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成在机场超市匆匆买了盒烟，躲进厕所，从烟盒里抽出一根扔进马桶，把那根大麻插了进去，将整盒烟塞进了托运行李。他没听大家的，没把那根大麻扔掉，他舍不得，总觉得还能派上用场。
装有《三个胡安在海边》的画筒长约一米五，塞不进行李箱，京昌只得一路手持。结果它被先后忘在了到墨西哥城当天的出租车上，墨西哥城的旅馆里，墨西哥城机场的厕所里，以及搭乘的这班飞机上。之前几次多亏其他人轮番提醒，这次则多亏空服细心，将它从后排座椅下找出。艾文对京昌说，你要是再忘了，它就是我的了！那张画艾文也想要，他已开诚布公地提过几次了。
他们经停利马，已是晚上八点。机场人头攒动，所有人都拿着地图，地图上都有个被着重标出的地方，马丘比丘。艾文感叹说，年轻的时候来这里可没这么多人，也没这么多纪念品店。再次起飞。途中艾文告诉其他人，智利人不像南美人，他们比纽约人更冷。
“听过安第斯排箫吗？既空明，又冰冷，正反映出他们的性格。”
黎成想象着，却怎么也想不出冰冷的人该是什么样子。
此时窗外的云彩被灯光照亮，黎成发现一大块明晃晃电路板似的城市正浮向自己，世上离家最远的国度正浮向自己。
当晚一行人夜游了圣地亚哥中心区，在那里每隔一会儿就有辆名贵跑车轰然驶过，黎成看得心花怒放。
夜宵时胡安来电。
“猜我在哪里？”
“美国？”
“美国。”
“你爸还好吗？”
“很好，只是老了。”
“他会替你出飞复活节岛的机票吗？”
“我会跟他说，但不会问他要，所以听天由命吧……但我觉得不容易，别忘了我那么想留中国他都不愿出一分钱，要他买张上千美元的机票送我去参加朋友婚礼就更难为他了，不是吗？”
“别勉强，不要因为机票跟你爸闹僵了！”几个人少有的以哥哥姐姐的口吻嘱咐他。
电话里安静了好久，随后胡安笑着说：“不会更僵了。”
艾文给大家租了辆奔驰。为在那辆车里待久一点，黎成每天都从地图上找出很多需要开车去的地方。
京昌一天比一天兴奋，因为离去复活节岛潜水的日子越来越近。他总是一个人久久地思量着什么，然后笑笑说，冒进了，真是冒进了！每次这样，大伙儿就笑话他，怎么着，又急着去复活节岛喂鱼呀？然后京昌就说后悔告诉了他们。何光和吕伟嘿嘿地笑，艾文和黎成却一脸严肃，黎成总是那样，不足为奇，只是艾文有点反常。
周末，他们去了圣母山上的动物园。布局和大吉岭动物园相似，全是坡，笼子漫山，动物两三只，但在那里能俯视整个圣地亚哥，所以黎成很喜欢。下山，走过聂鲁达故居，黎成坚持要进去看看，他说这里可是聂鲁达住到死的地方！吕伟记得在他房间的书架上见过《伐木者，醒来吧！》。
艾文对故居不感兴趣，觉得故居存在的原因大多不怎么光彩。京昌说他到过的故居分两种，没做好准备成为故居的和做好准备的。此处属于后者，一钉一铆、一砖一瓦都为传颂。黎成不愧曾是好学生，对诗人了如指掌，不少细节连讲解员都不清楚。讲解员是个聂鲁达的信徒，他口中，诗人一生完美。
大家走马观花地回到门口，却迟迟未见黎成。
黎成在故居最深处的一块旧展板上看到“胡安”这个名字，“这个胡安是谁？”
“是这片大陆上最平常的名字，所以是指所有人。”讲解员问，“您的国家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人叫同一个名字？”
黎成随口举了几个例子。
“我叫伊斯拉，这名字也不少，您呢？”
“我的很少见……”
“梨橙？”讲解员重复着，“那么您姓什么呢？”
“黎成是全名，我姓黎，名成。”
“成？什么意思？”
黎成没回答。
讲解员书呆子气浓，却不笨，没追根究底，“通常名字特别的人，人也与众不同”。
黎成尴尬地笑了，忙转问展板上的内容。
讲解员说那是聂鲁达的一段逃亡经历。[1]
圣地亚哥可去的地方不如墨西哥城多，没两天他们就把市中心逛遍了。
一天下午，大家百无聊赖地聚在一个酒馆打着哈欠，黎成指着地图上一个圆圈提议去看赛马，京昌上网一查，当天正是跑马日，于是一呼百应。赶到时马场外已停满了车，和这里相比欧洲马场实在太严肃了，入场前吕伟还担心自己衣着不整，结果发现里面尽是穿裤衩光膀子的粗人。圣地亚哥的马场像公园，跑马日像节日，不但入场免费，押注的下线更低至约两元人民币，且婴幼儿皆可入场。于是马场里人潮汹涌，其中很多对赛马并无兴趣，只是躺在与赛道一栏之隔的草地上晒太阳，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围着父母一会儿一个跟头的绕着，稍大一点的孩子在草地上追逐，他们的名字被大人们不停呼唤着，此起彼伏，有时甚至盖过了马匹冲线时的喝彩声。
五点入场，阳光仍烈，一场马刚跑完。他们没上看台，和孩子们盘坐在草坪上。这时艾文才想起和泰吉到过这里，说这里一点没变。吕伟问艾文，泰吉到底会不会来复活节岛，艾文说这两天会继续催问。再次提到那个日本人，便再次提到了见证人，以及他的家庭。黎成认定泰吉是幸运儿，从小就不自知地被一些极端、强烈的力量推动，最终离开了渴望离开的地方。他说若换作是他，也会离开，而且一去不返。何光忘了告诉他，泰吉在几年前就回家了。
他们在草地上或坐或卧，看赛马一次次奔过面前，日头西斜，它们的影子在赛道上缓缓伸长，如秒针飞转。很快天黑了，照明亮起，又一场马匹展示环节到了，他们掸着屁股上的草起身相马。几轮下来，吕伟注意到何光选马全靠眼缘，哪匹马腿长毛亮就选哪匹；京昌多虑，又看马，又看赔率，又看出赛记录，所以选得最慢。最痛快的反倒是黎成，只押最冷门赔率最大的那匹，而且出乎意料的是，他押的钱也是最多的，其他人每场顶多押十元，而他每场都押一百。何光对他说：“来这里就是为了高兴，当然要押可能会赢的了。”黎成只是说：“万一呢？”马匹被轮流牵出接受检阅，五号、七号、十三号……二号出场，一匹从无参赛经验的小马，黎成看着赔率说，就它了！
他们正要去下注，艾文的手机响了，远在日本的老婆打来的。她已完成所有的申请与审核，正在东京郊外一所孤儿院挑孩子，如果这次和哪个孩子有眼缘，几天后就能领走了。尽管吕伟在看马，但还是留意到了艾文的慌乱。
艾文说：“你看着选吧，是女孩儿就好。”
实际上，艾文老婆的父母是很传统的中国人，岳父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他们领养男孩儿，他当时的原话是，都给别人养孩子了，不养个能传宗接代的就亏大发了！艾文本来对孩子的性别无所谓，只是听岳父这么一说，反而坚持要个女孩儿。因为这事儿，他和岳父僵持了几个月，后来还是岳父松了口，说到底不能有孩子的责任在他的女儿，艾文没抛弃他女儿，他也该知足了。故此，他们最终会有一个女儿。
“实在没办法，政府指定这间孤儿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震后孤儿，是农村孩子，有些土气。”艾文的老婆最讨厌土气，她说孩子太多挑花了眼，想打开视频让艾文拿主意。艾文心里不情愿，想推脱，她说，你以后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了，至少也该发表意见啊！艾文犹豫片刻，打开可视功能，然后看到了一个贴满儿童画的房间和一群扑在镜头前的小眯缝眼，大的有十来岁，小的也就四五岁。有些孩子对他老婆的出现不以为然，画画的画画，发呆的发呆。他老婆拿着手机一个个划过那些孩子的脸，其实作为一个美国人，艾文压根看不出那些日本孩子的长相有什么分别，他只能看出谁高点谁矮点，谁黑点谁白点，谁敦实一点，谁瘦得皮包骨，谁活泼好动，谁打了蔫。于是他瞪大了眼一个个挑着，就这样，其他人在这边相马，他在那边相女儿。一圈下来，艾文白看了，完全说不出个所以然，他老婆问他对哪个孩子比较有好感，没等他回答，她就说其中有几个女孩儿看着可人，没那么土气，但已被其他领养家庭相中，要竞争，要拼家境，她说要艾文做好准备。艾文无奈地连连摇头，愣了一会儿，走到大伙儿身边，“都是亚洲人，你们帮我看看这些日本孩子谁比较可爱，选一个！”
吕伟问：“选一个干吗？”
他说：“做女儿。”
艾文叫老婆拿着手机再走一圈，众人围着他，对每个划过镜头的孩子品头论足，何光突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艾文老婆的画外音在讲解着哪些孩子炙手可热，并让镜头在她们脸上多停留一会儿。他老婆确实是中国人，她眼里的漂亮孩子也是大家看着漂亮的。
很快，焦点聚集在一个白净的、不土气的女孩儿身上，她当时正跪坐在长桌前安静地画着什么，一脸认真，连艾文老婆也不好意思把手机贴在她脸上，只远远地把镜头推了过去。众人大赞女孩儿好看，艾文却皱眉不语。
女孩儿慢慢抬起眼看了下镜头，又漠然地低了下去。
艾文想了想，让老婆过去看看她在画什么，他老婆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身后，把镜头推向画纸。那是张像十几岁孩子画的画，画中是三个人的背影，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女孩儿，他们面对一座二层小楼，小楼的楼顶上还站着一只猫。桌上摊放着各色画笔，可她只选了三种颜色，蓝、绿、黑。艾文老婆说这女孩儿已被三个领养家庭看中，她已做好全力竞争的准备。艾文长叹，让老婆再去看看别的孩子。
之后他们又一同选中了两个，但都因长相出众而早被很多户人家看中。再往下挑，艾文老婆又都看不上。
正束手无策，手机里传来冲马桶的声音，随后是重重的脚步声，艾文老婆下意识地把镜头跟了过去，一个小丫头从厕所里欢蹦乱跳地跑了出来，脸圆圆的，脸蛋上两圈明显的红晕，梳着西瓜头，土气但壮实，整个人圆滚滚的，身上的小毛衣都被绷了起来，一看便知是那种在田埂上打滚、和土狗打架的被放养在田间的村里娃。艾文让老婆去找那丫头的资料，没一会儿知道了她也是个幸存者，父母和爷爷死在了海啸中，奶奶死在了三个月后，丫头在福冈还有个舅舅，但不要她，而且直到现在还没人要她。
这丫头和其他孩子不同，瞳孔里没有死去的父母和被摧毁的家园，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她在房里跑东跑西，也不画画，累了就去摸其他孩子的脸，摸完又看看窗外，一转身望见镜头，咯咯地笑了起来。艾文被勾得不由自主地笑了，他关了可视，走到远处，断然地说：
“就她了！如果这孩子也喜欢你，就她了！”
“不行，这孩子要喜欢咱们两个才能被领走，她必须见过你。”
“现在还没别人打算领养她吧？”
“目前还没有，但这种事哪有准，像买鞋一样，一双鞋摆在那里几个月，眼看就等到打折了，却突然有一天卖出去了。”听艾文没说话，她又说：“你什么时候回来？赶快回来吧。”
艾文思索着。“我尽量吧。”
一个多月后，吕伟得知艾文夫妇成功领养到了那丫头。艾文的岳父母一开始并不喜欢她，觉得丫头土气，但相处没多久也就接受了，毕竟是中国人，开始苛求无比，可接受起现实来又比谁都快。艾文的老婆毕竟生在日本，接受那丫头的时间比她父母长些，回家当天就带着丫头去了东京各大百货商场买回很多名牌童装，说要把丫头变成小公主，就算成不了小公主，至少也要像个城里的女孩儿。艾文为此很不高兴，对老婆说：“你已经让一个人走样了，就让这孩子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艾文挂断电话，回到其他人身边，大家一股脑儿地把刚才憋着没说的都说了。
京昌：挑孩子跟挑大白菜一样，太儿戏！
何光：也太没当爹的样子了吧？
吕伟：走到这步，有些责任是逃避不了的。
黎成：最后那个女孩儿挺可爱的。
艾文被训得抬不起头，只得唯唯诺诺地把目光移向赛道。此时周围突然欢腾起来，呐喊声随纷乱的马蹄声由远而近，飞过眼前。二号马跑了第一，黎成哀号，因为帮着选孩子耽误了下注，“这场马要是买了，能赢三千多呢！”他抱怨。确实，在这事上他有抱怨的资格，这是当天唯一一次爆冷。在圣地亚哥赌马，按赔率买最热的便几乎场场能赢，但赢的钱不会比银行利息多多少。换句话说，每场比赛前马会就先告诉了大家哪匹马会获胜，可让众人奇怪的是，当那匹马第一个冲过终点时几乎全场哀叹，撕碎的马票雪花般铺天盖地地飘落下来。
在圣地亚哥时间短，大家想去的地方又不尽相同，在最后两天，他们白天分头行动，晚上聚餐。通常情况下，黎成跟着吕伟夫妇，艾文和京昌一起，他俩又租了一辆吉普，去要去的地方，比如城里一家又一家的酒馆。
在聂鲁达故居对面的一家酒馆，艾文试探性地问京昌，如果自己最后没当证婚人，提前回了日本，吕伟夫妇会不会生气，“我了解何光，她对什么都看得开，如果知道我为了女儿食言，肯定不会计较。毕竟你认识吕伟久一点，你比较了解他。”
“那么，他就会让我当证婚人的。”
“泰吉会来替我，如果他们愿意，也许还有个人选。”京昌明白他说的是那个女雕塑家。
“他们不会怪你。”京昌确信。
同日，吕伟夫妇和黎成去了圣地亚哥公墓，吕伟到过的最大的墓园，埋着的死人比全城的活人多得多。虽说是座公墓，却没什么人，尤其是深处，进去半个小时，只遇见一个佝偻的老人，哆哆嗦嗦地捧着花挡在车头。他们没催他，跟在后面往前蹭，在殉职警员公墓前随他停下，他把花放在一块墓碑前，站了一会儿就走了。黎成好奇老人来祭谁，去看墓碑，一九五四年生，一九七三年卒，没看出个所以然。向前在一条稍宽的路上，他们经过老人，黎成探出头，因为怕老人英语不佳，只用一个词提问，“搭档？”老人摇头，“儿子。”
何光问老人要不要送他出去，老人就听不懂了，只是摆手。
那顿晚饭，艾文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直到吃得差不多了才开口对何光和吕伟说：
“当不了你们的证婚人了……”
“回去吧。”何光没让他说完，“你应该回去。”
吕伟注意到黎成正直勾勾地盯着艾文，样子比他为难。
艾文说：“泰吉会来接我的班，他老婆已经从非洲回日本了，他们会一起过去。”
吕伟说不要紧，还有那么多人会来，实在不行还有京昌。
“看我说什么来着！”京昌对艾文说。
“对不起。”艾文对吕伟夫妇说。
饭后何光悄悄把艾文拉到一边，严肃地问：
“现在说实话，你这次出来，是为了去见那雕塑家，还是为了躲家里那些闹心事？”
“为了你们的婚礼。”
第二天下午，他离开远征复活节岛的队伍，坐上了回家的飞机。那又是一段漫长的飞行，但好歹这回他不用再坐经济舱了。那天，头等舱里只有他一个，为他单独服务的空姐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对他格外殷勤，有一阵儿甚至坐在了他身旁的位子上，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艾文兴奋地告诉那姑娘，自己就要当一个日本胖丫头的爸爸了，听完，那姑娘告诉艾文自己有男朋友，是个英俊富有的家伙。艾文不知道她说的和自己讲的有什么关系，只是美美地想象着未来的生活，他甚至决定，如果胖丫头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就去乡下买个房子，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想到这里，他又开始憧憬起田园生活。他陶醉地俯视着下方的彩云，突然想起还不知道胖丫头叫什么。
智利没有直飞日本的航班，要先飞美国，他心想既然到了美国，不如去趟纽约探望爸爸。
那晚纽约飘着大雪，他吱吱地踏过一路皑皑白雪，赶到了爸爸位于长岛的住所。
他急切地敲着房门，想告诉爸爸他就要当爷爷了。
开门的是个娇小的亚裔姑娘，和从前一样。艾文当时转身就走，可走出两步又停下了，他抬起头，仰望夜空中飘下来的雪花，叹了口气，一口白烟从嘴里飘出，离开了他的身体。在那亚裔姑娘关门前，他转过了头。
今年初夏艾文去上海出差，和吕伟夫妇在他住的酒店大堂碰了一面。临别前，他神秘地从钱夹里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祖孙三代，艾文怀抱着女儿，他爸爸从身后搂着艾文，一家人看起来很幸福。
那是何光第一次见到艾文爸爸的模样。
“你和你爸一点都不像！”
艾文听了不高兴：“我为什么要像他？”
[1]一九四六年，智利总统倒向反动阵营。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政府对聂鲁达发出通缉令。聂鲁达被朋友带到靠近边境的一个湖边，三个牧马人作为接应，引领他翻过安第斯山脉逃到了阿根廷。后来聂鲁达为保护那三个智利牧民不被迫害，在所有演说致辞中称他们为“三个胡安”。