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胡安的行军床已经折好靠墙，人也上班去了，之后几天都同样早出晚归的。
大家聚到餐厅，长桌上已摆满银餐具，老太太告诉他们这套餐具是她曾祖母传下来的，她自己吃饭都舍不得用。他们让黎成坐主座，吕伟夫妇、艾文和京昌分列左右，京昌用保温杯给自己倒了杯热水，抿着，胡安的姐姐给他们端上餐前水果，每上一盘就借机和他们聊两句。她以前也在电信部门工作，后来辞职了，因为觉得那里毫无前途，现在就在旅馆帮妈妈工作，每天去早市采购新鲜果蔬回来做给住店客人吃。吕伟看着自己的果盘，里面至少有五样水果，他奇怪，要知道这在古巴多么难得，至少在过去的古巴。还有一点更奇怪，无论水果还是主食，房东女儿都最后才端给艾文，而且分量最少。
老太太穿着件拖地的珠片长裙，拿着一叠报纸，无声无息地坐在餐桌对面，一张张翻阅，没一会儿开始用西班牙语诵读，读了一会儿，觉察到没人在听，因为没人听得懂，于是叫来女儿，她念一句，女儿翻译一句：
新闻说，兄弟国家中国通过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快就要超越四处抢占资源窃取别人劳动果实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黎成颇为不屑，艾文听了扬起眉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老太太又念了些什么，她女儿正在为大伙儿忙活主食，走开了，她就恢复了一个人自言自语的状态。后来几天，她每早都给他们念报，还专挑有关中国的报道。大家发现在古巴的报纸上找中国的消息很容易，不仅全是正面宣传，且动不动就是头版。
主盘更丰盛，尤其对食物紧缺的古巴来说，每个人的餐盘里都有两个鸡蛋，两片火腿，两块西红柿，两块烤饼，而只有艾文，什么都是一份，而且鸡蛋和火腿也被煎得丑陋无比。艾文阴沉着脸，忍着没吭声，吕伟对京昌说：“为了陪你潜水，艾文牺牲很大啊！”京昌说要把自己那张最舒服的床让给艾文睡。
虽说来古巴是为了让京昌潜水，但每个人也都想看看古巴的样子。出门前，老太太和女儿对他们千叮万嘱，说出门要看好相机和钱包，说除了供应社，无论在哪里买东西都至少要砍掉一半的价钱，还说如果碰到街头流氓寻衅，能忍就忍。
这样的叮嘱让吕伟不知是房东过于谨慎，还是古巴变了。可就算是古巴变了，也不易察觉，至少在街上看不出端倪，几年间哈瓦那似乎没盖一座新楼，原来的房子只是变得更旧，吕伟注意到曾攀上的一座旧楼如今已经塌了，就塌在那么显眼的地方，无人问津。
京昌觉得和墨西哥的城市比，哈瓦那的街道更宽阔，人却少得多。确实，除了市中心的武装广场和小白宫一带，其他地方空空如也，作为首都，这里的人确实太少了。京昌说，古巴的集权制度为宏观调控人口流动创造了便利，他们通过发展农村和小城市，解决了人口拥入大城市的问题，做到了所有拉美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事（大多数拉美国家的首都都有贫民窟，哈瓦那没有）。因为家乡发展得不错，所以没人认为搬到哈瓦那的生活会更好。可换一种说法，哪儿都一样穷。
沿海滨的马拉贡大街去武装广场的路，是吕伟最熟的一条。吕伟走前面，他们跟着，不发一言，只是看看这里看看那里；有时停下拍照，吕伟就坐在防浪堤上等，看着汽车唰唰地压过潮湿的路面，突然发现街上的老爷车没有以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毫无个性的韩国车。不可否认，当一辆老爷车摆在面前，外人看到的是经典的价值，可本地人却只看到贫穷和落后，像对待跳蚤一样急于把它们甩掉。所以在政府放宽个人购车限制后，更多古巴司机不惜搭上大价钱，用宽大舒适的古董车去换一辆在中国最廉价的韩国车。
此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老爷车们确实已经过了报废年限很久了。七年前，吕伟在哈瓦那街头拦过一辆“破拉达”[1]，二十年前在北京街头常见，那时人们就这样称呼它们了。而那最后一批消失在中国的拉达，全来了十几年前的古巴。那次吕伟一坐上那辆拉达就后悔了，屁股扎得慌，因为车座上的弹簧有一半都钻了出来，他像坐在钉板上的苦行僧；门还关不上，是司机下车帮他踹上的；打火的声音很大，像有人躲在后备箱里放了几个“二踢脚”；行驶时，他无意间往排挡的方向瞄了一眼，却看到了高速后退的地面。车况不济还能忍耐，可他发现车越破，司机越凶猛，他们觉得开破车不心疼，却忘了他们自己也在车里。
从那以后，吕伟就不在古巴拦“破拉达”了，只乘坐雪佛兰或克莱斯勒那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爷车。吕伟对它们的印象很好，不仅空间宽敞，行驶平稳，还有个有趣的细节。他注意过，很多这种老爷车里都备一根棍子，起初以为是司机防身用的，后来看到一个司机用那根木棍支撑后备箱盖，才明白它的用途。并不是所有司机都会预备棍子，有些人更懂就地取材，他见过用笤帚的，见过用树上掉下的树杈的，见过向坐在门口晒太阳的瘸子借拐杖的，还见过有顺手抄起身边的小孩儿去撑着的。那些年他见了太多司机用太多东西去撑起他们的后备箱盖，但现在的后备箱可以自动打开了，打开后也不会掉下来了，这样一来，在古巴，那些笤帚、树杈、拐杖和孩子就只是笤帚、树杈、拐杖和孩子了。
在等待其他人拍摄打倒帝国主义广场上的五十三面旗帜[2]的时候，吕伟的后背被一个飞起的浪头打湿，他叫着跳起来，黎成看到了，指着他笑弯了腰，接着端起相机对准他，拍了张照片。那是他从房东家出来后拍的唯一一张，他每次举起相机对准某个地方都对上很久，食指就是不愿按下快门，他觉得没什么值得去拍，破败的东西他见多了，于是将视线从右侧的城市移向了左边的大海，这里海水的那种深蓝色，他倒第一次见。
京昌口渴，他现在很容易口渴，他说自己的淋巴在经历不断地放疗化疗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正常分泌口水。他们离开主路，绕进一栋废楼，找到一间小酒吧，酒吧里坐满了游手好闲的古巴爷们儿，上上下下将他们打量了几遍。他们沿吧台坐了一排，京昌要了杯啤酒。
黎成告诉了他们昨晚胡安跟他讲的。他们相互看看，都觉得没什么，京昌说这事儿又不是古巴才有，中国也有，艾文笑称美国只会干得更凶。京昌一口气把那杯啤酒喝了个见底儿，热烈地打了一串酒嗝，说：“唯一的问题是，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干这事儿的人都是对的人，可看看咱们胡安，那个一开口就脸红的小兄弟？算了吧，他不是干这个的料！他们这叫赶鸭子上架。因为在古巴人人都缺根筋，所以谁上都行，根本不管‘人’适不适合做这个，结果就发生了因为外语好、读过国际关系而被拉去当间谍这种傻逼事儿。”
“就偷偷看看别人邮箱，怎么也和间谍不沾边吧？”黎成辩解。
“我就那么一说。”京昌又要了一杯啤酒，酒保极力推荐另一个牌子，京昌没驳酒保面子，尝了，夸了，然后接着跟其他人说：“所以，事儿没错，错的是人。胡安是个出去了几年，弄懂了自己本性的老实人，和那些不了解自己本性的麻木群众不一样。”
“在这里，他会比别人过得累。”何光说。
黎成问：“我的意思是该不该劝劝他，让他别干了？怎么说都是监视咱们中国人……”
众人默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胡安家的经济状况，没人有资格劝他。
“他已经做了选择，我想那应该是唯一的选择。”京昌看了看吕伟，“你不是也说过吗？在古巴总是没啥可选的，所以，随他吧。”
旁边一桌的古巴爷们儿不知聊起什么，前仰后合地笑了很久，大伙儿被感染，聊了点高兴事儿，提到潜水，京昌又眉飞色舞地讲起了从前的潜水轶事，等他把第二杯喝完准备走人时。酒保又张罗了起来：“要不要再尝尝另一个地方产的啤酒？这是我们刚引进的一个牌子！叫……”
京昌问他们到底有几种啤酒。
酒保说：“这酒馆开了十几年，一直只有一种土啤酒，就是你喝的第一杯，直到两年前他们才有了第二种，而现在，已经有六种啤酒供顾客选择了！”
京昌没要第三杯，只是在离开时向酒吧老板换了点古巴人自己使用的比索[3]。
出门后回到主路，继续向市中心进发，酒吧老板追上来，凑到京昌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之后京昌告诉其他人，老板嘱咐他不要和别人说那些古巴比索是从他那里换到的，因为这是非法的，从前他们不敢换，现在敢了，只是谨小慎微。
“也许……你说得不对，”京昌看着吕伟说。
[1]前苏联轿车。八十年代曾做过北京的出租车。
[2]纪念死于美国制造的一起空难的五十三名古巴曲棍球运动员。
[3]古巴比索，又称土币，古巴可兑换比索和古巴比索的比价为一比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