投入，甚至需要附体式的感知与传达。作家抱怨评论家写得“隔”，写得“不点穴”，其实作家自己对生活的描述常常也是不及物的。只有当作家对描述对象的尊重大过自我表现的虚荣，才有可能达到“精确”，达至“动容”，这个创作规律和评论家别无二致。
成为段位对等的棋手，而不是频出臭招，既让对方耻笑，也令自己恼羞成怒。作家应该写出让评论家运用情感和智商的作品，而不是仅用红包短暂地占有评论家的时间与精力——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作家所获是买醉式的快感，给自己带来的，不过是幻觉、失态和对智力的潜在伤害。当评论家回报以敷衍的安慰、慈善意义的赞美、不涉道德的欺哄，作家无论是信以为真还是愤然声讨，好像都显得不够体面和通达。在这种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的互动游戏里，写作者与评论家并非双赢，而是损伤了彼此最为宝贵的赤子之心。
我们当然知道，评论家在社交领域受到重视，但许多作家心照不宣地认为，虽然评论家往昔并非一言九鼎的意见领袖，但与曾经的职业道德相比，评论家们应该去反省一下失落的荣誉。然而，说到加强评论建设，不是作家袖手旁观、隔岸观火，去看评论家的检讨和笑话。调整作家与评论家之间不算理想的关系，首先是作家需要颠覆我们自身的陈腐与虚荣。
为什么说作家难辞其咎？作家往往执行双重标准，希望批评家对别人铁面无私乃至棍棒相加，体现少林功夫的观赏性；对自己柔情似水，如果要锤锤打打，最好力道恰如敲背之妙，施展医疗保健的实用性。对别人是法官的正义与无情，对自己是天使般的慈悲与怜惜，其实作家无需这么要求评论家的作为，评论家平常就是这样在“人格分裂”中去平衡社交网络和专业水准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不能阻断食物链去谈论狮子的慈悲一样——只有作家能够坦然、诚恳而又结实地，甚至是“不顾廉耻”地承受批评，评论家才能不用衡量利害地做出心口如一的直觉与良心判断。
我有时，宁愿作家与评论家之间是一种虐恋的关系，相互折磨，也深切依赖，要比浮泛的友谊来得更可靠。我宁愿火眼金睛的批评家怒其不争对我当头棒喝，也不愿手法细腻的学术慰安妇哀其不幸对我精神按摩。还是那句话，疼痛是我的敏感，是我的边界，是我身体能够感知和调控的部分，我愿那些眼界高远的人能够告诫我的井底局限。
我曾设想，能不能展开这么一个批评栏目，可以让作家自愿报名参与，以免纠缠和结怨——这个栏目要求不使用褒义词，只找茬儿挑毛病，让评论家一展讽刺甚至是恶毒的施虐才华，不为炒作，只是让一个受窝囊气的人有个拳击的健身场所来恢复他的击打能力。我肯定愿意报名参与栏目的建设——我这个沙袋虽小，体量不足，但存诚意。后来又想，这也许会被媒体当作一个“要红不要命”的噱头，就像特别希望自己被骂以成为舆论焦点似的，所以作罢。至少，我希望在座和不在座的评论家知道，有一部分如我这样心理阴暗的写作者——需要你们的冷酷，胜于需要你们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