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北角，三月天，周末，香港笔会邀宴。满座鸿儒，我举起晶亮的杯子，隔着艳艳且酽酽的葡萄红酒，和宾客言笑晏晏。香港的笔会，我本来无资格参加，我是台北笔会的，但当时我正在港大任驻校作家，潘耀明先生便邀我前来短讲，使我有机会加入盛会。而且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这是我七十三年来第一次没跟家人一起过生日，却意外地跟一屋子才俊同欢， ；内心难免窃喜。
就在这时候，中华书局的编辑于先生跟潘耀明一起来了，我“居安不思危”，没顾到自己手上做不完的工作，居然就满口答应拿出一本“旅游文学选”来。我当时也不知自己究竟写了多少跟旅游有关的作品。而且，什么叫旅游文学？一时也觉定义困难。狭义的旅游文学应该长得像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吧？但是：
苏东坡遭贬到湖北黄州，研发出“黄州红烧肉”（很可能为了省钱，也加入了山笋），这道美食的说明，算不算旅游文学？
秦少游的词《踏莎行》，写明了“郴州旅舍”，那里面无端地妙问：“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全然写情，算不算旅游文学？
孔夫子立于川上，见到直奔天涯的水流，喟然而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种对时间的哲学思维，算不算旅游文学？
耶稣远赴耶路撒冷，望着这屡遭敌人侵占的故城，曰：“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亟欲聚尔之子女，覆而翼之，如母鸡之翼小雏，奈尔不从！”这悲天怆地的哀号，算旅游文学吗？
杜甫的泣血之作“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读来虽不能令人赏心悦目，却的确是他人在旅途中，写的也的确是旅途中的情——悲情。读者可能不预期让自己读到这么沉重的文字，读者要的可能只是愉悦的卧游，加上浅浅的思悟……
好在，中华书局说，可以，一切从宽定义，作者说了算。我当时又想，这一切选录都请助理去做，反正什么算旅游，什么不算旅游，应该也不难分辨。
不意“判断”一事，原来十分不易，助理虽也帮了忙，紧要关头自己还是必须亲力亲为的。
这一来，竟花了四个月的时间。选文的方法，是把自己五十年来的散文全搬出来，有些扔到什么老书架上去了也不知道，必须一番好找。有些绝了版，只好到别的选集里去把它找回来。人还活着，整理文稿就已经如此艰难，一朝死了，大概就更麻烦了。
出版社的构想是出一本十万字的书，多请几位作者共襄盛举，形成一系列壮观的套书。我选着选着，发现自己写过的游记竟已远超过十万字。于是，重订方针，只选早期作品。为了让有研究精神的读者知道来龙去脉，我在篇末注明“某篇”出于“某书”。而“某篇”出于“某书”的背后还有点曲折，那就是“某篇”往往不全选，只选其中和旅游有关的心得。好在散文不像小说，是可以局部呈现的。
为了平衡一下“太多早期作品”的形势，我又加选了一篇中期作品和近期作品，这两篇是《放尔千山万水身》和《山事》，前者是二〇〇一年写的，后者则到此刻尚未发表。
在整理旧作的过程中，我恍然有悟，觉得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游纪录。天地不过一逆旅，时间不过一过客，而我们人类，不过是一介小童，拉着“时间妈妈”的裙角，悄悄随行。一边在千岩竞秀中目不暇接，一边不知不觉就老去了。
三十年前，我算是热衷旅游的人。有时带孩子去，理由是他们小，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世界。有时带老母亲去，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难得她仍有出游的雅兴，理该把握时机带她出去走走。夫妻当然更当偕游，我们是订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自己一人也当独游，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不过后来，大约十五年前，因为世界碳量猛增，旅游便有了罪恶感。所以，平常都在杂志中卧游，在电视机前坐游，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它一下。像南极，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中远方的万年积雪，已可谓至福，自己亲征，就不必了——也因此，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好像也是不错的。
最后，要谢谢香港的中华书局的大度，允许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发行本书的简体字版单行本，也允许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繁体字版单行本。
今春去茶园，有人送了我一个小装饰品，饰品用一链串两物，一头是红澄澄的陶土柿子，另一头是未剥壳的陶制花生，上书“‘好柿’会‘花生’”，谐音“好事会发生”（闽南人说普通话念“发”为“花”），令人莞尔。出此书，对我而言大概是发生了好事，不过，对读者是不是好事——这倒是我很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