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从我们识字起就知道“死亡”这两个字的可怕，我们从来不主动谈论它，以为避而不谈就可以侥幸地逃离它，但经历过生死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想法是如此的愚蠢。
我并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尽管这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事情。我们从小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各种技能，以备关键之时能救一命。小的时候学游泳，父亲着实花了番心思才把我教会。家附近有条河，一到暑假同学们都聚在这里，哪怕每年都有溺水的新闻，孩子们还是忍不住到河里疯玩扑腾凉爽一把。
技能考试是每一个学游泳的孩子必须要过的科目，在我们这里是两个水性好的人陪着你过河。考核我的那天天气不错，我跃跃欲试地脱了衣服就往水里钻，“护送”我的同学一前一后地紧跟着。河面大概有25 米宽，差不多是个小泳池的大小，前半段我的表现还不错，游到离对岸还有 10 米的时候突然使不上劲儿，想要休息一下，结果一脚踩空身体失重，两个同学一路推着我游完了接下来的 10 米，好险！在我的身体不可抗拒地下沉和本能地瞎扑腾时，我感觉自己差一点儿死掉了！那是第一次觉得死亡离我那么近，同时也知道面对死亡，人是如此无力，根本来不及有所抵挡。
在之后的生命里，我尽可能小心地躲避它，成了一个死亡的旁观者。
初中时有个补习英文的女老师姓罗，儿子比我大很多，在北京的某所名校读大学。罗老师戴着一副眼镜，胖胖的很和蔼，老公也是我们那里的老师，我的很多英文基础都是在那时打下的。每个周末我都很抗拒去罗老师家，主要不想读书。可是每次去完又觉得很开心，因为罗老师偶尔会在补习完聊聊家长里短—从武汉下放来这个小镇，改不掉的武汉乡音，那个年代会英文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偶尔罗老师会拿出儿子的照片给我看，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些她的担心和牵挂，也许我年纪还小，很多东西并不是听得太懂，只能看她叹气。补习之后她会送我下楼走一段，那是一条没有灯的小路，两边种满了白桦树，不管刮风下雨她都会坚持送我，走着走着我就毕业了。
湖北的夏天多暴雨，我们早习以为常。高中暑假回家，那年小镇上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一辆去拜佛的小巴士因为暴风雨和火车相撞，司机跳河逃生，而车里的人全部遇难了，其中就包括罗老师和刚毕业准备去机关上班的儿子。那天雨停后，我和几个同学沿着发生车祸的马路走了很久，暴雨滂沱后泥泞不堪的路面使得现场更加惨不忍睹，到处散布着打捞起来的衣服，临时用床单盖着的尸体，而罗老师的尸体是打捞了很多天之后才找到。这真是一件充满了悲伤和讽刺的事情，已超出了我当时所能承受的范围：为什么心怀信仰虔诚拜佛的人会以如此残忍的方式离开人世？
因为常去旅行，所以习惯买一份保险，偶尔会把保险发给好友以及父亲，总觉得如果真的遇到不测，父亲的承受能力会强一些。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多地想到这些问题，心境也较之年少的时候坦然了不少，没有人不惧怕死亡，也没有人可以战胜死亡。
有一次到香港文华东方酒店，问酒店的工作人员，当年张国荣是从哪里跳下去的。我想知道他跳下去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受，后悔吗？
想起堂妹的姥姥，民国时期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因为战乱耳朵炸聋了，但是会说话和写字，并且据说还写得一手好字，小时候我很喜欢和堂妹上她家玩，老人家一看就是读过书受过良好的教育。听家里大人说文革抄家的时候姥姥藏了一些首饰，悄悄问她真假，她也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你，不发一言。姥姥很疼我这个小堂妹，只要是妹妹喜欢的，她肯定第一时间想办法满足。我从来没有问过堂妹对姥姥去世的想法，因为即便是我也难过得哭了好几天，更何况是备受宠爱的堂妹。为什么说起这个姥姥呢，因为在最后的时间里她满身是病，原本家里开着牌场，常来常往的老牌友们十分热闹，病重后她再也不可能上牌桌只能躺在床上。我记得那是一段漫长的等待死亡的过程，姥姥已经不大能说话，脑子也糊涂了，叔叔们寸步不离地陪在身边，有时候说快不行了，有时候又说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我也躲在角落里看着这场对我来说声势浩大的死亡之途，堂妹静悄悄地抹着眼泪。许是再也没有力气去牵挂身边的人，终于离世。长期的病痛令身边照顾她的人都已筋疲力尽，但和蔼要强、一辈子不愿麻烦别人的姥姥是否想过快点儿离开也是一种解脱呢？
2014 年必定是痛苦的，马航两次空难和台湾空难让我这种每月多次飞行的人感觉恐怖，习惯了登机、起飞、吃饭、降落、回家……不是没有想过但还是侥幸地觉得自己运气不差，唯一的一次是我在《趁，此身未老》里写过的一段关于在尼泊尔搭乘小飞机感受死亡的经历，当时坐在摇晃的机舱里，听着邻座日本女孩儿惊慌失措的祷告，我不停地想从空中摔下去到底会有多疼。
夏天去香港书展时参加了蔡明亮导演的分享会，印象很深，他说这个世界上的电影都是反战的，除了纳粹时期有一些支持战争的电影。但即使有这么多电影的反思和倡导，我们依然无法改变战争和死亡的事实，一直到今天它依然存在，而且从不遥远。
蔡明亮导演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准备远离都市，到山里找房子住。房子还没搭建好时，他约了李康生在半工地半废墟的住所前聊天，谈起自己身体状况忍不住哭了起来，李康生低着头微微抬起眼睛看了看他。蔡明亮说那一刻觉得自己像是在准备身后事，山谷的风声划过他们的房子，了无痕迹。
经历过一任主管叫斐斐，是个很传奇的女人，身材消瘦戴着眼镜，年轻时很爱抽点儿烟喝点儿酒，刚进杂志社的 5 年里一直是身在上海的我向在广州的她汇报工作。其实我总以为能喜欢自己的主管简直是天方夜谭，充其量只能做到不讨厌，我想我的下属在这件事上一定能与我达成一致，直到我遇到斐斐，我连讨厌她也做不到。斐斐懂的东西多而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还有那些你总会错过的娱乐八卦。每年因为工作常去广州，她总是热情地带着你吃这吃那，稿子做得不好也不会发脾气只会耐心地和你讲解，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这本杂志。有一年去成都开会，每天都被关在房子里，会议结束后她和我的另外几个同事结伴去了大理，我因为想去九寨沟而放弃了他们的行程，现在想来这已经成了近些年我比较大的一个遗憾。后来知道她病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广州的华农学校食堂，因为公司当时在那里办公所以大家都过起了像模像样的学生生活。斐斐瘦了很多，问起病情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于是我们也就识趣地不再探究，终究是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斐斐后来的生活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出家，离婚，我想也许是信仰帮她找到了一种新的归宿和生活方式。在我和了解她的同事看来，这条路也许是最好的，心中有所寄托，做自己喜欢的事，专心而安静地走完生命最后一段路。2013 年年底去广州开会，得知她过世了，一晚上没怎么睡，我并不害怕，只是觉得有些接受不了。找同事聊天，她开解我说如果斐斐现在去到了更快乐的世界，你这样想会不会好一点儿？我点点头，想起她走在我前面招呼我进馆子的模样，像是从来没有离开过。
你会一直遇到这样的人和事，我们曾经有过热烈的交集，其中一方却提前退席，伤感像是蔓延的河流在心中汇聚成了沉静的湖水。可我更喜欢这样说：我们像是搭乘同一列火车去往目的地的旅伴，有些人提前下车而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活着就是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去爱自己该爱的人，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死亡固然可怕，但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到死都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空留遗憾。生命的故事总在告诫我们要努力去爱自己和身边的人，活着，便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