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听的歌总是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记得我第一次来到新疆的达阪城，站在风中举目张望，根本就没有看到“那里的姑娘辫子长呀，两只眼睛真漂亮”。第二次路过达阪城，我干脆就没有下车。当我哼着《康定情歌》来到康定的时候，有人指着城外一座其貌不扬的土丘告诉我：“喏，那就是跑马山。”我知道歌里唱的并不可信，但平庸的跑马山还是彻底摧毁了我对康定的美好期待。
康定还有一个名字叫打箭炉，显得很有历史渊源。《三国演义》里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叫七擒孟获。诸葛亮率军南征，在此造箭，故得此名。也有一种说法，说打箭炉其实是藏语打折多的译音，意思是两条河流汇合的地方。令我不解的是，打箭炉和打折多的发音相去甚远，不至于相似得能够以讹传讹吧。一百年前，康定被确定为官方名称，1939年成为新设立的西康省省会。1950年，西康省被中央政府命名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康定成为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地。但是在五年后，西康省被撤消，将西康省所属行政区域划归四川省。西康省有五个浙江省那么大，关于它的撤消讳莫如深。当时，西藏自治区正处于筹备阶段，尚未正式成立。后来，中央政府考虑到在统一的版图里不应有两个藏族自治区并存。于是，行政区域的划分不得不抛弃历史沿革，服从政治的需要。
摄影师孙明经在1939年拍过一张康定的鸟瞰图。据说这是一张令历史学家如获至宝的照片。照片里，康定县城夹在山缝中间，折多河由南向北穿城而过。县城里黛瓦木楼连缀，青石闾巷纵横。可是现在，河两岸矗立着兼具藏汉风格的崭新楼房，已经很少有人会去缅怀那些沉淀在旧照片里的老房子了。孙明经参加西南科学考察时拍摄的照片被集结成书，书名为《1939年：走进西康》。书评里有一段话打动了我：照片揭示了一段已经淹没了的历史，再现了一个已经消失了的省份。
这些远离尘嚣的高原小城，最终还是无法独善其身，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冰壶秋月般的传说让后人无限神往。
我找到离康定汽车站仅百米之遥的军分区招待所，花50块钱住进了单间。单间的那张大床至今令我怀念。这样的停留，往往是我大洗的日子。我把积攒多日的脏衣服洗干净，跑到楼顶挂在晾衣绳上。记得那天下午天高云淡，风和日丽。我干脆除去身上衣物，全身只留下一块遮羞的短布，然后仔细地把橄榄油抹在裸露的身体上，趴在防潮垫上晒起了日光浴。我对晒太阳有特别的嗜好，我甚至觉得自己之所以迷恋藏地，多半是受了高原阳光的诱惑。我望着自己日益黝黑起来的肤色，心中会莫名地升起一种自豪的归属感。
我最终还是没有去看看已经成为民俗景点的跑马山，我也没去探访已经沦为皮鞋大卖场的康定天主教堂。我隔着折多河想给教堂拍张照片，取景框却怎么也捕捉不到干净的画面。我看着折多河水翻滚着从我脚下流过，听到从城里的每个角落里传来声嘶力竭的刺耳声音。我开始怀疑自己追寻的动机。康定，像是我生活的城市里那些熟悉的街区，我不会无缘无故地恨它们，因为我根本就不爱它们。
我在一个黑暗的黎明离开了康定。在打印出来的车票上，写着我该下车的地方。这个地方叫新都桥，它有一个口口相传的美丽名字，叫“摄影师的天堂”。当班车沿着318国道，翻过折多山口，我在柔和的晨光里看到了起伏的山峦下弯弯的小溪流过，一排排的白杨树后面是彩色的藏式民居。对久居内地的汉族人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风景。这样的风景，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天堂了。新都桥距离康定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它就像是康定的郊区。如果能够深入藏地继续旅行的话，很多人也许能够改掉轻率定义天堂的幼稚毛病。
我在建筑工地一样的新都桥镇呆了不到一小时，就决定继续赶路去理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